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平：消费文化下的性爱观解读

沉沦，还是再生?——解读李春平爱情小说在消费文化背景下的性爱观^[12]

雷升录

一

人类历史上的每次文化理念和生活方式的转变，总是与情与性观念的革命性转变紧密地融合在一起。甚至这种文化观念的转变，也总是通过性理念的更迭拉开帷幕的。在西方文化史上，从古希腊、罗马的性爱狂欢，到文艺复兴时代性的放纵，到浪漫主义的放浪形骸，再到世纪之交的颓废色调及现代和后现代文化背景中的嬉皮士运动、“五月风暴”及新左派运动，再到女性运动，黑人文化革命，后殖民主义及东方主义文化思潮。性革命，朋克与雅皮士运动，酸性摇摆及摇摆夫妻运动等，则是这一革命的直接表述。在中国文化史上也同样，从明清之际的情色文学和浪漫主义及世俗化的纵欲，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爱情自由，再到今天的新人类及新新人类的生活方式，做爱与革命总是奇妙地联结在一起。

曾被视为真理的“压抑是文明不可逆转的代价”这一弗洛伊德对文明性质的哲学表述，在当代消费文化背景下，日渐显示出其在性爱领域中指涉的片面性，在传统文化领域中，人类理性秩序的组建，总是基于对人类本能欲望的抑制，然而在当今高度理性化的社会机制面前，原有的这一组建文明的理性力量反而为欲望的满足和压抑情结的释放，提供了现实的可行性基础，并且这一压抑力量在某种程度为这种被压抑能量的释放、扩张提供了坚实、强劲的原动力，与此相应，这一欲望的满足也成为人类组建新的理性文明的内驱机制。理性和欲望这一传统文化中的一组对抗性力量，在现代消费文化背景中，其原有的对抗性关系被彻底地消解了。

现代文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在技术理性和人类欲望的对立二极的两个双面利刃的威逼下暴风骤雨般地向前挺进的。欲望作为原动力，技术作为满足欲望的工具手段，两者互相支持，推波助澜，携手共进，宛似一对情人。技术为欲望的满足提供着欲望对象，也提供着满足欲望的技术手段。便捷的摄取物质财富途径，豪华的住宅，便利的交通，全球化的交际等等，与此相关的，就是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在性爱领域中的原有道德仪范在科学理性精神的检阅下，日渐显示出其对人性的抑制和非合理性，性的观念天翻地覆式的被颠覆，一夫一妻，厮守终生的婚姻道德规范被彻底撕裂，贞节观念的摈弃，妇女地位的提高，个性化意识的纵深发展等等，使原有的以道德价值为指向的婚恋和性爱意识，日渐为个人化的价值取向所替代，快乐成为人生的核心目标。与此相应，欲望作为技术文明和科学理性发展的内驱力，其对技术理性发展趋向的导引性作用也日渐加剧，就像现代产业中的色情文化产业，不仅不断在增大着其在国民经济产值中的比例，并以不可阻挡的强劲之势，横冲直撞、绵延不绝地渗入第一、第二产业。从美女香车，到超级女声，娱乐业、服饰业、营销业、传播业、新闻出版业等等，几乎无处不渗透着色情的商业化意味，色情业的扩大和产业的系统化、规模化，无疑是基于欲望对技术理性的导引，同时在这一导引下，人类的生活样态也正朝着释放、扩张被抑制的欲望的路径上发展。

李春平在其长篇小说《上海夜色秀》、《情人时代》、《我的多情玩伴》及《落红无数》中，叙说着价值转换背景下的都市男女的情爱故事，并在讲述中阐释着当代性爱的迷离与困惑及性爱这一行为所具有的节日般的狂欢意义。

现代文化精神的起点是规范整一化的群体精神向精神意志个人化的多元取向的回归，或是由单一的克已奉献的价值取向向多向的奋斗享乐的价值取向的回归。在李春平先生的笔下，享乐的基本取向是性爱的狂欢。在他每部小说里，都充溢着性爱的激荡。在他笔下，这种激情既与传统的伦理关联着，也与消费时代的文化理念交织着，更与趋利避害的人的基本生存趋向相互牵制着。性既是狂欢的节仪，也是消解内在孤独、寂寞，填补生命空洞的基本方式，同时还是确证自我、追求生活质量提升的具体途径。在他的文本中，没有任何性爱是高尚的，也没有什么样的性爱是卑劣的。从阿伟与小玲、林萍，肖平与立乔、刘玉琴，张子君与阿琴(《情人时代》)，罗达庆与刘小样、叶莎(《落红无数》)，牛如水与李小红，牛如山与乔姗姗，罗列与牛丽(《上海夜色秀》)，赵德发与诸多女性，小胖子与周雪梅(《我的多情玩伴》)等等众多男女之间说不清、理不顺的性爱关系中，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到作者的这一性爱日常化、平淡化意识。

在李春平性爱的文本中，性不再是道德所统辖的范畴，甚至和法律的关系也日渐间疏，传统道德中贞节观念在这里已丧失了他对男女性交往的强制性、规约性意义，而将其完全纳入个人兴趣与自由意志的范畴。数千年来的人类文化，在某种本体意义上来说，就是基源于对性交往的自由任意性的限制，人类的伦理道德规范，就是这限定的文化规约方式。性承负着神圣的道德使命和稳定人类秩序及组建人类道德文明的历史责任，也承载着人类繁衍的职责和义务。这种严肃和庄重的责任与使命，曾将人类的性行为从道德学意义推举到了荒谬的地步。从一而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箴言就是以道德的神圣戕害着生命意志的本身，甚至将生命视为完善道德的基本过程，生命只有在向道德的皈依中，才能确认它的意义，因而生命成为实践道德的工具。随着21世纪人类文化理念及生活方式的转变，性不再肩负着神圣的道德使命，因而其罪恶感和羞耻心也就相应地被科学理性精神涤荡得无影无踪，于是性行为的基本社会学和政治学及伦理道德功能，日渐为其多样性的文化及人类学功能所取代，原有传统的固偶、交流情感、传宗接代等比较狭窄的功能范畴，为娱乐、游戏、交际、心理依托、融洽关系、还原到人自身、确证自我存在、探索、能量释放、走出孤独、张扬个性、展示魅力等多种文化功能所充实。人际交往的多元性、方便性、亲合性和满足性需要手段的直接性和道德伦理观念的科学理性化，及性科学的普及和避孕手段的简化，遂使原有的固偶、交流情感、传宗接代等基本功能为享乐性的娱乐、游戏功能所取代，于是性爱既是能量的交换，也是消遣的基本形式。其游戏功能的充分展现，也使其成为消除紧张、缓解压力、休养生息的主要途径之一。在李春平笔下活动着的这些红男绿女们，无论他们性爱行为中情感要素的各自内涵有多大的不同，但其共同特征却都是，不再是简单地把它视为走向婚姻的通道，也不是小伙和少女完成男人与女人的角色转换仪式，即使像作者在《我的多情玩伴》中蓄意设置的阴谋那样，在一对对情人都玩得精疲力竭、神志恍惚时，号召“玩伴们，大家都去结婚吧!”或如像小胖子，或像《落红无数》中的李梦泽、罗燕妮，抑或是《情人时代》中的肖平，这些留守着道德堡垒的最后一批殉道士，他们的道德性作为也仅仅只是保证非法营运的障人耳目的招牌。在他们的性爱过程中，婚姻都是被暂时悬置起来了。他们展现的是一种非道德、非理性的让人回到人类学背景下的节庆式狂欢的生命样态。

李春平的都市言情小说，几乎每部小说的每一节都有性的展示，但无论是商业性的、生存技能的，还是真诚的爱慕的，处处都流溢着感官享乐的意味，读他的小说我们就像被置放于现代媒体广告中的美女和色情诱惑的背景中一样。

二

性爱虽是基于自然的原始本能，带有赤裸裸的自然性本质，但当它在文化中被叙说，或在社会中进行运作时，其必然就是文化的，因而性爱自然在本质上是文化的。如同一任天然的生活态度，并不意味着在炎热的天气里，可以赤身裸体地行走在大街上，是人就至少得遮住羞，只有遮住它，这生存世界才能保障、守护住它的意义，这有如留守在潘多拉盒子最下层的、人类永远无法看到的希望一样。李春平先生对现代都市男女性爱生活的自然性展示，正是基于这样的文化自然基点上。在他的笔下，男人基本都是具有强烈欲望并有一定创造力的成功者，如为官的罗达庆，事业有成的肖平，企业家牛如山、牛如水、李梦泽、阿伟、赵德发等，他们都拥有自己可支配的社会物质资源或精神空间，同时也都具有至少不讨人厌的外表及较好的人缘，还有豪气、大度的性格，敢作敢为的胆略。女性基本上也都具有皎好的容貌，美妙的身姿，丰满的胸乳和肥硕浑圆的臀部，性感的嘴唇，柔情似水的可人温柔，虽不乏智慧与理智，但在事业上都平平，甚至是依赖于男性而生存，他们都可爱可亲。无论是《情人时代》中的贤妻何红梅，还是《上海夜色秀》中的高傲且富有个性的乔姗姗，虽类型有异，但可爱如一。这众多的男男女女，虽各自性爱的方式、内涵千差万别，但其在性爱中对情的注入都是相同的，甚至是在某种意义上的交易，如肖平和立乔的性爱，罗达成与刘小样的爱，也还是注入了情感元素。作者赋予他们以较高的知识文化教养，保证了其性爱的精神性内涵。这种自然、社会及知识文化素养诸条件的具备，使现代爱情的产生具有了可靠的现实性基础。这里没有多情的穷光蛋和驼背，也没有身姿绰约、款款柔情的一脸麻子，即使是商人也多有儒者的博雅或诗人的风骚，并不是一般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土老板式的粗俗低级。他们对社会人生、人性、权力、金钱、情爱、文化乃至生活方式都具有各自的理解，同时也义无反顾地一任自己个性的舒展，最大限度地追求自己的享乐，但这一享乐不是像“老鼠与大米”的直接物质关系或简单的能量传递，而是更深意义上的文化交际和人类学价值皈依。即使这一享乐是受制于更为广阔的隐性社会文化氛围，但这一性爱在具体的行为中还是达到了人类学的狂欢界面。

文化在性爱中的渗入，既保障了性爱的精神性内涵，把动物式的性提升到了人的性行为水平，但也必然带有文化为这个社会所组建的秩序的印记。男权化模式的社会格局将男性置放于社会主导性的地位，男人以对社会资源控制的绝对优势，也将女性纳入了可支配的社会资源中。在《上海夜色秀》中牛如山以五百元赢得了对乔姗姗的支配权，《情人时代》中的阿伟在性爱活动始终处于对阿玲和林萍的支配中，肖平也在某种程度上支配着刘亚琴和立乔的性资源，《落红无数》中的罗达成对刘小样就不仅是支配，甚至是控制。在这一格局中，刘亚琴不得不禁欲，立乔面对肖平不得不抑制自己的欲望并带有负罪感，林萍也只能承受着阿伟对她的报复性强奸，刘小样几乎是被囚禁，阿玲不得不承受堕胎的苦痛和面对行使自己独立意志不愿堕胎而招致他人殴打的命运。这种性爱模式的设定，既是男权社会文化的产物，也是消费时代一边高扬人的主体性及性别平等，一边不断加剧男女不平等的后现代文化的历史定性。

后现代的消费，使女性成为消费品，也成为了既可交易也可使用的产品，围绕这一产品，各种产业如雨后春笋，包装业、维修业铺天盖地，同时应运而生的便是销售业，于是爱情的批发、零售、批零兼营，及一次买断产业等等多样形式的产业便应运而生，从气质仪表、设施配置、营销策划，到细小的每一部位保养、维修、更新换代基本形成规模式生产，并且是一条龙服务，同时与科技理性的发展同步并进，不断提高着这一特殊产品的技术含量，形成现代文化经济发展的靓丽的一条主流，并且日益扩大着其在国民经济总值中的比率。女性或情色这一特殊的商品的购买者，是社会的富裕、有闲阶层，他们有能力，也有雅致来从事这一商品的购买与消费。李春平笔下的男女两性世界基本上是这种收购与拍卖的契约式伙伴关系，这一契约的达成，自然是有赖于资金的厚实与否和商品的成色。男性的社会角色为这种特殊商品提供了购买力，而女性的自然资源，规定了商品的基本成色，这正是当下消费时代青年男女关系建构的现实模式。一曲“老鼠爱大米”也许正是由于道出了这一现实模式的基本文化意蕴，才激起了社会的普遍效应。

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古典爱情结束了，木子美、卫慧、棉棉的缺乏心灵精神的爱情过分感性化、直接化了，直接到了见面就上床的程度。李春平先生没有流于那类作品的平庸，他力求在古典爱情和现代性爱之间寻求其转换的内在文化机制，因而精神性的蕴涵就成为他笔下的男女性爱行为的潜在性诱因，但对生活中当代都市男女性爱心态的忠实摹写，却使这一性爱的精神性蕴涵为消费背景下的享乐型文化意识所蒙蔽，毕竟人除了性享乐外还有其他的享乐，性不是也不可能是人生享乐的全部，对罗达成、肖平、阿伟、牛如山、赵德发、李梦泽们来说，除了性的欢乐外，尚有权力、金钱、事业成功等带来的愉悦，可对于刘亚琴、阿玲、乔姗姗们来说，除了性享乐外还有什么?因而女性在这一享乐行为背后的思想文化根基就是对权力、物质、金钱的追逐。李春平就是通过这一契约式男女性爱图式的展示，给我们描绘了消费文化背景下的男女性爱生活样态，并讴歌着性爱的欢乐。甚至是在展示阿伟对林萍的强奸，李梦洋在罗燕妮身上实施对罗达成报复的性行为及赵德发的发泄式的释放场景中，都洋溢着这一欢乐精神。(www.xing528.com)

社会转型期自有社会转型期的道德规范，因而，即使是在一个讴歌性爱欢乐的时代，还有像肖平妻子男悟那样的性冷淡者及对性具有的罪恶与羞涩感，这既与变革的时代相关，也与作者的价值取向及生存境域相关，于是作者在展示性的欢乐场景时多是展现夫妻之外情人间的联欢，而夫妻间的欢爱总是显得有点匮乏。这一叙述视角是否是生命的享乐原则和生存的道德原则唤起了作者的内心冲突?抑或是21世纪人类性爱模式将面临着的新模式?从“玩伴们，大家都去结婚吧”的勉语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出作者尚未道出的期待:赵德发不是结了又离了，阿伟的婚姻不是在危机着，肖平不是将要走出性爱的荒原?城里人进城后就不出来了吗?你不看那拼命走入城市的男男女女，不是意欲重回山林，说是要返朴归真吗?

三

张扬个性的时代，已经悄悄地把人们的性爱行为从公众事件转入隐秘的个人生活领域，同时将爱情视为婚姻基础的古典式性爱观，为21世纪自由爱情规范下的大幅增长的离婚率及世界性的广泛偷情关系所瓦解，因而消费文化背景下的性爱行为规范当如何重建，就不能不是当代社会学所关注的基本论题之一。李春平在《情人时代》中，传达出了他对这一规范的深刻思考。

《情人时代》中肖平和男悟的婚姻，是在精神和道德及伦理习惯的支撑中维系的，在男悟的心目中，夫妻之爱在于精神，也在于伦理，在于夫妻双方共同承担的义务和责任，性仅仅是夫妻生活的附属性内容，它除传宗接代之外，其他功能的性行为，都是可有可无的，同时性也带有邪恶的意味，因而性对她是一种义务，一种折磨。在作家眼中，她是一个不完整的女人，而且不完整到了令人生厌的程度，虽然她性爱的基本设施齐全，无论是面容，身姿还是胸乳、硕臀，都足以诱惑起强烈的欲望，可她就是性冷淡。一个多情的丈夫，面对着一边读报一边和他做爱的妻子，当作何想?肖平只能叹息，并且抑制自己的激情，一团烈火撞上了冰山。对这种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作者不无遗憾，甚至激起了义愤，于是男悟就显出了令人讨厌的一面。在这一关系处理中，作者一方面拔高着肖平的道德理想，一方面贬抑着男悟的人格道德，似乎这个女人，除了对钱有兴趣外，对别的都不感兴趣，没有性爱的滋润，这个女人人格心理自然就发育不全。在这种依靠习惯、道德维持的婚姻关系中，肖平以道德人格力量抑制着自己充溢的激情，即使是对刘亚琴满怀着意淫的冲动，但在刘亚琴的主动献身中，肖平并未走入道德为他设置的禁区。然而作家多情的天性，使肖平的道德防线似乎就要被冲决了，能让他坚持留守这一阵地的最后道德力量也就要消解了:他日渐厌恶了男悟，那么羁绊他走出这无性爱婚姻的另一防线就是他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作家的伪饰，这一伪饰，当等到肖平完成手中正在写作的长篇小说而面对自身——一个男人时，就得彻底撕去了。

阿伟面对着何红梅和阿玲，行走于道德与人性的两条路径中。在他看来，道德与人性并不矛盾，只要能按照某种技术规范进行操作。他的失误是基于操作的不当，一是他损伤了另一情人——林萍，林萍被伤害的结果，便使他无法安然地行走于在他看来是永不相交的两条直线中，这两条线在不远处就相交了，妻子何红梅与情人阿玲相遇了;另一操作不当的是他让阿玲怀孕了，阿玲的怀孕把阿伟置放到了社会道德的前沿，为着道德，他设法要消除这一威胁，于是强行堕胎，甚至雇人以伤害形式迫使阿玲流产，他不能接受一个文化人有个私生子的现实，更不能接受一个未婚女子也会生育的真理。但面对阿玲死死坚守着就是要以未婚女子的身份让这个性爱的果实成熟时，阿伟放弃了文化人角色，将自己置换成在他看来无需关注道德的商人身份，这一更换，使他游弋于道德之外，但却使他失却了何红梅为他洗脚的待遇，也导致了何红梅的红杏出墙，面对这一切，阿伟依然我行我素，沉湎于性爱的欢乐中。他不厌弃何红梅，也不厌弃阿玲，同时也决不准厌弃任何可以激起他性爱欲望的每一性伙伴，即使在为性爱折腾得心力交瘁时也是如此。因而阿伟的行为只是在肖平的崇高如殉道士的道德人格的映照和刘亚琴的清纯的反衬下，才显得似乎不合仪范，但他预示着新的性秩序中男人将会成为的角色。因而阿伟是作者全力肯定的具有现代性爱意识的男人典范，他虽风流，但风流得可爱，且自然得没有任何伪饰。

何红梅是消费文化背景下的传统角色的现代性转换，她温柔、顺从、多情，但不是三从四德式的柔顺，她有自己的性别角色定位，拥有自主性意识和独立的个性及男女平权思想。她为阿伟做饭、洗脚，期待着阿伟在婚姻这块园地中对爱情的浇灌，可当他得知阿伟有情人时，她不是离婚，而是抱着只准你阿伟爬人家墙头，就不准我红杏出墙的自持与倔犟，义无反顾地把满枝的芬芳伸到了墙外。

阿玲是现代都市背景中的另一女性范式，她单纯、刚强，爱情在他心目中似乎具有着神圣性的意味。他为阿伟可以做出任何牺牲，如性交易、堕胎、幽居等，然而她自持、自立、自主。她觉得爱与婚姻无关，她没有想与阿伟结婚，也不想要妻子的名分，甚至想与何红梅共同拥有一个男人，和平相处，她要孩子，不在乎是否合法与道德，她要享受性爱的欢乐，坚守着自己的道德原则并高扬着自由个性，她是作者全力展示和肯定的现代都市背景中新一代女性的形象，在她身上充分凝结着21世纪的人类的性爱规则理想。

在《情人时代》这部文化意蕴最为丰厚的作品中，李春平充分展现了他的性爱理想，这一理想也预示着21世纪消费背景下的性爱观的嬗变。从他讲叙的性爱故事中，我们似乎可以感到在这样几个方面人类性规则的嬗变，并在展示过程中，作者以含蓄的方式，渗透出了全球化文化消费背景下的性爱理念:

一是人类的性爱规范正在从强制规范的法律化形式走向个人契约式的自由关系状态，原有的作为社会性事件的婚恋，转而为纯粹的个人事件，像阿伟与阿玲，肖平与刘亚琴这样的关系。

二是人类婚恋中的道德责任和规范，日渐为人性欲望的满足所取代，人性的享乐原则，使性爱的狂欢成为婚恋的本质。李春平的都市言情小说的每一部都弥漫着这种狂欢。

三是人类性爱行为功能的多元化。有了固偶的，交际的，娱乐的，探索的，维持婚姻道德的，甚至是产业化的等等五花八门的性爱行为，李春平的都市言情小说中才有了各种各样的爱的描写。

最后，一体化的婚恋模式，将为多元化、个性化的婚恋方式所取代。在人类精神价值不断地由群体性向个人性回归的消费文化背景下，高扬个性和标举自我，已成为现代文化的主导性精神，在这一境遇中单一性模式的婚恋形式，必为个性化的自主选择所取代，婚恋关系的终生性也将为人生的阶段性所取代，其庄重、神圣性自然就让位于日常化和随意性，性爱的交际性和娱乐性功能无疑会增强，个性化的价值趋向，必然导致个人性的婚恋规范，等级制的社会文化格局，也将规定了不同等级的婚恋性爱形态，性也不再是道德领域的最后阵地。人类历史的运转，无疑要把人们带到人类婚恋模式个性化的时代，21世纪人类婚恋方式及性爱规则不可置疑地将是个人化的，每个主体都选择、实践着自己独特的婚恋形式，李春平的都市言情小说中，已经预示出了这一时代的悄然到来。

性的自由与个人化不再是罪恶，也将不再是受制于道德和法律的洪水猛兽，而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样态，它将不仅不再危害人类的健全理性，而且它会促进着人类理性的健康发育。魔鬼也可以干着天使的事情!上帝如是说。我们在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