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吊脚楼到上海滩：李春平的创作之旅

从吊脚楼到上海滩^[2]

向连才

李春平的故乡不在远方，就在紫阳。他在接受新闻出版署《中国图书商报》记者专访时说:“我出生在陕西省紫阳山区的一个农民家庭，母亲是家庭妇女，她生了八个孩子，成活了四个，我是最小的。父亲是公社书记，文革时被打成走资派，批得死去活来。我的童年给我留下了太多的仇恨和创伤，懂事之后便是对仇恨对象的宽容和理解。童年的经历扭曲了我的人格发育，所以我至今见了生人就心里虚。”这是一段倾诉辛酸的文字。

高桥镇何家堡村有一幢古老的吊脚楼，雅致、大气，像天生的一幅艺术品。春平在吊脚楼里成长，读小学，上高中，博览群书，在小楼上滋生了作家梦。文学之路从这里一直延伸到大海。从小学到高中李春平一直是班上的语文尖子，小学五年级时他写了一篇作文《我的家乡》，语言流畅，文采飞扬，被语文教师误认为是在报刊上抄袭的文章，险些遭到严厉批评，幸亏有正在当民办教师的哥李春芳出面作证，才使那篇文章在校园里展出。他用创作的实际行动去圆作家梦，一直追求要把文章写大，正像他后来所说:“我是一个希望把小说写成大说的人。”童年梦竟是那么天真烂漫。春芳对我说，春平小时候最天真了，上小学的时候就想写长篇小说，要写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大书。他天真地去写作，写了几大木箱子文章。关起门读书，关起门写小说，母亲为他送饭，嫂嫂为他送洗脸水。他在上高二的时候就写了一个半部长篇，班主任发现了，在班上点名批评。谁知这一批评反而激发了李春平对文学的更大兴趣。

吊脚楼孕育出写小说的理想，不知寄出去了多少篇小说，寄出去的稿子石沉大海，没有半点音讯，偶尔收到了几件退稿，但他从来没有灰心。李春平在吊脚楼沉思，生出一串串灵感。1984年，李春平在《丑小鸭》杂志上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是写他哥哥婚事的，叫《郑家女子》。那年，他还发表了《桥头上一个胖女人和一个瘦女人》、《飘动的裙子》、《我在女朋友的女朋友家里做客》等四个短篇。春芳看后分外高兴，笑问春平:你怎么尽写些女人?春平笑而不答。吊脚楼成为他创作的起点。

1980年，李春平走出吊脚楼，在高桥区文化站工作，他如饥似渴地读书创作，还创办了地方性文学刊物，三四年时间，累计有十几个短篇小说在省级刊物发表。1984年底，他收到《延河》编辑部寄来的借调函，有些兴奋了，他连单位领导招呼也没打便到了《延河》编辑部，上了三个月班，帮编辑部看稿，用的是路遥的桌凳，见到了不少名家。那时紫阳县政府正缺秘书，有人推荐李春平，可找不到人影。一辆县长的专用吉普把李春平接回了县政府办公大楼，他在秘书的工作岗位上干了五年。李春平置身于党政机关，好事多磨。清理以工代干开始了，李春平是工人身份，可他在干部的工作岗位上，按政策规定不符合在县级党政机关工作的条件。组织上派他去城关区当宣传干部，在天池村驻队，抓农田水利建设。宣传部急着要用笔杆子，李春平又被借调到宣传部当新闻干事，还在县委办当了两年秘书，后来他又回到了县政府办秘书的岗位，成为了一名国家公务员。在党政机关工作了十几年，对于李春平来说，这是一块试验田，是体验生活的地方，铺垫了他个人的知识和生活，奠定了写官场小说《奈何天》的基础，积累了一笔巨额财富。这期间小说经常发，还有不少作品获大奖。毕竟是在党政机关工作，容不下自由个性的张扬。李春平是热爱自由生活的人，他能独立地富于创造性地完成每一项工作，却不愿受到过多的约束。烟瘾大，茶瘾大，酒量小，每天坚持写5000字，熬夜有功夫，睡懒觉也有功夫。这些特点，朋友们不仅接受还把它当成了优点，但绝对不能作为机关评先进、提拔重用的条件。我们在一起打牌，打升级，不赌博，他用心地打赢了。他不在乎生活对他是否公正，自己总是公正地对待生活，期望奢求在人群中大不相同，因为李春平对事业另有目标，要把小说写成大说，要用笔去描绘美好生活，用思想去影响人创造美好。(www.xing528.com)

李春平到上海去的本意是想做点生意。紫阳在上海设立办事处，做生意名正言顺，所以他报名要求去上海。1995年，对于李春平的人生是一个大转折，这甚至是一种痛苦的转折。他的哥李春芳对我说，春平当时一无所有。他经受生活的折磨考验，生意场上遇到了坑蒙拐骗，随之上当受骗。偶然写长篇小说，其实也是必然的选择结果。紫阳驻上海办事处条件很艰苦，7名工作人员挤在一间20平方米的小楼上打着通铺，楼下是不足10平方米的办公室。白天他跟大家一起出去谈工程业务，晚上回单位在床上写作，“几乎每写一个字都会听到周围各种不同的鼾声。如果楼下办公室夜深无人的时候，我又会从楼上转移到楼下办公室去写。这是我唯一利用桌子写字的时候。那时，有一张桌子写字，就成了我最大的幸福。我特别羡慕能在桌子上写字的人。”李春平对我们说起了当时的情景。他走遍了大街小巷，跑遍了历史上英、法、德等国在上海所有的租界，了解上海的历史文化。他用敏锐的目光去审视上海普通事物，他看到了不少人抛妻别子，远走他乡，到上海来寻梦。他们是流浪者，也是建设者。上海有四百万外来大军，上海不是上海人的上海，而是全国人民在一个滩上建设起来的上海，是中华民族创造的人间奇迹。浦东开发的热潮感染了李春平，他的精神细胞产生了创作冲动，于是他就趴在集体宿舍的床沿上写:“小时候，我问我父亲，上海是什么?父亲回答:上海是个滩。”1996年，他用三个月时间，写出了我国第一部反映浦东改革开放的长篇小说《上海是个滩》，他给当时的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徐俊西写了封信，谈到了创作情况，第三天就接到上海市作协的电话，说尽快要见到小说稿，手稿送到了市作协。三个月后，决定将《上海是个滩》编入上海市委宣传部组织的“大上海小说丛书”，并且给了他6000元创作资金。这时候，市作协却找不到李春平的下落，原来他的书稿脱手后，独自一人来到了西安，紫阳朋友邢世嘉为他提供食宿，备足了烟茶。他关闭了手机，聚精会神地写出一部长篇小说《半个上海人》^[3]。《上海是个滩》出版后，轰动了大上海，在全国各地产生了较大影响，连续印刷了三次，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连播三个月，《人民日报》、《文汇报》、《文学报》、《解放日报》、新华社华东分社编发了消息。2003年4月27日《文汇报》上发表文艺理论家戴翊的文章《文学创作与城市精神》一文，文章说《上海是个滩》这部书对表现上海城市精神有特殊意义。书名至今成为上海的流行语。

小说一发不可收，李春平在上海从做生意走上了创作道路。1997年，发表中篇小说《玻璃是透明的》，被北京电影制片厂搬上了银幕。1999年春天，应上海辞书出版社的邀请，用40天时间采访了30多位学术界名流，创作出史志性长篇报告文学《辞海纪事》，国家新闻出版署将其作为全国辞书编辑培训的基本教材。几年来，李春平出版了《情人时代》、《上海夜色秀》、《我的多情玩伴》、《奈何天》等6部长篇小说和30部中篇小说，时代文艺出版社隆重推出《李春平长篇小说自选集》(三卷本)。李春平是失落的生意人，但他是春风得意的作家。

李春平的小说充满了大气。他是一个主张把小说写成大说的人。所谓大，就是大视野，大境界，大痛苦，大欢乐。在《上海是个滩》中，他极力表现外地人参与浦东建设而不畏千难万险的大气魄;在《情人时代》中，他表现了现代意识与传统婚姻模式之间的大冲突与商业化时代爱情格局的大调整和大裂变;在《我的多情玩伴》中，他极力表现了友情、爱情和亲情的大欢乐;在《奈何天》中，他表现了一位非常出色的县委书记当权力达到顶峰时经不起各种利益的诱惑而导致人生大蜕变，警示各级党政干部在当前复杂的社会大环境中要大反省，大彻悟。上海称李春平为新生代小说家，也有某些刊物称他为著名作家，但他对“著名”两个字最不高兴。他说:“尽管我在全国算是一个高产作家，创作题材也比较广泛，但是我的绝大部分创作素材的积累都是来自故乡紫阳，来自于生我养我的这片土地，来自于几十年的人生经历。在上海，聚会场合都介绍我是著名作家，我从心里明白，自己根本就不算是著名的。我一向也反对传媒用‘著名’二字介绍我，我的不足我是知道的。我之所以选择上海，主要是因为地域因素，上海是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是一个东西文化交融的地方，我可以站在较高的立足点上，以更开阔的视野来关注人生，关注社会。”

李春平是从吊脚楼走出来的，《郑家女子》是生活中的原型人物。他在机关体验人生，失落于生意场上，在大上海落脚，上海滩是一个新起点。他把小说写成了大说，其中包含着个人对艺术追求的大苦大累大投入，回报给社会的是大奉献。他热爱自己的故乡，他说:“我的根在故乡，我的身上流着紫阳的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