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缺陷分析及补充规定立功制度

一、立法的缺陷分析

(一)“立功表现”的描述缺乏明确性

如前所述，立功制度的核心内容是立功表现和法律后果。但现行刑法构建立功制度的四个条文中，有两条对于“立功表现”均无任何解释，仅规定“有重大立功表现”、“有立功表现”，然后规定法律后果;另外两条虽然有所解释，但明确性仍然不足，以至于如何理解“立功表现”都成了疑点。从理论上看，争议主要集中在两点：第一，刑法第68条量刑立功制度中的“立功表现”应如何理解?正如前面所论及的，有的学者认为，此处的“立功表现”必须具有协助司法机关工作的性质，非协助司法机关工作性质的立功行为不包括在内，比如“在被取保候审期间，在救灾抢险中成绩突出而立功，也不能算作是量刑意义上的立功”。^[1]这种观点理论上称之为“小范围说”;此外还有所谓“大范围说”，主张“大范围说”的学者认为，除了上述行为属于立功外，“为改革、开放，为生产、科研确实作出重大贡献的，也属于立功”。^[2]第二，刑法第449条战时戴罪立功

制度中的“立功表现”应当如何理解?大部分学者认为此处的立功仅指军事上的立功，如有观点认为，“刑法第449条的战时缓刑制度的立功，有其特定内涵，指立军功，由中央军事委员会对其进行解释，不属于刑法学理论研究的范畴”;^[3]也有观点认为，该处的“立功表现”，包括刑法规定的立功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规定的立功。前者是指犯罪分子揭发、检举其他犯罪分子的重大罪行得到证实的，或提供重要线索、证据，从而得以侦破其他重大案件的，或协助司法机关缉捕其他罪犯的等。后者指对成绩显著，有较大以上贡献的，给予三等功以上的奖励。包括：三、二、一等级及授予荣誉称号。只要具备以上一种表现即可，并不要求两种立功同时具备。^[4]显然，后一观点对军功外延的界定较前一观点要宽泛很多。由此可见，理论上对“立功表现”的理解还很混乱，这些分歧从根本上说导源于立法上的含糊不清，留下了太多的弹性空间。立法上的欠明确性无疑有悖于罪刑法定原则。

(二)立功处理有空档

笔者认为，立功制度中对于立功的处理至少留下两处较为明显的空档：其一，刑法第50条附属死缓立功制度中，死缓犯减为无期徒刑的条件是“没有故意犯罪”，而减为15年以上2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条件是“确有重大立功表现”，那么死缓犯只有一般立功表现又当如何处理?此为空档之一;其二，刑法第68条量刑立功制度中，对“立功”、“重大立功”以及“自首后又有重大立功表现”三种情形及处理均有规定，但却未涉及“自首又有立功表现”的情形及法律后果。针对这种立法现象，学者间有不同理解。有学者认为这使得对“自首又有立功表现”的处理“无据可依，形成一个空档”，乃是立法上的漏洞;^[5]也有学者作出不同的解释，认为第68条第2款包括三层意思：一是犯罪后自首又有立功表现，如果罪行较轻，应当减免;二是犯罪后自首又有立功表现，如果罪行较重，可以减免;三是犯罪后自首又有重大立功表现，应当减免。论者指出：“前两层意思已包含在第三层意思之中是不言而喻的，作为立法技巧不必逐一列出。在司法实践中可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自首立功的差异，分层次适用法律，做到罪刑相适应。”^[6]笔者认为，仅从刑法第68条第2款并不能顺理成章地推出三层意思，这样的“立法技巧”并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在要求。尽管论者力求罪刑相均衡的努力难能可贵，作为司法实践中灵活运用法律的变通措施也或许可行，但这样理解法律显然有所不当。毋庸置疑的是，法律在这里也留下了一个空档。(www.xing528.com)

(三)缺乏对功利追求的限制

正如前面所论及的，我国刑法中的立功制度对公正与效率两大价值均有体现，但1997年修订刑法中对效率价值的追求，使得立功制度的功利趋向明显，最突出地表现在，其一，刑法第68条第2款的应当性规定。该款规定犯罪后自首又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应当减免刑罚处罚，“应当”是一个强制性规定，在具体适用该款规定时，法律并没有强调“犯罪后自首”中的“犯罪”的客观危害，也即法律并没有强调对罪行轻重的考察，因此，依据罪刑法定原则，即使对于杀人、抢劫、贩毒等严重刑事犯罪而言，只要行为人同时具备自首和重大立功表现的，司法机关对其仍必须做到减轻处罚或免除处罚。显然这种减免的立法贯彻起来容易导致罪刑失衡，从而有悖于人们的公正观念。其二，立法者仅注意了立功的有效性，而忽视对立功的线索来源的合法性的要求。依现有的法律规定，检举、揭发的线索来源并非必查事项。检举线索来源是证明犯罪分子如何获得立功线索最直接的证据，不仅能够防止立功行为张冠李戴，确保立功的真实性;也能够明确将暴力、胁迫、引诱他人犯罪的“立功”等“立功”异化行为排除在外。然而，尽管“两高”2009《意见》从公正要求出发，力求兼顾公正与功利两种价值诉求的内在平衡，对据以立功的线索材料来源作出了限制性规定，但笔者同样认为，该司法解释尽管对当下立功制度的法律适用具有指导作用，但毕竟作为针对“职务犯罪案件认定立功情节”法律适用的专门解释，并不具有当然的普适性的效力。从这个角度看，现行刑法没有要求线索来源为认定立功必查事项，这不能不说是立法的不足和缺陷。毕竟，对立功线索来源不加限制，必然导致有的案件中不应认定立功的也予以认定，从而违背了任何人不得从其违法行为中获利的基本的司法准则。

(四)缺失对立功事实的审查

在研究立功问题的过程中不难看到，无论是刑法规定，还是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司法解释的进一步细化，都主要偏重于实体认定，即何种情况可以认定立功，何种情况不能认定，并规定对立功现象均应“查证属实”，但问题在于，立功行为应由谁查证?谁是立功的认定主体?理论界对此少有问津，而通过怎样的审查可谓“查证”后的“属实”，即立功的证据标准是什么?立功事实的审查内容包括哪些?司法实务中的认识都不尽统一，致使立功的认定颇受困扰，司法公正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