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向红 杨小玲
三秦大地，文风浩荡。建国后，曾经出现过柳青、杜鹏程、王汶石、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一大批优秀作家。优良的文学传统，培育和造就了一批中青年作家陆续登上中国文坛，并造成广泛影响。李春平便是新生代作家中的佼佼者之一。他曾在紫阳县从事十年的行政工作，1995年闯荡上海滩，以《上海是个滩》一举成名。几年来，他创作出了《上海夜色秀》、《奈何天》、《我的多情玩伴》、《步步高》等多部长篇小说，发表中篇小说30余部，大量作品被广泛转载连载，是我省转载率最高的作家。根据中篇小说《玻璃是透明的》改编的同名电影在北京大学生电影节上获得多项奖励，并进入北京大学艺术系研究生教材《中国电影史研究专题》作为专门章节论述。《步步高》被誉为“中国第一部关注执政智慧和领导艺术的长篇小说”，2006年荣获第八届北方11省市优秀文艺图书奖。2005年底，李春平在全国文坛声名日隆的情况下，安康学院本着唯才是举的原则将其作为高级人才引进入校。之后，李春平怀着对故乡的眷恋之情，毅然离开上海，回到阔别十年的故乡，来到安康学院中文系任教。日前，在李春平回归一周年的时候，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昨天:闯荡铸就文学人生
记者:我想首先问一个读者关心的问题:你是1995年到上海的，那一年你34岁。当时出去的动机是什么?是经商还是从事文学创作?
李春平:当时出去的最大原因是在机关呆久了，有些麻木。我就得设法改善环境。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老大不小的年龄出去闯荡，用挑战改变命运，如果失败了，我也无怨无悔。最初是想先经商，再写作。我在上海也跑了几个月商务，发现我根本不是那块料。于是回头写小说。到上海后，我的生活视域突然间放大了，我投入到了上海移民的洪流中，去感受东方现代都市的历史和人文，这就给我提供了新的创作素材和灵感，使我能够从容下笔。
记者:长篇处女作《上海是个滩》使你一举成名，书名至今成为上海的流行语。书里写了外地人在上海浦东创业的故事，充满了改革激情与人生苦乐。这表明，你从一开始就非常关注现实，贴近生活，你认为你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吗?
李春平:我自以为我是位现实主义作家。在我看来，当代作家要有当代意识，你可以从各种不同的文学流派中去吸取营养，但你的目光一定要关注当下生活。如果一个作家面对热火朝天的时代浪潮毫无感觉，他写出的作品可能就是远离大众的，技巧再高也只是形式上的东西，可是，在我的作品中，没有纯粹的现实主义，也没有绝对的浪漫主义，通常是兼而有之，比如我的《情人时代》和《我的多情玩伴》就体现了这一点。
记者:你的中篇处女作《玻璃是透明的》，被北影导演夏钢拍摄成电影，引起了读者对你更大的关注。你是否想过转行，专门从事职业影视作品的创作?
李春平:《上海是个滩》我改编过，失败了。花了我许多时间。《玻璃是透明的》拍摄前，夏钢导演让我自己动刀，我也只是参与了一下。去年北京电视台让我改编长篇《步步高》，我也推辞了。影视是集体创作，小说是个体劳动。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思路。做编剧不如写小说带劲，将来我也不会考虑当自己小说的编剧。
记者:上海是个东西方文化交汇最明显的地方，形成了独特的“海派文化”。你受到这种文化的浸润和影响吗?
李春平:“海派文化”是在半殖民地时期因上海租界的华洋杂居而形成的，有它的奴性，有殖民性，在民间文化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比如上海的“洋泾浜”英语，租界时期人们就以会说半生不熟的英语为自豪，一些语言一直保留到现在。传统文化与西洋文化的结合，逐渐显示出它包容、开放的个性。我在上海生活十年，必然是要受到影响的。
记者:陕西有一个活跃的作家群，是陕西文学的中坚力量。如陈忠实、贾平凹、叶广芩、高建群、杨争光、红柯等等。红柯远走新疆，你独闯上海，你们俩都回到了高校，经历相似。你觉得你与他们有什么不同?
李春平:这些都是我敬重的作家。他们的写作比我专一，如陈忠实的塬上生活，贾平凹的商州，高建群和红柯的西部生活。十年来的党政机关生活、十年来的上海生活，这是我的拥有，所以在我的小说中更多地体现出一种题材的开放性和多样性，换种说法就是写得杂。
今天:回归是对故乡的眷恋
记者:许多读者都不明白，你为什么在上海如鱼得水，声名正旺的时候离开上海?为什么在你的双亲都已去世之后回到了安康?除了乡土情结，还有其他原因吗?
李春平:必须承认，我在上海是有生存压力的。我靠写作养家，要租房，要养活一家人。十年来，我缴的房租就有10来万元。这样，总感觉我在上海没有根，回家就踏实了。
我是一个有故乡情结的人，我在上海或外出旅游疗养，看见外面的山水就会想到家乡。在我的心目中，家乡的山水是最美的。虽说比不上那些名山大川，但跟我个人的感情最近。这里掩埋着我的父母，我回来守护在他们身边，这是一种尽孝，如果能为故土的建设出力，也是一种尽孝。
记者:我们了解到，你是作为高级人才引进到安康学院的，学院对你采取了特殊政策，真正体现了“不拘一格用人才”的理念。安康市委、市政府和社会各界对安康学院的此举大加赞赏，对你个人也非常关心和支持。这是否会对你产生压力?
李春平:非常感谢安康市委、市政府对我的关怀，非常感谢安康学院给我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宽松的创作环境。除了每月办一次文学讲座外，其余时间我就专心写作。学院还对我到外面体验生活提供各种便利。越是对我关心，压力就越大。我想，只要认真工作，好好学习，严谨写作，诚实做人，这些压力就在劳动中消解了。(www.xing528.com)
记者:你有一个心愿就是用文学报答家乡父老，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你在创作上如何具体体现?
李春平:最近我写了中篇小说《郎在对门唱山歌》。开头是“是城。是小城。是山城。是县城。城的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陕西省安康市紫阳县县城。”为了回报家乡父老的深情厚爱，我打破了传统创作惯例，第一次以紫阳县城风貌为创作对象，以紫阳民歌为素材，并以一首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紫阳民歌《郎在对门唱山歌》为小说标题，就是为了提高家乡在全国的知名度。这篇小说在《上海小说》双月刊2006年第6期头条发表，《小说月报》2007增刊第1期同时转载，有关报纸亦将全文连载。有人跟我开玩笑说:“你为安康打了一个大广告。”我会把这个广告越打越大的。
记者:你是一个很有人缘的作家，全国各地有不少“粉丝”。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李春平:人缘是由人品决定的。作家是一种职业，与修理工、驾驶员没什么两样。作家的一切创作原料都是从生活中来，如果端起架子，把自己悬在空中，自以为高高在上，那就不算好作家。我非常感谢我的读者，是他们给我提供了市场。所以我对读者是有求必应的。全国各地都有不少读者来信来电，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我都会认真回复。对读者最好的报答，就是努力写好自己的每一部作品。其他荣誉都不重要。
记者:离开十年之后回到安康，你的生活和创作是否有个适应过程?
李春平:要磨合。上海的节奏很快，在安康就舒缓了。安康的文化不落后，但安康的时间观念相比之下就显得落后了。
明天:坚守自己的文学立场
记者:你的长篇《步步高》已经印了三个版本，畅销全国，不少官员把它作为执政的参考书，与以往反腐小说不同，你从正面写了一个值得学习的“好官”，请你谈谈这部小说。
李春平:我自己有十年的党政机关生活，即使到上海后，也有不少官员朋友，我从他们身上发现了许多闪光点。我认为，中国的官场小说路子走偏了，好像一写领导就是腐败无能，尔虞我诈。事实并非如此。党政机关聚集了不少社会精英，他们兢兢业业，克己奉公，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所以我要从正面来表现他们的执政智慧和领导艺术，从国家意识和民族复兴的高度来表现这一宏大的政治主题。为什么读者欢迎《步步高》，是因为书中的人物满足了人民大众渴望好官的心理诉求和政治期待。我是一个党员作家，我希望我的小说能给人以积极向上的力量。
记者:上海有评论家(注:郝雨，上海大学教授)撰文说，你的《步步高》可能引发新一轮的官场小说热?你怎样看?
李春平:官场小说前几年就很热了。但形成了描写官场腐败和反映社会灰暗的老套路，与国家建立清明政治的社会理想相背离，就会走进死胡同的。官场不是不能写，而是怎样写的问题。写好了，它就会热。
记者:一些读者反映你的《步步高》有些理想化，你怎么解释?
李春平:我本来就是要写一部理想化的作品。理想化没有什么不好。生活中我们希望有优秀的领导干部，文学中我们也要塑造优秀的领导干部形象。在真实可信的基础上建构文学理想，是作家积极健康的追求。
记者:你怎样理解作家的社会责任?
李春平:我认为，作家的社会责任，其实就是作家的世界观和文学立场的问题。既然是一个作家，就要担当道义，就要有文学良知，就要对社会问题和现象进行全面的观察和分析，否则就会失之偏颇。读者是为了精神享受而去读小说，如果读了你的小说对社会失望，生活消极，就是作家的罪过。所以，作家的社会责任，说到底要弘扬真善美。社会天天在变，但真善美不会变。
记者:听说你的下一部作品也是长篇?它是什么题材?什么内容?可以透露吗?
李春平:这是我回到家乡来到安康学院后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已经写了一年了，还在写。书名叫《领导生活》，就是写领导的日常生活。长江文艺出版社已经提前预交定金，今年上半年完稿后很快就能与读者见面。
记者:你最想说的话是什么?
李春平:感谢故乡，是故乡的父老乡亲和巴山汉水培育了我的文学之梦。感谢上海，是上海成就了我的文学理想。感谢安康市委、市政府和紫阳县委、县政府，他们对我非常关心和支持，感谢安康学院，他们为我创造了良好的写作环境。这所有的感激，都会变成我的写作动力和幸福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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