身份、组织与政治：宋庆龄与保盟—中福会研究

三、国内外形势与香港环境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宋庆龄与国际友人密切交往，构建了她后来个人社会网络的主体框架。1925年秋天，美国记者斯特朗结束了对军阀的采访，来到上海与宋庆龄会见。宋庆龄向她明确表示了自己与共产党和国民党左翼的联盟关系，并指点斯特朗后面的旅程。当斯特朗表示要去看看省港大罢工的复杂性时，宋庆龄给宋子文写信，让他帮助她在访问香港后进入广州⁽¹¹⁹⁾。1927年5月，在“红色的汉口”，斯特朗兴致勃勃地采访了宋庆龄等左翼国民政府领导人，“非常关心中国革命的前途，也关心宋庆龄的处境”。1932年1月11日，斯特朗在莫斯科致函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表示：如果我准备出去采访的话，我唯一希望去的地方就是中国。我到中国以后，会尽力做好介绍共产党的工作，而使其受到公正的对待。如果我去中国采访能够促成一个停战的局面，或许此行还会收到政治的效果。斯特朗被誉为“中国革命的传声筒”⁽¹²⁰⁾。

新西兰人路易·艾黎1927年4月来到上海，一开始在上海虹口区救火会工作，后在租界工部局担任工厂督察。1928年，经上海女青年会的美国朋友莫德·拉塞尔（中文名陆慕德）的介绍，结识了从苏联来到中国的美国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这时，史沫特莱已在莫斯科与宋庆龄结识，到中国后和宋庆龄、陈翰笙等并肩为共产国际工作⁽¹²¹⁾。史沫特莱认识宋庆龄后，把自己周围的许多朋友都先后一一介绍给了宋庆龄，她成了他们之间的桥梁和纽带⁽¹²²⁾。如此，艾黎见到了宋庆龄，而经过艾黎的介绍，美国人耿丽淑认识了史沫特莱、埃德加·斯诺和德国政治经济学作家汉斯·希普等⁽¹²³⁾。乔治·海德姆（马海德）于1933年来到中国，在上海行医，常去一家德国人开的书店看书，通过书店的主人魏德迈女士，在1934年认识了一位叫做派尔的美国朋友，后来正是他把马海德介绍给艾黎。“同艾黎的相识揭开了我生活史上崭新的一页。不是别人，正是他把我引上了中国革命的道路。”⁽¹²⁴⁾1934年11月，马海德应史沫特莱的邀请，参加在宋庆龄住所召开的庆祝苏联十月革命的聚会，得以认识宋庆龄⁽¹²⁵⁾。在宋庆龄的影响下，马海德开始投身革命活动，在他的诊所内开辟了一间专供地下党同志接头的内室，外边有看病的人进进出出，他又是外国人，中国特务对他也不注意，接头的同志在这里很是安全、方便。

斯诺是来自美国的年轻记者，在受委托采访宋庆龄后二人成为朋友，他认为，宋庆龄“把自己和她认为是……中国的真正解放力量联系在一起，这也许就是她在寂寞的生活中的主要慰藉了”⁽¹²⁶⁾。宋庆龄鼓励和支持这些同情中国革命的外国人与中共地下组织建立了联系，使他们不断获得关于江西革命根据地多次反围剿的消息。在宋庆龄的建议下，这些侨居上海的外国青年秘密结集在一起，组成政治学习小组，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研究中国的革命问题，而此时正值红军被迫长征、失败主义蔓延之际。政治学习小组从成立开始，都是由宋庆龄亲自指导的⁽¹²⁷⁾。他们定期开会学习，由英国人巴林博士负责召集，巴林的公开身份是美国人在上海办的一家《大美晚报》的编辑⁽¹²⁸⁾。第一次会议在史沫特莱的伯尔尼公寓进行，参加者除主人外，有艾黎、耿丽淑、乔治·哈特姆、德国夫妇汉斯·希普和特鲁德·卢森堡、活跃的奥地利籍女青年鲁思·韦斯（中国名字魏璐诗）、与路易住同一层楼的电气工程师亚历山大·坎普林（甘普霖）、耿丽淑的女青年会同事陆慕德、利尔·哈斯、邓裕志也是小组成员，还有两位是时代精神书店的荷兰籍经理艾琳·魏德迈和麦伦中学教师曹亮⁽¹²⁹⁾。第一次学习的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章《资产者与无产者》。一位中国联络员还带来一张江西省的大地图，指出蒋介石进行围剿以及后来开展斗争的地方。地下组织还交给他们一些事情做，或要求他们传递信息⁽¹³⁰⁾。有一次，需要在上海设置地下电台，与正在进行的长征保持通讯联系，为安全起见，发报机就安装在艾黎顶楼的房间里。工程师甘普霖不通过电表，直接从干线上接电源，并设法在夜间收发电讯。当然，电台要经常迁移，以免被侦出位置，这样在那里坚持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¹³¹⁾。通过这部电台，宋庆龄才得以与外界联系不致中断。

1932年，史沫特莱帮助宋庆龄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以便向外部世界宣传：在蒋介石的统治下，中国没有民权保障。她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和其他一些项目中同宋庆龄紧密合作⁽¹³²⁾。史沫特莱虽然并非同盟的正式成员，但她作为宋庆龄的英文秘书参加了临时执委会的全部活动，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¹³³⁾。伊罗生是经史沫特莱介绍结识宋庆龄的，民权保障同盟成立时，伊罗生也是中央执委之一。在宋庆龄等人的协同和指导下，史沫特莱参加过许多革命活动，并时刻准备对付那些监视宋庆龄的国民党特务。她还忙于搜集药品，转给前方的战士。在马海德去西北参加红军时，她委托带去了大量的药品和医疗器械⁽¹³⁴⁾。

1934年，由于主编伊罗生急剧转向托派立场，受中共领导的《中国论坛》瓦解，宣传阵地丧失。宋庆龄让史沫特莱帮忙实现一项新的计划：到纽约去筹集资金和人员，以便创办一个可以充当地下共产主义运动坚定喉舌的新的英文刊物，取代《中国论坛》⁽¹³⁵⁾。她们一致认为，必须有一份能够公开批评蒋介石而从一种反蒋和亲中国共产党的角度报道政治局势的刊物，而这样一份刊物将不得不使用英语、由国民党奈何不得的外国人编辑、在南京政府鞭长莫及的租界内出版。为了成立这样一个机构，大约在1935年下半年，宋庆龄曾三次把开办费交给了史沫特莱。而史沫特莱往纽约寄去好几封信，请白劳德——美国共产党的总书记，派个能够编辑和出版新刊物的人员到上海来。1936年，经过史沫特莱的再三请求，白劳德终于派来了他自己的秘书格雷斯·格兰尼奇（Grace Granich）和她的丈夫曼尼（Manny Granich）。格兰尼奇夫妇在上海两年期间，不仅努力办好《中国呼声》，而且竭尽所能帮助中国人民的斗争。他们密切注视解放区的情况发展，并介绍了不少学生去延安。他们与宋庆龄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关键时刻，特别在西安事变期间，为了防止国民党特务搜查她的房子，他们一度迁住在她家里以便保护她⁽¹³⁶⁾。由此可见，国际友人为宋庆龄在大上海从事革命工作提供了很大便利。

宋庆龄向新创建的红色根据地运送武器弹药，是采用作为寄给外国人的货物托运的办法，这样可以不受检查。一个名叫赫伯特·温奇的牙科医生是从希特勒德国来的难民，他在西安开了一个诊所，许多货物运到他那里，箱子上注明是医药用品⁽¹³⁷⁾。在西安事变后，张学良送蒋回南京被扣押，西安陷入骚乱，温奇从诊所出来，被流弹击中死在街上，史沫特莱刚好目睹这一幕。1935年，上海学习小组的巴林死了，传说他是因神经失常而自杀的，但据当时最能了解情况的史沫特莱说，他是被上海的大秘密社团——青帮的职业凶手枪杀的⁽¹³⁸⁾。青帮与公共租界警察的特务部门沆瀣一气，学习小组坚持了一段时间不得不结束了。后来，这些人中有的留在上海，有的去了抗战军队，如史沫特莱和汉斯·希普，而艾黎、耿丽淑和魏璐诗都参加了“工合”或“保盟”，帮助宋庆龄开展工作。

爱泼斯坦是《北平时事日报》的兼职记者，那时国民党一再发布宣称毛泽东、朱德或其他红军将领死亡或被击毙的官方消息，针对这些不实报道，爱泼斯坦为这条新闻加了个标题“朱德再次被杀”⁽¹³⁹⁾。不久，被报社总经理通知不再需要他了。英国人邱茉莉对合作社的兴趣来自他父亲，早在1894年，即邱茉莉出生之前十年，她父亲就在本村创办了一所合作社，向农民提供车辆及其他设施，以帮助他们把奶牛场的产品运销出去。1935年，邱茉莉在国际性学术团体“太平洋关系学会”找到一份工作，有机会到世界各地旅行，后进入纽约总部。在加利福尼亚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上，接触到中国共产党人——当时他们还没公开身份——冀朝鼎博士和陈翰笙博士，感觉非常投合⁽¹⁴⁰⁾。正是通过陈翰笙的关系，爱泼斯坦才认识了邱茉莉⁽¹⁴¹⁾，并最终结为夫妇。后来，他们分别在保盟和工合效力。

宋庆龄早在淞沪抗战期间，就与中共代表潘汉年保持密切联系，互相通报情况，共商抗日良策。当她得知八路军挺进敌后、开入山西抗日的消息后，……立即与何香凝一起帮助“八办”向上海各界募集大批物资、支援八路军⁽¹⁴²⁾。但1937年底，日军先后侵占上海、南京，华东势危，此时的上海，对宋庆龄来说是个危境，更不可能再继续革命活动了。孤身一人的宋庆龄该去哪里，又能做些什么呢？(www.xing528.com)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略、中国抗战爆发后，尽管各国政府对日本仍持观望绥靖态度，不少主张正义的外国人怀着对中国人民的同情，成立了许多反日援华团体，相继开展募捐支援活动。以英、美两个主要国家为例，1937年9月23日，英国成立“全英援华运动总会”（China Companion Committee），讨论决定了三项任务：一是从经济方面为中国提供医药和服装等生活用品；二是从政治方面，由总会并通过一切国际团体组织各种会议，动员团结全国人民，抗议日本侵华，抵制日本贸易，督促各方采用一切手段援助中国；三是从宣传方面对新闻媒介和社会团体“供给一切关于日本侵略问题之讲演者及文献”⁽¹⁴³⁾。10月6日，组建成医药组（后改为救济组），得到英国各阶层民众的广泛响应，出现了捐献钱物的热潮。10月9日，就向中国空运了药品、衣被、食品等物资。并由民间援助向政府方向发展，英国政府发动市长捐献了数额可观的英镑。如10月底的一星期内，该委员会即将1 800码消毒纱布，224磅的棉织毛织品和大批绷带直接运交宋美龄⁽¹⁴⁴⁾。此后，援华会每星期都有大批捐款和物资经香港转运到中国大陆。但由于中方没有接受捐赠的专门机构，捐赠活动显得杂乱无章。有的寄给国民政府，有的寄给了卫生署，有的寄给了汉口红十字会，有的寄给了地方政府，也有少数寄给了八路军。全美学生会得知日军在华暴行后，于12月30日在纽约召开会议，有六百余人出席，代表一百五十余所美国大学，商议援华反日和开展抵制日货斗争。代表们当场将自己身上的日产丝袜和丝围巾解下来焚毁，以表示抵制日货的决心和对日军在华兽行的抗议⁽¹⁴⁵⁾。美国波斯顿大学五百余名学生与当地群众举行示威，将日货三十八箱投入大海，表示援华反日⁽¹⁴⁶⁾。

华侨也自发行动起来，1938年5月，暹罗校书服务社同仁与华侨抗日会共同捐款港币3 963.43元，化名“康联”汇款给廖承志，但不知为何写成了“廖志承”，造成无法收款的情况。广东银行暹罗分行曾致函查询，“廖志承先生是否第八路军主任请代查明见复”。总行复曰，“因该处地址不明无从代询，且第八路军主任是廖承志”⁽¹⁴⁷⁾。这样一来一往，迁延一个多月才得以收款。以上事实说明，国际上对中国抗日是积极支持并愿意进行物质援助的，但需要一个合适的机构来接受捐赠并进行合理分配。

当时中国处在抗战初期的被动阶段，内地与外国的联系几乎都被封锁、隔绝，一重封锁是由于日军占领了沿海城市、控制海岸线构成的封锁，另一重封锁是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和根据地进行的物资供应的封锁及新闻的封锁，禁止向根据地供应物资，甚至医疗用品也不让供应。同时既不让外部的新闻传到内部，又不让把抗日军民作战的消息传到外部⁽¹⁴⁸⁾。香港是中国当时唯一与外界有联系的窗口，而且已经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军事装备运输大动脉，同时它还是医疗救援物资的主要通道和集散地。香港地理位置和政治条件的特殊性，对于开辟国际国内抗日统一战线十分有利：香港毗邻华南地区，与中共领导的东江纵队根据地仅一海之隔，便于与内地往来；香港是国际通商口岸，便于广泛接触同情我国人民的外国朋友，有利于争取国际援助。况且，“由于香港地区的特殊条件，开展工作时可避免受到国民党当局直接的干扰和破坏”⁽¹⁴⁹⁾。

香港各阶层民众自始至终关心和支援祖国抗战。香港虽然处在英国殖民统治下，但绝大部分居民是中国人，具有爱国心。香港民众曾以组织救护队、回乡服务团等形式援助祖国抗战，早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上海中华医学会会长牛惠生博士呼吁香港中华医学会支援上海抗战，得到热烈响应。香港的施正信医生、冯庆友医生等十余名医护人员组成香港医疗护理队开赴上海，到设在公共租界的收容伤兵医院工作了一个多月。莫应溎组织了一支75人组成的“香港华人救伤队”，自任队长，并捐献一部救护车，携备药品及医疗器械亲赴上海抢救抗日部队⁽¹⁵⁰⁾。“七七事变”后，香港有数十个以援助抗战为宗旨的社会团体纷纷成立。这些团体广泛开展活动募集捐款。如香港学生赈济会从1937年9月至1938年5月，通过街头卖花、卖物会、义唱、义演、节食活动等方式，募集港币两万余元。这固然是因为，“香港的生存，所有居民的生计——无论他是白种人还是黄种人，都将取决于中国在战争中的胜利”⁽¹⁵¹⁾。同时也说明香港有良好的民众基础，有利于开展募捐抗战活动。

至于港英政府方面，周恩来特地当面告诉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将军说：由于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敌，赢得我国海外广大华侨的钦佩，纷纷捐助物资、药品和款项，因此，我们需在港设立办事处接收，请转告港督加以关照⁽¹⁵²⁾。这样，双方在口头上达成默契，中共可以在香港设立秘密的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默察国际国内形势，向中央提议派廖承志去香港筹建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毛泽东表示同意，并找廖承志谈话：“统战工作很重要，政策性很强，你在国民党那边有许多朋友，你要团结左派，争取中间派，扩大统一战线，推动抗日救国运动”。又说，“小廖，你到南京跟剑英同志先工作一段，熟悉熟悉‘行情’，再到香港开分号！⁽¹⁵³⁾”廖承志辗转到港后即着手准备，于1938年1月成立香港八路军办事处。白求恩过港赴延安时，廖承志与邓文钊、廖梦醒组织了一个加拿大医疗小组，但“苦于声望不足，迄无建树”⁽¹⁵⁴⁾。而且，3月12日，为办事处机关作掩护的“粤华公司”被港英警察查封，并抓走了连贯等七人。处于秘密状态下的八路军办事处，要想在香港站稳脚跟、打开局面，仅靠廖承志等人是不够的。

在1938年至1941年香港陷落的4年中，许许多多的援华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福利和爱国委员会如雨后春笋一般在香港空前发展。这个英属殖民地是遍布东南亚各地——南至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海外华侨的天然中心。华人的资本、华人的金钱源源流入香港，经香港流入大陆，“只要人们还认为接受和分配这种资金的人是可以信赖的，这种资金的内流就会连绵不断”⁽¹⁵⁵⁾。因此，新的机构必须由一个享有国际声望、值得信赖的人来领导。这个合适人选，非宋庆龄莫属。孙中山早年投身革命事业时，就以港澳为基地，与东南亚、南洋和夏威夷等地的华侨建立了密切联系，这给宋庆龄创造了一定的人脉基础。根据个人条件，在香港这个相对自由又易于与国际联系的地方，宋庆龄可以更便利地为抗战事业多做工作。

如果说，宋庆龄早年是受惠于孙中山的威望，才得到民众敬爱的话，那么在孙中山逝世后，一系列政治事件已经把宋庆龄锻炼成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宋庆龄用实际行动向国内外证明了自己。1927年12月，国际反帝国主义同盟在比利时召开成立大会，1928年12月和1929年8月在德国又召开两次大会，宋庆龄因故没能参加，但都被选为名誉主席。1932年，她是国际非战及反对日本对中国之侵略大会筹备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委员，1933年9月，她又被推选为远东反帝反战同盟中国分会主席，她还是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副主席。1932年8月27—31日，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大会召开，代表世界各地三万余个群众组织的两千两百余名代表出席，宋庆龄未能莅会，被推选为名誉主席。大会宣布正式成立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宋庆龄当选为委员⁽¹⁵⁶⁾。1933年12月29日，上海女声社发起选举中国现代女伟人民意测验，宋庆龄被推选为现代女伟人的第一名⁽¹⁵⁷⁾。很显然，宋庆龄有独特的政治地位，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威望，有巨大的爱国热情，与世界各国又有广泛的联系，是发起组织国际统战机构，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争取世界人民、海外华侨支援中国抗战的理想人物。由宋庆龄来办理募捐支援抗战，确实是众望所归的。

宋庆龄是尊重中共中央、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意见撤离上海来到香港的，当接到中共联络员李云送交的中共中央电报时，立即表示同意由李云陪同移居香港⁽¹⁵⁸⁾。宋庆龄同周恩来仔细商量，决定把香港变成一条同外界联系的渠道，以便取得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和海外华侨的支持，其目的是加强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和全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只有她才能“最广泛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性，最充分发挥各路人马的聪明才智”，她是“国际友人和海外华侨心里的一面旗帜”⁽¹⁵⁹⁾。宋庆龄由于她的经历、她的坚定的原则性和磁石般的个人魅力，不可替代地成为这一事业的支柱和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