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与国共的初期交锋

二、宋庆龄与国共的早期过从

宋庆龄与孙中山的结合，改变了整个宋氏家族的命运，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影响了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走向。有人认为，“宋庆龄同孙逸仙的婚姻，是她的兄弟和姐妹后来大发其财的基础，他们因此成了他们那个时代最富有的人”⁽⁴¹⁾。孙中山的追随者们，认为孙中山的结婚表明中国人可以打破过去的框框。与多数年轻的一代一样，他们认为任何蔑视旧俗的行动都是进步的表现⁽⁴²⁾。这样，孙宋联姻被家庭及社会所承认，相应地，宋庆龄作为孙中山夫人被政界和公众所接受，为她以后走上政治道路铺垫下绝好的人脉。但她早年在国民党内很少公开发表政治见解，仅作为孙中山的追随者出现于公众面前，世人大多是出于对国父的尊敬才惠及于她，这种情况在孙中山逝世后才有所改观。在政治表象上，国民党一直奉孙中山为领袖，对孙的遗孀宋庆龄也还有着基本的尊重，但由于宋较少直接参与政治，蒋介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未把这个年轻的留美女学生看作一个政治力量，更没有以足够认真的态度来对待，这应该是他的一个失策。

1925年6月18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八十八次会议，何香凝请辞妇女部长并推荐宋庆龄接任，称赞她“学问贯中西，阅历经验广”，“藉其声望，党务可发展”，而且“造福女界，正未有涯”。何香凝的另一条重要理由是：“孙夫人独居沪上，过于寂寥”⁽⁴³⁾，说明何香凝没有忘记孙中山的临终嘱托。会议讨论了这个提议，并一致通过。遂在23日由廖仲恺、邹鲁、汪精卫联名致函宋庆龄，“敬祈慨允担任”。宋庆龄于7月25日复函，以“德薄能鲜……且远居申江”为辞谦让，请“另选高者，以充此席”。这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已于7月1日在广州正式成立。8月7日邹鲁又来电、12月4日何香凝来函，再次催请就职。宋庆龄一直拒不就任，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2月22日召开的第一二八次会议，同意何香凝再次呈请宋庆龄接任妇女部长的要求。但宋庆龄一直坚辞，不去广州就任。

12月31日，妇女部长何香凝提名、广东省党部选举大会投票通过，宋庆龄正式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⁴⁴⁾，这是宋庆龄在国民党的第一个重要职务。大会于1926年1月1日在广州开幕，宋庆龄3日从上海启程，7日经香港抵达广州，受到社会各界两万余人的欢迎，并在当日下午的会议上，由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提议担任主席团主席，全体一致鼓掌通过⁽⁴⁵⁾。1月8日，宋庆龄正式出席代表大会，发表演说，抱歉“因为种种的环境，不能早日来此，参与盛会”，希望革命党人“团结坚固……先生的主义成功不成功，全仗诸君的努力”⁽⁴⁶⁾。16日，宋庆龄当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在249张有效票中得245张⁽⁴⁷⁾。接着在1月22—23日举行的国民党二届一中全会上，宋庆龄仍不接受妇女部长任职，被推选为特派驻上海的中央执行委员⁽⁴⁸⁾。1927年2月23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在汉口召开，一致认为，“为应付目前各种重要问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非从速增加不可”，于是宋庆龄等五人被增选为政治委员⁽⁴⁹⁾。3月7日，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预备会上，宋庆龄被选主席团成员，她极为谦虚，提出不担任这个重要职务，彭泽民、吴玉章劝说“已推定，不必告辞”⁽⁵⁰⁾。在二届三中全会上，宋庆龄所表现出的竭力维护孙中山的革命旗帜和革命政策的鲜明态度和坚定立场，“深得与会者的信任和尊敬”，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⁵¹⁾。并在3月20日，与新当选委员集体宣誓就职。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宋庆龄进入国民党核心领导层，虽没有任实职，但政治地位迅速提升。

据信，孙中山逝世，蒋介石即向宋庆龄求婚，宋庆龄认为，“这是政治，不是爱情”，断然拒绝⁽⁵²⁾。蒋介石发动政变后，宋庆龄在武汉坚决抵制，她一周内连续参加重要会议，如7月13日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15日的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18日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讨论政变后的有关问题，通过惩治蒋介石的决议⁽⁵³⁾，表示与之决裂。接着，汪精卫步蒋后尘分共，宋庆龄对国民党非常失望，宣布暂时引退，8月底出访苏联。1929年3月26日，宋庆龄被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当时她还在国外，并未出席⁽⁵⁴⁾。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召开前夕，6月9日，宋美龄专程赶赴上海，邀请宋庆龄赴南京参加全会，被宋庆龄拒绝⁽⁵⁵⁾。1931年12月下旬，她又被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选为中央执行委员⁽⁵⁶⁾。这也是在宋庆龄不愿出席的情况下授予的任命，她并没有接受。1932年9月7日，宋美龄从武汉来沪看望宋庆龄，其真实目的是奉蒋介石令，劝宋庆龄赴南京居住并在政府任职，遭到拒绝⁽⁵⁷⁾。

宋子文和宋美龄希望她归顺（至少不要妨碍）蒋政权，甚至母亲也来劝说，但都无济于事，她“公众的责任感大于家庭私情”⁽⁵⁸⁾。对于宋美龄与蒋介石结婚，宋庆龄显然是持不赞成态度的，“这一婚姻，双方都是出于投机”⁽⁵⁹⁾。孙中山在世时，蒋介石就已经央求他向宋庆龄说亲。由于宋庆龄对他私生活的放荡十分痛恨，所以“宁愿美龄死掉，也不愿美龄嫁给他”⁽⁶⁰⁾。但宋蔼龄却经常在宋美龄面前夸奖蒋，认为“宋家可以利用这个人”⁽⁶¹⁾。有人认为，“宋氏家族的对立和分裂，主要体现在宋蔼龄与宋庆龄两个人的针锋相对上。而宋美龄的婚姻导致了宋庆龄与宋氏家庭的分裂”⁽⁶²⁾。宋庆龄没什么积蓄，孙中山逝世后，“许崇清给孙夫人送去几千元，她都没有收”⁽⁶³⁾，尽管经济上一度处境窘迫，却不愿妥协。1931年4月底，宋庆龄在德国接家中电报说母亲病了，她既牵挂母亲极想回去探望，又怕这是国民党即将召开全国代表大会骗她回国的手段。因此于5月1日，写信给杨杏佛，请其核实情况⁽⁶⁴⁾。宋母去世后，宋庆龄回国奔丧，“宋老太大……的死，并没有使那根联结子女的纽带松散，而且似乎更加强了”⁽⁶⁵⁾。在万国公墓行祭礼时，宋家姐妹都泣不成声。行完祭礼后，宋子文悲痛地说：“我们没有妈妈了！”惹得姐弟们又哭泣起来⁽⁶⁶⁾。母亲的离世让他们体会到手足情深，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兄弟姐妹间的紧张关系。

宋子文对二姐是心存感激的，正是在宋庆龄的帮助下，他顺利踏上仕途并打下良好基础，所以，“无论政治局势如何变幻不定，各自追求的目标和所走的道路有何不同”，但在私人关系上，他们“始终保持着姐弟情谊”⁽⁶⁷⁾。早在1923年3月，宋庆龄向孙中山推荐宋子文，孙中山马上委任他为英文秘书。4月24日，又派他为中央银行筹备员⁽⁶⁸⁾。从此，宋子文走上金融道路，直到执掌国民政府财政部。后来，由于政治取向的不同导致姐弟俩关系一度紧张，但从没完全断绝。日军侵犯上海时，宋子文主张持强硬立场。他公开发表谈话，提出应该“以举国一致之力量，对外来侵略，作最后之抵御”⁽⁶⁹⁾。他还说，“假若中国要在共产主义与日本军国主义的军事统治之间做出抉择的话，中国将选择共产主义”⁽⁷⁰⁾。由此可知，宋子文在民族大义上还是毫不含糊的。到抗战时期，姐弟俩的抗日主张和基本出发点尽管并不一致，但“有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认识基础，两人的往来接触日益增多，逐渐弥合了自1927年以后宋子文和武汉国民党‘左派’政府，倒向蒋介石为首的‘右派’政权带来的政治裂痕”⁽⁷¹⁾，并互相支持。

1937年9月1日，国民政府为了筹募抗战经费，推行战时财政，决定发行五万万元救国公债。时任救国公债劝募委员会总会会长的宋子文，邀请二姐出任该会常务理事，宋庆龄认为此举符合抗战需要，决定予以支持，与何香凝一起积极动员上海各界妇女开展献金运动，目标为两千万元，并提议把9月5日作为上海妇女首次“献金”的日子。这时，“妇慰上海分会”包括国民党市党部方面的妇女团体已有会员二十二个，仅“妇慰分会”的常委就带头认购了两万三千余元⁽⁷²⁾。广大妇女纷纷来到南京路上的上海女子银行，踊跃献金购买救国公债，更出现了新娘献上结婚戒指、老太太捐出珍藏多年首饰的动人事迹。在妇女界和其他各界同胞的支持下，仅仅一个月，救国公债的认购额就达到二亿四千多万元⁽⁷³⁾，提前完成了女界认购救国公债的既定目标。可见，宋庆龄非常支持宋子文为抗战所做的工作。另一个弟弟宋子安与宋庆龄比较好，还来告诉她一点消息。

至于宋蔼龄方面，孔家的大儿子孔令侃在圣约翰大学读书，常去看望姨妈宋庆龄，告诉她一些南京政府的情况，因为孔家大人讲事情并不回避孩子。但西安事变时，“他的父母不准他来我家了，这不是看得很清楚吗？样样都是从政治上分的，什么姊妹之情，都是空的、表面的”。“我们姐妹关系不及一些好朋友，……谈不到什么骨肉之情。彼此都用夫人称呼，她们叫我孙夫人，我叫她们孔夫人、蒋夫人”⁽⁷⁴⁾。宋美龄一开始确实对宋庆龄有误解，但她不知张、杨的态度，尤其不了解中共的立场，只好请宋子文去见二姐，希望能探听出中共方面的态度与动向，并央求她出面斡旋⁽⁷⁵⁾。事实证明，宋庆龄对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有一定作用的。因此，宋美龄忆述当时情形，“当余心精神肉体忧劳交迫之时，孔部长及余两姊孔夫人、孙夫人与其他戚友，掬诚慰藉，爱护之情，至足铭感”。“余竭全力求赴西安，孔部长与余诸姊弟皆愿伴余同往，尤足感人。”⁽⁷⁶⁾表达出对二姐宋庆龄的感激，关系有所缓和。

全面抗战爆发后，姐妹俩既有合作，又有争斗。宋庆龄与何香凝为发动各界妇女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曾以原救国妇女运动领袖为核心，团结了宋蔼龄、张学良夫人于凤至、孙科夫人陈淑英，以及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夫人、上海市市长俞鸿钧夫人，还有黄金荣、杜月笙、虞洽卿的夫人等，建立上海妇女界抗日救亡组织——上海市妇女抗敌后援会。7月22日举行成立大会，以“号召妇女团体抗敌以及战时负救护慰劳救济工作”为宗旨。宋庆龄被推选为理事，并于23日发表《告全国妇女书》，号召妇女与男同胞共赴国难⁽⁷⁷⁾。8月1日，宋美龄在南京成立了以她任主席的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致电各地妇女界，要求从速组织分会，与总会取得联系，以便全力救国⁽⁷⁸⁾。为了取得公开活动的合法地位，有利于抗日救亡运动的进行，宋庆龄、何香凝从全局出发，经征求其他妇女领袖的同意，立刻将她们原发起组织的上海妇女抗敌后援会改名为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上海分会，简称“妇慰分会”，从属于南京妇慰总会，以避免分裂，但同时也保留一定的组织和活动独立性。并向上海市各界抗战后援会登记备案，仍由何香凝任主席，俞鸿钧和杜月笙的夫人担任副主席。而宋庆龄、宋蔼龄也仍为理事。这样，原来持不同政见、势如水火的宋氏三姐妹为了共赴国难这个共同目标走到了一起，成为团结抗战的象征。8月13日淞沪抗战时，宋蔼龄也慷慨解囊，向军队捐赠了三辆救护车、三十七辆军用卡车，并不时地运送粮食到上海租界的难民营，救济难民⁽⁷⁹⁾。

事实上，在大革命失败、三民主义道路因蒋汪背叛而中断后，宋庆龄在政治上已开始逐渐远离国民党。1927年11月，宋庆龄与邓演达、陈友仁等在莫斯科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表明她作为一个正式的政治力量，走上与蒋对立的历史舞台。这时，在莫斯科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任研究员的陈翰笙常去拜访她，畅谈国内时局、国民党情况及国共合作问题。回国后，宋庆龄并没马上参与政治活动。邓演达被难后，12月19日，谢树英代表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由杨杏佛陪同谒见宋庆龄。谢请宋出面领导，她沉默半晌，凄然问答：“我暂时不能出来！我写个宣言给你”，又说，“你们要继续干下去！”谢提出请黄琪翔来领导如何？宋未明确表示意见，只说：“你们商量去。”接着，宋庆龄用英文草拟了一份宣言，谢树英翻译后、与陈翰笙送到《申报》馆，次日即登载了《宋庆龄宣言》⁽⁸⁰⁾。1932年12月，宋庆龄与蔡元培、鲁迅等发起组织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陈翰笙也参与组织⁽⁸¹⁾，宋庆龄任主席，宗旨是“唤起民众努力于民权之保障”⁽⁸²⁾。随后，总干事杨杏佛又遭刺杀，宋庆龄始知与国民党谈政治之不可为，思想上有了很大震动。正因为此，有人认为，“20世纪30年代初期，宋庆龄要做的每件事都遭到了挫折”⁽⁸³⁾。事实上，从1935年起，面对着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宋庆龄在“反蒋”和“抗日”两方面，都已处于难以有所作为的困境⁽⁸⁴⁾，她的存在给人更多的是一种精神意义上的鼓舞。

日军侵华步伐加速，宋庆龄全力投身于救亡运动，她与民主党派、人士开始了广泛的交往和联系。1936年5月31日到6月1日，在宋庆龄等人的号召和领导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以“团结全国救国力量，统一救国方策，保障领土完整，图谋民族解放”为宗旨⁽⁸⁵⁾。宋庆龄被选为执行委员，并将自己寓所作为救国会进行抗日救亡运动的内部联络的总部⁽⁸⁶⁾。9月18日，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等二十多个团体在沪南举行“九·一八”纪念碑奠基礼，国民党当局出动军警弹压，枪伤示威者一百余人，逮捕二十余人，数十人失踪，造成“九·一八惨案”。11月23日，在日本军国主义的施压下，国民党当局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沈钧儒等7人非法逮捕，史称“七君子事件”⁽⁸⁷⁾。宋庆龄写信请冯玉祥等人共同营救七君子⁽⁸⁸⁾，掀起声势浩大的救国入狱运动，起到一定作用，但直到全面抗战爆发，七君子才被无罪释放。(www.xing528.com)

宋庆龄既不受国民党名利的诱惑，也不惧其对个人生命安全的威胁。爱泼斯坦对她作过这样的评述：“宋庆龄本人在世界上‘超前的反法西斯’行列中早就赢得了受尊敬的地位。她的反法西斯思想可以追溯到20年代初期。她的这一立场甚至在德国纳粹掌权之前很久就很明确。她不但在日本，也在蒋介石的亲信和杀手组织‘蓝衣社’身上，闻到了同纳粹一脉相通的气息。”⁽⁸⁹⁾在华记者埃贡·埃尔文·基希描述说，“恪守孙逸仙的理想的孙逸仙夫人，不得不住在上海的外国租界，被列强的十四个暗探机关侦察着。如果她要走进中国地界，她很可能遭受那自称是她丈夫的党的那个党的狙击”⁽⁹⁰⁾。特务曾用美男计接近宋庆龄的女佣，寻机暗害宋庆龄，但很快被识破而未得逞。还打算用制造“车祸”的办法，将宋撞伤，让她住进医院，再通过医护人员给她造成长期住院，不死不活地过下去，这就可以彻底解决这位无法对付的人了。最后蒋介石怕自找麻烦，才决定取消计划。戴笠说：“如果撞死了宋先生，多少人都会要求彻底追查，查去查来，查出是我叫人干的，再向上追，恐怕连蒋介石也要感到头痛，脱不了手。”⁽⁹¹⁾

蒋介石不可能与宋氏家族完全决裂，他对宋庆龄采取高姿态，至少在公共场合是这样，而与此同时小报对她进行诽谤，上海的帮会流氓对她进行毫不客气的威胁。但不管怎样，宋庆龄是宋氏家族中的一个成员，蒋决心要保持同宋家的关系，他甚至可能不愿人们对她有太多的非议。当然，采取一些手段对她施加政治压力还是必要的。西安事变后，宋庆龄收到一封恐吓信，附有两颗子弹，内容大意是：你勾结张学良、杨虎城扣留蒋委员长，如果蒋委员长发生意外，这些子弹是不认人的⁽⁹²⁾。

国民党每当陷入僵局时，总是会想到宋庆龄的作用。如为与中共商谈联合抗日，国民党派出几路人马探寻各种渠道。陈立夫、陈果夫负责办理，他们交CC派骨干、时任铁道部次长的曾养甫及其下属谌小岑具体执行。两党最高层的联络自1927年后基本断绝，曾、谌为此想过种种办法：把狱中关押的中共重要领导人放出去联络？因遭到中统的反对而放弃；让大叛徒进苏区联络？因遭到上海地下党的坚拒而作罢⁽⁹³⁾。最终，还是通过宋子文找宋庆龄，由宋庆龄派董健吾赴苏区才接通联系。西安事变后，蒋表示同意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宋庆龄出席了1937年2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并发表《实行孙中山的遗嘱》的演说词。这是宋庆龄发表声明抗议蒋介石发动政变、违反孙中山革命原则与政策，辞去国民党中央委员职务，并拒绝担任国民党任何工作近十年来第一次、也是她最后一次出席国民党中央全会，标志着宋庆龄由与蒋完全对立到在对抗中求合作的转变。对国民党的《抗战建国纲领》，宋庆龄表示诚挚的欢迎，她联合何香凝发表声明表示拥护，并向国民党提出切实的建议⁽⁹⁴⁾。

自孙中山决定联共后，宋庆龄与中共也开始有了接触，但并无深度交往。宋庆龄与中共最早的正式联系，始自1926年底。为救济一切解放运动之被难者、发扬世界被压迫民族团结精神，中国共产党联络社会知名人士于1925年9月发起组织中国济难会，10月召开代表大会正式成立，总会设在上海，开展募捐、救济在历次革命运动和惨案中死伤或入狱者及其家属，抗议各国和军阀镇压、屠杀人民的暴行。1926年12月23日，宋庆龄与徐谦、于右任、吴稚晖、蔡元培、柏文蔚、王正廷、许世英等被聘为中国济难会名誉董事，“参与规划，共理会务”⁽⁹⁵⁾。这是宋庆龄与中共在救济事业上合作的开端。蒋汪相继政变后，宋庆龄仍坚持孙中山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与中共处于同一战线，并在南昌起义通电上署名。

此后，宋庆龄秘密出访苏联，回国后被共产国际发展为地下党员，为共产国际工作且帮助中共，但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共并不知情。直到1932年发生震惊中外的“牛兰事件”⁽⁹⁶⁾，共产国际因牛兰是重要领导成员，多方设法解救，让宋庆龄也利用个人关系呼吁，这就与中共方面不可避免地直接打交道。这时，中共特工潘汉年等才有所了解，但很疑惑：“不知怎么搞的，他们会把第三国际的关系交给孙夫人！？”⁽⁹⁷⁾1932年至1933年，宋庆龄与中共之间开始秘密联系，由董健吾的13岁女儿担任地下小交通，负责为宋庆龄与中共传递信件，直到1936年底⁽⁹⁸⁾。中共确知宋庆龄的共产国际身份，应该是在1933年，陈赓、罗登贤、廖承志等被捕，而中共无法出面营救。4月5日，宋庆龄与杨杏佛、沈钧儒、伊罗生等民保盟成员专程赶到南京，开展营救活动。她巧借视察监狱之机，将党组织给狱中同志指示的纸条扔在地上，接通了狱中陈赓与党组织的联系⁽⁹⁹⁾。宋庆龄与何香凝联名向国民党交涉，廖承志才得以释放。后宋庆龄秘密来到廖家，向廖承志明示自己是共产国际代表，让他介绍在上海的秘密工作情况并写出叛徒名单，由宋庆龄转交中共⁽¹⁰⁰⁾。

1933年，中共在抗日统一战线策略上有了新发展，宋庆龄与其合作，联合三十多个团体成立了“国民御侮自救会”，宋庆龄任会长。在3月8日的筹备大会上，宋庆龄向当局提出发动中国抗战的四项要求⁽¹⁰¹⁾。她还着重宣传了中共提出的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军队共同抗日的主张。有一个时期，需要从沪东去取一箱枪支弹药，秘密运送给红军。尽管巡捕检查得很严，宋庆龄竟把武器放在乘坐的黄包车车座下，顺利透过租界上的重重哨卡⁽¹⁰²⁾。由于共产党利用御侮会大力购买武器、鼓吹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政权。因此，4月中旬，御侮会总会被租界捕房搜查。宋庆龄不尽赞同共产党的“左”倾行动，4月23日，她致函国民御侮自救会，“因庆龄所任其他工作，已感时间精力穷于应付，万难再尸位误事”，要求辞去该会主席职务，表示“此后仍当以会员一份子之地位，……努力御侮工作。”“庆龄对一切事业，向来量力负责，不作虚伪谦让。”⁽¹⁰³⁾这是她自感无力纠正御侮会“左”倾错误而作的消极抵制。在与共产党长期合作的历史上，宋庆龄承担领导职务旋即辞去，唯有这一次。然而御侮会没有从活动受挫、宋庆龄辞职的事实中吸取教训，“左”倾错误在随后的“五一”游行和“飞行集会”中再次升级，终于使革命力量遭到重大损失。御侮会成员60余人被捕，总会及各分会都被国民党市政府查封，主持总会工作的共产党人也先后被捕，御侮会就此瓦解。

1934年，中共提出的《抗日救国六大纲领》即《中华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是由上海地下党召集会议，宋庆龄任会长，向参加会议的英、法、比等国领导人以及其他代表宣读六大纲领，并由宋庆龄签名公布⁽¹⁰⁴⁾。可见，像宋庆龄经常说的那样，她不是中共党员，但她是中国革命的一员，并显然与中共建立了一定的合作关系。1934年夏，因江西苏区遭围剿而形势困难，中共中央指示上海局书记盛忠亮约宋庆龄会谈，请求她在国民党统治区发起运动，以减轻国民党对苏区的压力。宋庆龄答应竭尽全力来帮助⁽¹⁰⁵⁾。当然，宋庆龄对中共的支持并不表明她没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她看到了中共当时的“左”倾错误，对一些严酷的事实决非视而不见。据伊罗生回忆，当他同共产党人意见不合向她告别时，宋庆龄给他的最后一个警告是小心。“我想她的意思是要我小心国民党的恶棍，但不是这样。她说她指的是我们的共产党朋友。我吃惊地看着她，她重复说，‘是的，要小心，你不完全了解这些人，他们任何事情都干得出’。⁽¹⁰⁶⁾”不过，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宋庆龄所指的是中共的一些极端分子。斯诺这样描写她说：“她并不是无保留地接受党的路线。有一次当我对托洛茨基提出一些批评时，她忽然微笑着走到书架旁，取出托洛茨基新出的《革命被出卖了》一书，她把书递给我说：‘这里有很多真理，读一读吧。’⁽¹⁰⁷⁾”

宋庆龄对中共的贡献，还在其他很多方面得到体现。1935年8月，宋庆龄委托马海德护送陈云等上船赴苏联，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及遵义会议的情况⁽¹⁰⁸⁾。11月，中央特科的负责人邱吉夫被特务绑架，他是负责电台的，因此上海与中央失去联系，后由当时任交通的汉光召集徐强、董健吾商量，决定去陕北找党中央，去陕北的通行证与路费都是宋庆龄帮助解决的⁽¹⁰⁹⁾。同时，宋庆龄还想方设法给予帮助，使上海地下组织在1936年又恢复了电台工作，保持了同党中央的及时联系⁽¹¹⁰⁾。一二·九运动时，北京的地下党组织同上海的临时党中央失掉了联系，北京地下党派了当时在东北大学读书的邹鲁风去联系。邹到上海把地下党的信面交鲁迅，鲁迅把信转给宋庆龄，宋庆龄交给了地下党。如此这般，“电工”就把“电线”接通了⁽¹¹¹⁾。鲁迅日记1936年1月初至该年8月末所记的有关“陈蜕”来访等等，即指此事。

1935年后，宋庆龄与中共的合作进入了更为亲密的新时期。毛泽东曾写信给宋庆龄，请求帮助提供资金，宋庆龄即筹集汇寄了一笔五万美元的款项⁽¹¹²⁾。1936年6月，毛泽东、周恩来在瓦窑堡写信给宋庆龄，请她挑选一名正直的外国记者和一名医生，到苏区去考察。宋庆龄毫不犹豫地选中了斯诺和马海德，并对后者说，“你到苏区要特别详细了解一下那里缺医少药的情况，我们好设法支援”⁽¹¹³⁾。随后，宋庆龄向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冯雪峰提出要求：希望中共派一位共产党员给她，以便联系。她说：党要找我容易，但是我有事情要找党商量，就有困难了⁽¹¹⁴⁾。

毛泽东对宋庆龄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及不可替代的作用有着深切的理解，当日本侵略战火迅速蔓延，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时，毛泽东致函宋庆龄，请她“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以“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¹¹⁵⁾，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促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而宋庆龄对1927年以来国共两党分裂、“国民党放弃总理三大政策，共产党提出推翻国民政府的口号，以至损失无数宝贵的精力从事内争，致令国家民族的真正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乘隙而入”的局面显然是痛心疾首的。她马上将信息传达于国民党中央，并介绍潘汉年与国民党要员吴稚晖、宋子文、孔祥熙等会见，为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架起了桥梁。她还接受毛泽东的建议，为敦促国民党当局改变政策、联共抗日，向国民党当局大声疾呼：“我们要联合国内各党派及社会各阶层人物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¹¹⁶⁾经过宋庆龄的努力，国共两党恢复了中枢间的直接联系，她的帮助起到了别的渠道难以起到的作用⁽¹¹⁷⁾。宋庆龄以国民党中央执委的特殊身份，凭借她在国内外的崇高威望，努力推动国共再度合作、团结抗日。

宋庆龄接通了国共上层中断了近十年的关系，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提供了可能，这主要是因为她对国共合作、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目的及其重要性、广泛性，以及对统一战线中各党派之间的关系、对建立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等主要方面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共一致。西安事变中，她在周恩来和宋子文、宋美龄之间充当联系人，在为和平解决事变做出特定贡献的同时，就已显示出她在政治上独特的作用。1937年7月下旬，宋庆龄在寓所会见周恩来、博古和林伯渠等，听周恩来介绍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她表示支持中共提出的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主张⁽¹¹⁸⁾。9月，经过宋庆龄及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成立，这为宋庆龄后来开展募捐救济工作提供了政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