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与上海城市的关系及保盟中福会研究：1938～1958

近代上海城市对于宋庆龄的意义（代序）

熊月之

宋庆龄先生在现代革命史上独特的地位，丰富的实践，杰出的贡献，伟大的人格，已为众多学者所研究，出版了大量的论文与著作，但是，仍有许多有待挖掘、研究的重要课题。徐锋华博士所做有关宋庆龄与保卫中国同盟—中福会关系的研究，就是其中之一。锋华天资聪颖，潜心向学，极为用功。他从安徽来到上海，在复旦大学苦读，相继获得硕士、博士学位，是张济顺教授的高足。锋华毕业以后，来到上海社会科学院工作。他在近代经济史、政治史领域已有很好的积累，时有佳作发表。本书是锋华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此书资料挖掘功夫极深，论证逻辑严密，表述妥帖，文字谨严而流畅，是迄今所见关于保卫中国同盟与中福会方面研究的最为翔实的著作，其中部分内容以论文形式发表以后，已得到了学术界很好的评价。锋华书成，索序于我。我拜读之后，受益良多，但是提笔作序，却感到难出新意，对于宋庆龄与保卫中国同盟—中福会关系研究的问题，也说不出比锋华更好的意见。我是锋华此书申请出版资助的推荐人，按照规则，不能不作一序。我几年前写过一篇《近代上海城市对于宋庆龄的意义》，讨论宋庆龄与上海的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涵盖了锋华所论主题，乃以旧作代序。特此说明。

宋庆龄生在上海，长在上海，很长时间生活在上海，很多重要活动发生在上海，最后安眠在上海。一部宋庆龄传记，大半部写在上海城市地图上。宋庆龄伟大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上海这座城市的历史上。那么，上海对于宋庆龄的成长有些什么关系呢，或者说，上海城市文化对于宋庆龄来说具有怎样的意义呢？

一、特定的中外文化格局孕育了宋氏家族

宋氏家族是一部令许多文学家想象力都黯然失色的传奇故事。那么宏大，那么绚丽，那么曲折，那么深刻，那么令人荡气回肠！这部历史活剧，只有近代上海这一奇特的舞台才有可能上演。

1886年，宋嘉树自美国留学回国，没有去故乡海南，没有去先前中国对外联系重镇广州，没有去被割让的英国殖民地香港，也没有去当时的政治中心北京，却来到了上海。这固然是出于美国监理会的安排，但归根结底是由当时上海在中外关系中的特殊地位决定的。

当时的上海，已处于中西文化交汇的前沿，有中国最大的租界，居住着远比其他城市为多的西方人。当时的上海，已是基督教在华传播活动的中心地，更是美国监理会在华活动的主要城市。1848年，监理会传教士秦右（Benjamin Jenkins）、戴乐（Charles Taylor）等已到上海活动。1860年，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的到来，更打下相当坚实的基础。他创办了《教会新报》（后改《万国公报》），是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最重要的中文杂志，在中国官绅中有广泛的影响；创办了面向中国富庶家庭的中西书院，成效显著。美国监理会花了多年心血，将宋嘉树培养成受过高等教育的合格神职人员，就是要让他到上海这样关键的地方发挥关键的作用，取得投入产出效益最大化。难怪，宋嘉树想留在美国继续深造，教会不同意。宋嘉树想到日本去拓展教务，教会也不同意。

刚刚回国的宋嘉树，基督教背景，“一身洋鬼子的西服，留着油光可鉴的西式分头”⁽¹⁾，服饰发式都与众不同，中国话不流畅，上海话听不懂，中国饭也吃不惯，被人视为“洋鬼子”。这样一个另类，如果是在内地城市，无论如何是很难混下去的，保不准教案发生，连性命安全也成问题。但上海不一样。这时的上海，开埠已经四十多年，已是一个洋气四溢的城市，风气开放，兼容并蓄，儒教、佛教、基督教并行不悖，西洋人、西洋货、西洋菜、西洋建筑随处可见，西洋话随处可闻，洋泾浜英语早已风行。学习英文的日校、夜校已经多如米铺，广方言馆、约翰书院的学生，已经等不到毕业就被洋行挖去。

此时的上海，已是为数不多的欧美归国留学生的创业中心，“海归”天堂，诸如曾在美国俄亥俄州建阳学院留学的颜永京，此时正在约翰书院教书；此前在耶鲁大学法律系留学的唐国安，也于此前一年（1885年）因清政府中断留学计划而提前回国，在约翰书院教书。中国最早留学美国的容闳，此前也主要在上海活动。那些算不上留学生、但有海外游历经历的人，如王韬、唐廷枢、唐廷植等，这时也都活跃在上海。

教会为宋嘉树选择了上海。上海这座另类的城市接纳了宋嘉树这一另类的中国人，为他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有了这一前提，有了这一城市特别的场景，以后的剧情才可能延展：与倪珪贞结婚，创办华美书馆，印书致富，暗中资助反清革命，陆续送六个子女留美。

从宋嘉树回国，到宋庆龄留学回国，即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开头二十年，这三十多年间，是上海城市史极为开放、快速发展的时期，是上海租界“国中之国”特点凸显的时期。在清末，清政府管不了上海，上海事实上成为反清宣传基地，思想活跃、风气开放、文化繁荣，这正是宋嘉树事业开展、宋氏姐弟成长的时代。到了民初，无论是孙中山，还是袁世凯，还是其他人当总统的北洋政府，谁也治不了上海，又都离不开上海。上海既混乱，又富有，也开放，这都为宋氏姐弟接受教育、张扬个性、施展才华提供了难得的社会环境。

特定的中外文化格局孕育了上海宋家，或者说，宋氏家族是近代上海社会的产物。

二、特别的城市文化氛围造就了宋氏姐妹

宋氏三姐妹，性格、志趣各有特点，差别很大，但以下四点是相同的：聪明、自信、独立、坚强。

这些特点既得自遗传、天赋，更与后天的教育有关，与健全的人格养成有关。父母是儿童的第一位老师。受美国文化影响，宋嘉树对女儿教育很重视。即使她们在美国留学，也经常会写长信教育她们，寄剪报传递信息。倪珪贞的传教士家庭背景，教会女塾的教育背景，天足，会弹钢琴，这些，都与宋氏姐妹容易接触、接受西方文化有关，也与她们健全的人格养成有直接关系。追根溯源，倪珪贞的这些素养，与近代上海特别的城市文化氛围有关。

在宋庆龄出生以前，上海至少已存在过七所女学。1850年，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裨治文夫人格兰德女士（Eliza Gillette），创办了裨文女塾（今上海市第九中学前身），地址在西白云观（今方斜路），开头有学生二十人，以后逐渐增多。1871年裨治文夫人去世，学校由美国圣公会和公理会管理。1851年，美国传教士琼司在上海创办了文纪女塾。1853年，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在南市开办明德女校（今上海市蓬莱中学前身）。1861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范约翰（John M.Farnham，1830—1917年）夫妇，在南市开设清心女塾。1881年，美国圣公会主教施约瑟创办圣玛利亚女校，由原文纪女塾与裨文女塾的一部分合并而成，黄素娥为首任校长，设址梵皇渡圣约翰书院之后，开始时招生四十余人，以后陆续增加。1908年添设师范科，添设图书馆。1886年，公共租界工部局开办女童学校。1892年，美国南方妇女监理会女传教士海淑德（Laura Haygood，1845—1900年）创办中西女塾。

宋庆龄出生以后，到她留学美国的1908年，上海又有一批女学问世，包括1897年美国南浸礼会开办晏摩氏女学；1898年经元善等人开办中国女学堂，这是国人在上海自办的第一所女学；1902年创立的爱国女学，爱国学社所办，创办人有蔡元培、蒋观云等；1902年创立的务本女塾，创办人为上海地方士绅吴馨。

这些散布在上海各处、规模或大或小、历史或长或短、风格各异的女学的开办，为上海地区女子教育的开展、社会风气的开新，有着难以估量的作用。倪珪贞是在十五岁（1883年）进入裨文女塾读书的，三年后（1886年）毕业，在校期间，精算学，嗜西琴。她与宋嘉树结婚时，1887年，十九岁，刚走出校门一年，青春年华，聪明活泼，知识新颖，思想新潮。这些素质，对于她的儿女健全人格养成，潜移默化，沦肌浃髓，胜过任何老师。假如倪珪贞生在内地偏僻乡村，能具备这些素养吗？假如倪珪贞是一个缠着小脚、无知无识、因循守旧的女子，她的那群孩子能像后来那样聪明能干、叱咤风云吗？

宋氏三姐妹中，霭龄属现实主义，庆龄属理想主义，美龄属权力主义，故各有爱财、爱国、爱权之说。这与三人在兄弟姐妹中的位置有关（通常老大稳健，老二智慧，老幺机灵），更与她们成长时期社会影响有关。

宋庆龄价值观、世界观形成时期，主要是她在中西女塾读书时期（1902—1908年），她十岁至十六岁。中西女塾，当时校舍位于西藏路汉口路，是一所专向富裕人家女子开放的贵族式的女学。宋庆龄入学时，创始人海淑德已经去世，继任校长是美国南方妇女监理会女传教士连吉生（Helen Richardson）。中西女塾走的是精英教育路子，学生人数不多，开办时只有五名学生。1900年，才有第一批学生毕业，凡三人。1903年，学生有两个班级，一班十四人，一班十六人，总共三十人。从连吉生手订的章程看，学校以十年为期，有三门课是自始至终每年必修的，即英文、算学与圣道（宗教）课，到高年级开始有地理学、天文学、历史学、物理学、化学、植物学等课程。章程规定学生必须参加礼拜等宗教活动，但入教与否由各人自主，不作硬性规定。学校学费昂贵，住馆学生每月学费五元，伙食费五元，学琴、笔墨纸砚另外收费。学校管理严格，暑假、寒假、节日、不同季节每日上课、下课时间都有具体规定，不同年级课表排得清清楚楚，升级、留级也有明确规定。章程规定学生年满十三岁必须住校，十二岁以下住校与否听便。章程对于学生衣着、床上用品都有统一要求：

学生铺陈，皆须照本塾式样名目，新制全套，专留塾中应用，直至不再入塾，方可携归。其式样名目开列如下，若能亲自来塾，阅看一过，更妙。

计开：大红绒毯一条；被头一条，长六尺阔四尺半；褥子一条，长五尺二寸阔二尺八寸；漂白粗花旗布被单二条，长七尺阔二幅；漂白粗花旗布褥单二条，长六尺阔一幅半；红花洋布被面一条，长六尺阔二幅；漂白洋布枕头套三个；告布褥子一条，长五尺二寸阔二尺八寸；告布枕头一个；漂白洋纱帐子一顶，门面长五尺，横头长四尺半，帐顶长五尺二寸，阔二尺八寸。⁽²⁾

重英文，重宗教，重科学知识，重独立人格，中西女塾这些特点，对于宋庆龄素质养成，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依据章程，宋庆龄至少从1905年起是住在学校的。住校，离开父母生活，有利于独立人格的养成。

宋庆龄就读于中西女塾时期，也是上海社会极有活力的时期。那一时期的上海，理想主义、爱国主义、革命主义、民主主义激情澎湃，日涌日激，长盛不衰。1902年，南洋公学发生学潮，一批学生退学，爱国学社成立。1903年，先是拒俄运动波澜壮阔，影响全国。然后是苏报案发生，震动世界。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拒俄运动在上海落实为反抗沙俄的实际斗争；光复会在上海成立，暗杀活动成为其特点；万福华在上海刺杀王之春未遂。1905年夏天，抵制美货运动轰轰烈烈，持续数月；冬天，矛头直指租界当局的大闹会审公堂的事件又起风潮。1906年，因抗议日本排斥中国留学生，姚宏业等一批留学生在上海创办中国公学，姚因遭受挫折而投水自杀，轰动一时。1906年以后，地方自治、要求立宪的运动已由舆论变成行动。1902年以后，革命、民主已成热血青年的口头禅，张园的反清演说已成上海政治生活中一道亮丽风景线。宋庆龄本人对这段时期的活动没有什么记载，但是，她就读的中西女塾与爱国学社近在咫尺，与张园相距也就步行一刻钟路程，抵制美货、大闹会审公堂的游行就发生在她学校的周围，可以想象，那些事件、演说、学说，一定会对她产生相当深刻的影响。相比之下，大她四岁的霭龄，已比较理智；小她四岁的美龄，还比较懵懂。宋庆龄一辈子以理想主义、爱国主义、革命主义、民主主义著称，其根子就扎在中西女塾读书阶段。晚年，美国记者斯诺问宋庆龄当年为什么要嫁给孙中山，她回答说：

我当时并不是爱上他，而是出于对英雄的景仰。我偷跑出去协助他工作，是出于少女的罗曼蒂克的念头——但这是一个好念头。我想为拯救中国出力，而孙博士是一位能够拯救中国的人，所以，我想帮助他。(www.xing528.com)

这是典型的理想主义自白。

三、特有的城市历史成就了宋庆龄的卓越功勋

宋庆龄作为重要人物活跃在政治舞台上，主要是在孙中山去世以后，新中国成立以前。在那跌宕起伏、波谲云诡的四分之一世纪中，宋庆龄发出独特声音或起了重要作用的事情，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维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揭露、谴责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诸如，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公开谴责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1927年4月，鉴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联名发表讨蒋通电。1927年7月，鉴于汪精卫叛变革命，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宣布与国民党决裂。1927年8月，为了公开与国民党决裂，拒绝家人帮助，避地苏联。1929年8月，发电报给柏林反帝大同盟，严厉谴责国民党背叛革命，在上海以传单形式散发此电报；怒斥戴季陶受蒋介石旨意就传单事对她的责问。

其二，高举抗日旗帜，支持抗日战争。1932年1月，“一·二八事变”后，亲临抗日第一线，慰问十九路军；筹设临时医院，救助伤员。1936年，促成与安排美国记者斯诺和马海德医生到陕北根据地。1938年，发起组织保卫中国同盟。1941年，与何香凝等联名通电，斥责当局破坏团结抗战，制造皖南事变。出任工合国际委员会名誉主席，支持抗日战争。

其三，谴责国民党镇压、杀害爱国民主人士，努力保护、营救爱国民主人士。1931年12月，赴南京面斥蒋介石杀害邓演达。1932年底，与蔡元培、杨杏佛、鲁迅等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营救大批爱国志士和进步人士。1933年3月至4月，积极营救被捕的廖承志、陈赓等人。1933年6月，发表声明谴责国民党杀害杨杏佛。1936年冒着生命危险，主持鲁迅丧事，站在送葬队伍前列。1937年7月，到苏州监狱探视沈钧儒等七君子，迫使当局释放了七君子。

其四，投身世界反法西斯运动。1929年3月，在柏林出席反法西斯国际大会。1932年至1934年积极参与营救国际进步人士牛兰夫妇活动。1933年9月，参与筹备并出席在上海秘密举行远东反战会，担任大会执行主席，作了题为《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的演讲。

宋庆龄从事这些活动，屡经风险而终无大碍，得益于两大因素，一是她的孙夫人身份，二是上海这座城市特殊的政治格局。前者诚如西格雷夫所说：

遗孀的丧服保护了她，但也使她如坐禁闭。她能够以他人做不到的方式冒险陈词。她曾激励过同时代的人们，但是当他们身遭杀戮时，她虽欲干预但又无能为力。她完全可以在像巴黎这样的城市里过着富裕的流亡生活，了结此生。但她没有这样干。⁽³⁾

至于后者，由于近代上海是一个国际大都市，行政系统多元化、人口高度异质化的移民城市，一市三治，公共租界、法租界、华界互不统辖，各自为政，造成诸多治安缝隙，宋庆龄有效地利用了这些缝隙。比如，1927年8月，她秘密前往莫斯科，其手续是由美国友人、英文报纸《人民论坛报》的主编普罗梅帮助办理的，也是在普罗梅的护送下离开上海的。离开的情形：

（8月22日）是日早上3时30分，宋庆龄由雷娜·普罗梅陪同，悄悄地离开莫利爱路寓所，乘上预先停在路旁的一辆苏联总领事馆的汽车。她们与陈友仁及其两个女儿和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长吴之椿在黄浦江边两个不同的地方分别乘上两艘机动舢板，转驳到苏联货船上。一起上船的还有一个俄国人。⁽⁴⁾

美国人、苏联人、中国人、外交官、汽车、机动舢板诸多元素集合在一起，这在其他城市是很难想象的。1930年代，宋庆龄与众多欧美国际友人的联系，包括萧伯纳、史沫特莱、斯诺、路易·艾黎、马海德、伊罗生、罗森堡等，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对红军的支持，对新四军的支持，都是利用了上海复杂的政治环境。她将廖承志开列的叛徒名单转交给共产国际。她将左尔格获得的蒋介石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计划的情报，转送给苏区，使得红军能够从容应对，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这些在隐蔽战线进行的斗争，也都是利用了上海城市管理多元、社会复杂的特点。

上海哺育了宋庆龄，成就了宋庆龄。宋庆龄对上海这座城市充满深厚的感情。1937年，日本悍然发动“八·一三事变”，野蛮侵略上海。驻守在上海的中国军队、上海各界人民奋起抗击，谱写了悲壮的抗日史诗。奋不顾身投身抗日洪流中的宋庆龄，对这一抗争予以极高的评价，视为中国民族精神的象征。十二年后，她在上海的一次大会上说道：

我相信，每一个在这儿的人，都会记得，日本军阀曾经怎样夸口说：中国军队不能抵抗三个月。然而每一个人却也知道，尽管敌人疯狂地轰炸和海军用大炮来掩护进攻，只是在上海，我们就曾经和敌人战斗了三个月。保卫未曾设防的上海，怎样会可能呢？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是：为了保卫我们的民族独立，每一个爱国的中国人民曾经准备了牺牲，这便形成了一个警告。必须承认，这一警告的重大意义正逐渐地加强，因为中国人民在今天已经处在一种更其不可征服的地位。在我们悠久的历史上，我们第一次有了真正的人民的军队，在他们的后面是我们全体人民的力量。此外，我们为了民族独立与自由所进行的英勇斗争和取得的胜利，已经动摇了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在亚洲统治的基础，他们的势力正在崩溃中。⁽⁵⁾

宋庆龄对上海这座英雄的城市怀有深深的敬意。1949年7月1日，她在《向中国共产党致敬》的文章中，特别突出上海作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地的特点：

欢迎我们的领导者——这诞生在上海、生长在江西的丛山里、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难困苦中百炼成钢、在农村的泥土里成熟的领导者。向中国共产党致敬！⁽⁶⁾

世界眼光，民主精神，宽广胸怀，刚正，勇敢，坚韧，看似纤弱实则坚强。宋庆龄身上闪射出来的这些夺目光彩，与上海这座城市的精神正相契合。

近代以前，如果选一位最能代表上海城市形象的人物，非徐光启莫属。近代史上，如果选一位最能代表上海城市形象的人物，宋庆龄最为合适。

【注释】

(1)［美］斯特林·西格雷夫：《宋家王朝》，丁中青等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73页。

(2)［美］林乐知译编、任廷旭述：《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上海广学会，1903年版，第十集。

(3)［美］斯特林·西格雷夫：《宋家王朝》，丁中青等译，第657页。

(4)盛永华主编：《宋庆龄年谱（1893—1981）》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66页。

(5)宋庆龄：《在上海各界纪念“七七”庆祝解放大会上的讲话》，《宋庆龄选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63页。

(6)宋庆龄：《向中国共产党致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宋庆龄选集》上册，第4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