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政权机构党外人士任职比例下降原因的考察

我国政权机构中党外人士任职比例下降原因的考察

共产党与党外人士（包括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政权机构中合作共事，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的重要内容。就共产党与党外人士合作的传统看，可以追溯到抗日战争时期各革命根据地所实行的“三三制”政权，但是，如果就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多党合作成为一项政治制度而言，则始于1949年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的召开以及由此产生的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从第一届人民政府的成立到现在，我国的政权建设走过的道路是不平坦的。稍稍温习一下这段历史就会发现，在党与党外人士的合作中，党外人士在政权机构中的任职比例曾由一个高峰（建国初期）跌入了谷底（“文化大革命”期间），而后又拨开迷雾走出谷底试图迈向一个新的高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然而事实上却再也达不到第一个高峰所具有的高度。

这是为什么呢？

大概由于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直至“文化大革命”期间党与党外人士的合作共事关系所遭破坏过于严重也过于明显的缘故，相当多的同志以为党外人士在政权机构中任职比例下降的根本原因甚至唯一原因全在于反右派斗争和“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恶果。毋庸置疑，反右派斗争和“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危害是触目惊心的，但是如果我们把视角仅仅局限在这一点上，未免就狭隘了些。因为这样一来仍然会有许多现象不好解释，比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九年时间里，八个民主党派成员由“文化大革命”结束时的6.5万骤增到24万，即使与1957年反右前的10余万相比也增加了1倍多。而与此同时，党中央自1979年以来多次下达了专门文件，一再强调切实做好党外人士在政府中安排领导职务的工作。甚至中共十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也明确规定：党的各级组织“要善于发现和推荐有真才实学的非党干部担任领导职务，保证他们有职有权，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最近的一届国务院的41个部委机构中，除了监察部的一位副部长是民主党派成员之外，所有部委正职领导人中仍然没有一个党外人士。这种状况仅仅用反右派斗争和“文化大革命”的危害作为唯一原因怕是解释不清楚的。也正因为如此，现在不少人对这一现象感到困惑不解。党外人士任职比例下降的现象叫人困惑，困惑就困惑在它呈现出一种两难状态：一方面，党外人士参政的呼声日高，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也在竭尽全力为党外人士在政权机构中一展才能积极创设条件、提供机会；另一方面，党外人士在政治领域的实际作为却不容乐观。如何解决好这一矛盾，毫无疑问成为当前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民主化建设进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而现实的课题。现在首要的任务之一就是要从理论上弄清楚问题的症结，即是要弄清楚我国政权机构中党外人士任职比例下降的真实原因。正如其现象所表征的复杂性一样，其内在的原因我想也同样是复杂的或多种多样的。对此，我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一、建国初期党外人士在政权机构中的高比例任职状况是由该时期国家政权的联合政府性质所决定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个革命的直接的政治目标，既不是建立一般意义上的民主革命所要实现的资产阶级政权，也不是建立像苏联所实现的那种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而是建立一个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1]。1949年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这样的联合政府。

既然建国初期的政权是联合政府性质的政权，那么，毫无疑问，在这个政权的组织构成上就必须体现出联合政府的特点。从当时的情况看，所谓“联合政府”，就是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几个革命阶级或民主阶级组成的政府。在这些阶级中，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直接政治代表，民主党派和其他无党派民主爱国人士则基本上代表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因而在政权机构中党与党外人士的合作，实际上就体现了上述四个阶级在联合政府中的合作或联盟这种统一战线性质的关系。因此，在政权机构的组织构成上，就必须保证党外人士占有一定的任职比例。而且这个比例不能太小，如果太小了，国家政权就将失去“联合政府”的性质和特点。

与上述特点相联系，这个时期是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这也决定了由政协全体会议产生的人民政府必须包容各阶级、各阶层以及其他各个方面的代表人物。正是根据这样的原则，建国初期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中都安排了大量党外人士担任重要的领导职务。1949年10月20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题为《人民民主专政的机构》的重要社论中评论道：我们的人民政府“集中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领导人物，是体现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联合政府的性质”^[2]。

我国建国初期的政权，作为“统一战线的联合政府”或“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只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存在于一定历史时期的“过渡的形式”^[3]。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进行，这种政治上层建筑也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大职权的时期结束。人民政协从政权形式下分离出来，同时意味着政权形态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淡化。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使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不再存在，小资产阶级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基于这一社会阶级基础的变革，作为过渡政权形式的联合政府也随之基本结束了。如果说建国初期政权机构中党外人士的高比例任职状况是由当时政权的联合政府性质所决定的话，那么，50年代中期开始的党外人士任职比例下降的趋势则在一定程度上与该时期以后政权形态的变化有关。

二、建国初期党外人士在政权机构中的高比例任职状况是民主革命时期我党在革命根据地实行的民主政权发展的必然结果

中国共产党在政权机构中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开始于抗日战争时期。在土地革命时期，共产党在自己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内也曾进行过政权建设，但那时的政权组织形式，基本上是套用苏俄模式，称为“中华苏维埃工农民主共和国”或“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政权”。日本入侵我国以后，为了争取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和一切爱国力量共同抗日，中共中央在1935年12月的瓦窑堡政治局会议上首次提出以“人民共和国”代替“工农民主专政”，此后不久，又将“人民共和国”改称为“民主共和国”。按照这样的精神，各抗日根据地在共产党领导下普遍实行了“三三制”的阶级联合政权。这就是，在各级政权机构和政府机关的成员配备上，共产党员（代表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非党左派进步分子（代表小资产阶级）和中间分子（代表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各占三分之一。当时的各抗日根据地都严格地贯彻了这一原则。

“三三制”政权的实施与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全国人民中树立了“民主中国的模型”^[4]，为巩固发展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可靠的依托和保障，同时也培养和锻炼了大批干部，形成了共产党和党外人士民主合作的优良作风。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仍然保持了这一作风和传统，在革命根据地的政权中仍然坚持了“三三制”的原则。这些，实际就成为全国解放以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雏形。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许多民主党派从积极配合共产党实行抗战和争取民主，到拥戴共产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从共产党身上看到了中国民主的希望。中国共产党十分珍视在长期的斗争中形成的与党外人士亲密合作的优良传统，也十分珍视民主党派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民主意愿和要求。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为实现全国人民的民主要求展示了美好的前景。在胜利和成功面前，中国共产党没有理由、也不会无视历史的潮流；没有理由、也不会割断自己的优良的传统。为此，在建国初期的民主政权中合理地安排党外人士，就不仅是由当时政权的联合政府性质决定的，而且在一定意义上也是长期以来党在革命根据地与党外人士密切合作所产生的历史影响的结果。

三、建国初期党外人士在政权机构中的高比例任职状况与当时的军事形势和任务有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虽然人民解放战争已经取得基本胜利，大部分国土和人民已经从国民党统治下解放出来，但是人民解放战争并未最终结束，国民党残部仍在进行负隅顽抗，土匪、特务和帝国主义也在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特别是西南的川桂滇黔四省及南部和西部的部分地区仍然处在反动势力的控制之下。这样的军事形势决定了我们党在军事方面的任务必然是继续肃清国民党反动派残余，清除一切反动势力，把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推向全国，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努力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以便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敌人。正是基于这一考虑，中国共产党在建国之初十分重视在政权机构中适当安排起义立功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重视发挥这部分人的影响和作用，如原国民党高级将领程潜、张治中、傅作义、龙云等。

为了对未解放区域的国民党残部施加影响，同时也为了表明中共的和平诚意和民主风范，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期间，还特意宴请了程潜、张治中等29名前国民党起义将领，并对他们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的贡献作了高度评价。不仅如此，毛泽东还亲自过问了某些人士的安排。如对程潜的安排，除了让他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外，毛泽东还直接向中共华中局和湖南省委指示，要求他们在组建湖南军政委员会时，安排程潜为主席，共产党的人为副主席。这样的安排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即不仅使程潜等愉快地安抚了部下，积极配合我党我军顺利接管了湖南，而且对推动新疆、甘肃和西南地区为数众多的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起到了促进作用。

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就已指出：“只要共产党以外的其他任何政党，任何社会集团或个人，对于共产党是采取合作的而不是采取敌对的态度，我们是没有理由不和他们合作的。”^[5]那些起义投诚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由于放弃敌对态度采取合作态度而避免和减少了战争所带来的损失，维护了一定地区的经济秩序和政治安定，因而对中国人民作出了贡献。对于这些有贡献的人物，我们当然要合作、要安排。然而，也恰恰因为如此，这些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作出特定历史贡献的人物，随着历史条件的变更，随着他们的相继故去和衰老，随着他们逐渐在政治舞台上的消失，党外人士任职部分就渐渐少了这一块。不言而喻，这一块的空缺也成为党外人士任职比例下降的一个直接因素，尽管这个因素不像有些因素那样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四、建国初期党外人士在政权机构中的高比例任职状况与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有关

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走的是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在1927年至1949年的20多年间，党的工作重点一直是放在农村，工作重心是进行军事斗争。1949年蒋介石在战场上失败以后，党的工作重心发生了变化，如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6]，并且“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7]。这就是说，在全国胜利的形势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移到城市、由军事斗争转向经济建设。

由于党的工作重点长期在农村——尽管在革命根据地的生产建设中也培养了一批熟悉经济工作的同志——因而城市工作和经济建设问题对多数党的干部来说是陌生的。相反，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却长期活动于城市，并与经济领域有着较多的联系，有些人就是直接从事经济工作的。在新旧政权交替和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充分发挥这部分人的作用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在政权机构的人员配备上，只要是这方面的人才或能够在这方面发挥作用的人士，就可以有所安排，如第一届政务院林垦部部长梁希便是其中一例。梁希是一位杰出的林学专家和政治活动家。他青年时代曾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学林科。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1916年回国后先后任北京农业专科学校教员兼林科主任，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教授兼森林系主任，浙江大学农学院森林系教授，南京中央大学森林系教授。抗日战争时期，他又积极参加进步活动，并和许德珩等一起创建了九三学社。安排这样的同志做部长，不能说不是一种明智之举。再如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章乃器。章是一位经济管理专家，1949年人民政权建立之初，被委以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兼财经组组长、政务院政务委员兼编制委员会主任和中国人民银行顾问等职，1954年又出任第一届粮食部部长。

五、建国后培养出共产党的大批优秀建设人才是造成党外人士任职比例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长期的战争环境为共产党培育了大批杰出的军事指挥人才，但是如前所述，共产党的多数干部对经济建设却是陌生的。因此在工作重心发生战略转移的形势下，培养自己的建设（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以及文化建设等，但突出的是经济建设）人才就成为党的全部工作的一个中心环节。建国以后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为培养、锻炼、造就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各类人才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如同战争环境造就军事人才一样，建设环境同样可以造就建设人才。在50年代初期和中期不长的时间里，共产党的队伍中已开始涌现出一批批优秀的建设人才。这些人才的涌现，大体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在民主革命时期有一批党的干部曾经领导、组织或主持革命根据地的生产建设、政权建设和文化教育等工作，具有局部领导和管理的经验。全国解放后，历史把他们推向负责全局工作的舞台。经过在实际工作中的不断学习和探索，逐步成长为一个成熟的、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二是一部分原来从未涉足过经济领域或政府工作的军事指挥员，由于党的工作的需要而放弃原来熟悉的东西，在工作实践中学会不熟悉的东西，按照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即是学会建设新世界的本领。中央的不少领导同志以及数以万计的“南下干部”后来在经济建设、政权建设中所显示出来的才干，便是一个真实写照。三是党在建设环境中适应新的形势有计划有步骤地训练、培养出大批建设人才。特别是这部分人才，由于其中相当多的优秀分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而为党在政权机构中的干部选拔提供了深厚的基础。共产党的力量、人才和在人民中所树立的威信，都是任何其他党派所无可比拟的，尽管这些党派也都在发展。

1949年建国初期，各民主党派总共才2万人，其中有的小党派才一二百人，最大的党派也不过几千人。由于建国初期共产党十分重视并积极帮助民主党派的发展，因而到1957年反右派斗争前，民主党派成员已达10多万，比建国时增加了好几倍。反右派斗争和“文化大革命”把民主党派搞得七零八落，到1979年统计时只剩下了6.5万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民主党派的发展进入“第二个黄金时期”，八九年的时间又增加了几倍，即发展到现在的24万人。从民主党派的两次发展高峰看，其增长速度不可谓不快，但是由于其基数太小，因而就其发展的绝对数而言，与共产党相比还是小得多。早在1949年，共产党员人数已达500多万，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时，达到1073万，而目前已达4775万。据统计，截至1987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9年中，全国共发展新党员1285万多名，其中入党的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就有230万。而且这几年要求入党的人数逐年增多，仅1987年全国就有800多万各阶层人士要求入党，一年便发展了202万名新党员。如果横向比较一下，共产党的4775万相当于八个民主党派24万的近200倍；民主党派成员大多是知识分子，但是仅近9年来加入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就有200多万，几乎相当于民主党派成员总数的10倍。

共产党不仅在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而且从质量上看，各条战线起表率作用的也多是共产党员。据统计，近几年国务院授予的“全国劳动模范”称号的15名同志都是共产党员；全国总工会授予的4304名“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中，党员占97%；全国妇联等单位最近表彰的50名女企业家，有48名是共产党员，国家科委评选的1311名“有突出贡献的科技管理专家”中，党员占64%；国家教委授予的1000名“人民教师奖章”获得者中，党员占80%。^[8]

从以上情况不难看出，中华民族的精华和优秀分子的确多数集中在共产党内。有了这样一个强大的政治阵容，共产党当然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将自己队伍中的优秀分子举荐、输送到政府工作的各个岗位上去。宏大的党员群众队伍是宏大的党员干部队伍的基础。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后政权机构中党员任职数的有增无减和占有绝对优势，就是因为有着这样一个强大的群众基础。显而易见，问题的另一面则是党外人士任职比例的必然下降。而且，尽管民主党派的队伍也在扩大、在发展，但由于与共产党相比在力量上的巨大差距，要恢复到建国初期的水平仍然是一件不可企及的事情。

六、部分在政权机构中任职的党外人士入党，是影响党外人士任职比例下降的一个直接因素

与上述问题相联系，由于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及其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望（尽管现在还存在党风不正的问题），不仅各阶层的大批无党派人士积极入党，而且民主党派的部分成员以及在政权机构中担任了某种职务的一些同志也纷纷入党。这种状况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时期都有，而且表现得比较明显。50年代后期郭沫若、李四光、李德全等同志的入党就是较为突出的例子。郭沫若曾于1927年入党，后留学日本，自行脱党，建国时是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参加政协会议的，并担任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以及中国科学院院长等职务；1954年又任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这时仍属无党派人士；1958年他重新入党以后，又于1959年起连任第二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这时就不属于党外人士了。李四光1952年起任地质部部长，直至1970年该部撤销。李德全1949年起任卫生部部长，并连任至1965年。李四光和李德全在初任国务院部长职务时也都属非党人士，而且他们和郭沫若一样，都在195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1958年以后，他们在国家机关的任职就不再算是党外人士了。类似的情况还很多。尤其在基层，这种情况更为突出。据一份材料^[9]介绍说：(www.xing528.com)

“近来，在很多地方，非党实职都呈减少趋势，不少地方有较大幅度的减少。如辽宁省，政府换届前，99个县区共安排非党副县、区长52人，换届后安排42人，减少10人，下降19%。对这些代表性较强的非党副市长、副县区长，各地为安排做了比较大的努力，下降率相对小些。若把各地市属或县属行政局安排的非党实职一并计算，下降率就要大得多。

“非党实职为什么会大幅度减少呢？原因之一，非党干部大批入党。从各地情况看，被安排担任政府领导职务的非党干部入党，最少的地方也有半数，多者达90%以上。各地统战部门都程度不同地对担任实职的非党干部做了劝留工作，如果顺其自然，入党的数量会更多。

“被安排的非党干部大批入党，造成非党实职的自然减少。各地的情况是，非党实职干部如果不入党，又没有犯错误，一般都可继任。所以，非党实职干部入党是非党实职减少的主要原因。”

以上情况十分清楚地表明，非党干部大批入党，确实是导致党外人士任职比例下降的直接因素之一。

七、政权机构中任职条件的变化对党外人士的任职比例也有影响

建国初期，在政权机构中安排党外人士，是“以有帮助无妨碍为原则”的^[10]，那时对政治上有影响有代表性的爱国民主人士，一般都给予适当安排。也就是除了起用一些业务素质和政治素质都很好的建设管理人才外，实际上还有一部分属于荣誉性的安排，这部分安排是着重从政治影响方面来考虑的。建国30多年来，情况已经发生很大变化。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家政权已不再具有原来意义上的联合政府的性质；由于历史原因所造就的党外人士中的旗帜性人物逐渐减少，新的代表人物很少有老一代人物所具有的威望和影响；共产党的优秀建设人才成批涌现，政权建设日益走向规范化、程式化、制度化和法律化。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以及政治体制改革的进行，对政权系统的建设和运转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建国初期的任职安排条件显然已经不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中国共产党提出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四化”标准来选拔干部就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进程的。这个标准对于党外人士也不例外。因此现在对党外人士的安排已经不完全是原来意义上的那种安排。

1988年三四月份是人大、政府换届的时间。从上一届党外人士的任职状况看，全国人大常委会的20位副委员长中党外人士占10位，这个比例应该说不小，但国务院系统中却没有一名党外人士担任部级以上职务。由此可见，党外人士的任职问题突出地表现在政府部门即前面谈到的“实职”的安排上。关于在政府中安排党外人士的问题，党中央是十分关心的，态度也非常明确。如在这次换届之前的头几个月，赵紫阳就对此事提出了两点意见：第一要尽量安排，第二要符合干部四化条件。根据上述精神，中央统战部曾做了不少努力，他们多次请各民主党派中央提名，并要求各省、市统战部也提名。但是收效甚微，努力了三四个月，一共才推荐出三四位党外同志。然而形成对比的是，同样一个标准，对共产党来说却不存在任何问题，尽管在坚持同样标准的情况下对党外人士采取优先安排的政策。这里暴露的问题是不言而喻的，说到底，还是党外人士可供选择的人才不足。这样说，丝毫没有贬损民主党派的意思，只不过实事求是地揭示了一个客观事实。摆出问题的严重性，透出问题的症结，更有利于我们总结经验，开拓前进。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党外人士在选举中落选的问题。据了解，1987年和1988年在有些省、市、县人大、政府的换届中，党外人士的比例大大下降了。^[11]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有的非党干部自身水平有限，在群众中威信不高；另一方面是群众对非党候选人不熟悉不了解，而实行差额选举则是导致一些准备安排的非党候选人在选举中落选的直接外部条件。这也是我们在统一战线工作和政治体制改革中需要引起注意的一个问题。

八、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对统一战线工作的破坏，是造成党外人士任职比例下降的突出原因

现在，各级党组织和各级政府机关对安排党外人士任职问题已普遍予以重视，被提上了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议事日程，但是在具体落实过程中却普遍遇到了困难。其中感受最深的要算是“断层”问题，即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的20年时间里，由于统一战线工作遭到破坏，民主党派的组织发展陷于停顿，党外人士在政权机构的任职安排几乎停止，由此造成了长时期各级政权机构中缺乏党外人士任职的局面，使目前的政权机构无法跨越断裂的层面去选择合格的人选。党外人士在政权机构中任职的断层问题与反右派斗争和“文化大革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反右派斗争和“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危害无疑也是造成党外人士在政权机构中任职比例下降的重要原因。

前面讲过，与党外人士合作是我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建国初期，这个好传统好作风发扬得很好。早在全国胜利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就已郑重宣布：“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我们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使他们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每一个大城市和每一个中等城市，每一个战略性区域和每一个省，都应当培养一批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有威信的党外民主人士。”^[12]建国后的头几年，我们确实是按照这个方针去做的。短短几年时间里民主党派的人数增加了几倍就是一个明证。

1957年下半年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是一个不幸的转折点。那时，在民主党派中错划了一大批右派分子，并且给民主党派戴上了“资产阶级政党”的帽子。在这以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被说成是以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长期存在为前提的；“互相监督”被说成是进行阶级斗争，对民主党派的工作实行以阶级斗争和改造为纲，从而对它们的成员往往错误地进行批判斗争，并且限制其组织的正常发展。“文化大革命”十年间，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更把这种“左”的错误推向极端。它们肆意践踏党对民主党派的方针政策，残酷迫害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成员，使党同民主党派的合作受到极为严重的破坏。同时，由于在此期间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把党的领导绝对化，导致党外人士几乎完全被拒斥在政权之外。这样，20年与党外人士合作的“断裂”造成了党外人士的政治阵容后继乏人的“断层”。可以说，党外人士的政治阵容被20年的“断裂”整得元气大伤，基础被严重削弱。如果说民主党派组织发展的停顿可以在几年内从数量上得到恢复并有较快发展的话，那么，由于长期缺乏从政锻炼的机会而造成的领导素质较低，却很难在短期内得到补偿。这不能不说是党外人士任职比例下降的悲剧性原因。为什么党外人士在国务院部委担任正职的比例由1965年的17%在“文化大革命”中骤然下降到0？为什么党外人士在人大常委会担任副委员长职务的比例由第三届（1965年）的39%一下子下降到第四届（1975年）的18.2%？为什么新近选出的第七届人大常委会（1988年）副委员长中的党外人士严重老化、平均年龄高达77.1岁？为什么近两届国务院机构中只有一位民主党派成员担任副部长而连一名正职都没有？一句话，为什么党外人士的任职比例陡然“下去了”却长久“上不来”？深长思之，从反右派斗争和“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中，无疑可以找到部分答案。当然，部分毕竟不能代替全体。正如前面从各方面所分析的那样，这方面的原因当然也不宜夸大，即不能把党外人士任职比例下降的主要原因甚至唯一原因归之于反右派斗争和“文化大革命”。只有这样看问题，我们的分析才能更贴近现实，才能更客观些科学些，从而也才更能够说服人。

历史常常给人留下美好的回忆也常常使人陷入迷惘。当我们用历史的态度去看待历史的时候，历史会无私地奉献给我们丰富的教益，然而当我们简单地拿历史来比附现实的时候，历史便成为一个虚幻的梦。毫无疑问，建国初期党与非党在政权机构中的民主合作的确曾是许多人美好记忆中难以忘怀的一幕；而这一幕，也正是现今不少党外政治新人所憧憬所向往的目标。问题不在于憧憬什么向往什么，而在于所憧憬所向往的是否实际、是否现实、是否有条件实现。本文所作的上述种种分析，其要旨正在于此。分析建国初期党外人士高比例任职状况的社会背景和历史原因，分析导致党外人士任职比例下降的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目的就是要使我们对党与非党政治合作的历史和现状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以利于在政治体制改革和统一战线工作中避免盲目性争取主动性，切实有效地处理好党与非党的关系，把党外人士的安排工作做得更好。

（原载《统战理论教学》，1988（2））

【注释】

[1]《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363页。

[2]《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063页，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66。

[3]同上书，668页。

[4]《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045页。

[5]《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062页。

[6]《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654页。

[7]同上书，655页。

[8]参见《人民日报》，1988－06－28。

[9]参见《统战动态》，1988（5）。

[10]参见中共中央1955年1月《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

[11]参见《统战动态》，1988（6）。

[12]《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665～6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