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海纪事》：揭示文化警示的意义

《辞海纪事》的文化警示意义^[28]

戴承元

八十五年风雨历程，三代辞海人，五千名优秀的中国知识分子呕心沥血，于是，我们的案头上有了四种版本的权威工具书——《辞海》。《辞海》不仅只是一部文化大典，一座知识宝库，更是中国一流的知识分子用智慧、良知、坚毅和崇高的人格铸造的一座不朽的精神丰碑!

《辞海》是神圣的，十二万个词条，涉及一百多个学科，概括了迄今为止人类的全部知识。置于案头，我们就有了终身的老师，终身沐浴它智慧的灵光。但《辞海》是怎样编撰出来的呢?这就鲜为人知了。其实，一部《辞海》编修史与《辞海》本身的价值同等宝贵，都是我们中华民族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特别是在精神文明建设相对滞后的今天，这笔财富就更显得珍贵了。

感谢青年作家李春平!是他以史志性的笔法写成的长篇报告文学——《辞海纪事》，把编修《辞海》这件不朽的文化盛事真实而又生动地记录了下来，永远地铭刻于广大读者的心中。一如李春平所言，由于题材的限制，《纪事》的可读性并不强(自然也就谈不上什么经济效益了)。然李春平为《辞海》的神圣和辞海人的崇高所震撼，倾心费力，不辞辛劳，知识分子崇高的使命感使他情涌笔端，写下了这部极有文化品味的长篇报告文学，舒新城、陈望道、夏征农、罗竹风等一大批响亮的名字伴随着他们智慧的光芒向我们迎面走来。

让我们来看几幕动人的情景吧。

1996年4月6日，上海政协礼堂，“在两百多人参加的分科主编会议上，放眼望去是百分之七十的满头白发，百分之二十的秃顶，还有百分之十戴着帽子。”“六十岁在这里便是很年轻的了。”

70多岁的经学专家汤志钧先生患有白内障，手术时间都已安排好了，但要修订1999年版《辞海》的消息传来，他毅然决定推迟手术时间。家人和医生—再劝说催促，催急了，汤先生忽发奇想，让医生先给一只眼睛做手术，留一只好在医院的病床上审读稿子。

张撝之先生一人承担17000多个词语条目的审读工作，每天张先生迎着晨曦起床，审读五小时的稿子，不久生病住院。他病好了，夫人又住院，他一边侍候病人一边审稿。他那部分稿子送到出版社时还存有淡淡的药味儿。

这些学界名流，他们德隆望尊，桃李满天下，为什么不在家安度晚年，却抱着垂老之躯来干编修《辞海》这件折磨人的事呢?难道是为了名利?垂暮之人，斜阳残照，一切名利都不过是过眼烟云而已。1961年“浦江集中”修改《辞海》初稿时，一人只发了二三百元稿费，不少人还把钱交给了组织;1979年版《辞海》是按千字平均5．5元计发的稿酬;1999年版《辞海》也才增至千字百元左右。一位意大利语言学家曾经感叹过:“十恶不赦的罪犯既不应处决，也不应判强制劳动，而应判去编词典，因为这项工作包含了一切折磨人的痛苦。”为词条写释文不同于写文章，他要求准确如法律用语，简练如电报用语。《辞海》收入了12万个词条，如果每条多写10个字，全书就会增加120万字，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修订词条就更不同了，往往点灯熬油，耗费几天心血，追本求源，却只改了一两句释文，甚至一两个字。《辞海》作者队伍高峰时达5000人，而在《辞海》作者名单上留下名字的只有600人左右。名耶，利耶?《辞海》走过了85年风雨历程，其间耗去了多少人的生命热血!但是他们无怨无悔。曾彦修，傅东华，贺绿汀，罗竹风，草婴，巢峰等一大批《辞海》编撰人，他们在反右斗争、“文革”中或被打成右派或被视为牛鬼蛇神挨批斗、关牛棚，有的留下终身残疾，心灵上受到巨大的伤害。但是当辞海园一声召唤，他们又都义无反顾地走回来，以极大的热情，继续编修《辞海》。难怪有人感叹:“中国的知识分子真是太好了，昨天还被踩在脚下蹂躏，爬起来就笑着干事去了。”是什么情结使辞海人如此执著呢?用古人的话说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用作者李春平先生的话说:“是中国知识分子对良心和使命的共同理解，是关于对学术传统和奉献精神的共同理解，是关于对铁肩道义和人类文明的共同理解，也是对光荣和梦想的共同理解。”分科主编冯契仙逝前说过这样一番话:“我们老了，我们也是要死的。为了《辞海》我们苦过，累过，无憾的是，我们积累了知识，积累了经验，并把这些都留给了后人。”

为此，我们强烈地感觉到，《辞海纪事》从侧面提出了一个既古老而又永远年轻的话题:人为什么而活着?对于这个问题，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有过明确的回答，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显然，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强调的是人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今天，在中国走向现代化，中西文化大交融，大撞击后，人们重新回答“人为什么而活着?”这个严肃的命题的时候，答案就变得模糊起来，就像一首通俗歌曲唱出的感觉那样，“天上有个太阳，水中有个月亮，我不知道哪个更明，哪个更亮?”困惑之中就出现了物欲膨胀、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种种现象，传统美德渐次冷落。当然，张扬个性，是人类求解放历程中的一个必然链条，但忘记了人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这个民族也是希望渺茫的。《辞海纪事》着力讴歌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奉献精神和崇高的历史使命感，正是对现实的审视，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使他们希望在迷茫困惑的现实中重树精神丰碑。我想，作者的思考和他的劳动是有很强的社会意义的。

《纪事》不仅从正面讴歌了江泽民同志倡导的“一丝不苟、字斟句酌、作风严谨的辞海精神”，也从反面提出了“王同亿现象”。王同亿何许人也?王同亿者，辞书出版界之奇人也。他十年编了二十五本辞书，一亿七千万字，新闻发布会开到了人民大会堂，各大媒体竞相捧场，称颂他的光辉业绩，几令辞海人蒙羞。辞海人是谦虚的，他们拜读了王同亿的大作《语言大典》。这一读，顿时让辞海人惊呆了。《语言大典》中除存在着肆无忌惮地剽窃行径外，还有大量的胡说八道，请看王同亿的词条释义:

白日见鬼:大白天看见鬼。

谈恋爱:尤指散步时向人求婚。

四壁:用东西把(房间的)墙壁遮住。

打嘴巴:用手掌拍打嘴巴附近部位。(www.xing528.com)

色狼:有进取性格，直接而热烈追逐女性的人。

大胆姑娘:胆子大且风骚的姑娘。

老妪:不足挂齿的小事。

喝水:饮水，通常用于低等动物。

二流子:穿牛仔衣服，但无牛仔经历的人。

获利:产生利润或产生亏损。

牛鞭:用公牛阴茎制成的鞭。

神差鬼使:由神和鬼派的使者。

王同亿这样编辞书，无异于谋财害命!这样的辞书玷污了知识的神圣，泯灭了知识分子的良心。

当商潮涌进文化界，文化走向市场的时候，一些文化人的道德良心大大地蜕变了，把本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文化事业践踏得伤痕累累。文化界究竟有多少个王同亿，谁也说不清楚。中华要腾飞，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如双翼，如果折断了精神文明这支翅膀，雄鹰是飞腾不起来的。一切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都为“王同亿现象”感到撕心裂肺的剧痛和悲愤。我们呼唤高尚的文化人格，呼唤严谨的治学风范。《纪事》所塑造的辞海人群雕为我们提供了楷模。

《辞海》历经85年，才日臻完善，每一次《辞海》编委会上，编委们总要重复一个老调重弹的话题:“《辞海》，千万不能错啊!”为了不出错，《辞海》编纂有严格的程序，编写、初审、复审、决审、通读、专项检查、11次校对等20多道程序构成一张纠错的天罗地网，每一项检查都要正本清源，穷根究底。分科主编审读词条释文更是咬文嚼字，一双疑问的眼睛四处找问题，自己跟自己找过不去。如“澹泊”一词，在通读时有人提出是否同于“淡泊”的问题。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苦了王淑均、沈蘅仲等几位老先生，他们查阅了《汉书·叙传上》、《东观汉记·郑均传》、《抱朴子·广譬》、陶潜《闲情赋》、苏轼《赵德麟字说》、秦观《送蔡子襄》等大量的原始材料，最后才谨慎地在“澹泊”条下加上了亦作“淡泊”;在“淡”字下另立“淡泊”条，释文写明“见‘澹泊’。”沈蘅仲、王淑均夫妇审语词部分的条目时，为了核实语词例句书证，常常为了一句话要跑到上海图书馆查找半天。查来查去，大多数时候是未能修改一字，但他们还是坚持要查。没有别的，只为解除疑问，“求其放心而已”。火车上的自动挂钩是詹天佑发明的，这是写进了教科书的，这正确吗?为了弄清这个问题，编辑们把记载詹天佑生平事迹的十五种报刊找来，把詹天佑的日记找来详细核查，并采用多种手段进行调查，最后才弄清自动挂钩确实不是詹天佑发明的，而是一个名叫埃利·汉密尔顿·詹尼的美国人发明的。1979年版《辞海》8万册成书时，突然发现“饥饿”的“饿”印成了“俄”字。这对于现在看了太多有错别字书籍的我们来说，已不足大惊小怪了。但辞海人就觉得不可饶恕。上海辞书出版社全社震惊，社长巢峰立即组织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开进承印厂，一页一页地改。事后巢峰主动作了检查，他和责任编辑的名字出现在社里的黑板上，公开批评。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仅此，也足以使王同亿们羞死几次。

《纪事》的作者在书末“后记”之中感慨良深地说:“‘辞海精神’作为一种治学精神和敬业精神，在当下知识界的有些地方已经变得遥远而陌生起来，这个迹象是可怕的，应当成为我们的警钟。”“同样是教授，同样是作家，我们这一代与上一代几乎是不可比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缺乏我们上一辈人那种严谨的治学精神。我们退步了，我们正在走一段精神的下坡路。”作者这种忧患意识正是他写作本书的缘起，也正是《辞海纪事》的警示意义之所在。

《纪事》真实地记录了《辞海》和辞海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曲折经历。《辞海》第一版诞生于1936年，这是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年代，日本侵华战争一触即发，知识界出现了一些恐慌，《辞海》出不出版，社会科学条目，特别是关于日本侵华的词条要不要收入《辞海》，如果要收入，又怎么写?这些问题使《辞海》摆在了生与死的十字路口。面对着巨大的政治风险，主编舒新城拍案而起:《辞海》必须按预定方案出版，中国的立场和观点决不能动摇。新中国成立后，《辞海》的修订工作牵动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心。舒新城，上海市委立即行动起来，但不幸的是编写工作赶上了大跃进的政治气候，“多快好省编《辞海》”的口号被响亮地提出来了，于是《辞海》的编修工作就出现了许多光怪陆离的现象:大专院校的师生人人动手编《辞海》;突击一星期，完成一千条词目初稿编写;各编写小组挑战竞赛，比速度，比政治挂帅;工人、农民审词条，田间地头搞讨论……这是在编修《辞海》吗?不，这是在编写政治幽默!1957年的反右斗争对知识分子来说是一场灾难，但对《辞海》来说却是幸运的，因为毛主席特许有真才实学的右派分子进入《辞海》编修队伍。这样，曾彦修、徐铸成、李毓珍等一批右派分子才进入辞海园。这些右派分子忍受着巨大的精神痛苦，但他们还是忘我地工作，与其他辞海人一道对“大跃进”时期写的《辞海》初稿进行修订，大大地提高了《辞海》的编写质量，把中国知识分子的学术良心完满地体现了出来。但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辞海》和辞海人的劫难又一次降临，《辞海》变成了“集古今中外封资修之大成的大毒草”，辞海园变成了“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的地方。瞿白音、贺绿汀、周信芳、张撝之、罗竹风、傅东华、刘范猷、何德鹤等一大批专家挨了批斗，张撝之被打聋了右耳，复旦大学教授贺德鹤不堪革命小将的凌辱，含冤自尽。到了70年代初，《辞海》的编修工作虽然还在继续进行，但它实际上成了“评法批儒”等政治运动的载体，大部分词条的释文差不多成了批判文章，比如解释“天赋”一词，总结语说“这是不折不扣地替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鼓吹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和天才论作宣传”。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汉代的吕后和唐代的武则天，她们沾了江青的光，成了法家的代表人物，而前苏联大文豪高尔基成了大右派。“四人帮”倒台以后，辞海园才迎来了百花盛开的春天，1979年新中国编修的《辞海》正式出版。按十年一修的国际惯例，1989、1999年修订版《辞海》也如期问世。

这一历程中，有一个让人深思的现象:“一丝不苟、字斟句酌、作风严谨”是辞海人创造的精神，但“大跃进”时期，发动群众运动，搞人海战术编修《辞海》的也是冯契、蒋学模、张撝之、马茂元、赵善怡、李国豪他们这些辞海人。八年辛苦，拿出较高质量的《辞海》“未定稿”的是他们，“文革”中在“工宣队”的监督下以大批判开路，以近似写批判文章的方式修订《辞海》的还是他们，中国的知识分子有时崇高得如同一座丰碑，有时又渺小得让人心碎肠断，个中因由是什么呢?我们的知识分子为什么缺乏独立的文化人格?因由固然很复杂，但在我看来，根本的原因还在于经济上的不能自立，为生存计，不得不为政治所驱使。所以，即使博学如郭沫若，也未能脱俗，使得后人在评说他的时候，常对其文化人格有微词。由此看来，知识与经济嫁接，促使科技转化为生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实乃明智之举。知识分子在经济上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文化事业也就能按自身的规律蓬勃发展。在此也给了我们一个现代警示:执政党领导文化事业必须遵循其自身发展的规律，让文化事业成为政治的附庸，必然要扼杀文化事业，闹出一串串的政治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