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摆脱经济停滞并实现循环经济？

第二节　现实背景

对于人类社会本身而言，向来存有非此即彼的观念的冲突，近代以来，在文化冲突的背景之下，对于世界发展的趋势也存有截然不同的两种观念——悲观的或乐观的。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作为完全的悲观主义者，认为人类社会不可避免将走向灭亡，因为过度增长的人口必将耗竭掉整个世界的资源（Thomas Malthus，1798）。马尔萨斯的理论并非完全危言耸听，在20世纪70年代，诸多学者围绕其观点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并认为人类终将走向灭亡之途。马尔萨斯的观点的前提假设有两条:人类的繁衍欲望无止境和资源的有限性。1972年，以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的梅多斯教授为首的4名年轻的科学家发表了《增长的极限》一书，把这种模糊的悲观情绪提炼成了一幅清晰的图画。《增长的极限》的作者们描述了一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一系列诸如环境污染、人口增长、资源耗竭等问题发生连锁反应终会毁灭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福斯特教授和他的罗马俱乐部的同仁们将《增长的极限》中的预言用电子计算机模拟表现出来，为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敲响了警钟。

越来越多的人对世界的未来持悲观的观点，因为从目前来看，我们的经济形态在短期内并不存在大幅改变的可能，经济的高速发展依赖于地球上现存的资源。这种发展模式终将导致资源的耗尽，使我们的经济体系走向崩溃。这种观点在逻辑上是正确的，在我们发现一种完全不同于现在的新型经济形态之前，如果没有资源作为支持，我们的经济增长就会停止，这是现有经济体系所决定的。经济停止增长对人类社会带来的灾难是毁灭性的，经济增长的停滞会伴随粮食减产、失业率上升等一系列问题。也有一种声音认为这样的观点过于悲观，因为我们人类通过科学研究可以寻找到更多的资源，而不必坐以待毙。他们有足够的理由来支持他们的观点，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部分学者通过对已探明石油储量（70亿桶）的分析，得出全球现存的石油储量仅可以支持14年左右的使用。但是，到了将近100年后的今天，石油依然是我们主要使用的能源，新近探明的储量可以支持50年左右的使用，并且在节能技术不断进步的今天，或者说随着科技的发展，可使用年限仍会延长。

但是有一个问题不能忽略，全球的人口正在以爆炸式的速度递增，在短期内没有有效的控制方法。造成这一局面的关键原因在于经济发展的水平不均衡，越是经济发展缓慢的地区，其人口的增速也就越快，这样，这些地区对资源的需求力度会大大加强，进而使客观环境承受更大的压力。这又是一个两难抉择，是发展经济还是保护环境？从区域的视角来看，这种问题难以有效解决，经济增速较缓的地区往往在科学技术方面存有劣势，因为不发达的经济难以支撑现代科学研究，这就注定了这种地区必须依赖技术输入并利用资源条件的优势来发展，否则经济就会倒退，并带来一系列安全和政治问题。而人口压力相对较小的区域其科技水平也相对较高，资源配置的效率远高于人口压力大的区域，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这变成了一个强者恒强，弱者积弱难返的尴尬局面。一些悲观主义者希望通过限制人口增长的方式缓解人类社会的过度需求对自然环境造成的破坏，但这种方法的可行性令人质疑。在技术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诸如欧洲，其人口增长率一直走低，自然环境承载力水平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而科技欠发达的区域，诸如非洲和远东（不包含日本等国），如果限制人口的增长水平（姑且不论是否可以实现），那对于当地的经济发展来说无异于是一场灾难，因为大量有效需求被抑制，这将会使经济发展停滞，并可能进一步导致社会崩溃。尽管持这种论调的学者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理由，但是这种方式的出发点只是为科技水平较高的地区留出了足够的资源利用空间，对那些科技水平欠发达的地区有失公平，不管这种观点是出于好意还是恶意，在今天这种情况下都非最好的选择。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全球表面的土壤和森林面积都减少了大约1／5，难以计数的物种正在不断消失。这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对自然资源无止境地索取，另一方面是人口爆炸所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大增，加剧了全球气候的变化。我们当然不能把这一切完全归咎于现代工业社会，但是由于支持经济增长的方式强烈依赖于矿产资源，使得已探明储量的各种资源大幅减少。以目前的发展速度而言，其中煤炭储量仅可支持200年左右，而石油为50年左右。William Rees和他的学生Wackernagel在20世纪90年代曾经提出过“生态足迹”的概念，其含义为人类消费的自然资源和承载所产生废弃物的生产性土地面积（William Rees、Wackernagel，1992、1996）。这是一种潜在的悲观主义的观点——当我们的地球无法提供给我们足够的土地来消减我们的文明带来的污染时，人类社会不可避免地会走向毁灭。他们的观点描述出了一幅令人警醒的画面:“一只承载着人类文明的大脚，踩在我们生存的星球上的充满悲观情绪的脚印”（Wackernagel，1996）。抛除这种悲观的论调，William Rees和Wackernagel的理论为我们判断一个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提供了参考，我们可以通过考察某一地区的资源再生能力来判断在某一时刻这个地区是否处于可持续发展阶段。美国发展定义组织（Redefining Progress）与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WWF）每隔两年会发布全球各国的生态足迹计算结果（Living Planet Report），根据发布的结果来看，全球人均生态足迹过载率都维持在20%以上，而我国的情况更加不乐观，在综合各种因素的情况下进行估算，也总是保持在120%以上。

也有人对这种情况表示乐观，朱利安·西蒙（Julian Simon）认为那些悲观主义者的预言都不会出现，这种自信既来自于历史上众多悲观预言的破产，又来自他自身的分析判断。西蒙认为新型资源的出现总会替代以往所认为不可或缺的能源种类，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尽管会威胁到自然环境的承载力，但同时也会创造出大量的需求。在这种需求的推动下，经济会出现持续增长的状态，而这种状态会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并带来新的能源，随着经济形态的转变，经济增长对自然环境的压力会逐渐减弱（Julian Simon，1980）。西蒙的观点对那些持不可知论的悲观主义者是一种回击，但这并不能立即减轻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界的压力。西蒙观点的主要理由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使我们的自然环境承载力状态恶化的关键原因不是人口的增多而是资源利用率的不足；其次，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对能源价格的市场调节会导致人们考虑能源的替代方案，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资源压力，也会促进科技水平的提高，而且这种反应很敏感；第三，人类在经济增长的条件下，会主动调节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一份1992年世界银行的报告显示，污染与收入之间的关系是一条向右下方而非右上方倾斜的曲线（Julian Simon，1980）。

西蒙的观点来源于一种冲突的观点——自然界究竟存在正反馈效应还是负反馈效应？正反馈存在的观点认为，正反馈的效应使自然环境出现恶性循环而趋于崩溃。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氟利昂的过度排放会导致温室效应，全球温度持续升高，而在这种高温的情形下，人类会排放更多的氟利昂以保持温度的均衡，这种情形持续往复，气温会一直上升，最终使得人类无法承受。负反馈的观点认为自然界拥有自我调节的能力，比如经济发展会导致人口的增长，而增长的人口会增加自然环境的压力，当这种压力突破了一个上限，就会导致死亡率的上升，最终人口的数量会保持在一个较为合理的状态下。这两种观点相互冲突，但都表明了一个清晰的判断——资源的消耗是不可逆转的。这符合热力学第二定律——在能量转化的过程中，相变将会导致能量的不完全转移，消耗掉的能量不可再生，而能量一旦释放，在这种状态下也不会继续做功。这说明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如果没有新能源的出现，现有能源一定会被彻底消耗。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太阳能是我们生存的地球唯一存在的外部能量源，如果地球自身储存的资源消耗殆尽的话，仅依靠太阳能这种流动的能源，很难支撑起整个人类社会的活动。复活节岛的例子验证了这种观点，在一个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的封闭空间区域内（复活节岛），通过较小的代价就可以维持一个合理的人口增速，但随着经济增长，剩余的财富支撑起了人们对宗教的需求，人们开始大量修建人像，这样的工程破坏了岛上固有的植被，并消耗掉了大量的自然资源（石矿和用于工具制造的金属矿），岛上的经济迅速滑落，经济开始倒退，死亡率升高，人口数量持续下降。在1877年智利政府占领该岛的时候，这个岛的人口已经从鼎盛时期的近万人下降到100人左右。这个例子并非是一个存于保守长辈口中的说教故事，而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复活节岛就有如我们生活的地球，如果不进行长远的、可持续的考虑和规划，复活节岛今天的情形就是地球明天的样子。

的确，西蒙的观点不无道理，历史上大多悲观的预言都未成为现实，反而成为了后人的笑柄，有如保尔·额尔利奇（P Ulrich）和梅多斯（Meadows）对世界未来的预测，前者认为我们世界的资源不能支撑人类社会到1985年（P Ulrich，1974），后者则预言了一个“增长的极限”（Meadows，1972）。但他们依然是伟大的学者，我们不能因为他们的预言失败便认为他们的研究毫无用处，这些预言的警示作用让我们提前思考应对的措施。尽管预言中的世界出现只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但它并不是完全不可能出现，复活节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面对日益严峻的自然环境情况，盲目乐观是不明智的选择，人类社会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防患于未然，才可置之死地而后生。我们既不可以被悲观的情绪笼罩而放弃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也不可以成为技术决定论的乐观主义者，而是应当在对现实世界客观分析的基础上，讨论如何使得现有的经济形态升级以适应资源减少的现实。(www.xing528.com)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工业大国，资源的储量和种类虽然丰富，但人均占有量极少，水和耕地面积不足世界平均水准的1／4，石油占有量仅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6，而我国的经济形态又决定了我国的资源利用率低且浪费严重，我国的资源开采方式粗犷，国民经济的增长事实上依赖于资源的浪费，单位GDP的能耗超过世界平均水平4倍之多。最重要的是，我国目前依然处于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资源的压力在之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都会持续存在。这种思路下的经济发展方式难以被认为是一种可持续的姿态，一种缺乏整体性思维的产业布局方式导致了这种高能耗低效率的局面，但事实上这种情况到今天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资源利用效率的低下，往往伴随着环境状况的急剧恶化——这是当然的，你不能认为一个较低效率的系统对周围的外部环境具备强烈的敏感性。现实的情况是残酷的，一方面资源浪费和环境的压力将我国的自然资源环境承载力逼近极限；另一方面，一旦在环境和资源利用方面作出限制，经济的增速就迅速减缓。这种两难局面并非喊一两句口号就可以得到解决，低技术含量的产业格局注定不能逃脱这种情况的出现。由此，对于“循环经济”的研究开始见诸报端。

对于“循环经济”研究的出发点来说，越来越恶劣的外部环境是首当其冲的因素。现今世界与庇谷所在的大半个世纪以前已不可同日而语，人口数目的激增与经济发展的压力正在越过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的承载边界。这似乎成为了一个类似伊壁鸠鲁问题的两难抉择:高速发展经济，便要向大自然索取资源，而要保护环境，就不得不降低资源开采的速度，但这又会影响经济的发展。在这个两难问题的情境之下，对于经济是否能够实现“循环”，实现资源的永续利用，便成为了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我们居住的世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任何一点细微的变动都会引起整个系统的大幅震荡。过去100年间，为了经济发展而对树木的超量砍伐致使二氧化碳排放量激增，直接导致了温室效应的产生，而这又会使得全球温度升高，南北极冰面融化，进而威胁到全球的海滨城市。同时，温室效应的加剧还提升了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全球极端气候数目持续上升。这种困难的境地迫使人类不得不重新思考经济形态的转型问题，但这种问题并非简单的分析就可以解决。对于经济学或者其他社会科学来说，不能够对一个尚未存在的经济形态作出有效的研究，因为经济形态的转变不依赖于我们简单的构想，尽管这种构想是我们对客观世界思考的直接反馈。作为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对客观世界进行的观察有助于我们揭示事物运行的规律，却不能帮助我们提炼尚未出现的定律。“循环经济”尚只是科学家们一种美好的愿望，距离观察它、总结它的规律，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追根溯源，经济形态的转变依赖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迁，作为促进生产关系变革的最重要因素，科技进步因素应当被放在首位考虑。纵观人类的历史长河，任何一次生产关系的变革都伴随着科技大发展的脚步，当科技进步突破了某一条界限的时候，经济形态的转变就变得顺理成章，就如同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在1765年那个温暖的午后修好的那个“来劲的机器”为我们带来了现代工业社会一样。这个例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一个如何看待“循环经济”的思路。对一个尚未谋面的新“名词”，太多的学者投注了太多的热情，却不得不面对一无所获的困境，并非是他们不够努力，而是研究的出发点出现了错误。

纵观世界对于“循环经济”的研究，可以发现这样一个规律——稍有价值的研究反而存在于相关的技术学科领域，而且往往是对一些试验的描述，但缺乏整体性的归纳。这不是这些学者的问题，而是因为经济学这一学科在这个问题上无能为力——无法提供有效的方法论工具以支持研究的进一步进展。或许由于客观环境的压力所致，中国和日本的学者对“循环经济”研究的热情远胜于其他国家的学者，并且在研究成果的数量上也甚为可观。不必对这种现象感到惊讶，上述两个国家亟需相关研究的帮助，下面进行分别解释。

作为一个狭长的岛国，日本自身资源有限，极易遇到发展瓶颈，这一点和英国相似，这也可以说明为何这两个国家在产业革命初期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向外扩张，寻求更广阔的空间和资源是唯一的目的。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两个国家通过科技发展进而推行殖民主义并非受单一群体的影响，而是整个种族在面对历史时的无奈选择。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日本放弃了通过殖民的手段获取资源和空间，转而进行一系列的改革以支持创新。这种创新的原动力并非完全是由科学的好奇心所驱动，而是面对客观现实的被动反应。日本的气候是典型的海洋季风性气候，但在不同的地区却有不同的表现方式，以15英寸等雨线（15Inch Isohyet）为界，南方降雨量充足，土地精耕程度高，其人口相对密集，这就导致了资源的有限性会限制经济发展这一状况，而又受到国际政治的影响，日本必须考虑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以支持经济社会的发展。对于“循环经济”的需求，日本是由一种防患于未然的心态所导致的。

而对于中国来说，情况与日本有相似之处，同样是人口密集的国家，同样是人均资源占有量偏低，但中国的发展道路与日本的截然相反。上追170年，中国在进入近代之后一直处于一种劣势的局面，关键原因在于中国统计科学水平的低下导致其无法运用现代科学手段在数字上对国家进行管理（黄仁宇，1994），尽管李鸿章、袁世凯和孙文等人虽然一心想将西方优秀的制度移植到中国，但却往往以失败告终。一个在经济形态上依旧处于中世纪的国家在生产力未得到解放的基础上当然不可能产生全新的经济形态，并非那些改革家能力不足，而是整个社会的庞大底层还没有支持新形态经济的能力。1978年之后，中国开始解放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经济形态的转变成为了可能，但由于140年来耗费的时间导致我国丧失了为新经济形态储备资本的时间和空间，所以只能选择一条粗放式的、高能耗、低劳力资本的发展道路，可以说这是一次被迫的选择。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环境状况的不断恶化，以及资源消耗速率过快，导致我国学者开始对这种经济发展方式进行反思，纷纷期望能够找出一条中间的道路——既不影响经济发展的增速，又可以降低对自然环境的压力。在这种背景下，大量相关于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如雨后春笋般相继发表。

不得不说我国的学者对待客观世界有着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但是一种折中主义的思潮往往是逃避的表现（John Dunning，1976）。目前尚不清楚是否真的存在这么一种折中的路线可以平衡经济发展和资源耗竭的矛盾，但是这种折中主义却未能清晰看到经济形态变迁的奥秘——有技术进步导致的结构性变革，而非一种依赖于人性的政策指引。本书认为，与其对“循环经济”这种尚不存在的经济形态侃侃而谈，不如看清这种愿景与现有状况之间的矛盾本质，在经济形态变迁的理论中寻找那些对其有关键影响的因素究竟有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