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平研究论丛：90年代移民作家李春平的独特小说世界

李春平的小说世界^[1]

余　音

李春平是90年代中期从陕南山区走向上海的青年作家。作为陕西人，他对内陆山区的社会环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的特点极为熟悉。走出山门以后，站在改革开放前沿回望内陆家乡，用当代意识审视历史，他对自己所熟悉的人物和历史事件有了新的思考和感受。入沪两年多来，李春平所发表的两部长篇小说、四部中篇小说和四部短篇小说，几乎全都是表现了这种反观和反思。作家思考的深刻性和独特性使过去我们所习见的普通生活焕发出异样的光彩。“移民”作家在审美观和审美视角上的独特优势使李春平的小说世界显示出独特的价值。以写陕西民工在上海的建设业绩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上海是个滩》作为上海文艺出版社策划的《大上海小说丛书》首批五部作品之一，在上海引起巨大轰动，沪、陕及国家级的传媒共50多家给予报道，《解放日报》、《文汇报》、《书海知音》等报纸发表了评论文章。中篇《玻璃是透明的》(载《上海文学》1997年8月号)和《巴山骟匠》(载《特区文学》1997年第5期)被《小说月报》转载。中篇《蓝印幽梦》(载解放日报社出版的《上海小说》1998年第3期)近期被《小说选刊》以“新生代作家作品”名义转载。北京电影制片厂已将《玻璃是透明的》改编成电影。

人物命运与历史变迁

从人物形象上说，李春平入沪迄今的全部小说主要写了两类人物:大巴山区的农民和从山区走出去的打工仔(包括白领打工仔——下海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由于作者过去生活经历的缘故，他始终关注的是普通劳动者的人生命运和生存状态，擅长描写农民和小知识分子的情感。他作品中的人物命运往往折射出时代的特征，往往表现了社会历史的发展与变迁。在中篇《巴山骟匠》中，作者选取6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期这一时段，以两个家庭从相仇到相亲的故事折射出时代的巨大变化。地主的后代文天尼与贫农的儿子刘大山本是关系要好的同年老庚，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当了生产队长的刘大山就跟文天尼划清了界限，还带着报复的心理奸污了文天尼的妻子使其自尽。骟匠出身的文天尼一怒之下阉割了刘大山。两个朋友由亲到仇，两个家庭同时家破人亡。这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人整人的生动画图。整人的与被整的都成了极左路线的受害者。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文天尼与刘大山的遗孀桂枝因发家致富的共同事业相爱而结合，两家的下一代也相爱而结合，一个悲剧故事终于喜剧式地结束。如果说《巴山骟匠》是从政治的角度反映过去年代里农民人生命运的话，那么作者的短篇小说《恰同学少年》(载《小说林》1998年3月号)则是从经济的角度反映落后山区农民的生存状态。小说写了深山里的何家堡小学四个天真烂漫的学生，由于家境贫穷，都过早地结束了他们欢乐的学生时代，担起养家糊口的重担，最终走向悲剧的结局:两个外出打工挖煤的都死于井下爆炸;一个没有外出的烤木炭火中了煤毒，烧坏了生殖器成了残废;唯一的女生小小年纪就被许了婆家，刚上初二就被迫辍学到男家当劳力使用。作品中充满童趣的学生生活描写与悲剧性的人生结局形成强烈反差，我们似乎能够听到作者的沉重叹息:没有经济的发展，不能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人的解放是不彻底的，自己的命运也不可能名副其实地掌握在自己手里。作品的这一深层意蕴对于落后的内陆地区是具有普遍的警示性意义的。

作者在另一部中篇小说《神奇的八爷》(载《太湖》1998年第1期)中，还把思考的触角伸向落后山区农村的精神领域。一个打骂群众、乱搞女人的村长因工作能力强完成任务好，撤职以后竟无人能够替代他，上级又不得不重新起用;另一个村长正派廉洁却缺乏工作能力完成不了任务，上了台又很快下台。在这里，选拔干部的理论标准与人才的实际状况发生了矛盾，乡领导在如何用人的问题上陷入了两难境地。作者的意图并不在于启发读者在两难之中进行何种选择，也无意于让读者进行什么道德评判，而是借这一个典型的事件提出人的素质培养和干部队伍建设的重大课题。正如小说结尾乡党委杜书记所说:对于八爷这种人以及龙潭村这种现象，在西部贫困地区还是有典型意义的，应当作为基层组织建设的一个问题好好探讨探讨，也许很有价值。

外出的打工仔是李春平小说关注的另一类对象。作者全方位地透视不同类型打工仔的境遇、理想、业绩，展示了改革开放时代这一特殊的城乡流动人群的风貌。与其他当代作家相同题材的作品相比，李春平所着力表现的并不是打工仔打工妹悲欢离合离奇曲折的个人故事，他描写的是整个打工族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所普遍存在的一些现象。这样描写打工生活似乎更有深度。例如，他写打工族内部也分为三六九等，各阶层之间有互助也有倾轧(《玻璃是透明的》);他写打工仔外出的动机大都是淘金，但客观上确实为打工所在地的现代化建设起了巨大作用(《上海是个滩》);他写内地知识分子不甘平庸地度过一生，舍弃自己原有的专业技术岗位下海，本想有所作为，结果事与愿违，处境尴尬(《蓝印幽梦》)。特别是《上海是个滩》，以上海的改革开放前沿浦东新区宏阔的建设场面为背景，描写了内地民工艰苦奋斗的业绩，表现了他们在建设别人的城市的同时如何充实自己，改造自己，提高自己。可以说，在当代众多的以打工者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中，《上海是个滩》为打工者塑造群体形象的写法，必将使它占有特殊的地位。

象征手法与深层结构

李春平的小说大都有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甚至有的故事情节还很离奇、巧合;但他并没有满足于仅仅讲一个完整的离奇的故事，他还努力追求故事意蕴的丰富性，追求言外之意。他善于运用象征手法，从而使作品产生了超越故事情境本身的审美空间，使作品的题旨提升到一个形而上的层面，具有一定的诗意色彩。如果我们从结构的角度分析，就可以发现，在他故事情节这一表层结构的后面还隐藏着一个与文学的某种延续性主题有关的超越具体生活情节的深层结构。下面我试以几部作品为例进行分析。

《上海是个滩》的书名就揭示了这部小说的思想内涵:一切人间奇迹都是艰苦劳动创造出来的。“滩”是个意象，象征着一无所有，一穷二白。事实上，一百多年以前的上海也的确只是一个海滩渔村。说“上海是个滩”，象征着包括打工者在内的全体劳动者建设了上海这座城市。作品的表层结构是一群外省干部、民工参与上海建设并在其中锻炼和提高自己的历程，深层结构则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的双向互动过程中的矛盾和斗争。(www.xing528.com)

《玻璃是透明的》中多次提到风满楼饭店雅座间的那道玻璃门，非常洁净，透明，几乎看不到它的存在，但它却一次又一次地使打工仔小四川受阻，甚至被碰伤。关于这道玻璃门的描写，可以说对情节的进展并不具有什么引导作用。为什么作者一再地写到它并一直把它写进小说的标题呢?当我们读完全篇，从整体上思索情节的意蕴时，我们会领悟到，这道玻璃门原是一个意象象征。风满楼饭店就像一个小社会，其中的人分为不同的阶层，有新打工仔，老打工仔，二老板，大老板，还有那些脑满肠肥来寻开心的款爷顾客。低阶层者拼命地要进入高阶层，而高阶层拒绝低阶层者的进入。在竞争激烈的商品社会里，这种人与人之间的阻隔、矛盾和斗争像那道玻璃门一样，你看不见它，它却是实实在在的存在，你忽视它的存在就非碰壁不可。作品的表层结构是一部打工仔的奋争史、情感史，深层结构是对商品社会中人际关系“恶”的一面的展览，是人性弱点逐步暴露的过程。玻璃门的意象亦虚亦实，启人哲思。

《巴山骟匠》中写了明暗两种“骟”(阉割):明写骟匠文天尼为动物去势，暗写政治上的“阉割”——在极左路线的年代里，整人者与被整者双方都被阉割了人性，失去了正常情感和正常生活。“骟”，在这里实际上也是一种象征。作品的表层结构是两个家庭之间的情仇故事，深层结构是政治背景所决定的人性变异和人性复归。在小说的后半部分我们看到，时代的演进引起了社会关系的巨大变化，极左路线压抑下的人性终于复苏。政治上“骟”与被“骟”的悲剧早已结束，但历史的教训值得永远记取。

《蓝印幽梦》中的江丰饶舍弃他的专业特长，在商海屡败屡战，终究屡战屡败，给单位造成惨重损失，使自己的人格尊严丧失殆尽。到上海奋斗几年的结果是一手拿着蓝印户口簿，一手拿着黑色的离婚证书(穷困潦倒，老婆终于不跟他了)。蓝印户口是上海的临时户口，要五年以后才能转为正式户口，手持蓝印户口无异画饼充饥，望梅止渴。蓝印户口象征着虚幻境界，象征江丰饶美梦破灭。小说的表层结构是一个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社会中的尴尬遭遇，深层结构则是人的物质利益的追求与精神归宿的失落之间的矛盾。江丰饶牺牲专业牺牲人格尊严苦苦挣扎在自己并无兴趣并无特长的工作岗位上，只是为了发财。这样做即使真发了财是否值得呢?渗透在作品中的正是作者这样的疑问。

视角选择与语言风格

叙述文本里的故事情节虽然来源于现实生活事件，但采用不同的叙述方法、技巧却能造成不同的叙述效果。小说中由谁叙事，站在什么位置上用怎样的语言叙事，体现着作家对生活事件的性质、意义、因果关系的理解认识，体现着作家对事件和人物的情绪、情感。李春平的小说叙述策略灵活多变，在不同的作品中传达出不同的特定意味。

(一)视角的选择视角包括叙述人称和叙述视点。叙事人置身于故事中还是故事外，决定小说的叙事人称。这个叙事人是以什么身份来叙述故事，或者说，作家通过谁的眼睛来观察世界以谁的心灵来感受世界，决定小说的叙述视点。李春平入沪以来发表出版的长中短篇小说绝大部分采用第一人称内视角，即“我”是故事中的一个人物，“我”讲“我”的亲身经历和见闻。这些小说基本上是以作者的亲身经历为素材创作的，采用第一人称内视角叙事，加强了真实感和亲切感。然而在《巴山骟匠》和《蓝印幽梦》中，李春平打破了视角运用的常规。《巴山骟匠》全文主体部分采用第三人称全知视点，作者作为全知全能的叙事人隐身在故事之外;结尾部分，作者却从幕后走了出来，“我”与故事主人公见了面。作者这样写道:“若干年后，我为重修县志，到龙潭沟采风，来到文天尼家里。……我在将他的故事编入县志《巴山轶事》的同时，又将其敷衍成小说，只是对人物原名略作变动而已。”这个叙述视角的临时改换，一方面增强了故事的可信性，另一方面呼应了小说开头关于大巴山特殊乡风民情的交代，使小说结构显得更加完整。《蓝印幽梦》全篇总体上采用第一人称视点叙事，即从办事处办公室主任“我”的有限视野来描述江丰饶。但在写到江丰饶回家探亲遭老婆冷遇，写到在返沪的列车上的恶毒的心理活动时，临时切换到了第三人称的全知视点。这样的切换，一方面弥补了第一人称视点叙事的时空局限性，另一方面也使全篇叙述方法变化多姿，避免了呆板、单调。稍感遗憾的是，作者忽略了必要的过渡文字，使这种切换显得有些突兀。这里特别应当提到《上海是个滩》，采用第一人称视点，用一个外地人的眼光看上海的建设、上海的变化，视角新颖独特，成为作品的一大特色，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

(二)语言风格对一个青年作家来说，我用了“风格”一词，是否有点夸张呢?读者如果通读了李春平的全部小说，包括他过去在紫阳县工作时发表的小说，就会觉得他已经逐渐形成了一种稳定的语言特点，那就是流畅、质朴、诙谐、雅俗共赏。读李春平的小说如同听他拉家常，使人非常轻松，又常常忍俊不禁发出那种心灵相通的微笑。

每个小说作家都有自己的创作个性因素，包括生活体验、艺术修养、气质性格等等。不同的创作个性决定了作家们在创作过程中采用不同的语言操作方式。不同的操作方式便产生不同的语言风格。小说的语言操作方式主要体现在词汇、句型、话语主体和话语方式的选择运用上。李春平小说的叙述语言以普通话词汇为主，人物语言以经过加工的川陕边界的方言词为主。由于他常常以作品中某个人物的口气叙事，便常常打破了叙事语言与人物语言的界限，叙述用词既有普通话词汇的普适性，又有一定的地方风味。李春平小说的叙述句型多是结构层次简单的短句，没有太多的修饰成分，简洁、短促、浅白;多白描少细描，多动态描写少静态描写，叙事节奏明快，文气流畅。李春平第一人称小说安排的叙事人物往往都是一个乐观、豁达、明白事理的小知识分子，就连《玻璃是透明的》叙事人可怜的小打工仔小四川，也还是一个高中毕业生。这些人的叙述基调都是冷静、超脱、轻松、诙谐的。作者大量运用佯谬、自嘲、反讽、谐谑的手法和庄谐易色、褒贬易色、夸张的比喻、反常的联想等修辞方法，使他笔下的日常生活充满趣味性。

李春平的小说世界是一个多彩的世界。李春平的小说世界尚需继续开拓。在进一步提高作品的文化品味方面，在强化对生活事件的哲学思考方面，在小说文体的多方面探索方面，在如何反映当代生活的深层次矛盾方面，年轻的李春平都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也正因为如此，李春平未来的小说世界将是一个更加精彩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