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千里
青年作家李春平的长篇成名作《上海是个滩》自1996年11月发表以来,在全国引起了广泛好评和强烈反响。读罢该作,便被作家流畅的文笔,作品中浓郁的生活气息,语言中闪射出的机智与幽默,人物处事的旷达、宽容与平和,以及小说视角的独特所打动。作品形象地描写了一批外地来到上海的打工者在参与浦东开发,建设新上海的历程中如何面对种种诱惑,如何在新环境下重新进行人生定位,如何处理家庭、事业、爱情等故事情节,让人在轻松愉悦中获得情感的陶冶、精神的振奋和人生的启迪。本文从以下几方面展开评析。
一、百川归海式结构
书名“上海是个滩”是一个简单的判断句,在这个句子里一定包含着作家的价值判断和人生观。但作家的价值判断在该句中却是一个模糊的表达,或者说是一个隐喻。“滩”与“上海”这两个名词不是一个简单的置换,“滩”的背后有许多涵义和潜台词。常识告诉我们,滩的形成无疑是水流冲刷和泥沙淤积的结果,水流是形成滩的动力。那么识水性者就可劈波斩浪、勇往直前。作家很明晰水的动力性因素的深刻内涵,所以在结构上便选用了类似于《水浒传》的百川归海式的艺术结构。反映社会重大事件采取该结构方式来承担是比较恰切的。水浒中的一百单八将均是被外界因素逼压着走上梁山的,因此水浒给人物立传时在“逼”字上用功甚强。《上海是个滩》中的人物大都是在浦东开发新潮的吸引下告别了自己原来舒适、安稳、平静的全民所有制单位,自己把自己流放到了大上海。李昂本可安坐书斋成为历史研究的学者,且已出有两本史学专著,但他却告别了自己熟悉的专业和单位来到驻沪某办事处,当起了办公室主任这个协调各方的工作。王主任在45岁的年龄上毅然决然地离开了自己省政府城建厅处长的位子,告别了妻儿,自担风险,自谋生路,要在陌生而热闹的上海滩另创一番大业。大宋因校方给他排课少和校长吵了一架,一气之下来到了上海。方经理、陈雪梅、刘山、高梁地等均因各种原因,放弃了自己熟悉的职业和人际关系,带着憧憬,满怀希望地冲到上海滩。《水浒传》是分别为一个个人物单独立传,侧重于表现在社会客观环境的高压下人物的言行和心理,借以反映人物个性和对人生的艰难选择。《上海是个滩》对人物过去的经历采用补叙、追忆等手法仅作简单交代,人物性格的展开则是待他们到上海后用人物自己的言行去说明,不是为一个个人物单独立传,而是穿插叙述,整体推进,对每个人物在适当的部位作相应的交代,使全篇线索横看似乎有点零乱,纵看则顺理成章。在该结构中作家有代表性地安排了陕北姑娘黄小苗,关中大汉刘山、王主任,陕南小伙李昂、高粱地,陕南姑娘大宋、小宋,四川的王芳等,借以表示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走向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中,在经济建设的强力吸引下,中国西部内陆省份的各个区位上都有人动起来了。建设大上海,开发新浦东是全国智力、人力、物力、财力的一个大集中。上海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具有比其他经济特区更强大的辐射力。正如余秋雨在《上海人》中所说:只要稍具现代世界地理眼光的人都会看中上海。它侧脸向东,面对浩瀚的太平洋,背后则是一条横贯九域的万里长江。对于一个自足的中国而言,上海偏踞一隅,不足为道;但对于开放的当代世界而言,它却俯瞰广远,吞吐万江,处势不凡[21]。所以上海经营的好坏,对于全国、对于东亚、乃至对于世界的影响都是不可低估的。邓小平在1991年和1992年春天两次视察上海时的讲话中说:“我们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22]在提到发展速度应加快时指出:“又比如上海目前有条件搞得更快一点。上海在管理、人才、技术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辐射面宽。回过头来看,我的一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的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的改革开放局面都会不一样。”[23]李春平正是在这种时代大背景下选择了作品百川归海式的结构,因为上海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在1949年以前,非上海籍人口通常占上海人口的80%以上[24];更与当前浦东开发中上海市有300万流动人口的百川归海的现实相吻合。所以这是一种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构。其实书中人物也可看作是改革开放后全国一亿多流动人口的缩影。因此小说的结构艺术就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形式问题,而是更为内在地反映着一个作家观察与审视世界的能力,他将形象片断组织为形象体系的能力,还意味着一个作家体察生活的深度和视野,体现着一个作家的审美敏感,人情练达与哲思水平。
二、技巧就是内容
《上海是个滩》写作技巧上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叙述视点和视角的双调。即以第一人称为主,辅之以第三人称补救。作为小说,作家叙述故事的角度不同,给读者造成的审美感受就有差异,因此视点视角问题实际上也就成了小说审美特征的一个突出问题。第一人称的视点,由于叙述者是以一个亲身参与者的身份来叙述故事情节,所以能产生较浓厚的感情色彩,能造成真实、亲切、令人信服的审美感受。第三人称的介入既可避免第一人称叙述时的缺陷,因受“我”之所见所闻的局限,在时空的拓展上,人物的心理剖析上不易深入展开,不便叙述交代,又可发挥第三人称全知全能式视点的长处,叙述者置身局外,以旁观者的身份讲故事,其视角形象客观,现场感觉强烈,不受时空限制,让读者自己去冷静客观地品评判断。作家为了有效地解决两种视点、视角、叙述语气间的转换,常在由第一人称转入第三人称时加上一句过渡语:“事后他是这样告诉我的。”或是“他告诉了我事情的全部经过。”从而顺利地完成了两者之间的转换与衔接,让人读来文气顺当,人称转换巧妙,既能主观抒情,又能客观叙事;既重情节性因素的加入,又重体验的独特、深入和细微,使作品的可读性增强。在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下着意发掘典型性格和细节真实的技巧,以及借助社会事件中所包含的矛盾冲突与转化构成情节,进而在情节的进程中刻画极富个性特征的人物的这种“性格—事件”的情节模式被作家李春平较为圆熟地掌握和运用着,因此,阅读他的作品有行云流水一般的自如。因为“性格—事件”的情节模式恰与千百年来中国读者早已养成的审美习惯相吻合,极易造成作品的雅俗共赏效果。作家在语法修辞上既不是先锋,也不是后卫,不如前代作家那么沉滞、欧化而传统,也没有新生代作家那么新潮,艰涩,让人扑朔迷离。但也表现出对前后左右的吸纳与转化,在适当的调侃、幽默、顽皮中表达自己的诗意追求。有时还加进一点辩证修辞。小说写到刘山的老婆要和刘山离婚的故事时,作家写道:“她给刘山指出了一条荆棘丛生的阳光大道。”说到汪涵涵在介绍工程中被人从公司骗走了10万元时作家写道:“……我又不是故意的,谁愿意去结识一个骗子呢!说着眼泪就往下落,显出一脸痛苦的美丽。”巧妙的比喻也使作品生色不少。把30多岁的已婚女人陈雪梅比喻为“易耗物品”,把刘山要回去办离婚手续说成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也该到了感情换洗的季节了。”作品还有许多庄谐映衬的句子,让人读来不禁发出会意的笑声,从而使作品的内容凭借作家驾轻就熟的技巧渗入读者的心田。
三、历史不是点缀
作家在作品中透露出的历史学涵养和审视事物时的历史眼光,使作品语言时时流露出一股历史的沧桑感和厚重感。让读者感到作家不仅在横察现实,也在纵览历史,从而在作品内容的构成上有了历史理性的思索。作品第一页说:“这天是十一月十七日,来了之后我才明白,十一月十七是上海开埠日。”只此一句就把逝去的冷漠的历史与眼前火热的现实焊接到一起,可以勾起人们在纵横两个层面上的许多联想。由“侬是具浮尸”这句上海人最刻毒的粗话,作家一下子就追述到120多年前上海发生的那场瘟疫。1842年6月10日,游弋在吴淞口外的一艘英国军舰突然向清军炮台开火。1843年11月17日,上海被迫对外宣布开埠,第一批外国冒险家进入上海。从此上海开始了它的殖民统治历史。上海近代的奴役与屈辱史从此发端。11月17日不是一个简单的日期数字,11月17日李昂乘火车来到上海时的心情则是自豪与骄傲,参与与奋发,从而与殖民者入侵上海时形成鲜明的对比。昔日的瘟疫与今天上海的繁荣幸福又构成了对比,作家强烈的审美观念在这种对比中突现了出来。在交代王主任身世时,作家顺便提到王主任爷爷的父亲在100多年前曾被洋人作为苦力稀里糊涂地成了上海的猪仔。这些不经意的叙述总让人觉得作家话里有话。作为在浦东搞建筑的一个有名的建筑公司,王主任、李昂他们不可避免地要以外滩的洋人建筑群作为参照系,作品中不时透露出的超越心态和主人公意识充分展现了改革开放对人们的精神面貌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作家就是这样在历史与现实,陈旧与崭新,冰冷与火热,屈辱与骄傲,卑微与崇高的双向对比中闪射出自己冷峻、深刻的历史目光。作品中所展示的这些具体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被作家在历史与现实的双重映衬中重新激活,重新阐释,从而折射出更深刻的含义,使读者获得了耐人寻味的复杂意念。作家在作品中的这些漫不经心的历史钩沉,绝不是其无心的简单类比,是其在作品的深与浅,雅与俗上精心布置的两条线,拓展的两个有机联系的层面。读者在阅读这些故事时,因个人的学养、体验、阅历、思虑的程度不同大可获得各自不同的理解。浅者、俗者读其情节,深者、雅者得其精髓。(www.xing528.com)
四、有缺点的正常人
《上海是个滩》中所出现的十多个人物都是有缺点的正常人,普通人,这集中反映了作家的平民意识,也使人物性格更符合历史的真实。王主任信菩萨、供财神、选吉日、择良辰。陈雪梅“对自己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使肉体走向市场化”,从姚总那里捞钱,甚至利欲熏心,不惜泄密以损公肥私,拆自家公司的台,来往周旋于新旧情人之间,最后染上了性病,这才决定痛改前非。方经理的虚荣心以及他在工程装修上想出的请客送礼,打通关节的办法,说明他也有投机取巧的心理。高梁地在老家南郑县当信用社主任时就因经济问题而受过处分,来上海后又因开职业介绍所触电被上了电视节目,让公安局收审半个月。汪涵涵曾想做个独立自主,自食其力的职业女性,要在上海干一番事业,但和秦会平的婚姻中在生下寿沪一郎这么个胖儿子后,她也曾闹过要冲出家门走向社会,可最后还是回到了自己舒适的家中,成了一个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妇。姚总贪图女色,在工程建设中发转包财,施工中不讲质量,偷工减料,最终导致的是楼倒、名声丢,公司关闭,自己也当然是灰溜溜一片狼藉。作品中几乎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是多情种,李昂、大宋有未办结婚手续而同居的嫌疑。就连大宋的父亲老宋当年也有一桩风流韵事。用作品中的话说是:“男人离不开女人,女人离不开男人,一离开就心慌。”作品中作家心目中理想的男人在事业上应是王主任式的,喜怒不形于色,沉稳老练有耐心,有男子汉的刚性,有干大事业的气度,有不顾一切勇往直前的冲劲。理想的上海人应是秦会平式的聪明、能干、宽容、大方,有投资和风险意识,与各方的关系都相处不错。理想的女性应是大宋式的,在作品中作家赋予了大宋既是朋友、妻子,又是母亲、成功的职业女性的多重角色。大宋是作品中作家倾注心血最多,着墨最多,最具艺术光彩的现代女性。无疑作家贬斥的人物是姚总式的。作家在叙述中借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对比,或人物自身前后经历的对比鲜明地体现了作家的价值观、人生观和美学追求。吴总、姚总与王主任的对比,小宋与汪涵涵的对比,高梁地、陈雪梅的人生经历既有自比又有对比的意味。作品中所有的人物都面临选择与参与的双重艰难,也都体验到了选择与参与后的喜悦、痛苦、幸福和哀伤。作家通过他们对待事业、朋友、恋人的态度,人生观、价值观的重塑,职业观的重新定位等,借以体现出现代都市生活的多重色彩以及人们在其中的持与守!
五、情节的突破
《上海是个滩》中的女性大多美丽、善良、温情、识大体、明大理;男性也多是有才干、有事业心。作品中两对具有典型意义的夫妻关系:王主任夫妇由相识、相知、相爱到最后病床前的相守,有着古代英雄美人般的情节模式;李昂与大宋间由相识、相恋到事业上的互相扶助,有着中国古代才子佳人般的情节模式。王主任的夫人虽有不能生育的缺陷,但他们之间生死相依的爱却是非常感人的。王主任可以看作是新时代的英雄。古代的英雄都是远离家门在战场上夺取事功,以便觅官封侯。今天和平时代的王主任不也同样离开陕西老家,来到上海滩这个经济建设的新战场,带领着一帮人摸爬滚打,终于手捧外来建设者奖状和白玉兰建设奖杯,这上海市建筑工程最高奖凯旋而归,他不是当代的建设英雄是什么?在竞争如此激烈的建筑行业里,几年间迅速脱颖而出,并成为上海市建筑行业里的一支生力军,没有王主任这样指挥若定,沉稳老练的领导人是很难设想的。作为优秀女子的王主任夫人,总希望自己的丈夫是杰出的,她虽然学的专业是统计,但手中却时常拿着一本世界名建筑集便是明证。但凡杰出的丈夫大多不会过那种你挑水来我浇园般天仙配式的生活,因此命中注定这些人间优秀的女子必定要忍受常人难以忍受的离别之苦、相思之恨,操持更多的家务,为信守理念而忍受情感的折磨。可这也许正是前进的社会中女子给予男子在事功上有所作为的一种内在动力。为了不辜负亲人的期盼,为了弥补自己不能在父母和妻儿身边的遗憾,尽力把自己要干的事干好就是对亲人的最大回报,也是自己在缺失之后的心理上所获得的最大满足和安慰。因为爱好杰出是人类最美好的天性!李昂与大宋间才子佳人的情节模式是王主任夫妇英雄美人之爱的另一种表达。李昂与大宋的有效合作使《别人的城市》一曲唱红,大宋因而获得了上海市音乐歌手大赛一等奖,而且是众多获奖者中唯一的外来妹。李昂不仅有两本史学专著在手,歌词创作上也成绩斐然。因此他们俩人之间的爱正是古代才子佳人模式的新时代版。金路大厦工程的竣工和《别人的城市》一曲唱红,可分别看作是英雄美人情节模式下王主任夫妇生下的一个健壮的儿子和才子佳人情节模式下李昂、大宋生下的一个俊俏姑娘。它们分别代表着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成果。
六、双重的智者形象
作品中李昂这个人物身上所体现的文化涵义是很有意味的。我以为李昂实为作家的代言人。作家在作品中赋予了李昂双重的智者形象。首先是对历史的研究和钟爱使自己在阅读中获得了明智,用作品中人物的语言说:历史很少给人以经验,更多的是给人以教训,我们不应仅仅去研究死的历史,而应以自己的行动去创造属于自己的活的历史。其实经验和教训分别是人生智慧的两个方面,目的都是要教人学会智慧的生存。所以作品中时时流露出对历史的关注和类比,在火热的现实生活中冷不丁楔进一些具体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关键性的历史时间,就构成了这部作品涵义的深层骨架。这是“历史使人明智”之智。其次是“智者乐水”之智。李昂将自己曾经居住过的房子取名为“明水斋”,他自己解释说这是“取《淮南子·天文训》中‘方诸见月则为水’之句。明水是代表阴性生殖功能的圣水,相当于祭奠阴神的玄酒。我的房子坐北朝南,南阳北阴,正合其意。我就是明水斋的主人。我每每从外向内张望,竟有种超越时空的感觉,明水斋是如此的浩大空茫。”实则这是作家“智者乐水”的另一种智性因素的介入。因水放在什么形状的容器中就呈现什么形状,似乎脾气随和;水遇热则为汽,遇冷则为冰,不冷不热则为水,似乎有很强的适应性,也从不计较什么;水可以激浊扬清,披沙沥金;“水则源泉混混沄沄,昼夜不歇,既似力者;盈科而后行,既似持平者;循微赴下,不遗小问,既似察者;循溪谷不迷,或奏万里必至,既似知者;鄣防山而能清净,既似知命者;不清而入,洁净而出,既似善化者;赴千仞之壑,入而不疑,既似勇者;物皆因于火,而水独胜之,既似武者;咸得而生,失之而死,既似有德者”(董仲舒:《春秋繁露·山川颂》)。水的种种自然属性都可被看作是人类生活及其与之相关的哲理象征,使人从中得出了太多的智慧启迪。作家正是以这种双重的智者形象在作品中出现,使作品的涵义更为丰厚。历史感的渗入使作品有了刚性,有了深度、厚度与穿透力;水的渗入使作品有了柔性,有了现实的广度、较大的包容度和宽容性。作品自始至终弥漫出的似水柔情般的抒情性因素,完全来源于水的滋养和化育。整部作品流畅性胜过深刻性的道理也在这里。.同时,水是上海滩形成的动力,也是上海人精明的标志。其实上海人所具有的开新、灵活、精明、多样、宽容的优秀品格,不正是一江春水滋养化育的结果吗?作家厕身于上海人之中难道不受到上海文化的浸染与熏陶吗?
七、昂扬向上的积极主题
作品中的人物表面上看来在言谈上多么地一点儿正经都没有,但在实际行动中,在作品所体现出的主题中,其基调是昂扬向上、积极乐观而深刻的,特别是作品的后半部分把这种主题和基调推向了高潮。大宋的一曲《别人的城市》与建筑公司承建的金路大厦工程的双双获奖,把这个主题和这批人物推向了群雕般的定格。这批外地人正是以主人翁的姿态和身份积极参与了大上海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并以自己的辛勤汗水和智慧在其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们在上海所接触的各色人等,所参与的各种事情,所选择的各种职业,以及他们对待金钱与权势,历史与现实,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的态度等,充分地展现了这批外地人在大上海的升沉起伏,从边缘地带向中心地位挺进中所经受的身心煎熬。在种种诱惑面前,只有坚持诚实劳动,以质量求胜才能最终赢得自尊和尊重。充分地表现了他们在建造物质性的高楼大厦的同时,一刻也没有忘记创建精神性文化纪念碑的宏伟志向,从而表现了作品中的主人公对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积极参与,鼓吹与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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