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中国早期政党发展

孙中山与中国早期政党发展　——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他以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结束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统治的光辉业绩功垂千古，以矢志不渝、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名扬四海。他的建党活动是其整个革命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以首开中国“政党政治”之先河对近代中国政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今值辛亥革命80周年之际，本文试就孙中山与中国早期政党发展问题作一粗浅探讨。

一、孙中山与中国第一个政党的产生

政党是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中的产物。世界上最早的政党是17世纪英国的托利党和辉格党。在中国，第一个政党——孙中山先生创立的中国同盟会——产生于20世纪初，它是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是中国资产阶级政党得以产生的主要社会基础。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入，一方面，从客观上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则催化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育。中国资产阶级就是随着中国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逐步形成一个独立的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里，中国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的阶级，其自身的成长过程，也是近代中国人民不断寻求强国之道的过程。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首先将目光转向西方，他们主张学习“西学”、“西法”，通过建立西方式的议会制度，变法图强，拯救中国。从19世纪七八十年代起，国内便有了关于西方议会民主、政党政治的评介。19世纪90年代戊戌变法前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对“西学”、“西法”作了系统的宣传，这种宣传直至民国初年都经久不衰。西方民主观念、政党观念的传入，为中国资产阶级政党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

就政党的形成而论，在中国是未有政党之前先有会社、团体。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不但资产阶级改良派纷纷创学会、办报刊、建学堂，如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创立的“强学会”、“南学会”、“保学会”等，而且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也注重建立革命团体，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华侨中建立的“兴中会”即是如此。兴中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民主革命主张。（一般认为，兴中会的建立，标志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形成。）继兴中会之后，在20世纪初的反帝覆清爱国运动中，还涌现出其他一些革命团体。这些团体大都是地方性的，并带有会党痕迹。其中较著名的有1904年黄兴发起成立的“华兴会”和蔡元培建立的“复兴会”。华兴会和复兴会都明确提出了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政治主张。

孙中山曾经提出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三个步骤：立党——宣传——起义。“立党”即建立革命政党，当属开展革命的第一步骤。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正是循着这一思想轨迹进行的。1905年8月，在孙中山等人的积极倡导下，兴中会、华兴会、复兴会三团体在东京实行了合并，共同组成中国同盟会。由此，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政党诞生了。中国同盟会是直接以革命为目的而创建的。它自成立以后到1911年，先后领导和发动了十多次武装起义，直至1911年的武昌起义，取得辛亥革命的成功。

有一种观点认为，“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领导，是正规的民主革命得以实现的重要因素。辛亥革命，就是由同盟会所领导的”^[1]。这个论点是有道理的。可以说，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揭开了中国近代政党史、革命史上光辉的一页，有了“这个正规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2]，才使“正规的民主革命得以实现”。中国同盟会作为“正规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无论政治上、思想上还是组织上都是比较成熟的，不独中国社会历存已久的封建性秘密会社与此截然不同，就是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学会”以及此前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各类团体亦不可同日而语。中国同盟会作为近代意义上的政党，具有以下一些鲜明特点：

第一，它有明确的革命的政治纲领。中国同盟会在成立时接受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原则为自己的纲领。这十六字实际上已经包含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基本思想。后来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对此作了明确说明。他把同盟会的纲领解释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其中“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民族主义，“创立民国”为民权主义，“平均地权”为民生主义。这是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整的政治纲领。对于这个纲领，列宁曾给予高度评价，他指出：“孙中山的纲领的字里行间都充满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3]

第二，同盟会有比较完整的革命方针和政策。1906年秋冬，孙中山与黄兴、章太炎等制定了同盟会的《革命方略》。该“方略”内含八个重要文件：《军政府宣言》（通称“同盟会宣言”）、《军政府与各国民军之条件》、《招军章程》、《招降清朝兵勇条件》、《略地规则》、《对外宣言》、《招降满洲将士布告》、《扫除满洲租税厘捐布告》。除《军政府宣言》具有纲领性外，其他文件内容均是关于具体方针政策的。它们体现了前述同盟会纲领的基本精神，成为革命党人行动所依循的准则。

第三，同盟会有比较健全的组织机构。孙中山在自己“以党建国”思想的支配下，把西方国家政权中三权分立的原则运用于政党建设上。同盟会实行总理制，下设评议、执行、司法三部；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除总部外，同盟会在国内设置了东（上海）、西（重庆）、南（香港）、北（烟台）、中（汉口）五个支部以及隶属于各支部的各省分会；在国外，设置了南洋、檀香山、欧洲和美洲四个支部。这就克服了先前一些革命团体的地域性和分散性，成为一个具有统一领导和严密组织的全国性政党。

第四，同盟会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它作为资产阶级政党，其主要社会基础是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就同盟会的组织构成看，它的成员主体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些成员作为所属阶级的政治思想代表，能够较好地担当起政治指导者的角色。（尤其在建党初期和革命的宣传、鼓动阶段，较多的知识分子入党是政党产生过程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

中国同盟会是顺应社会发展规律、适应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需要而建立的，因此总的说来它是一个进步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政党。但是，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先天不足和清朝末年异常复杂的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同盟会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缺点和弱点，如不少同盟会员对三民主义纲领缺乏全面理解或信仰，没有在政治上、思想上达到真正统一；组织上门户之见较深，小团体和宗派习气甚浓；以及脱离群众，等等。这些缺陷以及同盟会本身的性质和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决定了该政党没有也不可能将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尽管它领导辛亥革命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但是却不能够保持这个胜利。

二、孙中山在民国初年的建党活动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胜利以后，孙中山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政府大总统，宣布中华民国成立。辛亥革命的胜利，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无疑宣告了清王朝封建统治的灭亡。然而，领导革命成功的中国同盟会并未因此而完全掌握国家政权。当时，原清廷的将领和官吏手中还把持着大量军队和各种实权。在这样的情形下，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新政权一开始便对以原清政府内阁总理大臣、北洋军阀头目袁世凯为代表的反动封建势力妥协退让。结果是孙中山辞去了仅就任3个月的临时大总统职务，让位于袁世凯。与此同时，资产阶级迷惑于袁世凯允诺实行共和并承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假象，产生了中国已能实现“议会政治”的幻想。民国初年，各种政治力量纷纷组党，出现的政党和政治团体一时竟达300多个。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到1912年冬，民初各小党派经过斗争、分化、重组，大体形成了三个派系、四大政党的格局，即由革命派组成的国民党，立宪派组成的民主党，反动派组成的共和党和统一党。（除四大党外，还有其他一些未并入四党的小党派，如中国社会党、中华民国工党、中华进步党、自由党、公民急进党等。）

在上述四大政党中，统一党最先成立。这是由原同盟会会员、光复会领导人章太炎发起，于1912年1月由中华民国联合会与预备立宪公会联合而成的。该党的基本政治态度是拥袁反孙，并试图取代同盟会，夺取革命领导权。

共和党是直接为了适应袁世凯的统治并用以对抗同盟会，于1912年5月建立的。该党由民社、国民协进会、民国公会、统一党和国民党（不是同盟会改组后成立的国民党）合组而成。它以拥袁为己任，实为代表大地主、大官僚、大买办利益的袁世凯的御用党。

共和党成立后，与同盟会形成抗衡，对革命派构成威胁。面对这种情势，同盟会领导人之一宋教仁，为加强革命党的力量，也采取了“力联他党为合组大党之计”，于1912年8月在同盟会的基础上，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和国民公党等几个小党派组成了国民党。该党改同盟会的总理制为理事合议制，推举孙中山为理事长，实际党务由宋教仁主持。

与建立国民党大体同时，立宪派人物汤化龙、林长民等人联合共和建设讨论会、中华共和促进会、国民新政会、国民协会、共和统一党、共和俱进会等组成了民主党。该党与袁世凯联系密切，并推“拥袁派”中心人物梁启超为领袖，从而加强了袁世凯反动势力。这样，三派四党实际上又分为两大阵营，即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阵营和以袁世凯为首的反动阵营。

四大政党的基本格局形成后，1912年冬举行了第一次国会选举。国民党在这次选举中大显身手，夺得参众两院的392个议席，成为国会中第一大党，而共和党、民主党和统一党三党一共才得223席。国民党在议会选举中的胜利使袁世凯大为震惊，为此他遂向国民党伸出罪恶之手，于1913年3月派人刺杀宋教仁；同时在政治上，袁世凯和立宪派于同年5月将共和党、民主党和统一党联合起来组成进步党；9月，袁世凯又指使亲信梁士诒用金钱收买国会议员，并吸收北洋军阀、政客、官僚分子组成御用工具——公民党。至此，四大政党的格局为国民党、进步党和公民党的三党鼎立所取代。

进步党和公民党成立以后，袁世凯继续对国民党进行威逼、利诱和打击，致使一部分国民党议员逃往南方，大部分议员被分化和收买。国会已完全被袁世凯所控制。袁世凯反民主，却又不愿意背反民主之名。于是在进步党、公民党的配合下，由其所控制的国会于1913年10月举行总统选举，袁世凯堂而皇之地成为经选举产生的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袁世凯登上总统宝座以后，即下令解散国民党，取消国会，撕毁约法，就连曾为他效尽犬马之劳的进步党、公民党也被踢在一边。昔日的共和景象转瞬即逝，政党林立的局面亦告结束。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孙中山对于民国初年成立的国民党的态度总的说来是比较冷淡的，同时又是矛盾的。之所以态度冷淡，主要原因有二：（1）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认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俱已达到，就剩下民生主义尚未完成。因而他在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后，便全力倡导民生主义，主张发展实业，实行“社会革命”。他真诚地相信“振兴实业”、“发展物力”是“从根本下手”，此将大有裨于“民国巩固”。孙中山还身体力行，接受袁世凯委任而督办铁路。（2）孙中山作为一个坚定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从来对议会政治不感兴趣。在他的政党观念中，“革命党”和“政党”是有区别的。前者为从事革命之党，后者为从事议会政治之党。而宋教仁主持的国民党正是一个从事议会斗争的党。此外，在国民党组建之时，恰逢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不久，心情很闷，对政治的整个态度都比较冷淡，这也制约和影响了他对国民党的态度。当然，孙中山的态度又是矛盾的。因为当时议会民主制度毕竟已见于约法，各种政治组织纷纷出现，基于约法规定的议会民主及政党政治也至少在表面上运作起来了。所以，他有时又不得不对政党政治表示一定程度的关心。正是这种矛盾态度的驱使，他一方面参加了国民党的成立大会并接受了理事长职务；另一方面又不过问党务，而把主要精力投身于“振兴实业”。

然而，宋教仁案的枪声和国民党被解散，使孙中山从实业救国的迷梦中惊醒过来。孙中山决定重新建党，再举革命。1914年7月，由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在东京成立。这次组党，孙中山采取措施克服了以前国民党内成分复杂、组织涣散、行动不统一等弊端，但同时也采用了一些不够民主的、类似会党的封建宗法家长制做法，如改变了以前的民主选举原则，委任自己为中华革命党总理，把党员划分为“首义党员”、“协助党员”和“普通党员”三等，要求入党者填写誓约，等等。有些做法引起不少党人不满，以至于有的拒绝入党，有的继续以国民党名义开展活动，有的另行组织其他社团，使中华革命党一开始就陷入矛盾重重的境地。中华革命党成立后在反袁护国斗争中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主要由于它自身的弱点，并未领导革命取得最终胜利。1919年10月，鉴于中华革命党的实际作用已逐步丧失，孙中山遂将它改组为“中国国民党”。(www.xing528.com)

三、孙中山与中国国民党的改组

中国国民党是中国历史上两个最大的政党之一（另一是中国共产党）。孙中山通过第二次国共合作而对中国国民党实行改组。这是他晚年政治实践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其政党思想和建党活动发展的高峰。

中国国民党成立时，总部设在上海。当时，北方有徐世昌的北洋军阀政府，南方有陆荣廷的护法军政府。中国国民党在国内不能公开活动，党务活动的重心基本在海外。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孙中山利用军阀混战之机，派党人陈炯明率粤军回广东逐出桂系军阀陆荣廷。同年10月，粤军进入广州；次年4月，广东革命政府成立；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大总统职。中国国民党在广东建立政权后，无疑为革命事业的发展进一步奠定了基础，但也成为北洋军阀政府和桂系军阀等反动势力竭力剿杀之目标。尤其致命的是，当时任广东革命政府陆军部长兼内务部长的陈炯明于1922年6月叛变革命，率军夜袭总统府，孙中山死里逃生，不得不离开广州回到上海。

中国国民党由中华革命党改组建立后，力量本来就很薄弱，经此严重打击，就更没什么战斗力了。孙中山陷于彷徨和绝望之中。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他接受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实现了思想的伟大转变，改组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国民党的基本方式是：实现国共合作；最主要的标志是接受以三大革命政策为核心的新三民主义为政治纲领和吸收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孙中山之所以下决心改组中国国民党，除了陈炯明叛变、革命事业困顿受挫的直接动因外，还有以下一些重要原因：

第一，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

中国国民党成立于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之后，它的建立受到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它成立以后，孙中山又从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中进一步看到了改组国民党的方向。过去，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长期脱离广大人民群众。他深感军阀靠不住，自己的力量很不足，但又不知到什么地方去寻找。而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对他的最大启示，恰恰在于使他发现了新的力量源泉。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宣称：“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盖无可疑者。国民党于此，一方面当对于农夫、工人之运动，以全力助其开展……一方面又当对于农夫、工人要求参加国民党，相与为不断之努力，以促国民革命运动之进行。”^[4]

第二，对国民党自身状况的认识。

中国国民党是直接由中华革命党改建而来的，但其源流却可追溯至前国民党和同盟会。由于历史的原因，虽然孙中山在建立中华革命党时就试图消除原国民党组织成分异常复杂之弊端，但始终未能“除恶务尽”。直到中国国民党成立后，党内成分复杂、品流不一、人格不齐仍然是党的一个严重弱点。这个弱点常常成为“本党自乱”的缘起。孙中山对国民党自身状况的这一了解，促使他深切认识到，必须通过清除不良分子、增加新鲜血液以改造国民党。而这新鲜血液，首先便是指共产党。正如他在1924年1月回答宋庆龄关于“为什么需要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提问时所说，“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5]。

第三，共产国际和共产党的帮助。

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和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新纪元，而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则标志着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开始，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时代的转换和中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种种革命尝试的失败，表明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革命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了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肩上。然而，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也不强大，中国共产党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就必须团结和联合其他力量，组成革命的统一战线。中国国民党作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在政治舞台上活动的时间比中国共产党长，而且还领导过像辛亥革命那样伟大的斗争，在中国社会有着较深厚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在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时候，自然首先就要考虑到与国民党的联合。当然，联合总是双向的。中国共产党确定国共合作的方针经历了一个过程；同样，孙中山接受国共合作的方针也经历了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正是孙中山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并实现晚年思想的伟大转变的过程。

起初，孙中山并不了解中国共产党，更不了解国共合作的意义，甚至在共产党成立之初对该党不予承认。^[6]后来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真诚努力下，他才逐步改变了看法。1921年底，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就向孙中山提出了国共两党合作的建议。1922年4月，少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到达广州，又同孙中山讨论了国民党的改组问题。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孙中山陷入困境时，中国共产党立即在道义上、行动上给孙中山以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7月，中共二大召开，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接着，中共中央在杭州举行特别会议，就国共合作的形式问题统一了认识。会后，中国共产党采取了积极步骤与孙中山联络，先后派李大钊、陈独秀等会晤孙中山，同他商谈国共合作问题，支持他继续完成辛亥革命的未竟事业，孙中山深为这种诚恳帮助所感动。1922年8月，马林带着中共中央杭州会议决定再次晤见孙中山。此次晤谈，孙中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的方针。

孙中山一经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的建议，即于1922年9月在上海召集了有共产党员参加的研究国民党改组计划的会议。1923年6月，中共三大召开，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在中国实行国共合作的决议。同年9月，苏联代表鲍罗廷来到中国，孙中山随即召开特别会议，指派廖仲恺、谭平山（当时是共产党员）等，组成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并聘请鲍罗廷为特别顾问，办理国民党的改组事宜。

经过充分准备，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在出席会议的165名代表中，共产党员有23人。会议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确认了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经过改组，国民党的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首先，从党的理论基础看，此次国民党改组，确定了以新三民主义（以三大革命政策为中心重新解释了的三民主义）为国民党的理论基础或指导思想。这个新三民主义，是与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相一致的，因而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其次，从党的性质看，国民党改组后，实际上由原来的资产阶级政党变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联盟性质的政治组织。再次，从党的组织原则看，改组后的国民党实行“民主主义的集权制度”。这个组织原则，与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有一定相似之处。最后，从党的领导体制看，国民党改组后，将原来的总理制改变为委员制，大大加强了党内的民主作风。

中国国民党改组以后，在共产党和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左派的努力下，第一次国共合作取得了伟大成就：改组了国民政府，创立了黄埔军校，建立和训练了国民革命军，领导了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创立了广东革命根据地，推动了全国工农运动的普遍兴起，取得了北伐战争的重大胜利，等等。尽管后来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叛变断送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孙中山先生的事业，但孙中山先生的光辉业绩却永不会磨灭。孙中山的建党活动，不仅在我国早期政党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且对我国整个政党制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孙中山在长达数十年的建党活动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和教训，是留给我们的一笔珍贵的财富。学习、借鉴和反思这段历史，将有助于我们正确地把握现实和未来。

（原载《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1991（5））

【注释】

[1]张磊：《孙中山论》，46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

[2]张磊：《孙中山论》，77页。

[3]《列宁选集》，中文2段，第21卷，4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4]《孙中山选集》，2版，5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5]《宋庆龄选集》，1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6]参见《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