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与实践相统一的形成和发展

毛泽东关于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 思想及其形成和发展

毛泽东关于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最重要内容之一。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实事求是，就是直接源于这一思想，是贯彻这一思想的生动体现。今天，我们重温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对于深刻理解党的思想路线、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正确把握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拟从两个方面分别就毛泽东关于理论和实践统一的基本思想内容以及这一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一探讨。

一

毛泽东不仅是一个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实践家。他一生最大的贡献就在于他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引导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巨大胜利。他关于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思想，正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过程的理论升华和哲学概括。这一思想意义深刻，其内容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理论和实践相统一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原则

众所周知，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是一条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这条路线的基本内容——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和理论联系实际，是毛泽东所一贯倡导和反复说明了的。其中在关于理论联系实际或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论述中，毛泽东首先阐明了理论的真正含义以及理论和实践如何统一的问题。他指出：“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1]毛泽东从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论出发，在承认理论的巨大反作用的前提下，指出所谓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就是用这种从客观实际中产生，并由客观实际所证明为正确的理论去指导实践。正如理论的产生要以客观实际为出发点一样，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同样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并由实践来检验、充实和修正理论。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关于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思想是牢牢地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它是一条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原则。

2.理论联系实际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毛泽东认为，既然真正的理论是来自实践、经实践检验了的正确理论，而马列主义就是“从客观实际产生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获得了证明的”，因而马列主义就可称为“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2]。但是，对于这种已经被证明为正确的理论应该怎样对待呢？马列主义的产生是不是就给我们提供了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毛泽东没有这样看待。相反，他多次批评了教条主义的懒惰态度，认为只有蒙昧无知的人才把马列主义看作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教条。他认为，对待马列主义的正确态度只能是：第一，不是背诵马列主义书本上的所有字句和个别结论，而是掌握马列主义的精神实质，即掌握马列主义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第二，在掌握了革命理论以后，还必须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相联系，同具体的工作实践相联系，然后“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3]。这就是说，即使作为科学的马列主义理论也并没有为我们提供解决一切问题的现成方案，它也是需要同实践相结合的。

3.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是我党的优良作风

毛泽东不仅自己躬身实践，强调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而且要求全党都要做到理论和实践相一致，并把它视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4]；把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并称为我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新的工作作风”^[5]。毛泽东还强调指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6]很显然，这同那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观点和作风是格格不入的。

4.理论和实践相分离是“左”右倾错误的认识论根源

在我党历史上，曾多次发生过“左”或右的错误倾向，给中国革命和建设造成极大的危害。为此，毛泽东一生花了很大的精力来纠正这些错误。尤其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不仅在行动上力排干扰，而且从理论上深刻地揭示了发生“左”右倾错误的认识论根源，以便从思想上真正克服它们。毛泽东指出：“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他认为“左”右倾错误的认识论根源就是不懂得把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具体地历史地统一起来。

5.“有的放矢”和调查研究是贯彻理论和实践相统一原则的基本态度和方法

毛泽东把认识的总过程区分为由物质到精神和由精神到物质这样两个阶段，认为这两个阶段是同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两个过程相统一的。在这两个阶段中，由精神到物质的飞跃或改造世界的阶段要比由物质到精神的飞跃或认识世界的阶段更重要。所谓从精神到物质的飞跃实际上也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过程，是用已经形成的正确理论具体指导实践的过程。那么，应该怎样对待这个结合过程呢？毛泽东认为，首先一个基本的态度，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对准靶。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这种箭和靶的关系。我们掌握马列主义之“箭”，就是为了要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种“有的放矢”的态度，即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态度。

要认真贯彻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光有正确的态度还不行，还要有正确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毛泽东所一再倡导的调查研究。毛泽东认为，理论所反映的是一般事物的规律性的东西，而实践所面临的客观现实却是具体而复杂的。因此，要把理论付诸实践，就必须使一般的理论具体化，就必须依据实际情况制定出适宜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计划和步骤，等等。那么，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那就必须全面地了解实际情况，而了解情况的最基本方法就是调查研究。只有通过这一工作，理论才能和实践真正结合起来，那种主观主义、脱离实际的做法也才能够得到克服。

二

毛泽东关于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思想，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在中共建立初期，由于党的“幼年性”它还不能成功地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以致在行动上常常表现出不是妥协就是盲动。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我们党内开始出现了一种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倾向。这种倾向的泛滥，直接危及革命发展的前途。毛泽东差不多一开始就意识到了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并自觉地开展了同各种错误倾向的斗争。正是在这一斗争过程中，毛泽东一方面身体力行，为马列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作出表率；另一方面，又在总结革命斗争经验的基础上，从理论认识的高度把握这一结合过程，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初步提炼为一个基本原则。

毛泽东在1929年写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严肃地批判了主观主义的错误，他明确指出：“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7]那么，如何避免和纠正这种主观主义的错误呢？毛泽东认为，办法有两条：第一，教育党员用马列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第二，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方法。毛泽东这种既强调马列主义的方法论作用，又强调对实际情况进行调查研究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实际上就提出了理论和实践相统一、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这一思想的雏形。

在1930年毛泽东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上述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在这里，毛泽东不仅首次明确提出了两条思想路线的问题，而且实质上阐述了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一些基本思想：（1）毛泽东第一次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提高到思想路线的高度，同那种脱离实际、死守教条的本本主义路线对立起来。（2）毛泽东第一次明确阐述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即一方面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另一方面又要把它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3）毛泽东强调了在马列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调查研究的重要性，认为共产党要制定正确的斗争策略，还必须经过调查研究，着眼于实际的群众斗争；“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8]。

由此可见，《反对本本主义》已经初步明确地阐明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基本思想内容，并在理论形态上初步总结了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经验教训，因此也就标志着毛泽东这一思想的初步确立。

毛泽东关于理论和实践相统一思想的基本形成，固然是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所取得的一个重大进展，但这毕竟还只是对尚不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在理论上的初步升华。随着实践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入，理论和实践相统一这一原则也逐步充实和丰富起来。如果说从党的成立到《反对本本主义》可以看作是毛泽东这一思想的形成过程的话，那么，《反对本本主义》以后则可看作是这一思想的进一步发展过程。这一过程又可分为三个具体的阶段：第一阶段，从1930年的《反对本本主义》到1937年的《实践论》、《矛盾论》（以下简称“两论”），这是毛泽东关于理论和实践相统一这一思想完全成熟，并确立了牢固的哲学基础的时期。第二阶段，“两论”以后至解放战争结束，这是毛泽东关于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思想进一步丰富和明确化、具体化的时期。第三阶段，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理论和实践相统一原则的运用和发展。

1.从《反对本本主义》至“两论”阶段

30年代前期，由于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在党内取得了统治地位，他们始则照搬苏联经验，强迫弱小的红军去攻打中心城市，继则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脱离实际的作战方式，结果使党和红军的力量损失了90%以上，几乎把革命引向了绝境。这一沉痛的血的教训既证明了教条主义的破产，又从反面有力地证实了理论必须和客观实践相统一。正是这种血的教训，同时也由于毛泽东领导创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前几次反“围剿”胜利的经验，促使毛泽东更加从哲学认识的高度重视起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问题来。在30年代中期，为了真正克服“左”右倾错误，特别是教条主义的倾向，为了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引导革命沿着正确的路线前进，毛泽东在艰苦的环境中做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工作，从而对理论和实践相统一又有了新的认识。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两论”等著作中，毛泽东从哲学高度全面论证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阐明了实践高于理论的原理，提出理论产生于实践、实践推动理论发展、理论受实践检验、理论为实践服务等思想，从而深刻地阐明了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特别是马列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哲学基础。

在这一时期的著作中，毛泽东还分析了“左”右倾错误认识论根源，揭示它们的共同特征就是理论脱离实际，认识论根源就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毛泽东指出，不管经验主义者还是教条主义者、冒险主义者还是机会主义者，他们都不懂得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也不懂得主观必须同客观相一致。尤其是教条主义者，他们既不了解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更不了解事物发展的辩证法，不懂得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去改变自己的斗争策略。

此外，毛泽东还从认识论的角度，从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关系，说明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是发展的，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9]。“马克思不能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就预先具体地认识帝国主义时代的某些特异的规律”^[10]，因而，对于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必须联系中国的实际作出分析。这样，毛泽东关于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思想也就随着整个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的成熟而达到完全成熟的程度。(www.xing528.com)

2.从“两论”至新中国成立阶段

从“两论”到解放战争结束的十几年时间里，特别是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的上述思想又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个时期发展的特点是：理论和实践相统一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更加明确化和具体化了。

我们知道，毛泽东关于理论和实践相统一、马列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在《反对本本主义》和《实践论》等著作中已经作了大量的论述，但是，对于这一思想的确切的表述，那还是1937年以后的事。从1938年毛泽东写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就可以明显看出，它在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问题上较前有了更加明确的表现形式。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不仅明确指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而且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我们“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11]。在这样的基础上，毛泽东于1939年10月又反复阐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12]的道理。在此期间，毛泽东还明确阐述了不要把马列主义理论当作教条，而要当作行动指南来看待，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不是学习个别词句和结论，而是学习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等重要原则。随着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毛泽东关于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思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在这个时期的大量著述中，毛泽东不仅反复强调了过去所论证和阐发过的有关思想，而且意味深长地提出了“实事求是”和“有的放矢”这样既通俗又深刻的命题，从而丰富和深化了前述原理。

1945年，在七大通过的党章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被正式确定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13]。这种对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典范——毛泽东思想的肯定，同时也就是对毛泽东关于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原理的肯定。与党章的上述规定不无联系，毛泽东又明确提出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作为我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看作是我党的优良作风。这样，毛泽东关于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思想就又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3.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条件发生了根本变化，在这种变化了的条件下，毛泽东又结合新的情况，总结新的经验，充实和丰富了关于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思想。毛泽东认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样要以马列主义为指南，把马列主义理论同中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在党的八大开幕词中毛泽东就明确提出这种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是我们党的一贯思想原则。在《论十大关系》中他还尖锐批评了照搬马克思主义结论的教条主义做法，指出：“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14]如果照搬马克思、恩格斯说过的话，那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就没法搞了。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还举例说，在列宁以前，马克思没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学说，可是在十月革命以后，实践中产生了建设的问题，怎么办呢？是不是马克思没说过的我们就不能做呢？列宁没有采取这种僵化态度，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总结几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学说。1957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又明确地阐述了类似的原理，指出：“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15]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毛泽东还在不少地方谈到了如何以马列主义理论为指导，在实践中摸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问题，并且明确提出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16]的命题。

经过上述几个发展阶段，可以看出，毛泽东关于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思想不论从其内容的深刻性、丰富性来看，还是就其确切明晰的表述形式而言，已经形成为一个完整的原理。中国共产党70多年的历史充分检验了这一原理。中国革命和建设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贯彻了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原则；而我党历史上所出现的几次重大挫折或失误，从思想认识上看，却没有一次不是理论脱离实际的结果。包括毛泽东本人在内，他晚年的悲剧性错误也在于他违背了自己多年科学总结出来的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原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正是继承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紧紧从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出发，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党的十四大高度评价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始找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意义，指出“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继找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之后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在这两次成功的历史性飞跃背后，其实贯穿着一条红线，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关于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思想为这两次历史性飞跃所提供的精神武器和理论指导是功不可没的。

（原载《统一战线教学与研究》，1993（4））

【注释】

[1]《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8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8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同上书，820页。

[4]《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10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10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203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7]《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同上书，115页。

[9]《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296页。

[10]同上书，287页。

[11]《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5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2]同上书，611页。

[13]《中国共产党章程》，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0。

[14]《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7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393～394页。

[16]《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828～8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