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平研究论丛：《一路飙升》独特的艺术视角

《一路飙升》:并非温情的讲述——兼论李春平官场小说的艺术视角^[40]

孙　鸿

自2002年李春平的第一部官场小说问世，四年来他发表了十余部近百万字的以官场生活为题材的中长篇小说。尽管官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给文学提供了较大的创造空间，但以多部作品来表现同一题材，而要避免表面化、模式化和自我重复却并非易事。它要求作者不但要有敏锐的艺术观察力、多样化的艺术表现能力，还要有独特的艺术视角。官场生活对于有着十年从政经历的李春平而言不只是创作素材，更是一种人生经历和生命体验。官场的耐人寻味及官场的理想与幻灭，都渗入李春平对社会人生的体味和感悟中。作家和从政者的双重身份给李春平立体地多视角地体验并表现官场生活提供了可能。他一方面以非理性的眼光看待并描写官场的人和事，同时又以成熟的、深刻的、理性的眼光审视官场，思考并揭示生活的底蕴。由于对基层官场生活的丰富体验和对当下官场的深入体察，决定了李春平的官场小说的聚焦:县市一级官场。在中央—省—市—县的政体结构中，市县一级是最贴近并关乎民间和底层民众的环节。就官场现实而言，工作的具体性及权力的高度集中性，使这一级官场孕育着政治精英，同时又在所难免地孳生着腐败;就官场文学的创作而言，这是一个便于作者进入并可以相对自由表达的空间;就大众的接受而言，这又是一个包括各级官员在内的广大读者极为关注的层面(官场文学本身就是当前大众最为关注的)。诸多因素的综合使李春平的官场小说在艺术创造力的体现、读者的接受、媒体的关注程度乃至市场的走俏等方面保持着足够的影响力。

对官场生活的多维度多层面的考察，使李春平的官场小说有了独特的多样化的艺术视角。这里既有在社会大背景下对官场的审视，也有对官场本身的透视。他对官场的“寻味”和“琢磨”更多时候是通过故事中的人物及人物之间的关系实现的。在作品中，官场中人本身就是一个立体的存在。作者将他们置入一个与家人、同事乃至情人的立体的人际关系中，以身处官场权力核心的市长、县长们的父亲、妻子、儿女以及下属、保姆为切入点透视官场、官场中人以及官场权力在社会中的辐射。大量的社会的、政治的、情感的信息使他的官场小说具有较强的生活气息和人情味，警示和思考的意义也由此见出。多样化的艺术视角既有利于立体地表现官场描写官场人物，又有利于避免单一和雷同。具体到作品中，它表现为叙事角度及作品结构的多样化。

《我男人是县长》从世俗视角入手，以县长夫人“我”的口吻展开叙述。感知的主体是“我”，话语的主体也是“我”，使读者得以直接进入县长的家庭进入县长夫人的灵魂，去体味县长的权力给县长夫人带来的尊贵、优越和自豪，以及与之相伴而生的心灵的丑陋。从理论上讲领导的权力与配偶的权力并没有因果关系，但在现实生活中它们却有着很大的关联。正是这种关联催生了“我”表面的荣耀和骨子里的丑陋，同时也催生了“我”的贪欲。不自觉地助长丈夫腐败并最终葬送丈夫的大好前程便成为“我”性格发展的必然结果。《市长的父亲》以市长父亲为描写对象，从社会心理角度透视官场。作品通过刘大伯在儿子调回本市任市长后的“一夜走红”，展示了一个司空见惯而又值得深思的社会现象:作为一种资源，官场权力在人际关系中或隐或显地延伸着，作为一种可利用的资源，官场权力被领导的亲属们使用着，同时通过亲属被人们有效地利用着。当然这种权力首先是在领导干部本人手中的利用，于是有了《奈何天》、《读古长书》中权力对女人的征服这一视角。情爱原本无关乎权力，但它一旦与权力有了瓜葛便有了非常的意义。权力不仅使男人在权力场中壮志凌云，而且使他们在情色场上意气风发。对权力的膜拜使市长县长们在女人眼中平添了几分魅力，女人的被征服也就顺理成章了。权力犹如一把双刃剑，在帮助官场中人实现壮志的同时，也助长着私欲的膨胀。而作为私欲产物的权与色、权与钱的交易关系恰恰是官场清明的一大障碍。就这个意义而言，李春平的官场小说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了官场腐败的实质。

《步步高》从人物的成长史正面切入，以第三人称的直线型叙述进入故事。这部被誉为“中国第一部关注执政智慧和领导艺术”的长篇小说，以“把人做成一朵花”为主旨，塑造了一个县市级领导者的艺术形象。作者以饱满的政治激情，将古长书置于政治改革的风口浪尖，让其一路乘风破浪。在这个凭着执政智慧和领导艺术，让反对的人理解、让理解的人支持、让支持的人忠诚、让忠诚的人捍卫，甚至让仇视的人惧怕的古长书身上，寄寓了作者对精英政治和政治精英的浪漫企想。尽管作品更多的是客观呈现，尽管这个人物的精神世界趋向透明化，作者也在不自觉地回避着复杂与丰富，而独特的艺术视角——对执政智慧和领导艺术的首次关注，赋予这部小说大于文学本身的意义。毋庸置疑，这部小说是成功的。

《一路飙升》不是从官场外围入手，而是将触角深入到官场内部。它描写的不是官场中某一个人的升迁，而是以有限的篇幅讲述了在官场链条中所有人的耐人寻味的升迁故事。该小说原名为《说不清的官场事》，这个标题也许不像《一路飙升》那样能在瞬间吸引读者的注意并使之产生一种阅读期待，但毫无疑问它更能体现作者的创作主旨。“说不清”本身正说明了作者的理性思考及其精神向度。小说在结尾中写道:“只是我心里明白，官场的事情是很难说得清的。人们往往知道的只是结局，而不是过程。但只有过程才是最耐人寻味的”。^[41]说得清的是官场升迁的结果，“说不清”的是一路飙升的过程及过程背后的深层动因。而这些“说不清”的“事”正是作者思考着并试图引发人们思考的“事”。

多重视角这一特点首先在这部小说的叙事结构上体现出来。县广电局记者何建生在官场上一路飙升是故事的主线。与这条显性线索相呼应相配合，作者安排了两条隐性线索，将人物安置在官场这一特殊的生存空间内并系之于升迁的链条。一条线索是仕途不顺的政府办主任唐春山在副县长何建生死于车祸后顺利地接替何建生升为副县长;另一条线索是广电局长升为宣传部长以及身为县政府秘书的“我”接替唐春山升为县政府办公室主任。作品以双重视角透视官场:显性线索感性地展示生活表象，两条隐性线索表现作者的理性思考。(www.xing528.com)

李春平在《一路飙升》中对人物生存环境的设置，说明作者关注的已不只是官场升迁本身，而是官场日常运作的某些隐秘性和官场生态环境局部恶化的问题。事实上李春平此前的作品中已经涉及这一问题，而在这部作品中它上升为作品的核心。这意味着作者对官场丰富性和复杂性的直面，意味着《一路飙升》将具有较之此前作品更为明晰的现实批判的力量。在小说中人物的生存环境具体化为官场，作者为小说中上至县长下至政府办秘书、广电局记者的所有人物设置了一个生存链条，从而展示了生活在这环环相套的链条上的官场中人的生存状态和人生选择，以及官场升迁表象背后的人们灵魂的挣扎。

为了便于更直接地进入人物和故事，小说以“我”为叙述者展开故事。由于县政府办秘书的身份，“我”便成为实现作者双重视角的最佳选择。作者可以借此随时调整与人物的距离，从而不着痕迹地进行理性思考和感性描写这双重视角的自由转换。作为事件的叙述者，“我”通常是以一个官场局外人的视角在“说”着“说不清的官场事”，与读者一同静静地观望着故事的演进。作为事件的亲历者和参与者，“我”与故事中的人物构成了一种感情关系和精神关系。这决定了故事中的叙述者在故事的进行中绝不是冷眼旁观。因而“我”的叙述并非温情的讲述，而是一直伴随着一种情绪情感的激荡。在小说结尾处，当唐春山为了延误抢救何建生的时间而弄坏了唯一的一部手机时，“我在灵魂深处发出了一大串疑问:我们可以把对他的不满转化为对他生命的蔑视吗?……为什么要把这场不测的车祸看成一次个人图谋的良机?”至此，贯串全篇的情绪情感的激荡达到高潮。

广电局长凡尘是小说以剖析的笔触描写的人物，也是官场链条上的一个关键性人物。他是何建生的推荐者和提拔者。当初为了提拔何建生，凡尘可谓煞费苦心。这提拔竟然出自两个不可思议的原因:一是何建生讨人嫌。“就像一袋垃圾，只有提起来，才能扔出去”。二是局长料定这个“不具备一个领导应具备的独当一面的能力，就连起码的人际关系都处理不好”的何建生“最终是不会有多大出息的”。原来凡尘是要用提拔的方法将何建生“扔”出广电局。有趣的是几年后凡尘升为宣传部长时，何建生恰好接替他做了广电局长。于是凡尘又像当初“扔”何建生时一样，一个一个地做工作，动员大家以工作为重配合何建生，要对何局长的上任表示欢迎。尽管“扔”出去和“迎”进来是两种相反的态度，但凡尘的心理动机却是一致的:便于自己更好地开展工作。不难想像，对提拔为副县长的何建生，凡尘依然会强压住心头的厌恶积极地支持他的工作。因为何建生不但是副县长，而且是主管文教卫的副县长，何况他还是县委书记张家权赏识的人。凡尘无形中陷入了生存的悖论中，这是一种生存的夹缝。在这个官场生存链条中，官场规则及潜规则无时不在左右着人们的行为。“因此对待何建生的态度必须是十分慎重的。他们之间不仅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而且涉及更微妙的官场制约因素”。凡尘小心翼翼地遵循着官场逻辑，在这悖论中寻找合理的生存并游刃有余地生存着，这未尝不是一种生存的智慧。

唐春山是陷入生存悖论中的另一位人物。政府办公室主任唐春山的能力和品行令领导和群众满意却一直不能被提拔。小说把他作为何建生一路飙升的参照物来描写。唐春山做县政府办公室主任时何建生只是一个不知名的记者，而何建生一路飙升做副县长时他仍然原位不动，甚至没有被提拔的迹象。眼看就要超过干部提拔的年龄，年逾四十的唐春山陷入生存的困境中。在与何建生的比较中他越来越失望与困惑，他的内心平衡被彻底打破了。在小说结尾，唐春山顺理成章地被提拔为副县长，能公诸于众的原因是何建生死于车祸，副县长职位空缺，而唐春山众望所归。实质性的原因则是令人震撼的:这个德才兼备的唐春山略施小计，弄坏了手机延误了救治时间，间接制造了副县长死于车祸的惨剧，只是因为何县长一死就可以空出一个县级职位。

唐春山是作者着墨最少却发人深省的人物。一则由于作者在描写技巧上采取欲扬故抑的手法，给读者的想像提供了足够的空间。二则由于作者对唐春山人生走向的独具匠心的安排。作者对唐春山的言行及内心没有做过多的交待，而任由读者不断用想像填补着作者留下的空白。当读者想像着唐春山在何建生一路飙升过程中内心的痛苦以及他将进行的最后一搏时，作者安排了唐春山的最后“挣扎”——弄坏手机，间接置何建生于死地。这是出乎所有读者想像的举动，读者在对唐春山的行为感到震惊的同时，也为作者对人物灵魂的深刻揭示所折服。这种阅读效果不仅是作者表现技巧的成功，更是作者对官场的深刻洞察和理性思考的结果。唐春山最后的惊人之举看似只是并非蓄谋已久的瞬间反应，实则是他内心失衡灵魂扭曲的必然结果。唐春山按照“挑风险最小，价值最大的那条路走”的人生信条行事，这本无可厚非，值得深思的是小说中唐春山所实现的“价值”是以其人性的丧失为代价的。如果剥夺别人的生命还只是小“风险”的话，唐春山的“价值”就只能在异化的人性中寻求答案了。我们不得不思考:难道摆脱生存的困境必将以人性的异化为代价吗?丧失人性的唐春山能从真正意义上摆脱生存的困境吗?他摆脱了目前的生存困境难道就不会陷入新困境——精神的困境吗?在生存的悖论中，凡尘是以智慧求得合理的生存，而唐春山则是以人性的丧失为代价来求生存，这是人性的异化。事实上唐春山陷入了一个怪圈之中。他将如何在这怪圈中继续他的官场之路，它将如何走出这一怪圈?这既是唐春山这一形象所包孕的作者的理性思考，也是这部小说的批判力量所在。

“我”的叙述者和事件亲历者的双重身份，使我们能够随故事的展开去感受“我”由最初疏离于官场到最终融入官场的过程，以及一系列微妙的心理变化。“我”当初做秘书时懵懵懂懂，连如何说真话都需要唐春山教。“我”曾对何建生的被提拔大惑不解，但很快就学会了在副县长何建生面前服服帖帖，以博得他的好感，并从心眼里“感谢他，感谢他总是让我干活，感谢他信任我，也感谢他喜欢我”。在目睹了一系列“说不清”的事情后“我”渐渐学会了默认，学会了接受。接受官场的一切变与不变的东西，甚至接受唐春山对自己的提拔，“尽管我心里并不那么高兴”。作为何建生死亡真相的唯一见证人，“我”也曾在心中质问:“为什么要把这场不测的车祸看成个人图谋的良机”?但当唐春山将手搭在“我”的腰上说:“我们是生死之交”时，“我”立即告诫自己:“决不能说出真相，永远也不能说”。小说分明给读者传递了一个信息:“我”正在或已经被同化。这不一定是坏事，但一定是值得深思的问题，和作品中所有人的一路飙升一样值得深思。

如果说《步步高》表现的官场生存哲学和生存模式有理想化的色彩，那么《一路飙升》展示的官场则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如果说讲述一个引人入胜的好故事不是件容易的事，那么讲述一个耐人寻味甚至给人以心灵震撼的故事更是难乎其难了。它不仅取决于作家的艺术功力，更取决于作家对生活思考的深度与广度。作家不只是关注和表现生活的表象，更应透过表象去挖掘潜隐在其背后的人性的丰富性。李春平就曾在一次记者访谈中说:“写出人的真实状态，记录人的内心、灵魂的变化，真实描述我们存在的生活与时代，这是我的文学观”。^[42]这不是流于对官场及官场中人的复杂性的呈现，而是从人性的高度去思考并揭示其背后的深层基础。官场是社会的一个交汇点和折射镜，它给文学提供了勘探人性的矿床。官场中人首先是社会的人。李春平凭借他对官场生活的真正熟悉和感悟，将官场中的人作为社会的人，从人性的角度及人的生存的层面去思考其人性内涵，这是对官场文学的提升。《一路飙升》正在实现着这种提升。就文学表现而言，它体现了作者的艺术匠心;就作品的现实性而言，它体现了直面现实的勇气和力量。这应该是官场文学最佳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