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与保盟—中福会研究：1938～1958

一、选题意义和研究现状

20世纪30年代末，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积贫积弱的中国骤然面对新兴的资本主义强国日本的进攻，一时间难免力不从心。战祸再加上各种自然灾害的侵袭，普通老百姓尤其是妇女儿童受害最烈；同时，战场上的中国士兵装备给养奇差，特别是处于在野党地位的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他们连基本的生存权利和医疗权利都无法保障。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宋庆龄于1938年联合各国各界人士，在香港创立了保卫中国同盟（China Defense League，简称保盟）。宋庆龄领导该组织，依托香港独特的政治与社会环境，在各国人民和海外华侨中呼吁抗战、发起募捐，举办工业合作社和各种义演、义卖活动，为八路军、新四军提供了大量医药和物资援助，并将中共的抗战业绩向世界宣传。1941年底香港沦陷，保盟迁至重庆，在不得不应付国民政府阻挠和破坏的同时，用慈善舞会和义赛等方式继续募款支援抗日根据地，以及致力于救济难民的工作。

1945年抗战胜利，保卫中国同盟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China Welfare），迁到上海开展新工作，除继续援助解放区外，主要进行抗击自然灾害、赈济难民和孤儿、救助贫困的文艺工作者等事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宋庆龄于1950年将中国福利基金会又改组为中国福利会（China Welfare Institute，两者统一简称为中福会），工作的重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从事妇女、儿童的福利工作；并用宋庆龄的特殊身份、以福利研究机构的名义，向国际社会宣传新生的中共政权，打破了少数国家对新中国的封锁。这些工作是不可替代的，在当时绝无其他个人或组织能够成功做到。而且，它的组织体系和工作内容能够随时局发展及时调整，展现出非官方组织的灵活性与积极性。可以说，在解放前，它是继华洋义赈会之后、除了半官方的中国红十字会外的又一个不受政府力量控制、同时具备执行国际活动能力的重要社会团体。1950年后，它逐渐成为中共国家体制内的文教事业单位。

从保卫中国同盟、中国福利基金会到中国福利会，它是一个具有历史连续性的组织，经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期，跨越两个不同的政权和社会体制，与当局维持微妙的互动，延续七十年至今，这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它对近代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和现代化的进程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研究和关注的课题。它的存在，一方面体现了人道主义的普世价值观，具有超越政治对立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宋庆龄继承、发扬孙中山的民权民生思想，并一以贯之的实践精神。它立足本土，呼吁外援，融合世界经验，帮助中国人民。无论是从国际合作和交流，或者是中国社会、政治研究的角度，它所致力的一系列工作，都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特殊的一页。

然而，也正是由于其特殊性，使得它的功绩与学术界对它的认知长期以来不相对称。谈到社会福利事业，人们大多会去关注各个地域性的慈善组织；说起救灾团体，学界则以华洋义赈会或中国红十字会为研究旨趣；只有在研究宋庆龄这个历史人物时，它才会被作为附带内容提及，毕竟它与宋庆龄的联系是无法隔断的。于是，专攻近代社会史的研究，不会注意这个因宋庆龄而染上了政治色彩的团体；而专攻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则因这个团体工作内容的社会性而止步。本文的研究恰恰立足于这几个盲点之上，以该团体为中心，尝试将政治史与社会史相结合进行一项新的研究，在研究具体机构的同时，将人与物互为印证，并力图打破现代史和当代史的人为界限，作一个通识性的纵向考察。

保盟—中福会是宋庆龄一生事业的主体。目前学术界对宋庆龄的研究成果较多，但对保盟—中福会的研究却十分薄弱，已有的论著大多是对史事的追忆、怀念或考证，当然，这些工作也是十分必要的。从1981年开始，国外有关宋庆龄的一些著作被介绍到国内，如《宋氏三姐妹》、《宋氏家族》、《宋家王朝》等。这些作品各具特色，但有一个共同的缺陷，那就是直接涉及保盟—中福会的内容太少，并且由于作者的各种局限，不可能充分、如实地反映宋庆龄的思想和业绩。另外，有《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传略》问世，国内先后也有蒋洪斌、吕明灼、陈漱渝、尚明轩、刘家泉撰写的五种宋庆龄传记，尽管叙事风格和详略侧重有所不同，但对宋庆龄的一生经历和思想发展都有不同视角的论述。值得一提的还有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的《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作者长期在保盟—中福会任职，论述详实、有常人难及之处。已问世论著虽立论比较客观，有的研究也有新的突破，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对该组织也不可避免地论及，但均未作为重点展开。目前直接相关的，只有中国福利会自编的简史性质的《宋庆龄与中国福利会》。

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宋庆龄的研究可以说是国内史学界的一大热点。迄今为止，有关宋庆龄的文章已有数百篇刊行于世。大多数研究者对宋庆龄对国共合作、保盟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做出了充分的肯定。宋庆龄的思想是学者比较感兴趣的研究对象，有关成果也相对繁盛，对其革命思想、爱国主义思想、民权思想、妇女解放思想以及儿童教育观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对宋庆龄领导“民权保障同盟”开展民权运动、营救共产国际成员牛兰夫妇及中共人士、参加远东反战大会、在“一·二八”事变和淞沪抗战中进行募集活动、亲赴前线慰问抗战将士、动员华侨支持祖国抗战、对八路军新四军的医药物资支援及国际宣传、从事妇女儿童福利事业等活动都有翔实的介绍。但美中不足的是，对宋庆龄的社会政治思想与实践的关注和研究是明显不够的。(www.xing528.com)

目前我们对保卫中国同盟的感性认识，主要来自一些亲历者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之后的回忆性论述⁽¹⁾，不少论著在研究宋庆龄时也兼及到保盟⁽²⁾。就学术研究来说，直接的仅见少数几篇⁽³⁾，其他的还有些介绍性叙述，但大都停留在“纪念史学”或简史回顾的层面，对保盟的基本史实语焉不详，使人难以一窥全貌，是个亟待加强的薄弱环节。其他的回忆性文章和介绍性叙述还有不少，但基本上停留在“纪念史学”或简史回顾的层面，产生的学术性成果较少，对中国福利基金会和中国福利会的专题研究更属罕见，把宋庆龄和保盟—中福会结合起来的研究则尚付阙如。

已有成果从不同角度对宋庆龄和保盟进行了研究，为笔者提供了观点上的参考、方法论上的借鉴和探寻一些资料的线索。但总体来看，尚有一些不足：其一，以往研究大都侧重于某一方面或某一时段，做静止的专题论述，未能把保卫中国同盟、中国福利基金会、中国福利会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其二，没有将宋庆龄的毕生事业与保盟—中福会紧密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而且对宋庆龄的研究多应景之作，实证性研究成果较少。重复研究也有所见，不少文章还是停留在政治宣传的层面颂扬宋庆龄，所不同的是将宋庆龄从孙中山的光辉下挪移到共产党的光环中。其三，对一些具体问题尚未做出解答，如保盟—中福会的实际业绩怎样，两次重大改组如何进行并顺利完成的，保盟—中福会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等。本文试图从这些方面展开探讨。

要对保盟—中福会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难度很大。其一是因为资料问题，由于战争年代的恶劣环境和保密工作的需要，很多珍贵资料当时就已被迫销毁而未能传世。上海档案馆馆藏档案中，有关中国福利会的档案虽有几百卷，但日期大多是1949年之后的，大部分是日常事务性内容，而且其公开的部分是经过选择的，利用价值有限且难度系数较高，令人有无法着手之感；其二是因为保盟、中国福利基金会去时已远，当事人多已作古，留下的事件回忆支离破碎，所以，重建史实已属难能。另外，由于涉及国家领导人宋庆龄，可能会有一些资料尚未解密。

如何在该项研究上有所突破确实是个非常棘手的难题，但有困难并不代表不可能。笔者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发现，上海档案馆馆藏有几十卷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未刊档案，其他卷宗如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市卫生局，上海市社会局中也有关于中福会的档案。同时，宋庆龄及该组织的成员廖承志、廖梦醒、邓文钊、金仲华、陈翰笙等都有回忆录或相关研究著作留传，参与其事的外国友人埃德加·斯诺夫妇、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詹姆斯·贝特兰、路易·艾黎、王安娜等人也有回忆录或传记存世，而且他们与宋庆龄之间的来往书信也揭示了不少相关内容。全国及各地政协编写的文史资料以及《申报》、《大公报》、《新华日报》等各大报纸对相关史实也有所披露。此外，集合上海、广东两地研究力量，由盛永华主编的《宋庆龄年谱》于2006年出版，该年谱包含了庞大的信息量，给笔者提供了很大便利。中福会也提供了不少帮助，笔者在该会查阅资料期间，获取了其内部编辑出版的一套会史资料和史志资料，总计四十余册，其中有不少当事人的回忆和对有关史实的考证，迄今为止该套资料利用相对较少。这些丰富的资源为本选题提供了基本的资料，进而为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可行性。依据历史文献及近年来海内外新发现的资料，笔者择定宋庆龄和保盟—中福会研究为毕业论文的选题，从其成立、沿革、工作内容及运行机制等角度入手，力图在再现这个特殊组织的尘世历程的同时，推动相关领域研究的发展。不过，由于客观条件和个人精力所限，笔者选取前二十年进行研究，即从1938年保盟成立到1958年中福会完成改组并基本定型。

对保盟—中福会组织本身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主要体现在：首先，进一步促进对中福会的深入研究。保盟、中国福利基金会在国民党统治下对中共及其军队提供大量经济和医疗援助，积极对国外展开舆论宣传，为中共赢得民心支持，在中共执政后立即改组以适应新的政治环境。通过研究这个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延续七十多年的独一无二的特殊组织，揭示其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初建三个历史时期与国民政府、人民政府两个政权结成的复杂关系，在“国家—社会”的叙事框架中，再现了现代中国社会团体历史演变的多重性及复杂性，同时进一步丰富和深化对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的研究。其次，拓宽政治史研究的视野。宋庆龄和保盟—中福会根据中国革命斗争的独特环境与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需要，开展积极的救灾济难和社会福利事业，在战乱年代为维护人权做出卓越贡献。保盟—中福会展现了宋庆龄政治生涯的一个重要侧面，以此为破题点来解析宋庆龄与国共两党的关系，将人物的特殊身份置于社会与权力的网络中去观察，将其领导救济福利事业同其社会思想、政治态度有机贯通，不仅丰富了宋庆龄研究，而且有助于加深对民国上层政治、共和国早期上层政治的理解。第三，为细化机构史研究提供个案和实证。就研究对象而言，历史研究无外乎人物、事件、机构、逻辑关系和理论方法。对于机构史的研究，比如同业公会、各大银行、轮船招商局、邮传部等，可以说是方兴未艾。其中以宏观研究居多，微观探讨较少，对于具体组织机构的研究解剖更显薄弱。通过分析保盟—中福会的组织形式和运作机制，了解其社会角色和功能的演变，进而探讨其在20世纪30—50年代政治化社会中的历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