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李春平小说与权力美学

李春平的官场小说与“权力美学”^[2]

郝　雨

2006年初春，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年会在上海召开，作家陈忠实前来开会，我和朋友们前往拜访，言谈之间我提出了这样一种看法，当年的“文学陕军”已完成了一段永久的辉煌。而从近几年来看，“文学陕军”的新生代正在以一种强大的势头迅速崛起，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作家李春平，几乎成了人们谈论陕西文学界的一个热点。陈忠实先生很赞同我的说法。他当即对李春平等陕西新一代作家的文学成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李春平出生于陕西紫阳县，曾经有11年的从政经历，后从1995年开始，10余年“漂”在上海从事专业的文学创作。近几年来已出版长篇小说《上海是个滩》、《我的多情玩伴》、《情人时代》、《奈何天》、《上海夜色秀》、《落红无数》等7部，中篇小说《玻璃是透明的》、《城市的一个符号》、《六月七月八月》等30多部，其中有多部作品被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一些作品获得了广泛好评。显然，他已经在全国文坛上声名日隆，非常活跃。

李春平最初的创作多以上海生活为背景，大上海繁华富丽、开放进取的城市面貌和现实姿态给了这个来自西部小城的年轻人许多创造的灵感和激情。他的很多小说都把上海的都市风貌尤其是各色人等描绘得多姿多彩，而且充满了对人性深层的透视。《玻璃是透明的》表现了外来人在上海的生存境遇和饭碗之争，《上海是个滩》“把视野投向一群外来民工，从他们的选择参与中反映了新都市生活的另一个侧面，有其特殊的意义。他们远离故乡和家人，从大西北来到上海，就全心全意以主人翁的姿态投入了大上海的建设。他们不顾严寒酷暑，夜以继日地奋战在工地，于是一座座高楼从他们手上矗立起来。他们说，‘什么叫别人的城市?别人的城市就是我们没有户口的城市，就是我们为之流血为之流汗的城市，我们把一切都融入了这座城市里，所以说来说去还是我们自己的城市。在这座城市里，我们要使我们建造的一座座高楼成为经典，我们还要建造一幢精神的高楼，也要成为经典。我们不可能彪炳史册功垂千秋，我们默默无闻但绝不是一个匆匆过客。这座楼，就是我们人生的纪念碑!’这是何等可贵的情怀!上海是全国的上海，上海本来确实只是一个‘滩’，但它海纳百川，人杰地灵，融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民众和学人，东西方文化在这里碰撞交汇，中国近现代工商业和文化教育事业在这里崛起，于是上海成了东方的明珠。离开整个中华民族的参与，上海不永远是个‘滩’吗?来自大西北的民工们对此有着深刻的理解，他们建设上海的主人翁情怀、艰苦创业的精神正是基于这种理解之上的。”^[3]《我的多情玩伴》则是以一个“漂”在上海的诗人及其身边的一些干着各种行业的朋友为主人公，来感受上海这个国际化大都市的形形色色的情感与灯红酒绿的生活。小说既表现了“我”和小胖子等人对于人性善的一面尤其是美好爱情的执著与坚守，又大胆触及了人们在物质享乐高度开放时代关于性爱问题的尴尬和困惑。而李春平的小说最有特色和影响的，则是其别具一格的官场小说。他的参与可谓闪亮登场，使一度沉寂的中国官场小说创作为之一振。尤其是去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步步高》(春风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初版，2005年11月再版)，直接介入宏大的政治主题，不仅已经取得了很好的市场效应，而且也标志着李春平的小说创作达到了又一个高峰。

我国文坛的官场小说这一品种，是在2000前后的几年，突然间猛火了一把，王跃文的《国画》，李春平的《奈何天》和田东照的《买官》等“官场系列”在读者中不胫而走，一时间几乎是洛阳纸贵。当时我的文学批评也跟着赶了一回热闹，在《作品与争鸣》、《理论与创作》、《福建文学》、《当代人》等好几个杂志上发表议论，阐述我对官场小说的一些看法，解读官场小说的深层内涵。那时我对官场小说的基本认定是这样的:“传统官场小说往往是那些底层文人以嘲弄的眼光着眼于‘官’的污浊，‘官’的腐朽，即完全与‘官’相对立;而近年的官场小说却向着普遍的人的视角加以转变，更加侧重以官场题材展示人的灵魂，并从官场的角度表现人的共同的处境和命运。”因为“官场说到底不仅是一种特殊文化的产物，或者说是一种社会文化的形态，也不仅是社会腐败最集中和最容易藏污纳垢之处。站在普遍的人性立场上来看，官场也同时更是一种人的特殊的生存方式与生存处境。人建立了官场，并由人构成了官场，而生存于和活动于官场中的人，虽然表面上也掌握着或主宰着官场上的生杀予夺，但更多的时候那些官场中人又反过来被官场所控制、所拘囿，甚至所扭曲。”^[4]不过，到了近几年中，官场小说似乎又有所沉寂，大概是对官场的表现没有多少新的花样了。及至2005年初，李春平推出了长篇小说《步步高》，又找到了官场小说的新的突破口。从读者的强烈反响中可以看出，这部小说似已引发一场新的官场小说热。

《步步高》号称“中国第一部关注执政智慧和领导艺术的长篇小说”，而在我看来，更准确地说，这部小说的确是着重表现了一种执政者必须具备一定的政治智慧这样的主题，而且也出色地塑造了一位富有执政智慧的现代领导者形象，而小说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提出了“权力美学”这样的概念，并进行了各个角度和层面的艺术表现。小说中有这样的一段议论性的书写:“古长书不是一个盲目的为官者。他对于权力的研究思考远比一般为官者要深刻得多。把权力作为审美对象的时候，权力是最美的，也是最有魅力的东西。权力的魅力，在于使用权力时的快感，这种快感的产生是由心理愉悦和生理愉悦共同引起的，它会刺激大脑皮层的兴奋。这是权力的美学特征之一。在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里，领导连开会都坐在一个众目睽睽的显要位置，权力带来的其他好处就自不必说了。他曾经仔细研究过，为什么有的领导喜欢在文件上签字批示?一是签字的政治功能，它既是为了表达领导的主张与倾向，是手迹的证明，也是一种权力符号。二是签字本身作为表达主张、安排工作的一种方式，它具有一种特殊的美感。当了领导，就必然赋予了他诸多的政治体面。在以集团为单位的群体中，他是最荣耀的一个人。所以对领导最重的处理，就是取消这种荣耀——撤职;对领导最高的奖赏就是增加这种荣耀——提职。”^[5]以这样的眼光来看官场和权力实在令人耳目一新。

一般来说，美学意义上的美与世俗的东西是很难相融的，与政治和官场更是风马牛不相及。文学领域的审美产品往往更是对世俗规范的反叛，尤其是对专制性的统治者的叛逆。所以，传统官场小说大多是批判的与揭露的，也就是用艺术之美来对抗权势之丑以及官场之恶。20世纪末的新官场小说开始关注人的共同处境与命运。这是一次重要的转折，而到了李春平的小说中，则又以审美态度来审视权力，体验官场，显然更是一次艺术价值观念的升华。(www.xing528.com)

在通常人们的观念当中，当官，揽权，一般只有两种人和两种目的，一种是当官做“老爷”，抓权为抓“钱”，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另一种比较理想主义的则是当官做“青天”，为民请命，为老百姓伸张正义，所谓“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所以，有史以来的表现传统官场的小说主要是采用一种二元对立模式，即“清官”与“贪官”的矛盾和对立。在这样的观念和意识之中，“权力”只和“利益”相关，因而“权力”本身作为观照对象也就与审美大相径庭，所以在文字概念上也才有“权利”之说而且经常有人将“权力”和“权利”两个概念混淆。

李春平的小说首开了“权力美学”这样的概念，第一次在小说中把权力作为审美对象来认识和表现，因而其小说中的主人公也不再简单地只是在物质上贪得无厌的“硕鼠”或者维护人民利益的“青天”，他们都有内心的情感性的需求和满足。这些人物中的好官也好，庸官也罢，对权力的获取与占有，不再只是以最终能够得到一己的最大利益或者反之而以维护广大人民的利益为目的。所以，其中的好官与庸官之别也并不只是从传统道德的眼光来进行评判，而更多的是看他们是不是具有执政智慧，看他们在官场上是否能够“拎得清”，是否能够按照官场规则施展自如。小说中作为具有执政智慧的典型人物古长书，在面对大量行贿的金钱面前，不再是像已往的好官那样绝对清高地拍案而起，或者干脆拒人以千里之外，而是这样想问题的:“古长书需要钱，但并不需要那么多钱。他做了工作，有了贡献，党和政府给了他荣誉的。他只有一个很简单的想法，该奖我的奖了，该给我的给了，职权与地位都有了。”这就是一种情感上的基本满足。他不是那种心里装的全是别人，唯独没有他自己的人;他也不是那种完全视金钱如粪土的人。他有自己的情感需求，他也有自己的物质需求，但他更懂得适可而止。这就是能够具有为官之德的智慧，这就是能够让权力在美的范畴发挥的执政者。紧接着小说又这样写道:“看着那些钱，这似乎不是钱本身的问题，也不是一般的人情世故和礼尚往来，而是干部风气和政治风气的问题。”^[6]小说还继续以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就此问题进一步从人格上进行了分析，更是体现了政治智慧的高度。小说中自然也写了几个庸官，而这些庸官之丑也主要不在于他们的物质上的贪婪，他们对权力的向往也同样是由于情感性的虚荣。最典型的就是那个何无疾，千方百计挖空心思地当上了正局长，迫不及待地搬进了局长室:“他嫌‘局长办公室’的木牌太陈旧，叫人重新换了一块新的铜牌，看上去有豪华感了。里面有一幅油画灰蒙蒙的，他也叫人换了幅《江山如此多娇》的大型国画，是本市一位知名画家画的，标价三千元。一进办公室就给人一种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感觉。”^[7]由此可见，他对权力的欲望也同样是情感需求大于物质需求，因而他在物质面前也许并不“腐败”，但是，他却根本不具有政治智慧，小说借人物之口评价他:“政治上还是个婴儿，官瘾却不小。”所以在他上任之初就在工作上连连失误，于是小说写他“政治上早泻了，精神上也早泄了。”他因此而成了一个“权力美学”意义上的丑的典型。

正如本人前文所言，官场原本就是人的一种具体的生存环境和方式，官场中人归根结底也是有血有肉之人，以审美眼光看待官场和权力当然也并不是一味美化官场，颂扬执政者，而是要看其能否把权力执掌到一种美的境界。权力有时候也能够成为审美之物而不仅仅是世俗利益的命脉。这就是李春平小说的一种新的有意义的发现。

李春平特别专注于官场小说的创作，也的确由于他对官场的一种深刻认识和了解。他曾经在一篇小文章中说过这样的话:“官场是最好玩的一个地方，也是最耐人寻味的一个地方。别处听不到的官场可以听到，别处见不到的官场可以见到，别处想不到的官场可以想到。高尚与卑鄙在这里会合，崇高与龌龊在这里融汇，正义与肮脏在这里交锋。有意思的是，政策法规出生在这里，抵触政策法规的贪赃枉法者也出现在这里，大到宏观决策，小到心智计谋，都会一一展现。所以，作家喜欢写官场小说，读者喜欢看官场小说，都是一种必然的社会心理反应。”看来，作家完全是把官场看成了整个社会以及人生的高度浓缩。因而，我们也希望李春平能够在官场这一特殊的题材领域，发掘出更多有意义的审美内涵和主题。当然，李春平也的确有自己对于官场小说的独特看法与追求，所以他还在文章中这样说道:“尽管我自己也写了不少官场小说，可我是逃离于官场小说作家之外的，我并不认同这个称呼。因为我不是为写官场而写官场，我碰触的是当代政治，碰触的是政治生活中最脆弱的最隐秘的层面。所以我宁愿把我的小说称之为政治小说。我看到，有的作家写了一系列反腐小说，那种惊心动魄差不多已经接近于战争题材了，越写越像案子了。于是我就有了一些怀疑:怀疑这样的小说写下去还有没有出路，怀疑作家们视野的窄小，怀疑作家们想像力的贫乏。我深知，他们都有一个良好的用心，他们都善意地反映着官场的方方面面。可是，在我看来，一个作家，仅有良心是不够的，仅有良好的愿望也是不够的，更多的是要有思想深度，要有透过种种不良现象的表面揭示事物本质的特殊能耐。”^[8]这里，作家对于官场小说不要写成破案小说，更不要写成战争小说的告诫是发人深省的。正是由于作家对于官场小说的独特与深度的倾心追求，也才有了今年初发表于《啄木鸟》杂志的中篇小说《一路飙升》的成功。作品一发表就有《小说月报》等众多报刊纷纷转载。这部小说简直是当代官场的一幅群像图，理性与感性的碰撞，丑恶与良知的较量，人心与兽性的拼杀，尽在小说中得到立体化的表现。

在此，需要特别一提的是，李春平的小说在语言上流畅鲜活而多俏皮，这样的风格使得小说具有较强的可读性，但是，如果过于追求语言上的调侃味道，也同时容易使得小说流失掉内涵上的厚重。而且这样的语言也总是容易让人想到王朔的叙述风格。所以，我认为李春平以后的创作很有必要探索完全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写作方式和语言样式，既有陈忠实小说那样的沉甸甸的感觉，又有贾平凹那样的机智灵动的韵味，当然，最重要的是吸收他们的长处，然后超越他们。另外，李春平的小说写到了今天这样的份上，以后的写作数量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艺术境界上的重大突破。读者对他充满了期待。最近我曾经在一篇小文章中表达过这样的一些意思:“也许我这人天生就有一种好高骛远、不切实际甚至幻想空想的天性。近年来我总是在私下胡乱琢磨，21世纪实在应该是文坛上大师诞生的世纪，或者把口气再放小一些——也就是这个世纪起码应该会有能够体现世纪高度的传世精品被创造出来。还是把话再说大一点吧，从全球化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纪无疑应该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世纪，而已经有那么多政治伟人以及经济界的大鳄都脱颖而出、扶摇直上了，我们的文学领域难道能够一直就这么寂静下去吗?然而经典也好，精品也好，自然应该是在磨难中降生的。我们当然也不需要用那些已经被嚼烂了的例子——那些用来哄小学生用功夫作文的故事来说话——或者什么‘批阅十载……’，或者什么‘60年磨一书’，或者什么‘十易其稿’之类大话来证明创造精品有多么艰难。可还是得把话说回来，真正经得起历史筛选的经典之作的出世，要真没那么点本钱和功夫行吗?”^[9]

所以，我在一次讨论会上就提出，“不管你的下一个高度究竟有多高，自觉地沉淀和修炼，应该是必不可少的。而就近年来我国作家的总体状况来看，我们最不缺少的就是急功近利、急于求成和心态浮躁。个别走红作家的‘创作’完全降格为‘写作’，更甚而为了某些现实的和实际的利益只求快速和高产。当时因为王安忆正好在场，我于是借题发挥，我说前几年，像王安忆、贾平凹这样的作家为什么要一年出一部长篇小说呢?无论从作家本人的知名度、文坛以及社会地位还是实际的经济利益方面来考虑，还是从社会以及读者对文学的需求方面来考虑，这样的产出速度都是不那么紧要的。我们的这些已经可以称之为准大师级的作家们，为什么就不能沉下心思，屏弃俗念，真正用力地磨一磨自己的作品呢?王安忆他们这一年一部长篇小说的出产，不但没有做到一部比一部更好，相反却是一部不如一部好。贾平凹自《废都》以后，那么多长篇，有能够超越《废都》的吗?而王安忆的情况以《长恨歌》为界，似乎也不过如此。这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那么，像这样的成熟作家们都在急匆匆地赶制下一部，何如更精细地去锤炼一个能够确实超越自己前一个高度的‘下一部’呢?”

这段也许不太着边际的话也不妨作为本文的结束，送给李春平和他们这批活跃在中国文坛上的作家们，对与不对的，可一笑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