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是人类研究活动的全部历史经验的理论总结，它与社会科学知识的发展具有内在相关性，是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内在因素。要了解和掌握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就应当重视历史上社会科学家进行科学探索的经验与教训。从历史的追溯中，可以透析社会科学家是如何取得科学成就的，其方法是什么，他们的研究工作有什么长处或不足，应当如何改进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可以说，社会科学史本身就是学习社会科学方法、掌握社会科学研究艺术的生动教材。因而，回顾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将有助于理解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探讨(28)。
1.古代社会科学
从远古时代世界五大文明发祥地分别出现社会思想萌芽开始(约公元前3000前)，人类关于社会的认识和社会知识就不断地发展变化着。亘古时期人们怎样认识社会，没有明确的和直接的文字记载。不过，古人类文化遗址遗物和神话传说分别作为远古人们生活与活动信息的物质的和观念的载体，为我们了解当时人们认识社会的活动起着资料和凭证的作用。原始神话既是原始社会的观念再现，又是原始初民以不自觉的方式认识社会的观念产品。当时，“集体表象”是原始初民认识社会的主要思维特点，而“讲故事”则可以视为原始初民传播社会知识和社会观念的主要方式。原始神话尽管只是人类社会自我认识和自我理解的原始形式，是人类认识能力尤其是抽象思维能力发展很不充分的产物，但它毕竟是人类认识和理性思维能力发展的产物，并且还是进一步刺激和发展人类认识和理性思维能力的积极因素。而人类的科学正是这种能力进一步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科学这种人类高深学问的智能活动，起自人类最普通的日常生活，植根于人类共同的普通能力之中，这表明了科学的普遍性和普通性。从发生学角度看，科学的这种品性为它以后的深入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这也说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最初并不是泾渭分明的。例如，马克思曾经指出，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这既是人类认识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一种智慧、力量与活动，又是人类认识社会(原始人群)、组织社会生活的一项具有伟大意义的活动，集中体现了当时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水平，如果从科学的“源头”意义来说，它就既是自然科学的，又是社会科学的。从人类最古老的神话传说和宗教观念等混沌的思想意识中，也可以透视出，当时人们还没有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与人与物之间的自然关系区别开来。
在科学发展史中，公元前8世纪是个明显的转折点。在此之前，社会科学尚处于萌芽状态，其思想散见于古代典籍中；在此之后，社会科学(虽然还不是近代意义的社会科学，并且只有有限的几个部门)才以独特的对象和表现形式出现于科学的舞台上。当时，东西方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批非官非商的劳动者——“知识分子”，他们总结了以往的与当时的经验知识，创立了最早形态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产生了文明时代的理论萌芽。不过，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及人类认识水平极其低下，社会科学或人类关于社会的知识是在人类的知识总体中，与其他知识混沌一起地发展的。这个知识总体就是哲学，它包罗万象地把人类一切知识都囊括于自己的“大一统”的框架之中。随着自然和社会的变迁，随着人类实践能力和认识的水平的提高，人类知识体系才不断分化，逐渐在整体及分体上发展、扩大、彼此在继续相互联系的同时，相互之间的独立性也逐渐增强，从而形成各种科学部类和具体科学分支。
随着人类历史上第一批“知识分子”与“智者”的出现，专门研究社会现象的社会科学得以萌发。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古希腊和吠陀时期的印度是古代社会科学的发源地。老子、孔子、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悉达多等则是这一领域的开拓者和主要代表人物。古代思想家们怀着极大的兴趣，探讨了人类生活各个领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提出了第一批社会科学范畴，如“礼”、“法”、“正义”、“民主”等等，并制定了社会理论研究的若干方法，如类比和推理等。在短短数百年时间里，便出现了政治、法律、管理、伦理、军事、经济、史学、教育、文艺、美学等社会科学思想。虽然，它们的大多数还处于零散的、萌芽的状态，但毕竟使整个社会科学的发展从此有了一个确定的基础，个别学科甚至形成了一定的体系。在中国，著名的《易经》融自然与社会科学于一炉，汇文史哲于一体；进到春秋时期，诸子百家，论辩争鸣，开创了文史哲汇于一体的社会科学原始发展阶段的繁荣。在公元前5世纪前后的三四百年里，中西方古代社会科学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繁荣和发展。
由于奴隶社会生产力水平还十分低下，受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局限，这一时期的社会科学一般只有笼统的概括和浅显的分析，对许多社会问题的记录，描述过多，论证较少；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分类并不明显。学术概念和范畴也彼此共用，因而，对各个范畴解释又是多种多样的。例如，中国儒家大师孔子特别重视“礼”，强调“仁”，这种“礼”既是政治概念又是管理范畴，而“仁”则既是哲学概念又是伦理规范；在西方，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特别强调的“正义”，则既是政治要求又是法律原则，并且还是判断战争性质的标准。
从总体上看，中西社会科学的侧重点是有明显差异的。中国古代社会科学偏重于对伦理道德的研究，尽管“法”学派曾一度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礼”学派的思想在社会上则产生了更为深刻影响。“克己复礼”、“中庸之道”被许多中国人奉为安身立命的根本准则；而西方古代社会科学则偏重于民主与法制的研究，思想家们大多强调理性的地位和作用，主张“以理节欲”、以“理”服人。中西方社会科学从一开始就各具特色，并以各自独特的方式作用于各自的社会，推动着中西方社会的发展。
2.中世纪社会科学
作为一个历史范畴，“中世纪”指的是封建制度在各国的形成、发展和衰亡的整个过程。虽然世界各地大体上都经历过封建时代，但其进展却极不相同。例如，在秦汉之际，中国已经基本完成了封建化过程，而欧洲各国则是在公元5世纪才开始产生封建生产方式。由于社会历史条件大相径庭，社会科学在东西方各国的发展状况很不一样，从而逐步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特色和传统。
中国封建社会科学是中国奴隶社会的社会科学的继承和进一步发展。虽然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焚书坑儒”等事件，文化专制主义在此间经常出现。但总的说来，中国奴隶社会形成的社会科学理论在这一阶段基本上都得到继承。当封建社会趋于稳定后，儒家、法家、兵家等诸子百家的理论大都被封建统治阶级所利用，并在此基础上获得进一步发展。在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科学出现了三次大的高潮，形成了马鞍形的发展局面。第一次高潮是以西汉全盛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标志的封建礼教研究；第二次高潮是盛唐时期政体、法治、管理与经济问题的繁荣；第三次高潮是以宋朝理性主义为主要倾向的“学问思辨”。推动了各学科的深入发展。由此，形成了中世纪东方精神文明的繁荣和昌盛。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在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曾对此间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及其对世界科技乃至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指出：“人类历史上的一些基本的技术正是从这块土地上生长起来的。”中国的四大发明对于世界文化与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世人皆知，马克思和恩格斯也给予了高度评价。但是，不幸的是，在中国历史上，科学技术却长期没有受到应有的足够重视。中国古代社会中长时期的重人文、轻科技的文化思想和指导政策，曾经推进了以文史哲浑然一体为形态的中世纪社会科学的发展繁荣，并也有推进自然科学发展的一面，但不可避免地也存在着抑制科学技术发展的一面。李约瑟指出，中国的自然科学长期只停留在经验阶段，并且只有原始型和中古型的理论；不过，中国却产生了有机的自然观，而在西方，近代科学经过了机械唯物论三个世纪的统治之后，才采取了相似的有机自然观。这种情形，既是由于“两种文化”品性的不同而产生的，也反映了中国当时社会科学的发展优势。
在东西方文明传播的过程中，阿拉伯、印度等国起到重要的中介作用。这些国家在社会科学方面也作了某些探索，不过，总的说来，它们在社会科学方面并无多大超越或创新。比较而言，在社会科学方面有所创新的，当数日本。公元一世纪，中国儒家学说和佛教思想先后经朝鲜传入正处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日本列岛，日本中世纪的社会科学就是儒家、佛教文化与本土神道传统观念相结合的产物。例如，在语言学方面，九世纪的平安贵族创造了简化汉字草体的“平假名”和采取楷书汉字笔画的“片名”，这是日本文化史上重大事件之一。十五世纪，日本进入“战国时代”，农民起义和封建主的混战连绵不断，日本封建文化日益走向衰落。
与中世纪的亚洲各国相比较，欧洲不仅在封建制度的形成上晚于东方，而且在文化上也相对落后，其社会科学只能在教会允许范围内，以扭曲的形式缓慢地向前发展。而究其主要原因，则是古希腊社会科学研究中所体现的民主、自由气氛与封建专制统治格格不入。封建统治阶级与教会相互勾结，以异端的罪名，对一切非教会的思想观念和文化形式大加围剿、鞭挞，使欧洲中世纪的社会科学从自由讨论转变为强化统一，最后竟导致狂热的宗教崇拜和盲目的虚无主义。中世纪的欧洲学者大都成为宗教神学的代言人，当时，学院一概封闭殆尽，古籍几乎全被烧毁，除了《圣经》，几乎找不到任何其他文化典籍。甚至在中世纪末期，竟不得不从东方重新输入本来就属于自己的古代文化遗产。不过，随着人们思想的逐渐觉醒，神学也不得不走向理性主义，从而出现了托马斯·阿奎那的包罗万象的《神学大全》。与奥古斯丁宣扬“信仰就是一切”不同，阿奎那承认伊本·路西德首创的“双重真理”论：一是基督教信仰的神学“天启真理”，由《圣经》、神父的教喻及教会的传说传递下来；二是人类科学和哲学所推导出的“理性真理”，科学家就是他们的主要解说者。“双重真理论”认为天启真理直接来自上帝，因此，两种真理并不是平等外的：信仰高于理性，科学服从神学，神学应当把科学“看作它的下级和婢女来使用”。“双重真理论”暴露了中世纪世界观的矛盾——科学意向与宗教之间的矛盾，并企图调和科学和宗教，是一种折衷的错误真理观。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这一理论使科学与宗教都获得了或多或少的独立性，更重要的是，它承认在天启真理之外存在着理性真理，从而给了哲学和科学以有限的生存权。从科学史来看，这在客观上把本质上反神学的科学放出了中世纪宗教的囚笼，这在社会科学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另外，值得重视的是，欧洲在中世纪“第一次创造了一个牢固的文化区域，并在这个区域内第一次建立了一个由互相影响和互相防范的、主要是民族国家所组成的体系。这些就准备了一个基础，后来只是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谈人的平等和人权的问题”；并且，“在封建的中世纪内部孕育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它的进一步的发展中，注定成为现代平等要求的代表者，这就是市民等级”。(29)这些都为欧洲社会科学在近代的复兴准备了条件。时至十三、四世纪后，以文学艺术为前导的“神”、“人”大讨论，揭开了人文主义运动的序幕，以“人”为研究中心的社会科学重新崛起。
3.近代社会科学
以美国学者I·华勒斯坦为主席的“古本根重社会科学委员会”在对社会科学史作长期研究后，曾对近代社会科学的发展状况及其重要性，作出了如下很有见地的精辟的结论：“社会科学是近代世界的一项大业，其根源在于，人们试图针对能以某种方式获得经验确证的现实而发展出一种系统的、世俗的知识。这一努力自16世纪以来逐渐成熟，并且成为近代世界建构过程中的一个基本方面。”(30)在16世纪至19世纪中叶，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发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拓宽了人们的视野和思维空间，随着以文艺复兴为前导的反封建专制、反宗教迷信的文化改革运动的深入，在中世纪里缓慢发展的社会科学终于冲破了封建专制和宗教神学的桎梏，并获得了迅速的繁荣发展。许多社会科学学科都相继从神学和哲学中分化、独立出来，并对近代社会的发展发挥着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文艺复兴，是人类理性的觉醒和复兴。在发掘、拯救、保存和复兴欧洲古代遗产的旗帜下，实际展开的是资产阶级文化创造运动，是对人类理性能力的一次大发掘，也是以高扬人的个性为主旨的对于人类本性的一次重新塑造和大解放。由于中世纪的宗教神学已经同封建主义结成相互依存的统一体，因此，抵制封建专制主义和宗教神学，就成为近代资产阶级进行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首要任务，也是西方近代初期各门社会科学的共同任务与核心内容。当时的西方社会科学适应新兴的资产阶级推翻封建专制的需要，把斗争矛头直指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在理性觉醒的时代，人们以理性为认识社会的基本方式，强调以理性方法为基本方法去认识、评价社会的历史和现实，并建构和创造未来。理性方法实际上是认识方法和评价方法的统一，而运用理性方法去认识社会，则意味着从人的内在本性要求出发，运用人类所特有的思维力去认识和评价各种社会现象、历史事件，去建构未来理想社会。从历史角度看，这样一种认识方式和评价方式，既是资本主义精神的观念表现，又是资产阶级革命中锐利的思想武器。
弗兰西斯·培根是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近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他尖锐地批判经院哲学，主张以观察、实验的方法去发现真理。霍布斯是培根学说的继承者和系统化者，他消除了培根唯物主义中的一些有神论的偏见，主张用力学和数学来说明一切，建立了近代第一个机械唯物论体系。而18世纪法国的战斗唯物主义、19世纪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则把对宗教的批判提高到了新的高度，并有力地打击了近代唯心主义学说。经过长期的斗争，统治欧洲达千余年的以宗教神学为核心的封建主义社会学说终于被以人文主义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社会学说所取代。虽然资本主义社会学说在本质上仍是为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根本利益服务的，但它毕竟恢复了理性和科学的权威。从总体上看来，这一时期的社会科学刚刚发展，还不很成熟，个别学科领域还留有神学的尾巴。这种不协调的状况主要是资产阶级的剥削阶级的本性和革命运动不可避免的妥协性造成的。
近代初期的社会科学深受自然科学的影响。社会科学家大都把人类社会类比于自然界，或者把人类社会当做自然界的直接延续，从而把社会规律归结为自然规律。甚至有些学者认为只有用自然科学方法，才能真正解决社会科学各种学说的理论问题。近代社会科学与政治伦理的结合十分紧密，它为资本主义的产生大造舆论，推动了早期的资产阶级革命。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在各国的确立，资产阶级社会的各种学科相继创立，并开始形成体系。基本理论日趋成熟，社会科学的资产阶级属性更加明显，科学真理性与阶级利害冲突比较激烈。在18世纪至19世纪中叶，西方社会科学获得了空前发展。特别是以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以斯密、李嘉图为代表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等社会科学体系的相继形成与历史终结，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来源。
在这一阶段，中国、印度等东方诸国的社会科学发展状况与此很不相同。在1840年以前的中国清王朝统治时期，延续了两千年之久的中国封建制度已经开始走向衰落。清王朝统治阶级继续利用传亘已古的封建纲常名教来“教化”人民；而进步的思想家则从社会衰败趋势中看到了社会改革的必要性，因而产生了抨击封建专制，倡导民主、平等精神的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近代中国社会科学。以王夫之为代表的哲学家、思想家，对宋明理学进行了深刻批判，提出了与之相对立的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观点和方法。这些批判的思想、观点和方法，适应了清代早期的社会发展的需要，推进了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发展，成为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转变到近代哲学思想的中间环节。清代是中国语言学获得较大发展的时期，通过顾炎武、段玉裁、许慎等学者的努力，逐步形成了严格的、现代意义上的语言科学。在这一时期，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出现了启蒙主义色彩的政治法律思潮。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顾炎武的《日知录》、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和唐甄的《潜书》等是早期启蒙思想的代表作；而龚自珍的“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等著名诗篇、魏源的《海国图志》及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所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等，尽管仍有其历史和阶级的局限，但却较为完整地表达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和反对封建制度的愿望，反映了反对资本主义侵略的爱国立场和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趋向。从整体上看，在16至19世纪的东方其他各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尽管已经出现，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中央集权制过于强大，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上的专制主义等的影响，资产阶级启蒙思想运动和当时中国的情况一样，远远不能形成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因此，整个社会仍然处于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之下，社会科学当然也不能摆脱封建主义的束缚。
4.现代社会科学
这里所说的“现代社会科学”，是指自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世界各国的社会科学。在这一时期，社会科学的发展有了全新的时代背景：自然科学获得飞速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欧洲先进国家已占有统治地位，周期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断发生，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级过渡到垄断阶段，马克思主义横空出世并成为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俄国十月革命开创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新纪元等等。在这种背景下，社会科学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它无论是在研究对象和研究任务的明确性上，还是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都远远地超过了历史上的一切时代。
现代社会科学是随着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而作为起点的，它的阶级性和实践性特别明显。社会科学的众多分支学科的出现，形成了社会科学新的研究领域。社会科学的独立研究方法开始出现，并为进一步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在这一时期，社会科学的发展具有三个明显的特点：
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为全部科学提供了合理的世界观和先进的方法论，使整个社会科学第一次有可能真正成为科学的。19世纪中叶，德国古典哲学终结之日，正是马克思主义诞生之时。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主义获得发展、无产阶级登上政治历史舞台之际，在自然界取得累累硕果的条件下，对德国古典哲学以及整个哲学史作了批判性的总结，他们克服了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创立了具有彻底的辩证性、历史性和实践性的新唯物主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反杜林论》等的写作、发表或重新发现，既实现了哲学领域的一次伟大变革，也为全部科学提供了崭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有机结合，理论与实践的紧密联系，科学性和革命性的完整统一，使得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上发生了根本的变革，开创了现代社会科学的新纪元。
二是社会科学走到科学前沿，成为与自然科学并驾齐驱的、人类科学整体中一个相对独立的部类。恰如古本根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指出：“尽管社会科学内部分化的基础早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就已明确地形成，然而，只是在1850至1914年间，从社会科学学科结构中反映出来的思想多样化，才以我们今日所知的形式在主要大学里得到正式承认。”(31)在社会科学史中，众多的“研究主题”和“学科”的名称都是此期间提出的，各类社会科学类群的基础学科都确定了自己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任务，并形成了由大批范畴和规律有机结合的理论体系，形成了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一般方法和各类学科特殊的研究方法。截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对于诸如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人类学、东方学等学科及其研究对象和性质，已经有了广泛的共识，而其余的则还在形成过程中。随着学科结构的建立，围绕着研究、分析和训练，形成了一些实实在在的研究成果，产生出了大量我们今天视为现代社会科学遗产的文献。截止到1945年，组成社会科学的全部学科基本上都已经在世界上的大多数主要大学里制度化了。华勒斯坦等学者认为：“到1945年，社会科学一方面与研究人类系统的自然科学；另一方面也与研究人类‘文明’社会的文化、思想和精神产品的人文科学有了明确的区分。”(32)
这一时期的社会科学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具体地说，社会学的鼻祖、法国学者孔德是实证主义的创始人，他将“实证”问题上升到哲学高度，创立了“实证哲学”，又强调以实证方法研究社会问题，创立“社会学”。孔德强调，对社会的认识应当成为实证的科学，为此必须把它从形而上学和科学中划分出来，这就是社会物理学，后来他又称其为社会学。社会学以社会现象为对象，是一门研究人的理性及其心理在社会生活的影响下如何完善起来的科学。此后，又有了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塔尔德的心理社会学派、迪尔凯姆的集体表象论、韦伯的社会行动理论、齐美尔的形式学派及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等。经济学自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富国论》一书在1776年问世，便逐步获得其相对独立地位，在这一时期更是获得新的发展。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边际效用学派的经济学说成为影响最大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说。而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的均衡价格理论和分配理论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则占有支配地位，至今仍构成西方经济学的重要基础。法学自17、18世纪古典自然法学派创立后，在19世纪，哲理法学派、分析法学派、功利主义法学派等迅速取而代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在西方社会盛行的，则是社会哲理法学派和社会法学派。19世纪被西方一些学者称为“历史的世纪”，兴起了以朗克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史学”，以斯宾格勒、汤因比为代表的“思辨的历史哲学”和以克罗齐、科林伍德为代表的分析的历史哲学。在心理学方面，1879年，德国心理学家冯特在莱比锡大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并于1881年创办了第一个心理学刊物，从此标志着心理学开始从哲学中分离出来自立于科学之林，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时至20世纪30年代，各种心理学学派纷纷出现，形成了构造主义、功能主义、行为主义及完形派心理学、精神分析心理学。19世纪到20世纪中叶也是科学教育学的建立阶段。赫尔巴特《普通教育学》的发表为教育学的诞生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则为教育科学化提供了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时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生理学和实验心理学研究的巨大进展，则为教育理论提供了可靠的科学依据。此外，政治学在19世纪中期也逐步系统化；美国著名的管理学家泰罗成为“科学管理之父”，法国的法约尔成为管理过程学派的理论奠基人；地理学向人文地理学等发展；人类学、民族学在19世纪中叶作为一个科学体系形成；国际关系学在1919年正式诞生；语言学由自然语言学向社会语言学、结构语言学转化。
三是如同自然科学通过工程技术而获得社会的广泛承认一样，社会科学也努力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从社会生活中获得生命力。大批的社会科学思想家同时就是社会改革家和社会革命家，从而使社会活动的自觉性、合理性程度越来越高。
综观现代社会科学的发展进程，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在其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与以往一切有关“绝对真理”并凌驾于各门科学之上的哲学体系不同，它是指导被压迫人民探索和认识真理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要求从现实的联系和过程出发来认识世界，它强调整个社会理论研究必须从实践中来，到群众中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权威不是某种政治权力所赋予的，而是人类社会科学的历史长河中，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之中经过斗争树立起来的，并深深扎根于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正如列宁所指出：马克思推翻了那种把社会看做可按长官意志(或者说社会意志和政府意志，都是一样)随便改变的、偶然产生和变化的、机械的个人结合的观点，第一次把社会科学置于科学的基础上，确定了作为一定生产关系总和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确定了这种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从俄国的十月革命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从欧洲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在指导人民社会实践、推动社会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同时，证明了自己的科学性和革命性，自身也不断地得到改造和发展。继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并以此为理论前提，在社会科学各个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广泛探索，为社会科学理论宝库添写了光辉灿烂的篇章。但是在这个阶段，社会主义革命还仅仅是个别的尝试，无产阶级的社会科学理论还没有获得完全展开，众多的领域还有待更为认真全面的深入研究，因此，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无产阶级社会科学还处于探索阶段。
5.当代社会科学
自1945年以来，三个新的发展动向深刻地影响了前100年所形成的社会科学结构。
其一，世界政治格局发生剧烈变革。在政治上出现了两大新的地缘政治格局：一是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之间的所谓冷战以及冷战的终结，另一是亚非拉国家争取独立的民族解放运动。前者使社会科学的研究机构、主题、重点、价值取向等都受其影响；后者则意味着此前社会科学的许多假设都遭到质疑，因为它们所反映的是那个已经结束或至少是行将结束的时代的政治偏见。“时至今日，这些学科更是备受抨击，被指斥为欧洲中心主义的、男权主义的、资产阶级的事业。”华勒斯坦等学者指出，西方思想的文化普遍性所受到的挑战“不仅来自于那些感到自己在社会科学分析中被遗漏了的人们，而且也来自于社会科学内部。西方世界的自我怀疑以前只存在于一小部分人中间，如今则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弥漫开来。”(33)
其二，社会生产力和新技术革命迅猛发展，人口急剧增加，知识经济方兴未艾，全球化浪潮等，使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都发生了根本变革。这些都为社会科学的发展、变革提供了全新的实践基础和对象性前提。
其三，许多人对社会科学在社会创新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因而，社会投资也扩展到社会科学。这种投资尽管在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例还很小，然而与以往社会科学所得到的任何资助相比较，其数目却非常大，这种投资使社会科学朝着更进一步、更充分的科学化、社会化方向发展。当代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规模急剧扩大，质量不断提高，研究的装备和管理手段日益现代化，并形成了一些社会科学发展中心，它们一般都拥有集中的资讯和技术，其资金首先来自各大国的政府及各种基金会，其次来自某些跨国公司。可以说，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不再是单凭兴趣、爱好而进行的个人的活动，而是已经成为一种社会职业和由政府支持和控制的国家事业。华勒斯坦等学者指出：“国家和私人在科学研究方面的大规模投资，给予这些科学发展中心以毋庸置疑的优势，任何不那么严格、不那么带有政策导向的研究规划都无法与之相抗衡。因此，随着经济的发展，科学范式(它乃是各类技术成就的根基所在)在社会科学内部进一步取得了全球范围的合法性。不过，与此同时，由于西方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统治已经告终，因此不仅在政治舞台上，而且也在社会科学的舞台上，人们都开始听到一些新的声音。”(34)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在社会主义社会科学领域中起到了任何具体科学所不能替代的和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自身也在新的情况下，抛弃了不应有的固定模式，在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体系经过20世纪初的短暂徘徊之后，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发展。它的最大特点是：一方面，作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它具有强烈的为当代资本主义辩护和向社会主义渗透的阶级性质；另一方面，作为一种与现代大生产相结合的科学文化，它在认识成果和方法、技术方面也作出了一些有益的贡献，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
当代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哲学、思维科学、数学之间相互渗透，出现了一派前所未有的整体化景象。专业化研究与综合性研究相互结合，定量化研究方法不断增强，应用性比重相对增加。社会科学研究的这种趋势，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类科学发展的基本潮流。古本根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指出：“在20世纪，历史学、人类学和地理学最终将残存于它们内部的早期普遍化的传统彻底地边缘化了，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构成了一个以国家为中轴的三位一体，从而巩固了它们作为核心社会科学(以研究普遍规律为主旨)的地位。”(35)
社会科学的性质本身，决定了它既具有民族性特点又是世界性的、全人类的。而当代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使得民族、国家、地区之间的空间距离更为“缩短”，人们不仅“鸡犬之声相闻”，而且交往日益频繁，日益社会化、世界化。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飞速发展，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的巨大变革，促进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在当今时代，欧洲、亚洲、拉丁美洲、大洋洲世界各国的社会科学，都在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不断更新、不断发展。可以说，当代社会已经处于社会化的科学与科学化的社会相统一的前夜。
而在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虽然经历了曲折，但自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提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空前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社会科学的复苏、创新和发展。目前我国社会科学不仅基本摆脱了近代西方社会科学体系，而且也基本摆脱了50年代引进的苏联社会科学体系，一个既有我国民族传统、又吸取了当代国际社会科学成就的崭新的中国社会科学体系正在形成。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体系的建构和发展，不仅将造福中国人民，也必将为世界人民和国际社会作出巨大贡献。(www.xing528.com)
【注释】
(1)［英］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M］.陈本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437。
(2)［英］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M］.伍况甫，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6。
(3)［美］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M］.许良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2。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63。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63。
(6)北京大学哲学系编.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17。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7。
(8)列宁.列宁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89。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5。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5。
(11)［美］华勒斯坦.开放社会科学［M］.刘锋，译.上海：三联书店，1997：54。
(12)范景中编.艺术与人文科学：贡布里希文选［M］.浙江：浙江摄影出版社，1989：390～391。
(13)［英］席勒.人本主义研究［M］.麻乔志，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177。
(1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8。
(1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7。
(16)此部分内容参考了林聚任等人的研究成果。
(1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2。
(18)［法］E·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规则［M］.胡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73。
(19)［法］E·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规则［M］.胡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78。
(20)［法］E·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规则［M］.胡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102。
(21)［法］E·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规则［M］.胡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104。
(22)［英］罗素.宗教与科学［M］.徐奕春，林国夫，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23。
(2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7。
(2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9。
(2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5。
(2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5～126。
(27)［美］华勒斯坦.开放社会科学［M］.刘锋，译.上海：三联书店，1997：54～55。
(28)此部分内容借鉴了欧阳康等人的研究成果。
(2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45。
(30)［美］华勒斯坦.开放社会科学［M］.刘锋，译.上海：三联书店，1997：3。
(31)［美］华勒斯坦.开放社会科学［M］.刘锋，译.上海：三联书店，1997：14。
(32)［美］华勒斯坦.开放社会科学［M］.刘锋，译.上海：三联书店，1997：34。
(33)［美］华勒斯坦.开放社会科学［M］.刘锋，译.上海：三联书店，1997：55～56。
(34)［美］华勒斯坦.开放社会科学［M］.刘锋，译.上海：三联书店，1997：38～39。
(35)［美］华勒斯坦.开放社会科学［M］.刘锋，译.上海：三联书店，199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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