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早期经历与救济工作：身份、组织与政治

一、宋庆龄早期经历与救济工作

1893年1月27日，宋庆龄出生于上海，父亲宋嘉树是基督教传教士，也是孙中山的同志和好友，母亲倪珪贞是徐光启的后人，她以宗教戒规训示子女，送子女进教会学校接受西式教育。家庭教育对少儿时期的宋庆龄可谓影响深远，正是由于父母皈依宗教，她也或多或少地接受了济世救人等教义的熏陶，因而可以说，她后来从事福利救济工作，其慈善思想之主要根源之一实发端于此，只是“后来她逐渐淡化了宗教的观念而强化了国家、民族及社会的意识和责任感”⁽¹⁾。1902年，宋庆龄入学中西女塾（McTyeire School），这是监理公会创办的一所高级女子学校，专门招收上流社会女子。课程分英文、算学、格致和圣道四种。大多由美国教师用英文教授，其中圣道和英文是必修课⁽²⁾，这两门课程对宋庆龄影响很大。1907年夏，宋庆龄结束在中西女塾的学业，赴美留学。1908年9月，经过在新泽西州萨密特镇的波特温学校学习约一年后，考入佐治亚州梅肯市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Wesleyan Female College），该校原名佐治亚女子学院，是世界上第一所专为女子开办的大学，宋庆龄在这里接受了当时最好的现代教育。她主修文学系，但爱好广泛，不仅在文学和艺术方面学有专长，且对哲学和历史也有浓厚的兴趣，曾任校刊《威斯里安》文学编辑、舞蹈剧社社员和哈里斯文学社通讯干事，这些锻炼了她的社会交往和活动能力。1912年4月，在得知辛亥革命胜利的消息后，宋庆龄写了篇《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发表在当月的《威斯里安》上，这是篇盛赞辛亥革命的政论文，认为“革命已给中国带来了自由和平等，……但是博爱尚有待于争取”，“权利无需依靠军队和‘无畏’战舰作后盾，一切政治分歧都将最后由海牙法庭来裁决”⁽³⁾，表露出她的爱国主义的热情和对革命的认同，同时也显示出作为一个大学生在政治上的天真。

1913年5月底，宋庆龄从威斯里安顺利毕业，获得文学学士学位。正当她游历美国各地后准备回国时，国内“二次革命”爆发，但旋即以失败告终，宋嘉树携家人流亡日本，宋庆龄迟至8月29日才抵达日本横滨，次日到东京与孙中山会面。宋庆龄“想起国势岌岌可危，非常痛切”⁽⁴⁾，决心为孙中山的革命事业而工作。从9月18日开始，至1914年11月偕同新婚的宋蔼龄返回上海，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宋庆龄或单独，或与宋蔼龄、宋嘉树一起，前后共有56次造访孙中山，有时一天内就有两三次⁽⁵⁾。所谈内容虽多已不可知，但能想见此时的宋庆龄显然十分景仰并着迷于革命领袖的风采。其中1914年9月24日的一次，宋庆龄随宋嘉树从横滨至东京孙中山处，参与起草条举袁世凯罪状的材料⁽⁶⁾。这是宋庆龄第一次为孙中山工作，大概也是她第一次参与中国政事。在宋蔼龄1914年9月结婚，离开孙中山的秘书任后，宋庆龄几乎每天从横滨“由父亲陪往东京孙先生处工作”⁽⁷⁾。经此一番交往，年龄相差悬殊的孙中山与宋庆龄互生情意，1915年10月25日，他们在日本东京正式结婚⁽⁸⁾。与孙中山的结合决定了宋庆龄此后的生涯，孙夫人及后来被尊为“国母”的身份给了她很多荣耀和便利，但孙中山的过早辞世也给她的人生平添了一抹悲剧性的色彩。

宋庆龄婚后继续为孙中山工作，除了任职英文秘书之外，主要是处理信件、保管密电码等事务性工作，以及协助孙中山著书立说等等，基本上都是在幕后活动，即使偶尔面对公众，也是以孙中山的夫人和陪同者的身份出现。宋庆龄有机会走向台前是在广州非常政府时期，1921年6月，孙中山下令讨伐陆荣廷。为了慰劳前敌将士、鼓舞士气，宋庆龄与何香凝在广州发动妇女，筹备组织“女界出征军人慰劳会”，并担任会长，何香凝任总干事，廖梦醒也参加了会务工作。该会通过募捐、义演、义卖募集物资款项，慰劳前敌将士，仅半个月时间，就募集到一批支前物资及捐款十余万元⁽⁹⁾，前敌军人“闻本身女界发起斯会，咸为欣悦，士气亦为增加百倍”⁽¹⁰⁾。宋庆龄作为会长主持记者招待会，出席7月24日的卖物场开幕典礼，“买者甚踊跃”，至30日结束，“7天共募款3万余元”⁽¹¹⁾。这是宋庆龄第一次从事募捐活动，为她以后开展慈善福利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在战事进行期间，宋庆龄还与何香凝等人携带蚊帐、衣服、食物、仁丹等物品，前往各医院慰问伤病员。“所有病兵，皆欢欣鼓舞，感激非常。中有一伤兵两足已断，犹强欲起致谢。孙夫人怜之，坚令安寝。”⁽¹²⁾宋庆龄的表现得到各界一致认可，中国红十字会公举她为名誉总裁，并希望与慰劳会联合以共同应对相关事务。1922年5月，孙中山由广州赴韶关督师北伐时，宋庆龄偕红十字会会员多人从行，并致电广东省红十字会联合会，要求他们从速再派会员赶赴韶关，在宋庆龄的号召下，广东妇女“以此为己应尽之责任，纷纷报名担任看护工作”⁽¹³⁾，积极支持北伐事业。1923年桂军沈鸿英叛乱时，在上海陪伴母亲的宋庆龄赶赴广州，连日到各医院慰问受伤士兵，并陪同孙中山到西江、三水、英德城等地劳军⁽¹⁴⁾。1923年8月，东江因大风涨水，兵民受灾颇苦，宋庆龄与何香凝等携带数万斤饼干、番薯干、京柿等物前往，以济灾民及慰劳前敌官兵⁽¹⁵⁾。宋庆龄的这些活动虽然都是为了帮助孙中山而为之，但在此过程中，自然而然地身受锻炼。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因患胆囊腺癌晚期并广泛转移，在北京逝世。这对宋庆龄的打击是十分沉重的，她“哀丧甚盛”⁽¹⁶⁾，无人搀扶几乎不能行走。但历史没有给宋庆龄太多时间悲伤，在妥善处理好孙中山的丧事后，她继续投身于风起云涌的政治社会运动。“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民众起而为民族独立、人权保障奋斗，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业，无不抱很大决心。但以工作糊口之人，岂能一日无业？眼见交涉解决之期尚远，为免工人受饥寒困顿之苦，宋庆龄和于右任等发起组织“五卅事件失业工人救济会”，发表《募捐启事》，呼吁社会各界捐助款项：“吾人处兹风雨同舟之日，应有解衣推食之心。……救国为国人共有之天职，互助更人类生存之要素。海内明达，爱国济世，岂后同人。”⁽¹⁷⁾宋庆龄率先捐出大洋170元，并发动其母倪太夫人和二弟子良捐款。同时，她还竭力向海外募捐，从6月18日至8月30日，收到来自美国、加拿大、菲律宾、尼加拉瓜等国的华侨及国民党总支分部的十四次捐款，如加拿大稳梳华（温哥华）华人慈善会“电汇沪洋2 000元，请代分发工学界，并望坚持到底，款续汇”；澳洲雪梨（悉尼）国民党支部“捐集百镑助工人救济会”；国民军第三军薛岳“捐助1 000元，以资救恤”⁽¹⁸⁾。此外，美国三藩市（旧金山）葛仑埠民德学校学生会“电汇沪洋千元，请转救济罢业总机关”⁽¹⁹⁾、北力埠华侨“电汇1 000元”，墨西哥华侨团体“电汇580元”⁽²⁰⁾。救济会在《民国日报》上公布“募捐进支表”，注明是“孙夫人经手募”，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宋庆龄领导的“五卅事件失业工人救济会”，就为上海二十万失业工人募得大洋约18 000元⁽²¹⁾，以维持工人之基本生活。(www.xing528.com)

1926年1月22日，宋庆龄和汪精卫、谭延闿、蒋介石、何香凝等以中国国民党党立红十字会会长名义发出通告，为该会募集开办经费，并表示深信“粤中人士爱国爱党，当仁不让，对此慈善事业当必竭力赞助”⁽²²⁾。5月25日，与何香凝等任会长的国民党党立红十字会发表《告各界民众书》，指出该会的主要任务是救护致力于国民革命的革命军人、革命同志及贫穷民众。“若想国民革命赶快成功，就要请大家一齐赞助党立红十字会，大家一齐加入党立红十字会。”⁽²³⁾9月29日，在国民党党立红十字会第十次执委会议上，被聘任为征募部部长，宋庆龄表示，对该会“慰劳事项，极愿赞助”⁽²⁴⁾。1927年武汉政府第二期北伐时，宋庆龄与何香凝发起组织“北伐伤兵救护会”，5月27日正式成立，任该会委员长兼财政委员。“救助他人的疾病痛楚，是起于人类同情心的一种义举，也就是人类不能诿卸的一种天职。”⁽²⁵⁾很快募集了二十万元，但伤兵数量剧增，宋庆龄十分焦急，只好呈请政府拨款，经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讨论，决议“财政部先拨10万元”，以作救护伤兵之用⁽²⁶⁾。但仍不能满足需要，于是伤兵救护会在6月8日召集各团体代表联席会议，决定通过分配捐册、发行徽章、举行舞会游艺会等各种办法筹募经费救护伤兵⁽²⁷⁾。宋庆龄亲自主持义卖，还组织过募捐晚会，“在旧俄的一家剧场举行，出席的有武汉全体军政要人及苏联顾问，武汉政界首脑的家属也参加了演出”⁽²⁸⁾。还有一次，她邀请了所有外国领事馆官员参加红十字会举办的游园会，收入不少。宋庆龄还致电苏俄工联全国理事会，请求募捐款项救济武汉伤兵，获得30 000卢布，该会并拟发动各工联团体“量力输将”⁽²⁹⁾。

上海“一·二八抗战”时，1月30日，宋庆龄与何香凝赴真如十九路军指挥部进行慰问，2月6日与宋子文夫人张乐怡携带大批慰劳品到战地犒军，2月12日又亲赴吴淞前线慰问守土官兵，“尤望继续奋斗，不使我中国有寸土入于敌手”，“不到前线来看望你们，我心里总是不踏实，现在看到你们，我就放心了”⁽³⁰⁾。当时“敌机竟日飞翔，并用机枪向下面射击。……上午九点多钟时，总理夫人亲来前线慰劳我们，在我们的土房子里面坐着，敌机在上面轧轧地响着。我奉陪她们在外面巡视了一周。到十一点多时，她们才回去。在田野上行走时，在她们头上重复地飞过的敌机，尝向她们放枪……”⁽³¹⁾而宋庆龄为鼓舞士气，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她看到十九路军等抗日部队的给养很差，伤兵的医疗和护理更成问题，就与何香凝、杨杏佛借交通大学设立了拥有三百张床位的国民伤兵医院。认为“站在民众一分子之地位，对此空前之革命战士表示敬仰感谢，自应各尽绵薄。”⁽³²⁾由于她的号召和群众爱国热忱，一时名医云集，慰劳品不绝而来。“有中西专家多人，分任医务事务。院中全体职员均尽义务，不支任何薪给”，“我辈设立医院之惟一单纯目的，为救护治疗此次为中国苦战之伤兵，并予以精神上之安慰与鼓励。凡抱同一观念者，均请其参加援助”⁽³³⁾。宋蔼龄也投入了救援运动。当上海红十字会向她寻求帮助时，她便立即同她的三位朋友一起，“拿出了八万美元，以救燃眉之急”，“建立了一座拥有四百张床位的培德医院”⁽³⁴⁾。不久，她又募集巨额捐款，建立了一所拥有一千张床位的私人医院。

在宋庆龄的努力下，国民伤兵医院办成了一个病床成列、褥单洁白、护士很多、设备齐全、质量较好的医院⁽³⁵⁾。宋庆龄经常去医院慰问，对伤兵的关心无微不至，例如，因为伤兵大都是广东人，她就特地选购了《小桃红》等广东乐曲唱片送去，用家乡音乐来安抚病员肉体上的伤痛，激发他们的爱国热忱⁽³⁶⁾。但对于那些伪善的自私者，她毫不掩饰对其的不齿。有一次，宋庆龄请一位外交官夫人帮助物色一些妇女来志愿担任护理，制作绷带和其他医院杂务工作。那位夫人大声说，“这不可能，……我们的姑娘都出身高贵，她们不能去医院照顾那些粗人。外国女人干惯了那种事，对她们来说算不了什么，但是我们不能允许自己的女儿和姐妹们去做那种事，去和当兵的打交道！”宋庆龄和蔼地回答说，“我懂了，……你们是要让他们为你们去死，而不愿意他们和你们一起去死⁽³⁷⁾”。宋庆龄为了抗战，几乎每天在外面奔走，常忙得连午餐都顾不上吃⁽³⁸⁾。陈翰笙的妻子顾淑型帮助她为医院募捐，发挥了特殊作用。“有一次，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的夫人举办茶话会，顾淑型趁机去向那些太太小姐们募款”⁽³⁹⁾！她走夫人路线，通过山东教育厅长何思源，从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处为十九路军募款。另外，沪西工人为抗议日军暴行，举行罢工，宋庆龄亲自将筹集的两万元经费捐赠给沪西罢工委员会，她带头捐助大洋一千五百余元，并订购沪西一家米号的粮食，作为专门发放给反日罢工工人的救济粮⁽⁴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