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文学现象:李春平研究论丛

官场文学:一个特有的文化现象^[36]

吴红艳

李春平早年浪迹于官场，在升官路断时，从陕西来到上海，做生意失败，文学上却获得了成功。在上海创作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玻璃是透明的》，被周介人看中，发表在《上海文学》杂志上，后被导演夏钢拍成同名电影《玻璃是透明的》。

1996年，李春平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上海是个滩》，纳入大上海小说丛书。半年内印了三次，颇获好评。近10年来，出版长篇小说《情人时代》、《上海夜色秀》、《奈何天》、《我的多情玩伴》、《步步高》等，有《李春平长篇小说文集》(三卷)，中篇小说有《玻璃是透明的》等30余部，还有反映《辞海》85年编纂历史的史志性长篇报告文学《辞海纪事》。

《步步高》:把人做成一朵花

记者:你新出版的《步步高》打出了“中国第一部关注执政智慧和领导艺术的长篇小说”的旗号，你同意这个说法吗?主人公也引起了争论，你怎么看古长书这个人物?

李春平:我同意，既然之前没有第一部，那我的就是第一部。古长书是个充满领导智慧的复杂人物，有一个优秀领导所具有的优良品质，是县市级领导的范本。有人说他有点理想化，我不反对。在物欲横流的时代，我们需要理想，需要寄托，在文学画廊中塑造一个理想化的人物，至少不是过错。

记者:《步步高》这部长篇小说的创作经过是怎样的?

李春平:2002年，时代文学向我约稿，我就写了《读古长书》这部中篇。发表后，有《小说月报》等近20家报刊转载，不少读者打电话到转载的报刊，问哪里可以买到这本书。于是我就决定把它写成一长篇，部分章节以中篇《把人做成一朵花》发表，也有近十家报刊转载，这都造成了广泛的影响。

古长书有段话:“做人怎么做?你看那花，人人喜爱。把人做成一朵花，就是做人的最高境界。要让反对你的人理解你，让理解你的人支持你，让支持你的人忠诚你，让忠诚你的人捍卫你。允许有人不喜欢你，但不能让他恨你。万一他要恨你，也要让他怕你。”有人认为是经典之言，现在在网上和民间都有流传。

记者:写这样一部小说的兴趣、动机是从哪里来的?

李春平:从开始介入官场小说，我就注意到:行政机关干部不少人都想当官，全国都一样。有能力的想当，没能力也想当，这种现象非常普遍。能力差的当上了，就导致了各种问题的出现。有的领导好心办了坏事，有的是坏心办坏事，有的用错误的方法去执行中央的正确决策，有的用荒唐的举动去落实上级的政策法规。这就是执政水平的问题。在我看来，执政智慧和领导艺术，最能凸显政治本身的强大魅力。有意思的是，《步步高》刚刚写完，中央就召开了十六届四中全会，做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并不是我有先见之明，而是执政能力问题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关于这个问题，我大约在五篇创作谈中都谈到了(见《领导科学》杂志)。

记者:两个主人公有原型吗?你的文学观和文学追求是什么?

李春平:主人公有原型的。但不是某一个人，而是综合了若干原型的特点。写出人的真实状态、记录人的内心、灵魂变化，真实描述我们存在的生活与时代，是我的文学观，也是我的追求目标。至于能达到什么程度，那是另一回事。我总认为，作家应当充分地介入现实，如果你不能用心描绘所处时代的特质的东西，文学的边缘化会越来越严重。不要以为，玩得越玄乎就是艺术，别人看不懂就是纯文学。这就是当代文学的硬伤了。

记者:在这部小说里，只有呈现，没有道德判断，采取(人道主义)这样的视角是什么想法?

李春平:写作的时候，我的心灵和笔触都是完全放开的。我就是想展示有古长书这样一种人，这样一种领导，这样一种领导艺术和执政智慧，而不需要进行道德判断。对于这个人物的评价，只能让读者去感觉。

记者:我听说你不喜欢好像也不愿接受“官场作家”这个指称，可是，读者对你的阅读就是因为你表现了“官场生活”，从最初的被关注到现在在图书市场的走红，你都和“官场作家”这个指称有关。为什么你不喜欢这个说法呢?除了你说它简化了你的文学写作，还有别的吗?

李春平:北京的某报纸称我是继王跃文之后的官场作家，我很讨厌这个说法。我不是官场作家，我写了那么多城市小说，爱情小说，现在写官场小说也只是偶尔为之。如果写了妓女就称为妓女作家，写了工业就称为工业作家，这就太简单了。但是我在图书市场的走红确实与官场文学有关。包括新华社下属的一份报纸，连续连载过我的五部中篇，别人笑话我说那是我的承包地。为了看我的小说，就有读者把那报纸装订起来。

记者:当年你在政府供职让你获得一种独特视角，长久的官场浸润让你更容易看清楚“官场”的形态和权力的核心吗?

李春平:是的。我还用心比较过各地的官场，都大同小异。官场永远是耐人寻味的一个特殊场所，这里总是充满了理想和幻灭。

有评论家说我在小说里的观察、体验和表述具有的意义，不仅仅是文学的，还有现实的。因为在中国，按照行政区划分计有3206个市县。这些县市的“官场”日常运作和它们的生态环境很重要。因为它们庞大的数量和品质的优劣跟一个国家梦想建立的政治文明有很大关系。

读官场文学，看中国的政治生态

记者:官场文学已经成为当下历史转型期一个特有的文化现象。有人认为这些作品干预了现实生活，揭露了腐败分子的罪恶，反映了党惩治腐败的决心;也有人认为这些作品似有展示、渲染腐败丑恶和官场权术之嫌。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李春平:这涉及到作家的写作立场问题。如果怀着良好的愿望和动机，去解剖政治生活中的病痛，是作家的职责，无可厚非。但一味渲染腐败丑恶，描写官场权术，我是非常反感的。

记者:可为什么有的作品让人沉沦，有的作品却能给人以向上的力量，其中的把握属于技巧和方法上的问题吗?

李春平:有个尺度问题。描写腐败过犹不及。在一些地方，民间夸大了腐败程度，官方夸大了廉洁程度。两者都不对。我们的领导干部还没有到是官必贪的地步，绝大多数都是好的或比较好的。我们不能无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全面发展这一现实，不能让人看了你的作品，觉得社会灰暗，悲观失望。这样的作品没有积极的力量，也是缺少美感的。

记者:除了反映生活本质的真实，官场文学还应该具备哪些特征?决定作品高下之分的界线究竟是什么?

李春平:在我看来，其他一切题材所具备的特征，官场文学都应当具备。官场文学写官场人事，天然地赋予了这类作品很强的故事性。故事性强的作品，很容易淹没并影响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提升。如何达到多方面的和谐统一，是对一个作家的考验，也决定着作品的高下。

记者:莫言认为，官场文学最早应源自被鲁迅先生称为“黑幕小说”、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的《官场现形记》，而在当代则滥觞。自上世纪90年代末湖南作家王跃文的《国画》之后，有一批小说都比较真实地描写了我国官场的独特游戏规则，揭露了腐败现象。因为官场文学满足了大众呼唤政治透明廉洁的社会心理需求，顺应了人民群众的正义呼声，所以受欢迎。你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李春平:有一定道理，但不是一种源流关系，更不是承传。如果没有《官场现形记》，当今的官场文学照样会产生。

目前，“官场文学热”是好事，说明老百姓关注政治了，参政议政意识强烈了。一个地方的政治生态决定着老百姓的生活质量社会风气，他们有理由关注。最怕的是老百姓对政治的麻木与漠视。

记者:官场文学中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往往反面人物被刻画得很丰富生动，甚至颇有人情味，而正面人物形象反倒比较单一和苍白。正面人物为何这么难写?

李春平:因为正面人物的行为是大同小异的，超不出廉洁公正的范畴，容易弄成好人好事。因此作家务必挺进人物的心灵深处，去触摸他灵魂的本相和颤动，才能克服单一和苍白的问题。反面人物有它丑陋的一面，不乏怪诞，把他们作为审美对象时，就容易鲜活生动。

记者:读者提出官场文学存在模式化、自我重复的问题，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李春平:模式化和自我重复，不单是官场文学一家的问题，其他小说都存在。包括一些评论家极力追捧的作品。至于官场文学的模式化、自我重复，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官场生活的模式化，就拿中国的市县级官场来说，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落后地区，西部地区还是东部地区，官员们的行动方式都是相似的，小到会议室都一样，大到连政府部门和干部存在的问题都是惊人的相似。生活就这样子。第二，作家们太拘泥于自己所熟悉的生活圈子，缺乏创新意识，导致了自我重复。(www.xing528.com)

记者:官场文学有粗糙的、能直接介入生活而使人们不可避免受到伤害的因素，在目前的现实中，这样的文学能够走多远?

李春平:官场文学就是直接介入生活，至于能不能影响生活，能不能改变官场现实那是另一回事。一方面随着中国民主进程的不断推进，政治环境的不断宽松，一方面又有这样的阅读市场，这个文学品种是会走下去的。走得好不好，取决于作品的质量。

记者:反腐文学和官场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强烈的批判性和独特故事性赢得广大读者的厚爱以及文学批评家的关注。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李春平:在我看来，反腐文学是对官场腐败的揭露与批判，官场文学是对官场生态的描绘与展现。二者的主题不同，关注点不同。严格地说，反腐文学也应当是官场文学。

记者:官场文学好不好，不在于把官场腐败写得是不是触目惊心，那都是表层的东西，更深层的应当是这些表层化东西背后所表现的人生选择，人格、心灵的挣扎，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所展示的人性的丰富性。大家普遍认为，“反腐”小说的艺术品位需要提高，要避免走向庸俗化，作家还需要在人性的剖析，腐败现象的深层挖掘等方面，加强道德的感染力和艺术的穿透力。

李春平:是的。依我看，官场文学走向庸俗化是不可取的，但走向大众化却是必然的。提高艺术品位，是摆在这批作家面前的一个艰巨任务，要从叙述方式，小说结构，内力的挖掘上狠下功夫，不能停留在对事件的简单描摹上。在这方面，我个人是充满期待的。

记者:人们喜欢看官场小说，一是证明了社会上“官本位”意识的浓烈，二是中国社会中政治生活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影响力依然强大，中国社会还处于官文化向法制文化艰难过渡的时期。

李春平:不要以为政治离我们有多远。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是政治载体，只是承载的内容和份量不同。政治状况如何，直接影响着民众的生活姿态。比如说，一个地方政策的出台，就涉及到一部分人的利益;一个领导的讲话，就可能引起股市波动。这都是政治行为的结果，老百姓看似与政治无关，其实是紧密相关。他们关注官场小说，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失落的生意人，春风得意的作家

记者:你到上海后创作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玻璃是透明的》讲述了上海外来者的故事，一个单纯的乡村女孩子在城市里被物质所击倒，谈谈这个小说从创作到被改成电影的经历。

李春平:小说写一个外来妹小丫子，凭着自己的美貌赶走了原来的老板娘，自己当老板之后，又辞退了她打工时最知己的、也是知道她秘密最多的朋友。表面上是饭碗之争，实际上，在生存压力和饭碗竞争面前，人性就特别残酷。周介人先生把它纳入了新生代小说家专辑中。不久北影厂夏钢导演给我来信，说要改编成电影。第二年，中国电影集团成立，他们首先投资了《玻璃是透明的》。这个电影在第八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上获得了两个奖。获奖与我无关，但我为他们高兴。

记者:你是怎么到上海的?这个城市给你留下什么印象?

李春平:到上海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所供职的当地政府要在上海设立办事处，我那时工作不顺，就调来了。本意想的是经商，创作是意外所得。我对上海很有好感，至少它给人的安全感是许多城市所不具备的，留得住人。但是，这些年看过来，许多方面不是我们想像和期待的那么好。

记者:上海这个城市对你的创作有影响吗?

李春平:我来上海之前所写都是农村题材。上海给我提供了一个城市样本，有更大的瞭望视野，以及对城市的新鲜感。之后的作品与我前期以及与陕西其他作家的作品相比，均有很大的不同。前不久看报道，文艺理论家肖云儒在谈陕西作家时说:“杜鹏程对战争中人性的开掘，柳青把心理描写引入重大题材，陈忠实自我否定后挺身进入文化史诗领域，贾平凹则摆脱第一代作家的审美坐标及视角，高建群高扬大西部浪漫情调，叶广芩则凸显京派遗风，进入上海滩的李春平则运用市场经济观点来解读时代，他们的作品中均有足以鼎立文坛的新元素。”我同意这种说法，这也说明了我和他们的区别。

记者:外来者写自己眼中的上海，像《上海是个滩》描写的一群外来民工是有其特殊意义的。他们远离故乡和家人来到上海寻梦，有痛苦有欢乐有得失，你为什么会写这个长篇小说?是什么打动了你?

李春平:我身边有太多成功和失败的故事，令人感慨唏嘘。我所在的单位虽是政府机构，也是一个经营实体，折腾很多，老是受骗上当。于是我就趴在集体宿舍的床沿上，写出了《上海是个滩》。

记者:随着中国的改革，人口流动，进入城市的农村人，进入北京、上海、深圳的外地人越来越多(这其中也包含了你自己)，改变自己的人生，改变自己的命运，实现个人野心、梦想，获得名利、成功是时代的主旋律。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这一群体的生活状态的?

李春平:外省人在上海的爱与恨、梦想与现实之间的挣扎，感受太多，既有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感受，也有发生在朋友们身上的故事。上海有近四百万外来大军，全国则是数以亿计。这个庞大的数字构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也是激活城市经济和文化的重要力量。表现他们的酸甜苦辣和生存状态，绝不是对一个角落的单一描绘，而是缩影式的展现一幅社会图景。不少人抛妻别子，远走他乡，就是为了寻梦。他们可能是暂时的流浪者，但也是建设者。

记者:与你个人当时“流浪汉”式的生存状态有关系吗?靠文学在上海生存是不是很困难?

李春平:我搬出单位专门写作时，真有流浪的感觉，生存压力很大。中途我也怀疑靠文学生存是不是太难了，曾经想回去继续坐机关。还好我对物质生活的要求不高，也就挺过来了。再说我是公务员，尽管专职写作，基本保障是有的。我非常感谢当地政府对我的宽容与支持，他们让我玩了回职业的“酷”。这在中国作家中，我是特例。

记者:就“外省人”这个表述而言，中国很多小说受到过巴尔扎克的影响，他的小说对你的小说有影响吗?如果有，具体来说，在什么方面?

李春平:巴尔扎克的经典著作我读过一些，是有影响的，主要是在小说结构和叙事方式上。这个问题有很意思，我当初就有点像《幻灭》中闯荡的吕西安。他是诗人，我是作家。他到巴黎，我到上海。他办印刷厂垮了，我做生意受骗了。这是相同之处。他成了流氓诗人，但我没成流氓作家。他的理想破灭了，我却实现了作家梦。这是不同之处。

记者:你说过“把小说写成大说”，能否具体谈谈?

李春平:我是一个希望把小说写成大说的人。所谓大，就是作品的大视野，大境界，大痛苦，大欢乐，还要有一个为民众所关注的大背景。在《上海是个滩》中，我极力表现外地人参与浦东建设而不畏千难万险的大气魄;在《情人时代》中，我希望表现现代婚姻与爱情格局的大调整;在《我的多情玩伴》中，我极力表现友情、亲情与爱情的大欢乐;在《奈何天》中，我表现了一位非常出色的市委书记当权力到达顶峰时，经不起各种利益诱惑而导致人生大蜕变，最终自觉走向纪律检查机关的一种大反省。

陕西是我的根

记者:你出生在一个怎样的家庭?

李春平:我出生在陕西省紫阳县山区的一个农民家庭，母亲是家庭妇女，她生了八个孩子，成活了四个，我是最小的。父亲是公社书记，文革时被打为走资派，批得死去活来。那时走资派都关牛棚，虽然我们那里没这一说，但家里确实是住在生活队过去的牛圈里，一住就是30多年。上世纪90年代初期才卖掉。我的童年给我留下了太多的仇恨和创伤，懂事之后便是对仇恨对象的宽容和理解。童年的经历扭曲了我的人格发育，所以我至今见了生人就心里发虚。

记者:和文学结缘又是在什么情况下呢?

李春平:谈不上理由，只是爱好。我一直是语文尖子。高二时候我写过一部半部长篇，班主任发现了，在班上点名批评我。这一批评反而激起了我对文学更大的兴趣。

记者:还记得你写的第一篇小说吗?

李春平:1984年，我在《丑小鸭》杂志上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写我哥哥的婚事，叫《郑家女子》。这个刊物是工人出版社办的，早停了。那年连续发了四个短篇，年底我到《延河》杂志帮忙看稿，坐在路遥的桌子上，见到不少名家，给我压力很大。有段时间就不敢写东西了，主要读杂书。

记者:作为一个成长在陕西的作家，这块土地对你的文学和人生产生过什么影响?

李春平:陕西是一个人文气息很浓厚的地方，人们对文学有种天然的崇尚。这样一个文学大省，产生了杜鹏程、柳青、路遥、陈忠实等一批杰出的作家。这地方山大人稀，具有西部的野性与豪放，容易激发人们的豪情与想像。物质的匮乏导致了对精神的依赖，在不少人看来，从事文学创作是一件很体面的事情。我也这么看。你所问的陕西对我的影响，我只能说，这个地方养育了我，培养了我对文学的兴趣。这是我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