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平小说的平民化倾向研究

论李春平小说的平民化倾向

郭美联

编者按:本文是宝鸡文理学院中文系九九级学生郭美联的本科毕业论文，虽然文章还显得稚嫩，但收录这篇文章至少说明李春平的小说很早就进入了高校学生的研读视野。

李春平的创作始于20世纪末期这个经济文化多元的时代。他的创作以都市题材为主，着重表现生活于社会底层的普通市民和处于边缘地带的大多数外来者，反映他们在改革开放中创造的宏伟业绩及其生活、情感、命运、人际关系、价值观念等的变化，反映了这些“城市漂泊者”和“精神流浪者”在实现理想和寻找精神家园的艰辛历程中的情感体验及为此所付出的沉重代价。这些社会现象成为近年来百写不倦的题材尤其是“新生代作家”创作的主流，有一定的读者群。但是和多数“新生代作家”一样，李春平没能超脱于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即在叙述人物的奋斗史和生存状况的同时，津津乐道于他们的某些卑微低俗的生活趣味，对他们的性爱欲望和性爱本能的描写显得过于泛化和模式化。受文学的商品化和文学作品娱乐功能日益被读者重视的影响，他的创作也由雅俗共赏渐渐趋向市俗化的一翼。

一

从人类历史发展来看，凡夫俗子总是远远多于流芳百世，被历史沉淀的人。这种客观现实表现在文学创作上就要求作家创作大众文学，通俗文学，创作大多数人能看懂的，喜闻乐见的，能反映普通平民的生活、情感的作品。李春平的小说创作正是体现了这一点。在他笔下，写的大都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表现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生存状态和情感世界。

从他都市题材的作品看，不管是本土市民还是外来打工者，都属社会底层的人物，对他们的生活情感和内心世界进行了真实的描写和再现，反映了创业的艰辛和外来者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所做出的重大贡献。李春平的成名作《上海是个滩》(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列为大上海小说丛书)写的就是一个驻沪办事处在创业道路中的喜怒哀乐和每个普通成员的生活及情感，反映了在那个尔虞我诈的商业社会中，仁道、守信的缺席，金钱至上为利背义的价值观(建筑款的被骗，陈雪梅见利忘义把工程项目转让给其情人姚总)。《城市的一个符号》(载《上海小说》1999年第3期)中的外来者巴子，在国有企业环宇开关厂倒闭之际，身先士卒带头下岗:开发引进新技术，办起了环球开关厂，既解决了下岗工人的再就业问题，又挽救了环宇开关厂。这些都表明上海的繁荣发达和现代化离不开这些外来者，离不开生活于社会底层和边缘地带的普通大众。在写本土市民的日常生活和情感中，渗透出浓郁的生活气息，同时也真实地反映出市民生存状况和一些封建褊狭的观念。《每天都笑》(载《上海小说》2001年第2期)中的故事情节好像就发生在我们身边或自己身上，诸如家境的贫寒，亲人的早逝，求学的坎坷，找工作时的处处碰壁，反映了当今求职就业的艰辛。现代都市面临的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包括生活、事业、情感等，尽管人生有各种压力，有各种不测，但我们还是要生存，要活着，我们就必须以乐观旷达的心态来坦然对待一切。就像作品中所写到的:

“……这都是可以笑着面对的。他还有好多事情要做，还有好多灯笼要挂，还有好多西饼要卖，红太阳照样是要按时升起的。只要红太阳在，他就笑口常开。”

正如生活中没有永远的快乐也没有永远的痛苦，前进途中当一扇门对你关上时，另一扇门将向你开启，人生的聚散离合不再如宋词般的凄凉。作品给现代都市中高压下的人们指出一种对待生活的态度。《每天都笑》中赵日光的事业蒸蒸日上，前景辉煌，而此时与他相好两年多的女友(郑少芳)却投向大款的儿子巨获的怀抱，自然界的阴晴圆缺同时照应着人间的悲欢离合，但在当下改革开放奋发图强的主流中，这种悲欢离合阻止不了滚滚向前的浪涛，阻止不了像赵日光、巴子等青年人的勇往直前。《也好真好》(载《特区文学》2001年第1期)反映的是对待子女问题，对重男轻女封建思想的批判。小说中的父亲“胖子”是一个男权主义者，是一位优秀合格、精明能干的商人，但不是一位慈祥公平的父亲，他视次子真好如掌上明珠，有求必应，视长女却好像前世冤家，百般吝啬。但在他卧病在床时，日夜守候侍奉他的却是女儿也好，而他疼爱有加的真好却无影无踪，当他将遗产的60%给也好时，也好却丝毫不感兴趣，因为人间的真情，在她心灵深处缺失的那份父爱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和弥补的。

从农村题材的作品来看，也处处表现出平民化的创作倾向。其中有表现由于时代、政治原因造成的文、刘两家的恩怨情仇、情感关系错综复杂的《巴山骟匠》(载《特区文学》1997年第5期);有由于经济的落后使四个天真烂漫的少年过早地挑起了养家糊口的重担，最终走向悲剧结局的《恰同学少年》(载《小说林》1998年第3期);有反映农村基层干部的选拔和管理中尚武轻文现实问题的《神奇的八爷》(载《太湖文学》1998年A卷)。还有一些反映党政机关中的作风问题和相互利用的《幺鸡、七条、白板及其他》(载《时代文学》1998年第5期)。

此外，还有一些反映家庭情感生活的作品，故事情节都比较简单且在读者的身边也时有发生，他主要传达的是一种对待感情的态度，对待错误仇恨的心态。《天伦之忧》(载《上海小说》2001年第6期)中的母亲由于红杏出墙被全家齐心协力地逐出家门，而此后，饱尝折磨的不仅是母亲，而是这个家庭的每一个人每一颗心。仇恨是容易的，而宽恕却需要人们付出更多的勇气和更长久的等待，对错误的态度不同，处理的方式不同，所得到的结果也不同。《阴阴晴晴的日子》(载《小说家》2002年第2期)中，电力局局长王玉石的女儿王琳发现了父亲与冰然的风流韵事后，想方设法寻求了一种平和的解决方法，结果一切风平浪静，既保全了父亲的荣誉和“尊严”又维护了和睦完整的家庭，而不是那令人撕心裂肺的破碎的家庭和每个人心灵上所经受的磨难。常言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有犯错误的时候，关键看我们怎样去化解仇恨，对待错误，冷静的思考和宽容的心态是我们应该具有的。

李春平这些题材的内容都是现实日常生活中真实的状况和情感，这也正体现了他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作品中的人物都是普普通通的平民，浓郁的生活气息使作品中人物的情感和体验能与读者产生强烈的共鸣。然而在对外来者、打工族的描写中，在展现他们奋斗不息的精神时也表现了他们卑俗的、低级的物质欲望和情爱欲望及一些堕落沉沦的生活理念和价值取向，颓废的人生观及一些变态心理。在这种人物身上体现出一种“金钱至上，人生苦短，及时行乐”的灰色观念，人成了物质的疯狂攫取者和情欲占有者。

他笔下的“城市漂泊者”打工妹一族，她们或由于高考落榜的打击，或由于感情的破裂，或由于对都市的向往，带着美好的理想和憧憬从内陆来到大都市施展才华，而结果却不约而同地走上了“歧途”。以她们拥有的天资，以最快捷的方式——用自己的青春和身体去满足自己的物欲权欲和情欲，传统价值体系、道德观念在她们的欲望驱使下土崩瓦解了。除《上海是个滩》中的打工妹大宋等人是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取得事业成功之外，绝大多数打工妹都或迟或早走上了捷径，并且陷入了精神没有归宿，一味追求物欲的人生困境。然而她们的选择，她们所走的路在她们看来是合情合理的，在她们内心没有多少良心的谴责和羞耻，身体成为他们谋生的最好手段。我们来看看《走过红尘》(载《湖南文学》1998年第11期)中坎儿、细儿所发出的高论:

“钱不是纸做的，是肉做的，原来她们就是钱。她们的钱分散在各种男人的衣裳和皮夹子里，每一个男人都可能成为她们开设临时帐户的储蓄所，他们的身体就成了输送金钱的最快捷的秘密通道。”

我们再来看看《当下流行领带歪着打》(载《清明》2001年第1期)的第一个故事《关于蟑螂的某些比喻》中女主人公的一段独自:

“回想以前，把自己封闭得太严，想想有些滑稽可笑。我们干吗把自己限制得太严呢?干吗跟自己过不去呢?干吗闲着自己好好的身体不用呢?那时我就想，这些可以当作资源的东西，不用也是一种浪费。用我们本地的一句俗话说就是‘端着金饭碗讨饭’”。“因为钱来得容易，我竞喜欢上这个职业了。”

这些就是出自于“我”的发现和“恍然大悟”，贞操观念在物欲面前就这样不堪一击，轻易地被金钱所俘虏。长篇小说《情人时代》(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5月)中叙述了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时代里种种情人现象，反映了在金钱作用下情感的变味，商业运作中性别的介入与多重价值观念互相撞击下的婚姻危机，爱情再不像父辈那样纯洁高尚从一而终，在商品经济中爱情具有强烈的功利价值，一夜之欢就可以使公司扭亏为盈(立乔与南方饮料公司的王总，为阿伟的公司赢得了30万元的合同)。如作品中所说:“爱情感情恋情旧情让商战的搏杀淹没得荡然无存了”。

李春平小说的语言极具平民化倾向。“蓬头垢面的来，眉清目秀的去，看你美的。”这是《城市的一个符号》中巴子的好友“我”给巴子“眉清目秀”理发店写的一副对联，读来自然明白晓畅。这句话就集趣味性、口语化于一身。在同一篇作品中，作者经常同时采用第一称和第三人称来展开叙述，人称的有机变化有助于情感思想的表达。李春平在谈到自己创作方法时说:“为了适应现代读者的需要，我比较喜欢讲故事，而且善于讲一个完整的故事。”^[13]故事的语言要有很强的吸引力，趣味性和易读性，容易让读者接受。他本人也谈到在写作中:“我比较注重小说语言的使用，尽可能地生动活泼，力求使语言的表达形象生动，使小说语言富于创造性。”^[14]这些在他的创作实践中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口语化的语言，使文本和接受者之间的现实距离和心理距离拉近，使读者对文本产生一种亲切感，读他的小说如同听他拉家常，感到非常轻松，尤其是他的大多数作品如《上海是个滩》中陕西方言口语和雅化的安康方言用得比较多。这些口语、方言的运用增加了文本和读者的亲和力，易于读者理解和接受。

形象的比喻修辞，增加了作品的吸引力和趣味性。《上海是个滩》中，作者将30多岁的已婚女人陈雪梅比喻为“易耗物品”。把刘山要回去办离婚手续说成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也该到感情换洗的季节了。”在描述建筑公司的成员和集体的关系时说:“集体就像一个大蜈蚣，每个成员就是它的脚，众多的脚支撑者一个庞大的身躯。”语言形象贴切、生动。在《夫妻是一首诗》(载《太湖文学》1998年F卷)中描写阿辛的鼾声:“像出了毛病的电扇拖着很长的颤音。颤音在小屋里发出丝丝的共振。”此外辩证的修辞法让人啼笑皆非。《上海是个滩》中写刘山的老婆要和刘山离婚时写道:“她给刘山指出了一条荆棘丛生的阳光大道。”说到汪涵涵在介绍工程中被人从公司骗走10万元时，“……我又不是故意的，谁愿意去结识一个骗子呢?说着眼泪就往下落，显出了一脸痛苦的美丽。”这些巧妙的比喻，适当的调侃，使作品增色不少，表达了作者诗意的追求。比拟手法的运用，形象具体的描写，准确地传达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情感。《生活入门》(载《上海小说》2000年第2期)写细儿初来乍到，平生第一次游览陆家嘴时:“细儿快速地翻阅着上海的封面和前言。”“兴奋挂在细儿脸上，踏在细儿脚下，放在细儿四处乱飞的目光上。”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诙谐、幽默、戏言中有真理也是李春平小说语言的一大特色。《每天都笑》中赵日光父子的对话最具此特色，他们像兄弟，像朋友，而唯独不像真正的父子，这种语言的运用技巧使许多不开心的事一笑而过，给苦涩的人生注入了甜蜜和希望。父亲下岗，赵日光说:“父亲顺利下岗”。好像期待已久，正合心意，在父亲生活无法保证时向食品专业的儿子询问低消费高营养的生活，而儿子掩住内心的担忧和焦虑，和父亲大谈食物的搭配和营养结构。在两个单身汉的家庭里，父亲对儿子说:“我既当父亲又当媳妇。”儿子挥挥手说:“话不能这样讲，你是既当爸爸又当妈妈，厂长书记一肩挑啊!”这些对话给原本寂寞的生活和家庭平添了不少快乐的色彩。《二十一世纪的爱情》(载《清明》2001年第3期)中，毛毛给风风讲的故事，反映了基层对上级的阿谀奉承和上级官员的腐败现象，老农一边赶着吃麦子的羊一边朝下乡视察的干部说:“你以为你是省上来的，走一路吃一路呀”。让人笑后不免有一些慨叹与忧虑。《上海夜色秀》(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5月版)写到都市青年的恋情多变时，都市女孩王雪花穿着三个男友不同时期给她买的衣服，作者说她穿的是一部历史，一部爱情的历史。这种语言的鲜活、诗意的追求贯穿于他的全部创作中。

总之，表现平民生活的题材选择，塑造平民化的人物形象(不是“高大”的英雄形象)，采用平民喜闻乐见的语言方式，这些共同构成了李春平小说“平民化”的特征。

二(www.xing528.com)

通俗文学，作为一种和我国市场经济相伴出现的文化形态，以其多元性、娱乐性满足大多数人多方面的文化需求，成为大众生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使文化的共享性在新的历史时期以新的方式得到实现。在某种程度上，也以新的时代精神回应着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全方位变革转型的当代中国社会，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载体，与高雅文化一起构成了我国目前精神文化消费的整体，展示了在新的历史发展语境下文学的新发展。

在满足广大消费者多方面的文化需求的同时，通俗文学也以其商业性、物质性、通俗性、享乐性拆解着艺术文化。“这种大众的通俗的文学出现了复制性、模式化、类型化而使其自身走向平庸性、平面性、无深度感的危机。”^[15]李春平的小说，严格地说是自《上海是个滩》和《玻璃是透明的》(载《上海文学》1997年8月号)之后，也出现了上述现象。如细儿(《生活入门》)，坎儿(《走过红尘》)她们都由于高考落榜怀着美好的理想和憧憬来到陆家嘴，寻找自己人生的另一个梦，但她们并没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拼搏，而是攀附于男人并以付出青春为代价开创了她们的“事业”，也只是求得了立足之处。刚下海都很容易地通过自己的身体轻而易举地赚钱。还有刘珊(《城市的一符号》)和周琼(《夫妻是一首诗》)，她们的价值观是享受，做洋太太，她们都为洋人生了一个金发碧眼的男婴后而又被洋人抛弃，自斟自饮着崇洋媚外、金钱至上的苦酒，但她们在情场绝不罢休，绝不放弃拜金主义，物欲满足，还心比天高继续游戏于物欲中寻找着新的另一半，她们的“情”是金钱的奴隶和附庸品。此外《彩票，彩票》(载《上海小说》2001年第4期)中的小毛和江玫，《二十一世纪的爱情》中的毛毛和风风，彼此开始互相帮助、支持，全然一种至高至纯的人间真情和友情，但随着接触的增加，却还是压抑不住的性欲使这纯洁真挚的友情变成了以“性”满足为回报的另一种情感。难道男女之间真的没有友情吗?难道最好的报答方式就是以身相许吗?这种模式化、类型化的性爱描写，让人觉得有多少打工妹，必定有多少或明或暗的“三陪”小姐，有男性女性单独在场，就必然要发生两性关系。这种描写迎合了小市民的阅读趣味，无疑对文本的艺术水准和审美价值有所影响。据李春平讲，他的作品在上海有相当大的读者群，其中有高级白领，青年学生，尤以青年人为主，读者也曾将他的作品与张爱玲的作品并举，视他们为最受欢迎的作家。^[16]事实也证明他的作品在广大读者中确曾有过很高的评价。如他的成名作，也是长篇处女作《上海是个滩》以雅俗共赏在全国引起广泛的好评和强烈的反响，沪、陕及国家级的传媒共50多家给予报道评价，并居《大上海小说丛书》首批五部作品之一。中篇处女作《玻璃是透明的》被著名理论家周介人先生列入《新生代小说家专号》里。^[17]这些都肯定了他创作的实绩。但同时毋庸讳言，李春平后来的城市题材小说中也存在着模式化、类型化的小市民趣味。这些读者的反应哪些是出于对文本本身思想性、艺术性和审美价值的欣赏，哪些是出于对这种模式化、类型化的小市民趣味的欣赏就值得作者深思了，就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地商榷与探讨。

三

现在，我们来探讨一下李春平小说小市民审美趣味产生的原因。

首先，从文化市场的角度来看。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在文学中的杠杆作用越来越明显，尤其是在文化多元的局面下。在精英与大众之间，在先锋与常规之间，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在中国与西方之间……的边界都变得异常模糊的情况下，市场对文学的方向起了重大的作用，也即读者群的审美趣味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作家的创作方向和表现主题。作家在选材构思过程中要考虑到读者群，考虑到消费和市场，也就不同程度地要满足人们在商业大潮中，在激烈竞争后求得一种精神放松和消遣性的心理，在文学中加大了商业性和娱乐性，频频地去表现一些平庸性、平面性的个人情感经历和私人化写作。为了拥有更多的读者群，为了使文学直接进入市场，直接与读者对话并能刺激他们的感官与小说中的人物产生共鸣，一些“新生代作家”们不再刻意地追求精英文化，高雅文学，而使文学成为热点消费品，要求文学作品的“时尚性”、“消遣性”。这样，一方面满足了读者的审美趣味和心理需要，另一方面大大降低了文学的品位和层次。这种文学的确反映了底层人们尤其是打工者的生存现状和心态，填补了高雅文学在创作题材上留下的大片空白，在目前状况下，这类以市场为导向的文学存在着一定的合理性，有生存的肥沃土壤。

其次，从创作主体的处境来看。文本世界，文本所反映的社会环境和生活事件是受作家生活经验所制约的。李春平作为出生在陕南山区农村，长期生活在陕南山区文化语境和氛围中的一位作家，作为一个外来者进入了这样一个高度现代化的大都市，进入了一个对他来说完全陌生的生活环境和话语环境。但作为作家就必须按都市文学传媒的要求，来反映都市人的生活情感观念。而事实上，他只是一个入住上海的外籍作家，他暂时还没来得及融入这个大都市的主流生活，没有上海本土作家的生活根据地和精英文化的底蕴，他始终徘徊于上海主流社会生活、主流文化之外。生活是作家创作的源泉，熟悉什么样的生活就能驾驭表达怎样的生活，李春平所熟悉的只是外地打工仔、打工妹以及没有文化归宿感、缺乏明确价值观的“精神流浪者”和“城市漂泊者”一族。自《上海是个滩》以后的作品，题材比较狭小，始终局限于处在社会边缘地带的小人物的物欲和情欲的描写及灰色价值观的张扬。以后的作品中没有了大宋式通过努力获得成功的打工妹，而多了陈雪梅之流“使肉体走向市场化”的打工妹，没有了李昂、高梁地等积极进取，弃恶从善，艰苦奋斗的打工仔，而多了像阿伟(《情人时代》)等情场浪子。虽然他们也有成功的事业，但他们同时也表现出小市民的卑微、低俗的生活趣味，纠缠于性与肉的欲望和不择手段地牟取暴利。这也是文学价值滑坡的一个表现。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文艺，随着经济的多元化呈现出多元的审美视角和功能。李春平的平民情结使他对被城市作家不屑一顾的下层民众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更多的笔墨。他在表现下层民众的生存状态和生命价值的时候，有意追求文学作品的娱乐价值，而对文学作品的审美教育价值有所忽略。李春平在谈他的创作原则时就明确地阐述了他对文学作品娱乐价值的重视。他说:“我一直追求小说本身的愉悦功能，增加阅读快感，……在我看来，小说家的责任不在给读者提供知识，而是提供快乐，提供另一种生活画面。”^[18]这在他的创作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如长篇中的《情人时代》、《上海夜色秀》，中篇中的《每天都笑》、《生活入门》、《走过红尘》等，几乎在他的每一部作品中都有快乐，有快感，在生活、事业、个人生活体验和情感中都有所映射，他所提供的愉悦快乐贯穿于城市题材和农村题材之中。

最后，从受体审美态度来看。读者的反映和作家的创作是相互影响的，是一个双边活动过程。生活在大都市高压下的社会底层的青年男女，尤其是身居他乡精神无所皈依的“城市漂泊者”，他们以“实惠”的态度来对待艺术品，不耐烦对文本的内在美进行品味和领会，而更多地追求刺激性和愉悦感。这是由他们的文化底蕴和生存现状所决定的。如果作家为了市场，一味地去迎合这种欣赏水平和态度，势必会降低作品的文化价值和艺术水准。

经济多元对文化多元的辐射，使人们已经进入了不能简单地用是与非来判断和选择的困惑中。对文学创作的“雅”或“俗”的追求不能笼而统之地作出孰优孰劣的简单价值判断。应当说，二者都有文化市场的需求，在二者内部都有优劣、高下之分。如张中行先生在谈《通俗与不雅》^[19]中说:“由内容的性质方面来立论，通俗与不通俗的高下，我推想，可能是人各有见。举特大块的为例，一中一西，中是曹雪芹的《红楼梦》，西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前者通俗，后者不通俗，能分高下吗?……那就只好学习弈棋的办法，算作难分胜负，和了吧。换由表达立论，情况就大不一样，也是我推想，同样的内容，一种写法通俗，另一种写法不通俗，多数人，或绝大多数人，会认为通俗的高，不通俗的下。”同时，作品的通俗(平民的生活题材、平民化的审美趣味)不等于作家的庸俗。大学者金庸创作了几乎家喻户晓的通俗武侠小说，却赋予作品以丰厚的文化底蕴，这就是明证。我们不能以苏东坡“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来贬低通俗文学，平民文学。李春平的小说反映了广大平民的生存处境和在经济大潮中人们的各种心理和观念，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使我们看到了新时代、新理念对青年一代的影响，他们有理想，有美好的憧憬并在孜孜不倦地奋斗、求索。然而在这求索中，他们又时常陷入困惑与迷茫，失去追求的方向，陷入狭小的个人情感和“及时发光”、疯狂攫取的迷乱状态中。同时，我们认为，李春平小说在艺术形式方面，大众化的审美追求方面也取得了较好的读者效应，特别是他的质朴、幽默、雅俗共赏的语言风格已经得到了读者的广泛认可。在这些方面，他对“俗”的追求应当得到肯定。但无可否认的是，李春平的一部分写“城市漂泊者”和“边缘人”的小说，迎合了小市民阶层的趣味，对作品中人物卑微、低俗的生活趣味的描写缺少节制，对他们的性欲望、性本能的描写似有泛滥的趋势且缺乏审美化的处理。这些问题的存在有可能使他的创作由雅俗共赏趋向媚俗的一端。

“新生代作家”们面临着的将是一条漫长的，却又是充满着危机的困顿的路。但我仍然愿意对他们寄予自己的希望，希望他们不满足于仅仅呈现现实生活的真相，还要努力挖掘和表现潜藏在现实背后的时代精神。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时代文学和文化变革中承担起自己的重担，才能创作出更具竞争力的佳作，从而给“新生代作家”，给自己在文学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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