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对李春平文学的影响和渗透成果展示

试论中国传统文化 对李春平文学创作的影响和渗透^[10]

戴承元

在当代作家中，李春平虽不是科班出身，但属于国学基础比较厚实的一个。李春平高中毕业后，便进入紫阳县高桥文化站工作，当时全站就他一个人。他几乎把所有的文化活动经费都用于了购买图书，特别是他自己所喜欢的图书，古汉语、中国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占了绝大部分。从1980年到1984年，他用了整整四年的时间勤奋苦读。从诸子百家、唐诗宋词到明清小说，他都读过不少，甚至触及到《二十四史》中的部分史籍。一些非常专业的书籍，如训诂学中的《经传释词》、《尔雅》、《广雅》、《经籍纂诂》等等，他都曾经有过仔细的研读。在对这些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学习的过程中，李春平不但逐渐加强了自己的古代文学素养，而且于潜移默化之中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熏陶。这对他后来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古代文化和古典文学修养与李春平的艺术个性和文学表现力

作家的艺术表现力直接受制于他的文化艺术修养(这里我主要谈的是文化艺术修养，除此之外还应包括思想、理论修养)，文化艺术修养决定了他们对生活的理解程度、概括方式、表现形式以及表现技巧。而这一切的长期积累又将对他们艺术个性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中国古代文化和古典文学方面的知识修养对李春平创作的影响首先表现在他在人物性格塑造和驾驭重大题材的能力方面。李春平在长篇小说中善于塑造人文知识分子的形象，而这些人文知识分子的性格特点又常常是通过一些具有人文科学特点的个性化情节表现出来的。如，长篇小说《情人时代》里，主人公阿伟的小情人小玲不慎怀孕了，又不得不进行人工流产。阿伟一直怀着沉重的心情陪同小玲堕胎，亲眼目睹了整个刮宫引产的全过程，这给他的心理上带来了极大的不安。为此，阿伟写了一篇《祭胚胎文》:

时维九月，季属深秋。草木渐凋之日，百花殆尽之时，吾以吾悲哀之心，拳拳之意，谨致奠于胎胚精灵之前曰:生命虽微，均为吾子……可叹山雨骤来，狂飙遂至。法律无情，器械鲜义，将尔等破为细碎，取出宫外。尚未出世，即已去世矣。惜人间烟火未食，世界美景未见，大好河山未睹，荣华富贵未享。铸成千古之悲，人伦之戚也。运乖命短，至哀至哀^[11]。

用文言的语体，骈文的形式，来为尚未形成生命的胚胎写祭文，在煞有介事的形式之中表现了一个荒唐的内容。这种形式与内容的矛盾构成了情节的喜剧性。不仅幽默有趣，让读者忍俊不禁，也恰切地表现出身为人文知识分子的阿伟多愁善感的性格及其精致的情感倾泻形态。这一效果的取得，与作者的古文修养是分不开的。

作者的另一部长篇小说《上海是个滩》，三个人文学科毕业的大学生:李昂、刘山和大宋，在交谈中不时迸发出的带有哲学思辨色彩的对话，加重了这几个人物形象的文化内涵，如果没有作者本身的文化修养和对人生终极目的的哲学思考，也是写不出来的。

创作长篇史志性报告文学《辞海纪事》(2000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可以说对李春平的古代文化知识修养是一个严峻考验。《辞海》是我国第一部综合性的大型工具书，启动于1915年的民国时期。要纪录整个《辞海》的编纂过程，有一个重要任务是整理历史文献资料，使其成为创作的必要素材。那时候的许多文章都是文白间杂的，李春平要将其修整梳理，逐一解读，消化吸收，变成自己的东西。这对李春平的古文功底是一个全面检阅。《辞海》的编纂者都是当时的大学问家，写作《辞海纪事》要涉及到多种学科知识，特别是古代文化知识、古典文学知识，创作这部报告文学，对作者语言的丰富性、论述的准确性、引证的合理性，都是有严格要求的。李春平避开了让人难懂的古奥词语，但又能合理地、适度地引用古语，做到了规范使用，灵活掌握。事实证明，李春平取得了成功。

除古典文学外，李春平特别注重对其他古代综合典籍的兼收并蓄。他在创作官场小说时，用了相当长的时间读书学习，对历史知识进行充电，重点研读了《中国古代职官制度述略》等著作，这使他对中国古代职官制度的发展脉络、封建世袭制度下的选官用人措施，以及朝代更替中的政治体制变迁等情况，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我们发现，李春平的官场小说，不同于其他官场小说作家的明显区别是，他并没有停止在揭示政治生活中的表面现象上，也不是浮光掠影地对社会问题走马观花，而是能够立足于一个历史的制高点，站在相当的高度，穿过历史的悠长隧道，以古鉴今，借古讽今，冷静、形象地分析当今社会的某些政治弊端和官本位文化。这在《我男人是县长》(《中篇小说选刊》2005年第3期)、《一路飙升》(《小说月报》2006年第1期)等作品中都反映了这一点。在他第一部官场长篇小说《奈何天》中，作者借用小说人物之口，以平和、冷静的语态叙述了中国古代买官卖官的政治恶习，在有意无意之中，使作品弥漫出一种厚重的历史感，让人耳目一新。又如《上海是个滩》，作者在描述现实生活时常常穿插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及让上海人刻骨铭心的历史时间，让读者在现实和历史的类比中产生联想。作品首页这样写道:“这天是十一月十七日，来了之后我才明白，十一月十七日是上海开埠日。”一句话就把上海的历史与现实连在一起了，显露出作者的史学修养和审视现实的历史眼光。也正因为如此，《上海是个滩》无论是从语言上，还是作品的深层涵义上都给读者以沉甸甸的感觉。

二、中国传统的价值观、道德观与李春平小说创作理念

儒家和道家学说，从学派上讲是分流的，但它们之间也有许多相通的地方，有互补性，它们都以不同的表述形式体现出来，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政权统治和国民的精神层面。除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给儒学带来了巨大损失外，儒家的学说在中国封建社会一直占着主导地位。由亲民思想、仁政思想衍生出的积极入世、刚健有为、建功立业的人生价值观和“止于至善”的道德观就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显著特点。

李春平是比较熟悉先秦诸子的作家，道家、儒家经典他也读过不少，而他对传统的价值观、道德观的认同与倡扬主要源于中国古代各类优秀的文学作品。传统文化在他身上已经根深蒂固，甚至伴随了他的人生历程和创作历程，由此也形成了作家个人的文化教育背景。他的长篇新作《步步高》几乎就是用传统文化观念来塑造变革时期的人物的，从而使他笔下的人物也打上了传统文化的烙印。

孔子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述而》)孔子的这句话是专门对执政者说的，他认为为官者要以民为贵，节俭行事，爱护人民，使民以时，则国运昌盛。他又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述而》)做人就是要首先在家里孝敬父母，能够孝敬父母的人，才可能是热爱国家的人。凡事谨慎，热爱他人，亲近仁德。有时间的话，就要研读先贤著作，以充实自己。从口气上看，孔子的这番话确实是语重心长，苦口婆心的。而他所说的这种人，已经近乎完人了。

《步步高》的副标题是“把人做成一朵花”，主人公古长书就是孔子所称道的那种执政者。在《步步高》的开篇，就写了古长书最喜欢的一句话即孟子的“吾善养吾浩然之气”，“浩然之气是一种什么气?就是一种正气，一种做人和做事的大气。百姓有了它就能做个好人，领导有了它就能做个好官。”他的执政理念就是当官为民，他向来主张节俭，反对铺张浪费。他的母亲死得早，是父亲一手把他拉扯成人的。对于父亲的孝敬之心，从来没有因为他的繁忙和官职的提升而忽略过。即使下乡检查工作，在最紧张的时间里，他也要陪父亲睡一觉，让老人感受到儿子给他带来的温暖。而他对朋友的信用则是到了一诺千金的地步。古长书似乎正是孔子对为官者要求的具体实践者。在这个人物身上，充满了作者的政治理想和精神寄托，以及社会民众对美好生活的渴望。

在《我的多情玩伴》中，李春平塑造了小胖子的形象。小胖子本是孤儿，由于他的同学得了不治之症而死亡，其母也因此精神失常，小胖子在他同学临终之际承诺替其尽孝，于是小胖子便认了这个精神失常的母亲为自己的母亲，担当起了做儿子的责任。由于母亲疯疯癫癫，致使小胖子几次谈女友都告吹，但小胖子无怨无悔。小胖子于母大孝，于公敬业，于友守信，助人为乐，见义勇为。李春平对这个形象倾注了极大的热情，怀着敬重的心情给小胖子以美满的结局，从道德的层面给了小胖子以最高的褒扬。

李春平塑造古长书和小胖子的形象就是想给为官者和为人子者树起一道精神标杆，以影响民众的精神生活。(www.xing528.com)

在《辞海纪事》中，李春平塑造了舒新城、陈望道、夏征农、罗竹风等一大批优秀知识分子的群像，着力讴歌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奉献精神和崇高的历史使命感，正是对现实的审视，对优秀传统的认同与倡扬。

三、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艺术与李春平小说的叙事方式

中国古代小说成长于说书艺术大行其道的文化环境中，因而，故事性强就成为中国古代小说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李春平的小说显然具有中国古代小说的流风余韵，他的小说大都有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有的故事甚至很离奇、巧合，他常说一篇小说一定要有一个好故事。他的小说基本上是“性格——事件”的情节模式，而这种模式恰与中国读者千百年来养成的审美习惯相吻合，因而李春平的小说具有广泛的读者群。比如，《步步高》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春风文艺出版社就印行了三次;他创作的中篇小说绝大部分被多家媒体转载，其中《读古长书》被近20家报刊转载。

言情小说是李春平擅长的，我们来考究一下他的言情小说的爱情模式:《上海是个滩》中的王主任夫妇由相识、相知、相爱到最后病床前的相守，有似中国古代英雄美人型的情节模式。李昂和大宋之间的爱情，则是才子佳人型的情节模式。《上海夜色秀》中的牛如山和乔珊珊则是晚明小说中商人和佳人的爱情模式。《情人时代》对性爱、情爱的描写，多少让我们嗅出了《金瓶梅》的气息。中国古代小说的情节模式对李春平小说创作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在叙事视角上，李春平的小说常常采用第一人称的限知视角和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交互使用的方式。第一人称限知视角叙事可收到直观、亲切、令人信服的审美效果;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可增强叙事的权威性。两种叙事视角交互使用的目的就是求“真”。《上海是个滩》中，李春平常用“事后他是这样告诉我的”或“他告诉了我事情的全部经过”这类话语。《巴山骟匠》采用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然而结局时作者却从幕后走了出来，“我”与主人公见了面，作者写道:“若干年后，我为重修县志，到龙潭沟采风，来到文天尼家里……我在将他的故事编入县志《巴山轶事》的同时，又将其敷衍成小说，只是对人物原名略作改动而已。”叙事求“真”，这是中国古代小说的传统。如《孽海花》第二十一回:“但在下这部《孽海花》却不同别的小说，空中楼阁，可以随意起灭，逞笔翻腾，一句假不来，一语谎不得……”再如吴沃尧的《劫余灰》第五回:“在下这部小说，却是句句实话，件件事实，并不铺张扬厉的，所以还是照着事实说实话。”《红楼梦》第一回也说:“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古代小说作家就是这样一边借助虚构构建自己的作品世界，一边又拆除虚构世界的城墙，打开通往现实的道路，这是抓住了中国读者求真求实的阅读心理的。李春平继承了中国古代小说家的传统笔法。

四、古典文学神韵与李春平小说的文化品位

一个小说家的学养，直接决定着作家小说语言的表达效果和文化含量。积累愈厚，喷发愈丰。沉淀愈深，挖掘愈多。小说是语言艺术，是叙事艺术，如何达到满意的理想的表达效果，语言所提供的文化信息量是至关重要的。通常，我们强调语言的生动传神，讲语言的民间性、群众性和当下性，但恰恰忽视了作家的学养方面。学养还决定着小说语言的意境深度，表达力度，甚至影响着小说的审美趣味和人文精神的传达。李春平用他的小说话语，形象地传达着这种文化意识，并给这种意识赋予了全新的时代特征。

对于李春平来说，现实题材的小说创作，是他对古典文学精神体悟的一种释放渠道，也是他借古喻今、借古讽今的一个情感渲泄口。但他不是食古不化的人，他从不生搬硬套地使用古语，不在他的叙述中着意卖弄学问，而是将知识储备进行消化融解，变成自己的东西表达出来，浸润在他的作品中。这样，不仅增强了语言的丰富性，强化了语言的现代性和时代感，同时也使他的语言成为一种有生命、有活力、有魅力的叙述载体和文化符号。有时，他是在自觉不自觉地运用或引用，实现了古典语言的自然流露。有时，他也会把自己的体悟附加在作品中的人物身上，不经意地加重小说人物的文化成分。

李春平的《巴山骟匠》开头这样写道:“大自然以其奇妙的构思铸造了这个伟大的杰作。博大奇伟，古老深邃，丰厚雄浑。中国最早的方志和地理学典籍《华阳国志》昂扬地写着它辉煌灿烂的名字:巴。因其为山丛，后称巴山。因其雄阔，又称大巴山。听到这个名字，叫人想到一幅陈香旧色历史久远斑驳陆离的古画。”语言简洁有力，字里行间蕴含着古典诗词的神韵。李春平给自己小说命名也很讲究，短篇小说《恰同学少年》取毛主席词句为题，读到这句词，让我们立刻想到下一句:“风华正茂”，可作者偏从反面出之，写了一个悲剧故事，这就是中国古代作家常用的手法“背面敷粉”，凄凉之旨，偏以热闹之语命题。中篇小说《落红无数》直取辛弃疾《摸鱼儿》词中的句子为题。官场小说《奈何天》取名也深有意味，似乎来自《牡丹亭》的“良辰美景奈何天”，人有苦闷郁结于心，无处排解，呼天无济，故云“奈何天”。这个古典式命名，发人深思，增添了这部小说的深沉气度。若以大白话“没有办法”为题，那就是天壤之别了。《奈何天》中写了县委书记杨子晨与妻子柳雨佩之间的反目过程，小说开篇引用《诗经》之语为题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以此点题，玄机暗藏，读及正文方知“杨柳依依”和“雨雪霏霏”之妙。可见古典意象已经渗透到了李春平小说的艺术构思之中。

李春平的小说在继承中创新，既凸显着浓郁的古典美，又洋溢着强烈的时代气息，因而拥有广泛的读者群。李春平的艺术追求是成功的。这对我们当代文坛是有启发意义的。小说是大众文学，背弃中国读者的审美习惯，而去奢谈艺术创新，那只是书斋中的产物。艺术创新有一个孕育过程，绝不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中国的文学要走向世界，既要强化现代意识，更要体现我们的民族特色，因而对我国作家来说，强化古典文学修养就显得必要而紧迫了。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1990．

［2］中野美代子著．若竹译．从小说看中国人的思考样式［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9．

［3］余海章．李春平的小说世界［J］．小说评论，2002(1)．

［4］马千里．外来建设者的精神丰碑［J］．安康师专学报，19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