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平研究论丛-走进《步步高》的执政智慧和领导艺术

对执政智慧和领导艺术的深度探索——谈李春平长篇小说《步步高》^[37]

杨　涛

一

官场小说是我国小说家族中的一个特殊的文学品种。晚清小说自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问世后，据有关专家统计，遗存下来的以官场为表达对象并于书名点明官场的谴责小说就有10多种。可见晚清官场小说的盛行。但这时期的官场小说多以谴责为基调，写官僚的贪婪、昏庸、残暴和伪善，语词尖锐，用语激进，既解了作家对官场黑暗的心头之恨，又在读者那里获得了令人称快的阅读效果。自上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的官场小说再度兴起，一开始就传承了晚清谴责小说的基本路子，对现代官场进行了嘲弄和批判式的描写，内容几乎不外乎权力斗争，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贪污腐化等形形色色，灰暗的官场生态在作家们笔下得到了宣泄式的大力展现。评论界毁誉不齐，而风起云涌的读者市场却促进了官场小说的持久兴盛。既然文学是社会的一面镜子，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中国当代官场真像作家们所写的那样，总是处处充满着灰暗的底色吗?中国几十年来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难道就是在这群灰色人物的领导下推动的吗?

我们从李春平的《步步高》中寻找到了否定的答案，我们也从《步步高》中看到了一个最鲜明的文学亮点。

令人耳目一新的是，迄今为止，《步步高》是我国第一部以政治精英为叙事对象，正面描写官场生活的长篇小说，同时也是被誉为“我国第一部关注执政智慧和领导艺术的长篇小说”。在这部小说中，李春平完全颠覆了我国官场小说的写作传统和批判精神，以微笑和赞美的姿态塑造了一个基层领导古长书的艺术形象。小说紧紧抓住执政智慧和领导艺术这条思想主线，紧紧围绕古长书的迁升过程展开了宏大叙事，对基层干部的执政理念和行为决策方式进行了大胆深入的艺术探索。无论小说是否成功，都无法否认它在官场题材这一领域所具有的拓荒性意义。这也是《步步高》能够一印再印，一版再版，引起广大读者广泛兴趣的主要原因。

把《步步高》置于众多的官场小说中进行对比，我们就会发现，对官场生活叙述的俯视或仰视角度，都必然导致了它的失真，潜规则或超道德的叙述话语走向，加剧着官场样态的变形。并不是说灰色的就是失真的，而是说，反腐和灰色作品的大量出现，使文学作品呈现出来的官场有失偏颇，甚至是一种扭曲。因为它们掩蔽了真善美的时代主流精神，尽管读者可以从中获得某些真实的文学信息，给它所带来的心理影响却是消极的，失望的，灰暗的，甚至让人沉沦。李春平先生的《步步高》采用了平视的、正面的、近距离的描写方式，在时下官场文学反腐成风的文化语境氛围中，独辟蹊径，鹤立鸡群，通过另一叙述话语，笔锋直指执政智慧与领导艺术，使整部作品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芒，作品的积极性和正面性，以及作品所倡导的浩然正气，正好顺应了老百姓呼唤好官、盼望清明政治的热切企盼和阅读心理，道出了当下处于社会格局大变革时代的中国官文化的主导精神，它对重建中国官文化精神，对当今从政者都具有重要的启迪、导引性意义。

二

官是一种政治符号，就像学生佩带的校徽以标明自己的身份一样，它是执政的砝码，权力行使的通行证，也是支配、管理社会资源的营运执照。《步步高》中的古长书从团县委书记到地级市市长的历程，其权力符号的更换，就如同学生的校徽从小学到大学过程中的不断更换一样。在自古以来的官场文化体制中，中下级行政官员的官符号的加码，更多的表现出长官意志的个人性色调。纵观中国历史，官员们官符号的增值，大约是沿着这样几种途径运作的，一是靠祖先荫庇，承蒙祖上荣光，这是出生时选择的降生地点决定了的;二是得力于伦理和准伦理社会关系的提携，在中国这样一个讲礼仪、重人伦的社会文化格局中，这似乎始终是一条坦途，也是官员队伍的主体构成，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家庭和政治体制文化百科全书的《红楼梦》中的贾、史、王、薛四大家族及中国现代史上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似乎道出的就是这一官文化形态;三是投机钻营，行贿谄媚的，在这一途中，风险与机遇并存，为官就像经商，是一种期求高利润的投资，它是官员队伍变动的主要因素;四是走资历路径的，论资排辈，等大官死了或退了，小官自然变大，这有点像抓阄，抓到什么要靠运气;五是科举出身的。科举或学历是进身阶，要加大官符的含金量，就只能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且是把自己要努力到孔繁森、焦裕录或蒋筑英、罗健夫先生那样的程度，作为一种旗帜树起来才可以，它体现一种主流精神，它并非是官员队伍中的主体力量，也不是官员变换符号的主要形式;最后是公众选举，它是现代政治的产物，它的运行是奠定在现代公民意识基础上的，当没有现代公民意识时，公众选举就失去了它的庄严性，自然地它不是官员们增大砝码的主体形式。在这多种途径中，古长书所拥有的，就是走第五条路，学历是进身价，他虽出身于一个靠边上班边捡破烂为生的小职员家庭，但工业经济学的硕士头衔，使他拥有了跻身于官宦仕途的身阶，除此之外，他所拥有的社会人际关系资源就是一个身为企业家的同学——黄骏，和昔日的恋人、现为他上级贺建军妻子的同学赵琴。对于视人际关系为生产力的中国现代社会及传统文化背景来说，古长书的这点资源，自然是少得可怜，甚至微不足道。

因此，古长书要实现自己的迁升，必须要依靠扎扎实实的工作，兢兢业业的奋斗，在个人的政治抱负与民众利益之间找到一个结合点，才能实现自己的施政理想。这就要求他:把人做成一朵花。要让反对你的人理解你，让你理解你的人支持你，让支持你的人忠诚你，让忠诚你的人捍卫你。让谁理解你?让谁支持你?在古长书的施政行为中，就是要为广大群众谋利益，一切为老百姓服务。百姓的支持和拥护才能最终体现大多数人的意愿。而这些，都无一例外地体现着他的个人智慧和人格力量。

三

历史境遇和个人价值取向规定了古长书涉足官场在官场并欲有所作为就不能不走的路。

在任大明县团委书记的时候，古长书面对着足有一指宽裂缝的办公桌追古思今，在对近六百年历史中大明县历任的七百多员县官的检阅中，古长书思索着:真正的好官是什么样的?

山大、沟深、地少、难多、民困、县穷，这是古长书无可奈何地必须面对的现实。在这一现实境遇中，究竟怎样作为才是一个好官?(www.xing528.com)

在数百年的历史因袭中，官和民及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多是处于破坏和抗破坏的关系状态中。历史上诸多的清官，就是把这种破坏性要素消减到了最低的程度，就像汉初政治上奉行黄老之学的无为一样，这一无为就是将生产过程中的破坏性要素消减到了最低极限，这一消减便促成了汉代的文、景之治。因而历史传承中的官场运作方略及其基本操作规则，便是在这一破坏性作用的发挥中，呈现出官的威力，文化大革命的这场浩劫对经济发展的灾难性冲击，就是将这一破坏性因素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遵循中国历史的运行规则，历代官员的任用策略总是与一个时代的政治格局的治与乱是密切相关的，乱世或变革时代需要的是人才，用人策略关注的重心是人才，像曹操的“周公吐哺，天心归心”;治世需要的是庸才，关注的是格局的稳定;太平盛世需要是的奴才，用人策略关注的是听命，当然更多的是这样的三才，并存于同一时代。人才的使命是创造性的，建设性的，庸才是墨守成规的，维持稳定的，奴才的使命是听命于主子的。虽然在行政官场中没有一个是笨蛋，几乎个个人精，但时代的处境和个人的价值取向，却导致了个人不同为官之道，也决定了个人不同的行政角色。

古长书生存于一个变革的时代，一切秩序有待重组的历史机遇，为他的脱颖而出展现了无限的空间。他人格的质朴和对为官之道的意识，使他选择了有为的行政营运策略。有为，不只是作为，而是创造性、建设性的，这既是社会变革的需要，也是共产党人执政为民的一贯主张，古长书就是抱着这一信念践行自己为政的理想。

四

贫困和灾难乃是一母孳生的双胞胎，他们总是心有灵犀，犹如水乳始终是交互在一起的。

作为团县委书记的古长书，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创造性地工作着。为改变大明这个山区县的教育面貌，他筹划着修建十所希望小学，就在再建两所就能完成夙愿时，他原计划列入希望工程建设项目的城关镇红旗小学却因教学设施的简陋，而致学生在室外十多人遭雷击受伤，并有一名学生死亡，面对它，古长书痛心，在这一事故的刺激下，他调动了他十分有限的社会人际关系资源，南下深圳，寻找身为深大集团公司总裁的同学——黄骏济危，黄骏慷慨解囊的50万元，完成了他的夙愿，但这一慷慨也给古长书带来了小小不快，那就是因挪用了建校未用完的钱款，改善团县委办公的条件而招致领导的训斥。

灾难对于百姓才总是灾难，但对为官者也许是一种恩典。就像文革虽是一种不幸却造就了一批作家和人文学者。一次对灾难的抗拒，为古长书的从政生涯提供了广阔的政治前景，先是横坡镇的防洪大堤的修筑，古长书以坚实的实干作风，充分表现了良好的政治素质，并且这一素质为领导看见了，肯定了，这为他的政治前途带来了一线光明。接着便是古长书人生转折的发端，还是他修筑防洪堤的那个镇，面对暴风骤雨，离镇政府不远处的两家农舍滑坡了，12条生命被困在已经变形、无法逃出的屋子中，面临着死亡的威胁，面对群众生命安全时，古长书义无反顾地冲上去了，救出了12条生命，他自己却被坍塌的房屋砸折了腿。幸运的是他没有被砸死，一条断腿，体现了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也造就了一个英雄，更把古长书推到了政治关注的焦点，它既是超越生命价值的崇高，也是弘扬人类主体性的伟大，更是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先锋模范性，充分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古长书因祸得福，荣升大明县主管工业、电力和乡镇企业的副县长。

朴实的天性和自身的信念注定了古长书在这个位置上的作为。他针对诸多连年亏损企业，通过实现调查，摸清了弊端，竭力使企业走上法制化和正规化的轨道，通过调整企业领导，调配主管会计师，限制政府部门对企业的干预等措施，使县办企业首次实现年利润1800万元。1800万元虽是小数，但对一个西部贫困山区县来说无疑是创造了一个神话，神话的创造给古长书带来“全省十大杰出青年”的光环，这一光环为古长书施展自己的政治才能拓宽了空间。山野菜加工厂的创办和首次赴深圳开拓野菜市场的成功，更加大了古长书执政的砝码，从救人英雄，到创办企业的领头羊，古长书一路风光，人气聚旺，在拆除县城违规建筑时，采用“异地执法”，使多年来难于解决的棘手问题迎刃而解，这更显示了古长书作为执政者的执政智慧，这为古长书升任市工业局局长搭建了基本的平台，在任市工业局副局长时古长书大胆拍卖企业，通过将企业拍卖给黄骏，从而救活了企业，在任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时，他协助贺建军利用智谋铲除了唐山，在任办公室主任时，为市委书记起草工作报告时，经过精心准备，对存在的问题作了富有创意的分析，充分显示了参政的智慧，得到江书记的首肯，这为古长书仕途的下一步作了良好的铺垫，下一步的从副市长到市长也就顺理成章了。在古长书的仕途经历中，虽然古长书也依赖利用着社会人际关系资源及传播媒体的力量，但更根本的是古长书是依靠自己建设性、开创性的有为，为自己赢得拓展才能的空间，加大着自己执政的砝码。

五

对于执政党来说，它执政的首要使命，不是全力反腐，不是全力消减经济运作过程中的破坏性因素，而是积极创造性地从事建设性的工作。对于西部内陆经济落后地区来说，青壮年劳动力的大批外出打工，使原本就十分缓慢的农村经济发展更是举步维艰，于是干部就被历史地推置到了第一生产力的经济发展前沿地位。古长书的有为正是植根于这样的现实土壤中，古长书从团县委书记到市长的仕途历程中，时时处处都在思考着建设性的有为，无论是发展经济，还是保障社会和谐，促进政治体制改革，同时在这一有为中，他不仅仅是停留于口头或观念上，而是身体力行，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的。从古长书的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执政者，不仅要有为民的决心和诚意，同时更应有从政的智慧，权力当和智慧及人民群众的利益结合在一起时，就会产生意想不到的伟大力量，它就可以创造神话。

在李春平的笔下，古长书是作为一个智慧型的执政者来塑造的，这种执政的智慧，不是阴谋手腕，而是工作谋略。不仅表现在建设性的工作上，也表现对天不怕、唐山，唐浩及何无疾等人的这些破坏性因素的消减上，在这些事件处理中，古长书不是一味地靠决心，真诚和自身的廉洁刚正，而是靠自己的智慧，充分显示了为政者的能力。多年来，我们在对为政者的关注上，更多地注重了人格和政治素质，而忽略了执政者的核心是智慧和能力，只有依靠智慧和能力，执政才能达到艺术的高度，才能开展创造性的工作。

李春平在古长书身上倾注了巨大的热情，也倾注了作者个人所企盼的政治理想，但作者没有过分抬高他，而是把他放到人的现实处境中。古长书知识丰富，对权力有着由衷的热爱和热切的向往，甚至陶醉于权力行使时的快乐中，他重友谊，也看重物质，更尊敬父亲，当然也不排除甚至有贪财恋色的本性，由此也决定了这个文学人物的真实性和可信性。他是个现实的立体的人，他努力想把自己做成一朵花，让人人喜爱。他用他的聪明才智赢得了他所需要的东西，这是符合官场的正规法则的，也是符合时代精神的。李春平第一次给我们塑造了一个出色的正面的充分展示领导者的执政智慧与艺术的人物形象，给中国当代官场文学增添了亮丽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