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煤炭精细化安全管理中安全知识内化影响因素与精细化安全管理绩效因素间的关系
较为剧烈的社会变迁、不同经济体制的转轨使得安全管理方面的有关法规不够健全,相对于国家的监管也较为松弛,这些问题都导致了大量的制度空白,造成了煤矿企业不重视安全、对安全不负责任现象的发生。由此,许多研究人员提出国家应建立完善的宏观管理机制和法制体系,应全面完善安全生产法规和监督体系,制定严格的安全法规,实行严格的国家监察[1-2]。
谢绍颖认为,20世纪60年代美国推行的“制造资源计划”(MPR2),日本的“丰田生产方式”(TPS),都是通过精细化管理减少在制品、半成品的积压,降低库存资金占用,减少交货延期,从而降低了制造成本,提高了企业效率。在对比国内优秀企业中阳煤集团REM、平煤集团OPM以及海尔集团的OEC模式之后,任楼矿认真分析企业现状,慎重决策,决定推行独具特色的CCP精细化管理模式[31]。
孙明波在大型煤炭企业精细化管理模式设计的原则中提到,应符合《煤矿安全规程》安全第一的原则[32]。以《煤矿安全规程》为基本准绳,遵守安全生产的一系列法律法规,使安全在煤矿管理中的中心地位在新的管理模式中得以坚持和巩固并强化,这是煤炭企业任何管理创新都不能忽视的基本点。
其他煤矿企业运用精细化安全管理成功经验越丰富,获取的经济效益越高,越能激发组织向其他煤矿企业学习的动力,并结合组织自身情况开展精细化安全管理。国家法律法规及监督机制有助于煤炭企业建立知识内化制度。国家颁发的有关规范煤炭企业安全的法律法规,能促进煤炭企业整改其生产方式,不断提高其管理知识水平。
因此,本研究提出:
假设1:组织层面的外部因素(经验借鉴能力和制度约束程度)对精细化安全管理绩效有正向影响。
国际原子能机构于1992年首先提出应在高危险行业建设安全文化,具体的安全文化建设指的是建立一种超出一切之上的安全观念,政府、企业、个体应形成安全的价值观并建立全面的安全规范。由此可以看出,安全文化既是一种价值观,也是一种具体的规范。我国研究人员和实际工作者结合我国实际,主要从如何理解安全文化以及安全知识的教育和宣传方面入手。黄宝忠强调要全面建设企业文化,通过文化建设延长安全生产周期[33];藏峰的卧龙湖矿精细化管理思想在煤矿安全管理中是以安全制度精细化、员工作业行为精细化、井下安全质量标准化、现场管理精细化、安全信息精细化、安全事故追查精细化、安全文化建设七个方面为切入点[34]。黄诗满指出安全教育是安全文化建设的重要途径,安全教育对煤矿安全生产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35]。
孙明波指出淄博矿业采用的REC精细化管理模式运行载体是“三卡、一本和一板”[32];侯殿昆针对小煤矿的具体情况提出了适用于小型露天煤矿的动态精细化管理模式,运用了动态管理的优点[36];谢绍颖认真分析任楼矿企业现状,慎重决策,决定推行独具特色的CCP精细化管理模式,按照“6S”的推行步骤、要领制订“6S”标准[31]。
国汉芬通过对安全投入不足的经济学分析,从成本效益来看,认为安全投入可以增加安全生产效益。他将机械设备成本分为两种:①预防性投资成本。该成本与安全性能成正比,与安全产出效益成正比。②机器设备折旧成本,设备发生折旧时安全性会下降。他提出,足够的安全投入是有效减少与避免事故发生的重要措施[4]。
刘南平指出,安全文化教育培训是提高企业职工安全素质的重要手段,采用新职工安全教育、专业安全教育、经常性安全教育展开[37]。
李石新、王文涛、肖石英等在进行煤炭企业安全生产滞后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时,将安全投入指标解释为安全生产的技术投入和管理投入。技术投入主要涉及安全生产设备的建造和运用;管理投入主要指管理制度措施和技术人员的投入。研究结果表明,安全投入与百万吨煤死亡率反向相关,其确定方法是,按安全生产技术和管理状况确定样本企业的技术投入评分,正常条件下SPI取值为0,低于正常条件时SPI按评分取值-1~0,高于正常条件时SPI取值0~1[5]。
组织内部因素:如安全文化、安全科学管理、安全教育培训机制、安全生产物质投入、绩效评估和奖惩制度、信息化建设都影响着知识内化的水平,且成正相关关系。其中,安全文化包括对安全生产的重要程度认识、创新意识、规章制度完善程度;安全科学管理包括组织结构设置、责任体系的构建、管理方法技术应用;安全教育培训机制包括邀请专家次数、定期培训情况、培训的方式;安全生产物质投入包括安全配套设备的购置、技术更新情况;绩效评估和奖惩制度包括绩效评估制度的合理化和奖惩制度的有效化;信息化建设包括信息化技术应用情况。(www.xing528.com)
因此,本研究提出:
假设2:组织层面的内部因素(安全文化、安全科学管理、安全教育培训机制、安全生产物质投入和信息化建设)对精细化安全管理绩效有正向影响。
刘铁忠通过对中国产煤省份中产量第一的山西省和第五的山东省煤矿矿工的调查问卷基础数据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需要重点关注“班组安全建设”和“领导班子重视”[8]。
谢绍颖提出肃清不利因素,提高执行力确保精细化管理在矿区取得成效,要从强化制度执行、实施全过程监督考核和走动式管理、转变思想观念三方面着手[31]。
领导者对精细化安全管理越重视,越有助于知识内化。在煤炭企业推行精细化安全管理的关键是领导者的支持,包括采用何种方式、多大力度上支持精细化安全管理的实施。领导者越支持,推行精细化安全管理的阻力越小。管理者对安全管理执行力度越强,知识内化的进程越快。精细化安全管理的具体实施情况依赖于管理者的执行力度,具体包括管理方法技术的应用情况、现场管理情况等。
因此,本研究提出:
假设3:个人层面的领导能力(领导者的重视程度和管理者的执行力度)对精细化安全管理绩效有正向影响。
张雨良对每个人的思想因素和行为因素进行系统追问。主要包括安全道德修养、安全心态、安全观念、安全知识、安全技能、安全行为、安全措施等因素的系统追问[11]。刘铁忠、李志祥认为,职工的文化知识与操作技能对改善其操作习惯具有积极作用;提高职工的文化知识与操作技能不能通过其自身的努力,必须借助于外部因素才能实现;职工的身体素质在一定程度上受其心理素质的影响;职工的文化知识与操作技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其心理素质构成影响[8]。朱红青、张青松、谭波等从人性假说、非正式群体、奖惩机制和亲情管理四个方面论述了员工心理与安全管理的关系,认为把员工看成唯利是图的“经济人”的观点否认了工人在安全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它不可能激发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亲情管理可以满足员工的社交需要,可以增强员工的归属感和改善员工的工作情绪[9]。
员工的自身素质影响着知识内化的水平。精细化安全管理是一个系统的管理方式,员工自身的素质如文化程度、技术素质、安全意识都影响着知识内化的水平,影响着精细化安全管理实施的效果。员工对精细化安全管理的参与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知识内化的水平。精细化安全管理实施的最终效果直接体现在一线工作人员的参与情况上,具体可体现为对自身责任的明晰程度、安全培训的参与情况等。
因此,本研究提出:
假设4:个人层面的员工个人素质能力对精细化安全管理绩效有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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