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平自述
李春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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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于1961年腊月初六，公历1962年元月11日。母亲生了八个孩子，成活四个，二男二女，我是最小的。我们祖上应该算是四川人，父母都是一口四川话。后来到了陕西紫阳县的麻柳坝，再后来就到了铁佛寺，母亲就在这里生了我。生我的时候是半夜子时，一切收拾停当后，天就发白了。这时，铁佛小学琚泽洲老师像往常一样来我们家倒开水泡茶，结果遇到了这意外的“逢生之喜”，按照当地民俗，琚泽洲就成了我的逢生干爷。后来一直称他为爸爸。
1966年，我们全家随父亲工作调动搬到了紫阳县高桥区龙潭乡曾家湾。那时不通公路，是大人把我从铁佛寺背到曾家湾的。那时我才四五岁，还不能走山路。过来之后就住在村里过去的一间牛圈里，隔壁是猪圈。牛粪的味道已经没有了，但牛圈的影子却一直印在脑海里，由此决定了低人一等的特殊地位。据说曾家湾原叫潘家湾，以前住着潘姓的老家老户，后来一家人消失了，只留下了一个苍老的地名，地名也没有保持多久就换成曾家湾了。我的父母从四川到陕西，转战大半辈子，曾家湾成了他们生命历程中的最后一站。现在我才突然意识到，我父母和我们这两辈人，几乎一辈子都是移民，一辈子都是流动人口。流动成了两辈人的人生特性。流动到什么时候不流动了，就到人生的终点了。
父亲到龙潭时是公社革委会副书记。经常背着黄色的帆布小包，上有“红军不怕远征难”字样，感觉是行伍出身。哥哥李春芳上完小学，到了初中就不上了，成了家里的劳力。同样的劳力，别人挣十分工，他挣四分工。这是我最早见到的人间的不公平。我妈妈只是发了一些牢骚，并没有为获得公平而进行多少实质性的努力。当然，她比谁都明白，努力也是枉然，生产队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家族势力，形成了横行乡里的野蛮霸权，弱者的呐喊永远处在强者的淹没之中。所以也只能认命。像我们这样认命的很多，只是我们充当了一个典型。
我最早遇到的疑团是我是从哪里来的，特别关心我作为一个个体生命的问世过程。记得那年冬天，妈妈把我抱在怀里烤火，我反复纠缠这个问题。妈妈说是从她夹肢窝生出来的，又说是从肚脐眼生出来的。从妈妈琢磨不定的眼神里，我似乎感觉到这里面大有学问。稍长一些，我开始怀疑夹肢窝和肚脐眼生孩子的可能性。后来我知道了，天下所有的母亲都在用善良的欺骗忌讳着人类生殖的最大话题，并为这个话题的展开而面色尴尬，支支吾吾。
我在家里是最小的，哥哥姐姐和父母都非常爱我。我是在各位家庭成员爱心的包围中长大的。因为宠爱，我从小就特别娇气，特别好哭，大人一句重话我就眼泪汪汪了。对文艺作品也很敏感，好不容易才看一场电影，结果弄得泪流满面。可是有一点，如果在外面别的小朋友打了我，我会选择走开，但我绝不会哭。好像那时我就隐约懂得，在外人面前掉泪是一种软弱，在自己家里人面前掉泪是一种撒娇。实际上，我骨子里还是很坚强的。我的双脚至今留下了不少于20处伤疤，都是摔跤或劳动时致伤的，我也从没哭过。我对苦难的面临具有天生的忍受能力。
有一次，我二姐家来了一位算命先生，说他能看相，顺便也给我看看。先生一副瘦脸，狭长而深邃，看上去就是一个老谋深算的人。他把我仔细端详一番之后，说，这个娃儿，磨难多呀。不过，35岁以后就好了，会成为一个不简单的人，晚年有福啊。当时我就想，我能活到35岁吗?什么时候是我的晚年?我觉得这个问题太遥远了，我不关心它，我只关心明天出去玩时会不会挨打。因为那时总有一些同龄的孩子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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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童年时光里，我从来没有感觉到生活的艰辛，因为食物能够基本满足，没什么衣食之忧。最深的感触是备受欺凌。我们是外来户，在这里没根没底，自留地是生产队划给我们家的，大约有二亩多。在人多地少的地方，我们的到来使生产队公有的土地就多了一个瓜分者。学了数学才知道，当分子不变的时候，分母的扩大会使得数减少。那时公社，农民叫社员。有的社员就骂我们家是“吃冤枉”的，意思是白吃白喝。我父亲小时候害天花，脸上留下几颗麻子，也一直被人所讥。“李麻子”的称呼成了别人攻击我们的锐利武器，一旦听到这三个字，就知道我母亲又得罪人了，我们又在挨骂了。年少无知的孩子们还把它编成了顺口溜，像儿歌一样在口中吟唱。至今，打麻将时谁要是把九筒叫麻子，我就会心里紧缩，脸上发烧。因为麻子这个污辱性的语言伴随了我的整个童年时代，笼罩着我的成长期，凝结成一个家族的巨大伤痛，它在任何时候都足以刺痛我的灵魂。
我的两个姐姐早早就出嫁了，家里只有我们兄弟两个陪伴母亲。比我们年长的可以打我们兄弟俩，比我们年少的也可以打我们俩。懦弱和内向是那时最典型的个性特征，直至影响到我们的人格发育。我们院子有个人叫田自贵，跟我哥年龄相同，可以同时拖着我们兄弟俩的脚，倒着把我们从山坡上拖十几米，我们的后背被石头和杂草擦得血迹斑斑。我们也有奋起反抗的时候。有个村民叫向春台，比我哥还大，平时我们也很好的，可在有利益冲突的时候就容易打架。有次在山上砍柴，我们兄弟俩就跟他打了起来，把他打得鼻青脸肿，抓掉的头发缠绕在我们手上，理了好半天。这是我们最得意的一次胜仗。第二天我从他家门前路过，他父亲一看见我，就扯起嗓子骂起来:平娃子，你这个狗日的娃儿——!我吓得拔腿就跑，好久不敢见他，并常常想起他那凶恶的样子。
后来，向春台当过一段时间的村长，我们兄弟回到老家时，提及童年往事的时候，他还哈哈大笑。
那时我特别盼望长大，长得全身都是力气。但也隐约觉得，一个人，仅有力气是不够的，可我又不知道除了力气之外我们到底需要什么，只是觉得需要的太多太多。包括如何对付别人的欺负等等。在院子里，唯独不欺负我们的是一家地主，他们的日子跟我们一样艰难。可是，因为贫下中农要跟地主划清界限，所以我们必须跟他们保持距离，不能亲近相处。我们各自在群体中的弱势地位也造就了我们的本份和善良。
大家都养猪，唯独我们家不同于别人。我们家房子小，没有猪圈，母亲好强，每年都要养一头过年猪。从我记事的时候起，猪就一直跟我们在一起生活。我们睡里屋，猪睡堂屋。小猪从进门之后，就必须接受母亲对它的驯化:不让它在堂屋大小便，在外面也不能随意大小便。要给它规定地点和时间。每天晚上都要把猪拉到外面的院子里起夜。时间长了，猪就养成了一种习惯，和人起夜的时间也同步了。只要是晚上把它拉到外面，它就会产生条件反射，知道这是解手的时间。驯化之后的猪也跟我们一样享受着人间苦乐，夏天可以和我们一样在屋子乘凉，冬天可以在屋子烤火。平时闲下来了，我们就会给猪挠痒痒，它在主人的逆境中学会了享受，挠痒痒的时候它还哼哼地撒娇。家人出门时，它甚至会摇头摆尾地送一程。所以我妈经常得意洋洋地说，她养的猪通人性。
可是，猪也有猪的难处，它也跟主人一样受欺负。有时它也想自由自在地跑到外面去玩，见了庄稼就啃。它不知道哪些是能吃的，哪些是不能吃的。别人遇见必是一顿暴打。有时伤痕累累地跑回家，我妈见了心疼，便连人带猪地骂，指桑骂槐地骂，猪便像一个犯了错误的干部，不做声，不顶嘴，找个地方悄悄地睡去了，完全是一副自我反省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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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开始，我们家的命运急转直下。一切都来得那么突然，那么疯狂。做公社副书记的父亲被当作走资派抓了，来回批斗。母亲总是不满别人的欺负而跟队里的人吵架。只要出了大门，几乎很少有开心的时候。仿佛在整个童年之中，除了盛夏的烈日之外，平时我几乎感受不到太阳的存在。
有天下午，院子的人纠集一伙人气势汹汹地撞进来，用锄头挖开了我们家跟隔壁猪圈的通道，以前那里是一道门，我们住进后才封死的。挖开之后，尘土飞扬，一片混乱。平时一向厉害的母亲睁大眼睛，惊恐万状地看着他们。母亲一边护着我，一边安慰我说，娃儿啊，你莫怕，只要妈在你就在。之后他们把我家所有的家具连同笨重的石磨也扔在了外面，我们全家就这样被轰出去了。就在这个阴森的傍晚，我们成了无家可归的人。我不能理解的生活苦难，在我的童年拼接成了一种独有的生命样式。
母亲拉着我们兄弟到了龙潭公社革委会，住在父亲的办公室里。父亲那时好像不在机关，他在到处接受批斗，繁忙得像现在的歌星赶场子一样，这里忙完就到那里，革命小将就是他的演出经纪人。终于，父亲不堪折磨，在巡回批斗中病倒了。我不知道父亲能不能活过来。但是，持续一个多月之后，父亲还是慢慢地缓过气来了。
大难不死的父亲真像当时所说的那样“走资派，还在走。”他依然在那个副书记的职位上，只是身体大不如从前了。那时我就觉得奇怪，父亲虽说是个小官，可为什么我们家却反而因为他而导致不幸呢?在我的印象中，那时父亲手中的权力甚至不如当时生产大队的夏书记，这位大队书记叫夏成美，是个虎背熊腰的壮男，我们大队共有四五个生产队，全由他管着。他扬着旱烟袋往那里一坐，立马就坐出一副威风凛凛的样子来，生产队的许多社员对他都是充满敬畏的。这位夏书记，是我对权力认识的开始。好像他的权力比父亲实在得多，具体得多。而我却从来没看见父亲使用过耀武扬威的政治权力。唯一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父亲喜欢背着一包中央文件或《人民日报》到处念，让大家学习“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要掀起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等等。他念完了，就轮到革命小将口诛笔伐地批判他了。这里挨批斗完了，又赶到另一处去念文件，挨批斗。我就不明白，发动群众的是他们，推动文革的是他们，遭遇灾难的也是他们。那个时代，给我们留下了太多太多看不懂的东西。
长大后我反复思考这个问题。历史就是历史，有些历史本来就是弄不清的，也未必非要把它弄清不可。让它永远成为一个谜团，也许才更具有历史的深味。如果真要把历史搞得跟现实一样清楚，那么历史资源可能就被耗尽了，历史也就成了一个空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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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八岁时上了村办小学，叫何家堡小学。长长的木板横架在石头砌成的墩子上，就成了我们的桌子。也有一些真正的课桌，但很破烂。学校离家五里路，要翻越两道山梁，要穿过一道茂密的丛林。通常，我和同村的孩子们结伴而行。一路打闹往返，制造出一路的欢歌笑语。
第一次戴红领巾感觉非常荣耀。记得那天我回家时，我妈妈正在生产队劳动，好像是挖地。我就戴着红领巾跑到地里，在众多的村民面前展示我的脖子。我根本不明白它有什么伟大意义，可我就是莫名其妙地喜欢着它，热爱着它，我为它而快乐，为它而兴奋。我发现，劳动着的大人们冷一眼热一眼地看着我，只有我的母亲是笑眯眯的，尽管额头是汗，但没有忘记不时地抬头欣赏一下她的儿子。这使我体味到了母爱和荣誉的双重幸福，以及被人欣赏的心理需求。
我在十二三岁的时候，好像是1974年，父母就一同修襄渝铁路去了，剩下我和哥哥两人在家。哥哥开始独立主持家政了。哥哥劳动，我上学。他从街上买了一头小猪，全身通黑。通过一年时间的喂养，到年底这头黑猪就长大了，杀了作年猪。我们那里有熏腊肉的传统习俗，哥把猪肉一块块地悬挂在火炉顶上，用柏树的枝叶加上其他柴火的烟雾集中熏烤。这是他全年的重要收获，特别害怕小偷偷去了。晚上我们俩手持木棒，守候在门口，时刻准备迎接一切来犯之贼。山野的冬天北风很大，外面有点风吹草动我们就会立即紧张起来，望着柴门的黑缝怒目而视。直到母亲回来，我们才感到真正安全了。母亲是我们最伟大的精神领袖。
就在这不久，我们的小学教师张家玖调走了。一伙同学都哭哭啼啼，舍不得他走，可他又不得不走。张老师是公办老师，是一个很有魅力的男人，课讲得好，对同学们也好，学生都喜欢他。至今我对他都依然怀念。他让我懂得了，一个老师对学生的爱，可能会造成学生对老师的高度依恋，甚至影响学生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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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上初中的时候，受欺负的程度减轻了许多。哥哥当兵了，成了革命军人。听说第三次世界大战迟早是要打起来的，我们家就有一个冲锋陷阵的人。家门前“光荣军属”的木牌让我们感到了一种力量的存在，也成为顺应时代潮流的家族光荣。乃至我哥复员许久，那块木牌依然挂着。不知什么时候，也不知是谁把它取走了，我总是觉得门框的上方少了一点什么。少在了墙上，也少在了我心里。从此我似乎明白了一些道理:世界上美好的东西，如果你本来没有，你会对它无所谓的。如果你有了之后又变得没有了，就会对它特别在意。
初中是在龙潭初级中学读书，每天来回20多里路。我长大了，也成了一个业余劳力。每天放学的路上，在路过山梁时，还要打一捆柴回家，饭后就打猪草。生产队分粮食的时候，我也能给妈妈帮忙了。比我大的人也不再明目张胆地欺负我了，有时还在一起玩耍嬉戏。少年心性，把我的劣迹也彰显了出来。有次队里分包谷，昏昏黑夜，晒场上点着马灯，各家各户的人都在那里等待分包谷。一个比我大的小伙子唆使我去摸一个大姑娘的乳房，他说那个好摸，是软的。我那时年幼无知，不辨是非，就兴冲冲地去了。在马灯的不远处，站着两位姑娘在说话，她们个子大小也差不多。结果我摸错了人，摸到了我表姐身上。表姐发育良好，胸部很发达。我摸了一把，好像还揉了一下。我正要逃跑的时候，表姐重重一拳打在了我的背上。我平时很亲热地叫她表姐，此后见了她就脸红心跳，觉得没脸见人了。
我们家的自留山面积很小，没有什么柴火，家里烧柴成了问题。曾经多年欺负我们的一家人，他的儿子是我同学，同学就让我在他家的山上去偷柴，他负责给我放哨。有时，还让我在他家偷腊肉煮着吃。而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在一起共同作案，偷别人树上快要成熟的核桃、板栗和地上的黄瓜。尽管我们的偷窃似是而非，但毕竟未经主人许可。奇怪的是，偷来的东西好像比别人送来的东西更有滋味，因为那是提心吊胆之后的风险收获。
一个受尽欺负的人是不可能有什么远大理想的，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将来能在曾家湾找一个漂亮媳妇，修建两间好房子，能经常吃肉，能经常吃挂面和白面馒头。如果有可能的话，长大了要把以前打过我的人和欺负过我们家的人通通打一遍，把所有的积怨深仇一次报完。
在这不久就通火车了，可我没有见过火车是什么样子。我哥当过兵，他坐过。我问他火车是什么样子。我哥说，其实火车没什么，就是车头还好看，看到车头就等于看到火车了。他描述一番，我还是想像不出真正的火车是甚模样。于是决定去看。走时他叮嘱我说，如果火车没来，你就趴在轨道上听声音，轨道上有声音就说明火车要来了。我一去还真看到了。我的心里装满了神圣，用敬重的眼神看着很长很长的一列火车，目送它飞快地穿洞而过。后来就听到农民对火车的议论:“这家伙连趴着跑都这么快，要是站起来跑该有多快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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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紫阳县高桥中学上高中的，这对我是一个新的转折。学校在高桥镇上。对于镇上的孩子们，我从小就非常羡慕他们。高桥有东西两条河流在此汇合，也就有了东西两座木桥。好像是明清时候修建的，很古老了。传说正月初一扔个石头，正月十五才能听到落底的响声，极言桥之高，河之深。小孩们成天在桥上嬉戏，大人们也时常在桥上纳凉。那时我就特别羡慕他们是街上人，口粮是国家供应的。而搬运工人每月供应45斤粮食，更让人羡慕他们的优裕。当时我们同班同学的父母中，有供销社职工，他们当售货员，有卖百货的，也有卖馒头的。我的理想比当好一个农民提高了一步，比如当售货员或搬运工什么的。我们羡慕职业，并非羡慕职业本身的价值，而是羡慕职业外壳的体面。
高一的时候开始了写作。好像什么文章都写过。不知看什么书受到启发，我决定写一部抗日战争时期儿童题材的长篇小说。写到十多万字的时候，被老师发现了，点名批评了我。我脸臊得通红。尽管长篇的写作终止了，我却发现了自己编故事的能力。在贼心不死的情况下坚持偷偷写作，高二时就在县文化馆主办的《山花》杂志上发表文章了，主编张宣强老师曾经给我很大的帮助。
高考落选之后，我进入了一个相对衰落的时期。我回家后，情绪非常不好，老是冲母亲发火。不久我作了一所初中的代课教师，之后又成了“正式的”乡村民办老师，在离家30多里的一个高山小学——团结小学教书。我去之前，学校只有一个田老师，我去了就是两个老师了。田老师对我很好。知道我每天晚上要看书，所以每天早晨都是他做饭，下午则是我做饭，我们像值日生一样轮流地过着。有天早晨起床，我看见他在洗脸，然后把洗脸水倒进了盆里淘菜。当时我惊呆了，我恨不得一下子冲过去。我说，田老师你怎么能用洗脸水淘菜呢?他满不在乎地说，我一直这样啊!我说这不行，太不卫生了!我真不明白，学校的旁边就是河水，我们用水是很方便的。为什么要用洗脸水淘菜?为什么有这种让人恶心的卫生习惯?不敢想像我竟然吃了他几个月的洗脸水。我当时真想发火，想到只有我们两个同事，团结要紧，何况他对我也很不错，只能委婉地说一下。告诉他以后再不能这样了。此后的日子里，我就特别关心他烧饭时的卫生状况，怕他弄得脏乎乎的。
团结小学就我们两个老师，一间教室，50多个学生，四个班，全挤在一起上课。也就是说，给任何一个班上课，其他年级的学生都可以听。这可能是中国贫困地区最典型、最奇妙、也是最落后的乡村教育模式。一年级有个学生13岁，他已经读了五个一年级，还没升到二年级，被称为小学里的大学生。第二年我离开的时候，他终于升级了，因为分数还是不够，只能“破格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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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说，父亲提前退休是因为有一个顶替的名额，可以解决我们兄弟其中之一的职业问题。那时我哥哥是公社革委会副主任了，属于民选干部。一个顶替指标，可有我们兄弟两个人，怎么办?我和哥哥商量，我们同时到县里去，上面看上了谁就是谁。那天我们说好了，就从高桥到县里去。我和哥哥步行到高桥农场对面的时候，哥哥突然说，算了，我就不去了，你去吧。我说那你怎么办?哥哥说他工作的问题不大，反正他已经是民选干部了，以后能够解决的。重要的还是我。说完他调头就返回高桥了，我一人到了紫阳县政府。就这样，我哥主动把这个指标让给了我。1980年10月，我办完顶替手续，进入紫阳县高桥区文化站工作。
文化站是新成立的单位，就我一个人，白手起家。建房，管理财务，都是我一个人。我修了五间房子和一个电影院，有了图书室。图书订购和管理都是我，订购的所有图书都是我自己喜欢的。我就在这里呆了四年，自学完了中文专业的全部课程。可以说，这是我人生最勤奋的四年，因为高考落选蒙羞，这四年几乎是赌气式地学过来的。王力的《古代汉语》四大本我都翻烂了。我为了集中精力学习，怕外界打扰我，我把门板取了一块下来，变成活动的，从里面可以在外面挂锁。
所以，十年后我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时，基础课几乎不用复习，同时报考四门功课都一次过关。
我的第一篇小说叫《郑家女子》，是写我哥的婚事，有一万多字。我很庆幸遇到了一个好编辑，好像姓刘，是工人出版社的编辑。他指导我修改了三次。他们的刊物叫《丑小鸭》，发表过中英杰、韩静霆等一些名家的作品。在1984年前后，我大约写了两尺多厚的稿子，100多万字，全是退稿。有段时间我每天到邮局取信，都能收到我的稿子。奇怪的是，我每写一篇稿子，都感觉非常好，一点不比那些发表出来的差，可偏偏又不能发表。我无法知道自己的毛病在哪儿。但我一直拼命在写，是因为自己不服气。我最多一天写1万字，写到后来就积稿成堆了。《郑家女子》发表后，接着在《百花园》、《青海湖》、《青春》、《萌芽》杂志发表小说了。年底就进了《延河》杂志社看稿子，是编辑雷乐长先生让我去的。那时白描(白志钢)当主编，他是个很不错的人。后来我加入省作协，也是他当介绍人。
在省作协的感觉非常不好。名人太多，压力太大。杜鹏程、路遥那时都在，我就坐在路遥的位子上，他的抽屉里放了许多苏联文学杂志和他的信件，我闲了就翻开看看。那时我和作协美术编辑郑文华先生住在一起，路遥和贾平凹经常在我们房间和隔壁房间里下象棋，有时半夜三更才走，走时还要在门口的雪地上撒泡尿。
就在这年冬天，我接到紫阳的电报，让我速回。我就回去了，就再没到过作协。我在作协的行李之类是朋友郑文华陆续给我寄回去的。我回紫阳后，有人说让我到县政府从事秘书工作。命运就在这年拐了一个大弯，走向了一个我完全没有想像过的方向。
1985年10月的一天，县政府的一辆吉普车来到高桥文化站，非常突然地把我拉走了。在车里，我哭了。我留恋高桥这个地方，我毕竟在这里苦读了四年，苦写了四年。我的时间利用率绝对是足额的，除了吃饭睡觉就是读书写作。此外，朋友极少，没有业余爱好。我把一段个人奋斗的青春岁月扔在了这里。我明白，我在这里制造的几乎全是废品，但却锻炼了我的筋骨，使我从精神和文字上强悍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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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县政府应该算是顺利的，主要任务是写材料，平时要阅读大量文件。我也很快适应了秘书工作，用不了多长时间就悟出了一些名堂。所写的任何材料都要请领导审阅修改。你别操心领导们不会改，别操心他们是否具有修改别人文章的能力，反正他们会改动的。不会往好处改，就会往坏处改，所有领导都具备这种职业天性。我在不熟悉业务的时候，大型工作报告一般要经过多次手脚。当初打回来重写时，我是真的返工。结果返工之后的东西，领导又要让你往回改，回到上一稿的思路上去，让人哭笑不得。后来我就聪明了。如果第一稿不行，领导会给你几天时间修改。我把原文的结构进行重新组合调整，过几天再拿去，领导一看就满意了，说这次就很好，下了功夫嘛。
1985年10月我结婚了，文学青年成了有妇之夫。没有举行仪式，办了手续就到武汉三镇去旅游。回来之后，单位的朋友和亲友们给我凑了份子，那时干部工资低，钱值钱。最多的送10元，最少的送2元，曾家湾的乡亲有的送了五毛。我在安康有个好友，他当时就只有10元钱，请我吃了顿饭，然后把补回的零钱全部给了我，让我感动不已。它让我明白，什么是友情。友情就是你的喜事他祝贺，你有忧事他操心。当语言不能深表其意的时候，礼物或礼金就是最直接的表述方式了。(www.xing528.com)
在核心机关工作，这里就是官员面孔的集中营，就是官员嘴脸的展览厅。最大的好处是认人，识人，知道了世界上有什么样的复杂心态，知道了官场上有哪些可笑嘴脸，知道了一些政府首脑有多么辛苦，多么艰难，多么容易被人误解。也知道了个别领导在父母官的名义下所表现出来的惊人的平庸与无知。这也导致了一个问题，我的弱点也很快暴露出来:我从骨子里看不起这种人。你可以领导我，指挥我，但却无法改变我对你的不尊重，无法改变我对你的不友好，更无法改变我不屈不挠的个人努力。
实际上，我所接触的领导中，有一些非常不错的人。他们有优秀的人品，有忧民的情怀，有聪明的大脑，但就是缺乏创造性。在制度和规则的限制下，他们一般不敢因为开拓创新而越过某种界线，由此决定了他们中的大多数只是来去匆匆的过客，也决定了他们在仕途上的一般造就。
我的时间是一分为二的。一半工作，一半写作。绝活是能够熬夜，可以通宵达旦地写作。在政府工作效率普遍低下的背景下，为我的这种生活和工作方式提供了可能性。可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和生活着，每天都在消磨原有的书生意气，消磨原有的棱角和率真的个性，使我对我的工作产生了极大的厌倦，情绪也消沉起来，感觉没有了力量、方向和支撑。我不明白这种平庸的生活要持续多久，也不明白我究竟追求着什么样的人生目标，仿佛陷入了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中，各种莫名的焦虑充斥着我的内心，有时甚至想放声大哭。
各种不顺结伴而来，它们带我进入了一个人生最低迷的特殊时段。已近10年的婚姻危如累卵，调动工作频频受阻，我精心创作的第一个长篇小说《情人时代》联系了13家出版社无一肯出。一个更可怕的问题是:视野的局限，生活的局限，见识的局限，知识结构的局限，众多的局限束缚着我的写作进步。而在一个小小的县城，我是很难超越这些局限的。于是，我选择了出逃。而对我这个35岁的年轻人来说，就是一个生死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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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10月中旬，我匆匆忙忙办好了调动手续，决定出走。带着我的一箱书，带着我的长篇手稿，带着我并不明朗的人生美梦。妻子和女儿点点在车站送我，她们站在桥墩下看着列车渐渐远去，眼眶里含着泪水。我不知道此次出去是祸是福，也许就死在外面了。心里透着一丝丧魂落魄的悲凉。
第三天，我来到了紫阳县驻上海办事处，住在上海浦东南码头地区。一切都是新鲜的。我很快喜欢上了上海这个庞大的城市。我在内心祈祷着，但愿上海的这个秋天就是我人生春天的开始，这是上海气候最宜人的时候，我要晒上海最好的太阳，并在这样的太阳下感受这片生机勃勃的东方热土。那种热火朝天的场面，高效快捷的节奏，高亢激昂的情绪，一根火柴就能把整个上海点燃。这种环境，正好消解我在离开紫阳时的低落情绪。
第一件就是到书店买了许多研究和介绍上海的书，用心苦读。然后就到处跑动，浏览上海的风土人情，解读都市的人文风光。精神上慢慢复苏了。浦东聚集了三百多万外来人口，闯荡上海滩的故事也从各个不同渠道向我涌来，它让我振奋，让我难眠，于是开始在八个人的集体宿舍里写作《上海是个滩》。
到了1996年春天，《上海是个滩》初稿就写好了，有天我翻开前几天的旧报纸，从《文汇报》上看到一则消息，称上海市委宣传部组织出版一套反映上海改革开放成就的“大上海小说”丛书，由作协负责组织实施，我顿时欣喜若狂，就给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徐俊西先生写信，介绍了《上海是个滩》的基本情况。第三天，就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来电话的说:“我叫毛时安，是作协副秘书长。你给徐部长写的信收到了，他委托我处理你的稿子。请你把稿子给我送来。”初稿是写在白纸上的，为了抄写第二稿，我到处买稿纸，可都没有300字一页的那种。后来跑到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那里索要了一叠，稿纸规格一样，但纸型不同。可我还是将就着用了。把稿子改好抄好后，就送到了上海市作协毛时安先生的手上。当时办公室里有作协党组书记、著名诗人罗洛，还有小说家叶辛，剧作家宗福先，王安忆在门口晃了一下，走了。这时候我才知道毛时安是上海有名的大评论家。
这年仲秋，我就从上海到了西安，一住就是三个月。中途我又从西安回到安康，办了离婚手续，还吃了顿离婚时的团圆饭。吃不下去，想想很难受。仿佛那时结婚就是为了今天离婚。当初结婚时也是一个小红本，11年后，却用红色的《结婚证》换回来一个黑色的《离婚证》，只是主题词变了，颜色变了，还有我们人变了，妻子变成了前妻，我也变成了她的前夫。黑色的《离婚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心里黑暗了，阳光尽失，又空又乱，感觉真正成了一个流浪者。我当晚在朋友的办公室住了一夜，次日又到了西安。
空虚之际，我在西安租住的民房里，给上海市作协毛时安先生打了一个电话，问我书稿的情况。他说，作协正在到处找你，你的《上海是个滩》一路看好，准备出版了，要跟你签订出版合同。我让他把出版合同寄到西安来。这时书稿已经送到上海文艺出版社了，正在编辑之中，他又跟责任编辑联系，把合同寄到了西安。我第一次见到这种出版合同，确实非常高兴。原来合同是这样的，著作权人是甲方，乙方还得按版税乘印数给我付钱。后来我才得知，在我所签订的十几份出版合同中，上海文艺出版社签订的《图书出版合同》的质量和版税率都是最糟糕的。
这时发生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小说出版后，毛时安先生给我打电话，请我到上海参加新闻发布会，我当时没钱，又不好意思说没钱，就说有事走不开，表示不能参加。也许正因为我没出席新闻发布会，反而带来了一些好处。在丛书中的五部长篇小说中，我是唯一的外地作者，也是唯一反映浦东开放开发的小说。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翟泰丰先生到上海参加新闻发布会，上海市作协把我个人的情况作了专门汇报，称我是陕西来的打工仔。之后又在中国作协召开新闻发布会，又把我拿来说了一遍，由是引起了传媒的注意。
不久，我就在西安接受了上海《新民晚报》记者项玮的电话采访，说是要配发照片，照片是西安照好寄过去的，我所在的单位也并不知道有这回事。紫阳县政府驻上海办事处旁边有个环卫所订有《新民晚报》，有天下午，环卫所的职工拿着当天的报纸说，报上的照片有点像你们单位那个姓李的，不知是不是他。单位的人一看，正是我。然后给我打电话，说我小说出版了，还上了报。虽说那个专访的版面不大，却是《新民晚报》“文化艺术版”的头条新闻，我让他们把报纸寄过来，我看了不下10遍，感觉我从小说中获得了新生。于是做梦，我可以用小说谋生了。
在西安期间，我完成了中篇小说《玻璃是透明的》的写作。冬天的时候我就到了上海，与上海作家孙顒、俞天白、徐蕙照、李其钢一起，在淮海路香港三联书店举行《大上海小说丛书》签名售书活动。之后就发了第一版稿费1万多元，又在上海作协领取了6000元的创作补助费。那期间，上海90多家传媒对《大上海小说丛书》进行了集中报道，我也先后接受了《文学报》等报刊的专访。轰炸式的宣传，给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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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讲“文运”，我也很相信这东西。文章就跟人一样，是有它自己的命运的。中篇小说《玻璃是透明的》带到上海后，我首先交给了《收获》杂志社的钟红明女士。她看了之后让我改一改，我拿回了稿子，正在准备修改的时候，接到上海作家徐蕙照的电话，她说《上海文学》杂志社的姚育明女士向我约稿，我就把《玻璃是透明的》送给了她，她非常喜欢。据上海女作家潘向黎后来讲，当时《上海文学》主编周介人先生看了稿子，非常惊喜，向编辑部的同仁介绍这篇小说的语言和故事，说“这个李春平小说写得真棒!”本来是要马上发表的，结果稿挤，阴错阳差排到了1997年第8期《上海文学》“上海新生代小说专号”里，还配发了一页彩照，我坐在椅子上的样子很精明。1998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夏钢想上新戏，手头已经有王朔、张欣等几个名家的本子，但都不是很满意。便打电话找他妻妹，索要几本《上海文学》，看看里面有没有好小说。正好找到了“上海新生代小说家专号”，夏钢就看上了《玻璃是透明的》。于是就有了这部同名电影的诞生。后来我一直在想，如果小说在《收获》杂志发表了，也许就毫无影响。似乎这也是命。
《上海是个滩》和《玻璃是透明的》，拓宽了我的文学道路。于是我把从陕西带去的长篇手稿《情人时代》寄给了百花文艺出版社，编辑卢永裕先生马上回信说，他们将以最快的速度出版，争取赶上北京书市。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三年前我在陕西时，曾经把这部稿子寄给过百花文艺出版社，遭到冷遇。现在，同样是这部稿子，同样是这家出版社，却获得了两种不同的结果。我们很快签订了出版合同，三个月后就接到了样书。后来，卢永裕告诉我，《情人时代》在北京书市上上了征订排行榜，获得了一个文艺图书奖，写入了次年的《中国小说年鉴》。
就在1997年夏天，我离开了驻沪办事处的住地，独立在外面租了房子。先是跟一个上海老头合住，不久我就搬走了，在震旦中学租了一间临街的教工宿舍，非常简陋。我不明白的是，我的邻居竟然是家产几百万的富翁，他也住着我这种房子。我钱不经用，已领的稿费用完了。屋里除了一张床和简单的炊具，其余全无，特别是没有餐桌很不方便。有天我一个朋友说，旁边不远处有家餐馆不办了，家具都卖了，有张桌子扔在露天里，让我把它搬回来凑合着用。我就去看了看，还是半新。可我那时已经是有点名气的作家了，在街上拾垃圾回家还真丢不下面子。第三天下了一场大雨，我怕那张桌子被别人捡到了，就冒雨把它扛回了家，全身淋得精湿。我一边擦拭头发一边大笑，什么狗屁面子，穷的时候是没有面子的!
若干年后，我把这事对一个深圳的朋友讲，她说，她到深圳时用的沙发就是从垃圾堆上捡来的!
有一天，我打电话给《文学报》说事，聊天时我说到我的居住情况，我说我的墙上全贴着《文学报》彩版，环境之差是可以想像的。当时的《文学报》副总编陈志强先生马上派了摄影记者徐福生来给我拍照，说是要在报上发表，不能发表就作资料保存。徐福生给我拍了30多张照片，给那个特定环境做了一个记录。
穷归穷，但我的精神一直处于饱和状态。我是写小说的，富翁不是我的人生目标，我只管把小说写好就不会挨饿。在连续上了《小说月报》后，1998年的《蓝印幽梦》上了《小说选刊》，并以“中国新生代小说家”名义介绍出来，自此之后，我基本上一直保持着这个高度。有天我对上海作家孙建成先生说，我是不是要在《人民文学》和《收获》上发小说啊?因为他们在文学界影响很大。孙建成说，在这种刊物上发作品是为了打名气，对刚起步的作者来说是很重要的，对你来说已经不需要了。再说，他们的刊物并非每期都好，也有很差劲的作品。你现在只需要在省市级的重点刊物发表作品，外界都会关注你的。中国的文学刊物还没有一本能够超过《小说月报》的，只有转载才能使小说产生更大的影响力，所以不必介意原发刊物。周介人先生也对我说过，《小说月报》的编辑是很有主见的，杂志社推荐的稿子他们都不一定采用。所以这个刊物经得住考验，能成为中国选刊之王的原因也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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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我已经到上海多年了。可是，对上海当地的饮食依然不习惯。居家生活，主要还是自家做饭吃。我们每周都有一些日子在外面吃饭。在外面吃饭有两层意思，一是被别人请吃，吃上海菜。二是自己一家人跑到外面就餐。上海人不吃麻辣，喜欢甜食，吃酱油也很重。所以上海的糖尿病人很多，据说是吃甜食导致的。我细心地看过上海人炒菜的过程，他们的做工还是很精细的，做什么菜都要放糖。在一个家庭，食糖的用量远比食盐的用量要大得多，好像有些本末倒置。从一到上海就不习惯，到后来的慢慢适应。但最终还是不十分习惯的。可不习惯也得习惯，要强迫自己吃的。慢慢地也觉得上海菜好吃了。特别是红烧肉，上海人做得是很好的。我经常请上海的朋友来我家做，一次多做一些，留着慢慢吃，用时加热即可。每回在外面吃酒席，我都是要要点红烧肉的，吃不完的全部打包带走。
就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的时候，外面的餐饮大举进军上海，比如湘菜，四川菜，杭州菜等在浦东都有了，他们都在抢夺上海市场。这使我们在饮食上的选择多了一些。可是，在川菜和湘菜饭店，既不那么辣，也不那么麻了。店家为了适应上海消费者的口味，对正宗的四川菜与湖南菜进行了改良，淡化了原有的麻辣风格，但我们还是经常光顾的。毕竟，这与我们的口胃接近了许多。可是，不知不觉，我发现自己已经不能吃辣椒了，稍稍吃点辣椒就会满头大汗。不知是上海改变了我的饮食习惯，还是我背离了传统的饮食习惯?
1998年4月，我应上海辞书出版社之约，要给《辞海》写一部报告文学，当时新版《辞海》(即2000年版)正在紧锣密鼓的编辑之中，辞海办公室主任秦振庭先生让我抓紧。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社长李伟国继任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有一些新的想法。当时我们开会研究的意见是，让我写七八千字，我说你们最好不要给我规定字数，写多长就是多长。李伟国说那好，你写长了就出单行本。于是他们安排采访，秦振庭先生全程陪同。
从心理上讲，我对报告文学是没有兴趣的。但《辞海》不一样，是我国文化界和知识界通用的权威典籍，是很特殊的文化产品，我想从这里拓展视野，增长见识，了解我们的上一辈是怎样做学问的，采访对象囊括了除军事之外的各个学科的国内专家，名流云集。45天的集中采访，我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三个月写完，竟然有17万字。我起了一个很长的书名，社长李伟国看了书稿说，还是叫《辞海纪事》才能立得住。当时我建议让余秋雨先生题写书名，但立即遭到否决。他们说请汪道涵先生题名。汪老任上海市委书记时，江泽民同志当市长，两人都参加过《辞海》的会议，给予了许多方面的支持。新版《辞海》请江泽民题写的书名已经收到，我的《辞海纪事》请汪道涵先生题名更合适些。
在新版《辞海》的新闻发布会上，我问新华社记者赵兰英，《新民晚报》的文化记者项玮来了没有，她说她知道她，今天也来了。我请她把项玮帮我叫过来。之后她就把项玮叫过来了，说李春平找你。项玮一见我，就说，呵呵，李春平，你长成这样啊。我说三年前我出版《上海是个滩》时，你是第一个电话采访我的记者，同在一个城市，却未能拜访过你。之后我又把《文学报》采访过我的记者叫来，就在那里聊天。我说了一些感激之词。
除了《辞海纪事》的单行本之外，我还整理了若干零散文章，想多挣一些钱。其中之一是报告文学《跨越世纪的文化准备》，1万多字，《文学报》全文发表后，《新华文摘》在1999年第12期全文转载。这篇文章反响强烈，不久，辞海办公室的秦振庭先生对我说:“那天开会，我们孙局长给李(伟国)社长打招呼了，说李春平所写的关于《辞海》的文章，要允许他多处发表，不要管他，就当是做广告呀。”他所说的孙局长是指小说家孙顒，任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局长，我们曾经一同签名售书，一同去领取创作补助费，多次开会碰在一起，算是熟人。有次我们在会上碰面了，他赶快对旁边的记者说，我们合个影!他鼓励我一稿多投，关于《辞海》的文章就陆续在多家报刊问世，《江南晚报》、《晶报》都是整版发表。
1999年下半年，经济上有了好转。《辞海纪事》给我按版税付费外，又按字数付了一次。据说有的领导还有意见，说是超过了《辞海》词条的撰写稿费。《玻璃是透明的》在上海拍摄完毕，夏钢给我付了一笔电影版权费。中篇小说《城市的一个符号》被上海安氏文化传播公司买走版权，说要独立改编或加在他们的20集电视剧里面。这是我谈得最快的一次版权交易，当天见面，当天签约，当天付款。《情人时代》的稿费也到了，他们把钱寄到了上海作协。我到上海作协领取汇款单的时候，那人说，没想到你一个陕西人能在上海写小说赚钱。在我们上海作协，一次收到你这么多稿费的，也只有王安忆和叶永烈!我告诉他说，作家的大额汇款都是寄家里的，从作协路过的都是小额汇款。
日子稍稍好过了，我就买了电脑，重新租了房子。住在东方电视台旁边的一个小区里，大小三间，像个居民住房了。房东姓张，是个非常厚道的人。他有两套房子，一套跟他老婆孩子和岳父岳母住，另一套就租给了我。他是个再婚的人，儿子是现任妻子带过来的，没有工作，却谈了一个女朋友。老张对儿子非常好，常常为儿子的工作着急，也经常跟我谈一些家事。
在这里，我们由两人变成了三口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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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00年的时候，在上海的应酬突然间多了起来，介绍我的时候也称为“著名作家”了。新闻发布会，座谈会，组稿会等等，有时接二连三地接到请柬。我住在浦东，一般都是在浦西开会，来回要一天时间。上海的会都有一个特点，凡是开会都必有纪念品，要么是红包，要么是购物券或充值公交卡。一般来说，我是否参加这个会，先要衡量这个会的份量，对我本人没什么意义的就不参加了。有时通知会议的是熟人，提前要悄悄告诉我发些什么，如果有贵重礼品，就让我不要缺席。我喜欢开玩笑，说，能不能我不参加会议，你把礼品给我留着?人家说那可不行，要从签到册里计数的。而且请你参加就是请你来捧场的。但是，我确实见到一些著名人士参加会议时拿了礼品就走人的。给人的感觉他们不是去开会，而是去拿礼品。
有趣的是，2001年上海国际电影节前夕，上海市文联通知了一个电影座谈会，在上海影城召开，与会者都是影视界和文学界名流。签到后，每人发一大袋魔玉豆腐，有十二三斤重，包装还算精美。开会的时候，每人的桌子下面都放着这么一大袋子。王安忆坐在我对面，我发现她在调整坐姿的时候，下面的袋子就有些碍事。散会后，要观看两场内部电影，大家就陆续提着袋子入座，不少人抱怨礼物太重。第一场看完，我好像没有看懂电影的内容，就有人开始退场了，我也随大流走了。结果在候车的时候，袋子的提绳断掉了，我只好抱着它上车。回家打开一看，里面竟装了10多个品种，然后发给周围的朋友分享。
2002年做事不顺，经历了许多折腾。我在《上海小说》发表小说《每天都笑》，写一个乐观豁达的年轻人的创业经历。王安忆有个侄子叫顾攀，是她姐姐的儿子，从上海戏剧学院学导演毕业的。王安忆看到我的小说后，觉得是个很好的电影题材，就推荐给她侄子顾攀，让他改编成电视电影，当时就签订了版权合同。剧本是由上戏的一位教授改编的，弄了三稿。后来报中央电视台第六频道，结果本子一直没有审批。之后，河北电视剧制作中心一个姓李的制片人要改编我的中篇小说《天伦之忧》，他们联系了多次，结果也不了了之。
这段时间我开始调整思路，充电学习，阅读杂书。也不急着写作，有时跟上海朋友们打打麻将。2001年基本上就是这样度过的。2002年下半年，我开始写作长篇小说《上海夜色秀》，希望快点来钱，就给了百花文艺出版社。合同订了1万册，结果他们第一次只印了6000册。后来时代文艺出版社在出版我的长篇小说文集时，他们把《上海夜色秀》改成了《上海情人》，《情人时代》改成《制造情人》，《落红无数》改成《市长情人》，以“当代长篇小说情人书”的名义放在一起出版了。他们还印制了大幅广告，把我与当时闹得沸沸扬扬的“木子美”联系在一起。后来，我不得不在《中华读书报》和《文学报》发表文章反对此事，才让他们撤下这种低俗的图书广告宣传。
这年年底，我开始写作长篇小说《我的多情玩伴》，一直写到2003年春天，写完就交给了春风文艺出版社，他们出得很快，开印1万册。我的写作速度很慢，每天只能写3000字，半天写，半天看书，有时一天几百字也写不出来。写作的时候拒绝一切社会活动，所以写得再慢也有足够的时间保证。
连续出版几部长篇小说之后，忽然冒出一种杰作心态，希望精心打磨出一部传世经典，无论中短篇都行。我曾经用三个月时间打磨一部3万多字的中篇，用一个月时间打磨一两万字的短篇。结果是，过于的倾心导致了彻底的失败，它完全破坏了小说作为叙述文学的特有的流畅线条，一字一句地去雕琢，已经消磨了小说的生活韵味，变成了一种扭曲的变样的文字怪胎。事实证明，杰作绝不是苦思冥想出来的，也不是写作时间长就能弄出的。当代作家中的一些很精致的中短篇小说，写作时间都在10天左右，有的甚至在一两天写就。
我开始彻底怀疑十年磨一剑的说法。最好的例子是上海小说家叶辛，他的最新长篇《华都》号称用了九年时间。叶辛是中国作协副主席，上海市作协副主席，在上海市作协中是少有的几个享受正厅级待遇的作家之一，现在是上海市社科院的党委书记。他的身份，除了作家外，还是某高校文学院的名誉院长，并兼任多种其他社会职务。在任何时候见到他，他都是匆匆忙忙的。那些年他确实没写过小说，却创作了不少于三部长篇电视剧和为数不少的短文，总量过百万字。他自己讲，因为时间特别紧张，他写这部长篇是每周周末的一天时间。这样，断断续续也不过两三年就完稿了。以一年48周计算，他这部40万字的长篇也不过花了半年时间写作，比我的速度要快几倍。所谓九年打造一部长篇，并非真把九年全用在了小说创作上。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全世界的作家就要饿死一半。
我写小说不追求速度，也不刻意放慢速度。能写就写，不能写就读书。不要时刻想到推出惊世之作，但一定要认真。原因很简单，是为了发表后影响好一些，转载多一些。对我这个以创作为生的人来讲，我没时间失败，也失败不起。如是，就逼着我谨慎操作每一部小说。有的小说写到一半，感觉无新意，便停止不写了，宣布作废。我的《半个上海人》之所以没有拿出去出版，就是因为没有超过《上海是个滩》，害怕为读者所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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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上海的生活落差是很大的，几年来交了各种阶层、各种档次的朋友，感觉自己一只脚踏在市井圈里，一只脚踏在文化圈里。一部分朋友极雅，在一起就是高谈阔论，从文化艺术到治国方略无所不涉。而另一些则是最底层的老百姓，甚至是下岗工人，或引车卖酱者流，谈论的无非就是家庭琐务，俗世短长。记得有一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召开《辞海》反盗版会议，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钱伟长，原新闻出版署署长石宗源，和上海市委领导都参加了，我是唯一邀请参加会议的作家，出版界名流济济，面前都放着姓名牌。去的传媒也很多，当时《文学报》记者在下面拍照，用惊讶的目光看着我。我上洗手间的时候，他问我，你怎么会参加这样的会议?我说他们要请我来，我就来了。我上午在这样的场合开会，下午回去就在小区里打麻将。跟我打麻将的有公安干警，商务人员，下岗工人和退休职工，甚至还有长期吃低保的人员。一边打麻将，一边可以看到自己的电视新闻。这种落差的生活现状，让我一只眼看到的是锦衣玉食，另一只眼看到的是百无聊赖。这样的生活场景，也许只有我这个流浪作家才会有。这也使我充分地了解到上海最底层人民的生活景况，为我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源泉。
房子的问题一直是困扰我的最大问题。我最初的租房是跟一个叫老王的人合住，一间房子他住一半，出租一半。总共不足30平方米，在上海叫“一室户”。住了三个月，我实在住不下去了，便租了上海市震旦中学的教职工用房，也是10多平方米。几个月后搬到了东方电视台旁边的临沂小区，也只有40多平方米。这是一楼，房东叫老张，是个很好的上海男人。我家电器坏了，维修的事都找他，随叫随到。可惜他儿子不争气，没有工作。为了儿子的工作，最后不得不把这套房子卖掉，以八万元的风险抵押找到了一份期货市场的工作。所以我们就从这里搬走了。最后的一站搬到南码头路的小区里，也是一室户，只是房间大一点。家乡有人来我家的时候，都非常惊讶，说我的住房情况居然这样差，感觉这就不是人住的地方。而在上海，这样的房子遍地都是。大多数普通老百姓都住着这样的房子。所以，上海一些记者和作家到我家来看我时，他们一点也不觉得意外。因为这种房子住一家五六个人的情况，在上海也不是少数。
几乎就在这时候，上海的房价一路飙升。短短几年之内，在东方路沿线，房价很快从1000多元上升到六七千元价格，而东方路陆家嘴一带，则上升到了每平方两万多元。在2000年时，依当时的经济力量，我买一个小房子还是可以的，也有人建议过。可我没听别人的话，觉得要买房子就要买大的，小的我看不上。到后来，我想买个小房子也买不起了。就连我以前住过的40多平方的小房子，也由7万多元上升了20多万元。要买一套像样的房子就要100多万元。房子的压力也就越来越大了，几乎成了影响我创作情绪的一块心病。应该说，我在上海定居是没有任何困难的，但也没有哪个单位愿意为我解决房子问题。因为上海引进的人才，还没有解决一套真正的住房这样的先例。在这种情况下，我开始思考未来的去向了。
2004年，年过八旬的母亲身体越来越差了，她开始莫名其妙地闹事，发愣，记忆也出现问题。这么多年来，她长期住在哥哥家里，给哥嫂添了不少麻烦。特别是在大小便失禁之后，给钱请人照顾都没人愿意做了，而嫂嫂却要天天为母亲清洗和打扫。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折磨人的事情，这是我人生最受亲情感动的一段时间。在此之前，我曾想把母亲接到上海去，跟我一起生活。可是，毕竟母亲年纪太大，生活已经不能自理了。如果到了上海有什么三长两短怎么办?最终还是不敢下这个决心的。2004年春节我回去时，母亲对我说，她身体不行了，可能活不长了。我还在鼓励她，说她能活一百岁。母亲一辈子没有病过，即使感冒了也是不吃药的。到了晚年之后，又一直抽烟，身体总是那么硬朗。谁知过了八十，身体说垮就垮了。我知道母亲喜欢吃罐头，我怕紫阳买不到，便从上海带了几种罐头回去。2005年，我连续回家了三次。从上海到紫阳要转乘，这样跑来跑去确实让人很累的。2005年11月19日，母亲走完了她人生道路的最后一程，我匆匆赶回来料理母亲的丧事，把母亲埋葬在何家堡村——我们家原先的自留地里，不远处就是父亲的坟墓。那些日子，让我心力交瘁。我在想，如果每年要从上海回到紫阳给父母上坟，那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要是回到安康工作，那就方便多了。这便使我产生了回来的念头。而这个念头又很快变成了现实。
2005年12月12日，我从上海回到了熟悉而又陌生的安康，12月14日来到安康学院报到，成为安康学院中文系的一名正式老师。一种全新的生活和工作就从这里开始了。
2007年春节于安康学院
(说明:这是个传略性质的文章，忽略了许多内容。资料截止到安康学院工作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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