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学术思想史中国学术研究方法及分派详解

戊　学术思想史

中国学术不能靠一部书包办，最少要分四部：

　　子　道术史——即哲学史

　　丑　史学史

　　寅　自然科学史

　　卯　社会科学史

四部合起来，未尝不可；然性质既各不同，发展途径又异，盛衰时代又相参差，所以与其合并，不如分开。现在先讲道术史的做法。

子　道术史的做法

中国道术史，看起来，很难做。几千年来的道术合在一起，要想系统分明，很不容易。不过，若把各种道术分为主系、闰系、旁系三类，好好的去做，也不是很难。主系是中国民族自己发明组织出来，有价值有权威的学派，对于世界文化有贡献的。闰系是一个曾做主系的学派出来以后，继承他的，不过有些整理解释的工作，也有相当的成绩的。旁系是外国思想输入以后，消纳他，或者经过民族脑筋里一趟，变成自己的所有物，乃至演成第二回主系的思想的。几千年来的思想，认定某种属某系，有了纲领，比较的容易做。

主系思想，有价值的，不过两个时代：一、先秦；二、宋明（包括元代）。要做中国道术史，可以分做上下两篇，分讲先秦、宋明两个主系；但非有真实的学问加精细的功夫不可。

所谓闰系，如汉朝到唐初对于先秦的学术，清朝对于宋、明，是闰系。因为汉、唐人的思想不能出先秦人的范围，清人的思想不能出宋、明人的范围。虽然东汉以后已有一部分旁系发生，清朝也有一部分旁系发生，但闰系的工作仍占一部分，不妨分别叙述。

所谓旁系，最主要的是六朝、隋唐间的佛学。那时代把佛学输入以后，慢慢的消化，经过一番解释，准备做第二回的主系。这个旁系，和第一回主系先秦没有关系，但是宋明主系的准备。还有一种旁系，就是现代。再追远一点，到明中叶基督教的输入；但那时的关系很微，到最近三四十年才发达。此刻的旁系，比隋唐的佛学还弱的很；将来在学术上的位置很难讲，倒有点像东晋、南北朝的样子，离隋唐尚远。东晋时，佛教各派思想都已输入，但研究者仅得皮毛，还没有认真深造的工作。中间经几百年，到隋唐而后才有很体面的旁系出现。因旁系的体面而有融会贯通，自创一派的必要。现在的中国，我们希望，更有一个主系出现，和第一主系、第二主系都要不同才好。宋明思想和先秦思想，好坏另是一件事，性质可绝不相同，旁系发达到最高潮，和过去的主系结婚，产生一新主系，这是宋明道术的现象。现在的中国也有这种产生第三主系的要求，但主系产生的迟早，要看我们努力的程度如何。此刻努力，主系可以早出现。此刻不努力，或努力不得其方，恐须迟延到若干年后。但第三主系的产生，始终必可实现，因为现在正是第二旁系输入中国的时期。

若是拿上述那种眼光来做道术史，并不难做，做的时候全部精神集中到主系。第一主系，范围既广，方面又多，要说明他，是很困难。但是细细辨别起来，也还容易。春秋战国以前，都是酝酿时代；可由《诗经》、《书经》、《左传》所载，说明白古代思想的渊源。春秋战国——即先秦——是主系的所在。那时各家的著作，打开《汉书·艺文志》或《二十二子》、《百子全书》一看，似乎浩如烟海；其实若仔细分别一下，真的先秦书实在不多，屈指可数。做道术史做到先秦，最要紧的是分派。分派的主张，各人不同。司马谈分为六家，刘歆、班固分为九流十家，其实都不很对。老实讲，只分儒、道、墨三家就够了。再细一点，可加上阴阳家及法家。而最重要的仍是前三家。能把这三家认识得清楚，分别得准确，叙述得详明，就很好了。阴阳家如邹衍一派，没有几本书；汉初以后的阴阳家是否先秦邹衍这派，很值得研究。

第一闰系，就是第一主系的余波；从全部思想看来，不能占重要的位置，他的叙述，不能和第一主系平等看待。这时第一要紧的事，就要把各家的脉络提清，看他如何各自承受以前的学风，如何各自解释本派的学说，如何本派又分裂为几派，如何此派又和彼派混合。儒家，战国末已分为八派，须要分别说明。汉朝那般经学家墨守相传的家法，有许多迂腐离奇的思想，须要看他如何受阴阳家的影响。道家如《淮南子》，在闰系中很有价值；那些派别，须要分清。墨家思想到汉朝已中绝，但也有见于他书的；如《春秋繁露》，一部分是阴阳家的思想，另一部分是墨家的思想。

无论那派，当一大师创造提倡之时，气象发皇，有似草木在夏天。其先慢慢的萌芽、长叶、含苞、吐蕊，有似草木在春天。其后落华取实，渐至凋落，有似草木存秋天。又后风采外谢，精华内蕴，有似草木在冬天。譬如第一主系的先秦，各家都忙于创作，未暇做整理的工夫。其先当然是酝酿时期，没有急遽的进步，其后到西汉，各家都不去创作，专事整理。在前未入完成的部分，经这期的人加添润饰，果熟蒂落。在前未应用到社会的部分，经这期的人一一实现到社会应用上去，社会都受其赐了。关于后者，汉朝在政治史上所以占重要位置，在道术史上所以是闰系，都因享受先秦的结果。如儒家，经过西汉二百年儒者的传习理解，已竟深入人心，到东汉便实现到社会上去，像收获果实一样，所以东汉的政治组织，民众风俗，在中国是小小的黄金时代。关于前者，汉朝在秦皇焚书之后，书籍残缺，耆宿凋落，后辈欲治先秦的学问，真不容易。所以一般学者专事解释先秦著作，不知创作。但因古文字可以有多方面的解释，各家墨守祖说，互争小节，思想变为萎靡不振的现象。而且一种学术，无论如何好，总有流弊；况经辗转传说，也不免有失真象：所以一种学术应用到社会上，算是成功，也就因此腐坏，有如果实烂熟而发生毛病一样。所以研究闰系思想，一方面看他们如何整理解释，不忘他们工作的功劳；一方面也要注意他们彼此做无聊的竞争，生出支离破碎的现象。所以叙述闰系和叙述主系不同：对于第一主系的几派，要详细研究其内容的真相；对于第一闰系却可不必。汉朝十四博士的设立，乃至各博士派别的差异，我们可以不必管他。主系须看内容；闰系只看大概，只看他们一群向那里走。我们做第二主系，用此做法，并不很难。

第一旁系的发生，很重要。佛教到底应摆在宗教史还应摆在道术史，很费斟酌。单做佛教史，当然可以详说；但做道术史，则仍以摆在道术中为是。在中国的佛教，惟净土宗及西藏、蒙古的喇嘛教应摆在宗教方面。因为纵使他们有相当的哲理，而在中国本部文化上的影响很少；即西藏、蒙古人之信仰喇嘛，也并不因他有哲理，所以应该收入宗教里。此外，自隋唐以来，最初的毗昙宗到三论宗、摄论宗，小乘的毗昙宗，大乘的教下三家——天台宗、华严宗、法相宗，乃至禅宗，都关于哲理方面。大多数的佛教徒，信宗教的成分，不如研究哲理的成分多。简单讲，除密宗在蒙、藏应列入宗教史以外，其他都应收入道术史。这部分工作，颇不容易。第一，要说明原始佛教何如？印度佛教的分化发展何如？因为要想了解新妇的性情，非先了解她的娘家不可。所以先应忠实地看佛教起原及其分化发展，然后可叙中国的佛教。第二，东汉、三国、西晋、南北朝是翻译时期，但能吞纳，不能消化。所以应该叙述那时输入的情况何如？输入了些甚么东西？那些译本是否能得原本真相，没有错误。第三，最主要的唐朝教下三家，要集中精神去说明。法相宗从印度由玄奘带来。玄奘以前，只是印度人讲。到玄奘译著《成唯识论》，才开这个宗派。但《成唯识论》是玄奘及其弟子窥基把释伽牟尼以后十家的道术汇合翻译，参以己意，才做成的。此种译著，为功为罪，尚不分明。十家的内容，很难分别；其中以护法为主，而其余九家，不易看出。十家的道术，经过玄奘、窥基的整理，去取之间，很有选择。虽说原是印度人的思想，但其中实参加了中国几个大师的成分。天台宗是智者大师所创，后来印度来的许多大师都很佩服他。认真看起来，天台宗的确和印度各宗不同。许多人攻击他，以为不是真佛教；其实这种不纯粹的洋货，我们治学术史的人尤其要注意。华严宗不是纯粹出自中国，也不是纯粹出自印度，乃出自现在新疆省的于阗。佛教到于阗才发生华严宗，华严宗到中国本部才成熟，至少不是印度的。——所以所谓教下三家，可说完全都是中国的；此外教外别传，如禅宗，神话说是达摩自印度传来的，我们研究的结果，不肯相信。他所谓西方二十八祖，全是撑门面的；实在只有五祖和慧能，纯是中国的学派。所以禅宗的学风，也纯是中国的创作，应该和教下三家同样的用力叙述。

佛教虽是旁系，但做起来的时候，应该用做主系的方法去研究。因为起初虽自外来，但经过中国人消化一次，也含有半创作性。所以除了简单讲印度佛教的起原和变迁以后，主要各宗派，在中国的，应该用研究先秦各家的方法去研究。看他不同之点何在？主要之点何在？这是做中国道术史比较的困难所在。其实也并不困难。因为书籍尽管多，要点只是这几个，不过我们没有研究，心惊便是了。只要经过一番研究，得着纲领，做起史来，实在容易。

旁系之中，附带有他的闰系。讲亦可，不讲亦可。若是顺便讲的话，佛教的创作至唐开元而止，中唐以后及五代，便是佛教的闰系。后来法相宗的消灭，华严宗的衰微，天台宗的分裂为山内山外，禅宗的分为五派，自来讲中国佛教掌故的最喜欢讲这些东西，实在这都是闰系的话，旁系的主要点全在内容的说明。

现在有许多人感觉做中国道术史的困难，以为三国到隋唐实在没有资料。其实，那有一个这么长的时代而没有道术之理？他们把这时代省去，中间缺了一部分还那里成为道术史？再则，这部分工作如果落空，宋明哲学——第二主系思想——的渊源如何看得出来？所以认真做中国道术史的人，应当对于第一旁系——佛教——加以特别的研究。

再往下就是第二主系——宋明道术。宋儒自称直接孔孟心传，不承认与佛教有关系，而且还排斥佛教。另一方面对他们反动的人攻击他们，以为完全偷窃佛教唾余，自己没有东西。清代的颜元、戴震和近代的人，连我自己少时也曾有这种见解。其实正反两方都不对：说宋明道术完全没有受佛教的影响固然非是，说宋明道术自己没有立脚点也是误解。简单讲，儒家、道家、先秦、两汉，本有的思想，和印度佛教思想结婚，所产生的儿子，就是宋明道术。他含有两方的血统，说他偏向何方都不对。思想的高下虽可批评，然实在是创作的。先秦主系都是鞭辟近里，把学术应用到社会上去。两汉闰系专门整理解释，离实际生活太远了。宋明学者以汉唐的破碎支离的学问，繁琐无谓的礼节，与人生无关，乃大声疾呼的，说要找到一种人生发动力，才算真学问，所以超越闰系，追求主系本来面目如何，其与社会有如何的关系。宋明道术所以有价值，就在这一点。但他们所谓回到本来面目，是否达到，却不敢说。不过，以古人的话启发他自己的思想，实在得力于旁系的影响。当宋朝的时候，佛教旁系已成了闰系，派别很多。法相宗、华严宗虽已消灭，天台宗、禅宗却分为好几派，和两汉今古文之争一样，互相攻击，对于社会人心倒没有多大关系。但一般学者，因苦于汉唐经学之茫无头绪，总想在佛经上求点心得。如二程、朱子之流，少年皆浮沉于佛教者若干年，想在那方解决人生的究竟。但始终无从满足这种欲望，所以又返而求之于先秦。研究佛经时虽未能解决人生问题，但已受有很深的影响；以后看先秦书籍时，就如戴了望远镜或显微镜，没有东西的地方也变成有东西了。一方面，整个社会经过佛教数百年的熏炙，人人心里都受了感染。所以一二学者新创所谓道学，社会上云起风涌的，就有许多人共同研究，而成为灿烂发皇的学派。

我们研究这个主系，家数虽多，但方面不如第一主系的复杂。第一主系，儒、道、墨三家分野很清楚。第二主系，许多家数所讨论的不过小问题，不可多分派别。依普通的讲法，可分程朱、陆王二派。其余各小派，可以附带择要叙述，如北宋的邵雍、欧阳修、王安石，南宋的张拭、吕祖谦、陈亮、叶适等。这样比较的可以容易说明，免去许多麻烦。

再下去是第二闰系，就是清朝道术。但清朝一方面虽是宋明的闰系，一方面又是作未来主系的旁系。所谓第二闰系，即清朝的宋学家。他们一方面作宋明的解释，一方面即作先秦的解释。清朝主要的思想家有影响的真不多。其中有许多大学者，如高邮王氏父子，不能说是思想家；不过工作得还好而已，对于道术史全部分，无大影响。

统观清代诸家，考证家可以补第一闰系的不足，理学家可以做宋明的闰系；中间又有旁系的发生，无形中受了外来的影响，就是颜元、戴震一派。颜、戴并不奉信基督教，也许未读西文译本书，但康熙朝基督教很盛，往后教虽少衰而思想不泯，学者处这种空气中，自然感受影响，也想往自然科学方面走，不过没有成功就是。

现在往后，要把欧美思想尽量地全部输入，要了解，要消化，然后一面感觉从前学术不足以解决我们的问题，一面又感觉他们的学术也不足以解决他们的问题，然后交感而生变化作用，才可以构成一种新东西。做道术史到最后一章，要叙述现在这个时代是如何的时代：闰系的工作过去了，旁系的工作还没有组织的进行，发生主系的时间还早——给后人以一种努力的方向。

理想的中国道术史，大概分这几个时代，抓着几个纲领做去，并不困难，或全部做，或分部做，都可以。

丑　史学史的做法

史学，若严格的分类，应是社会科学的一种。但在中国，史学的发达，比其他学问更利害，有如附庸蔚为大国，很有独立做史的资格。中国史学史，最简单也要有一二十万字才能说明个大概，所以很可以独立著作了。

史学的书，在《七略》和《汉书·艺文志》，并未独立成一门类，不过《六艺略》中《春秋》家附属之一。《隋书·经籍志》依魏荀勖《新簿》之例，分书籍为经、史、子、集四部，史占四分之一，著作的书有八百六十七部，一万三千二百卷，比较《汉志》大大的不同，可见从东汉到唐初，这门学问已很发达了。

这还不过依目录家言，实则中国书籍，十之七八，可以归在史部。分部的标准，各目录不概同，《隋志》的四部和《四库全书》的四部，名同而实异，范围很不一致。单就史部本身的范围而论，可大可小；若通盘考察，严格而论，经、子、集三部，最少有一半可编入史部，或和史部有密切的关系。

如经部诸书，王阳明、章实斋都主张“六经”皆史之说，经部简直消灭了。宽一点，《易经》、《诗经》，可以不算史；《尚书》、《春秋》，当然属史部；《礼》讲典章、制度、风俗，依《隋志》的分法，应归入史部：《尚书》、《春秋》、《礼》既已入史部，三《传》二《记》也跟了去，经部剩的还有多少？

子部，本来就分得很勉强。《七略》、《汉志》以思想家自成一家之言的归子部，分九流十家，比较还算分得好。但那些子书和史部可很有关系。如《管子》和《晏子春秋》、《韩非子》讲的史事极多，几乎成为史部著作。汉后思想家很少，综核名实，配不上称子而入子部的最少有一半；那些子书所以存在，全因他纪载了史事。即如《史记》纪载史事，司马迁当初称他《太史公书》，自以为成一家之言，若依规例，自然应归子部。可见子部、史部本来难分，前人强分只是随意所欲，并没有严格的分野。

集部，《汉志·诗赋略》所载诸书，纯是文学的。后来的集，章实斋以为即是子，因其同是表示一人的思想。如《朱子全集》、《王阳明全集》虽没有子的名称，但已包举本人全部思想，又并不含文学的性质，为什么又入集部，不入子部呢？如《杜甫集》、《李白集》纯是文学的，犹可说。若《朱子集》、《阳明集》以及《陆象山集》、《戴东原集》，绝对不含文学的性质的，拿来比附《汉志》的《诗赋略》，简直一点理由也没有，我们是绝对不认可的。集部之所以宝贵，只是因为他包含史料。如纪载某事、某人、某地、某学派，集部里实在有三分之二带史部性质。就是纯文学的作品包含史料也不必少。如《杜甫集》，向来称做诗史。凡研究唐玄宗、代宗、肃宗诸朝的情形的，无不以《杜甫集》做参考。这还可说特别一点，其余无论那一部集，或看字句，或看题目，可以宝贵的史料仍旧到处都是。不必远征，前年我讲《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在各家文集诗句里得了多少史料，诸君当能知道。以此言之，纯文学的作品也和史部有关。

所以中国传下来的书籍，若问那部分多，还是史部。中国和外国不同。外国史书固不少，但与全部书籍比较，不如中国。中国至少占什之七八。外国不过三分之一。自然科学书，外国多，中国少。纯文学书，外国也多，中国也少。哲学、宗教的书，外国更多，中国更少。

此何以故？中国全个国民性，对于过去的事情，看得很重。这是好是坏，另一问题。但中国人“回头看”的性质很强。常以过去经验做个人行为的标准，这是无疑的。所以史部的书特别多。

中国史书既然这么多，几千年的成绩，应该有专史去叙述他。可是到现在还没有，也没有人打算做，真是很奇怪的一种现象（名达案：民国十四年九月，名达初到清华研究院受业于先生，即有著《中国史学史》之志，曾向先生陈述；至今二年，积稿颇富，惟一时尚不欲草率成书耳）。(www.xing528.com)

中国史学史，最少应对于下列各部分特别注意：一、史官；二、史家；三、史学的成立及发展；四、最近史学的趋势。

最先要叙史官。史官在外国并不是没有，但不很看重；中国则设置得很早，看待得很尊。依神话说，黄帝时，造文字的仓颉，就是史官，这且不管；至迟到周初，便已看重史官的地位。据金文——钟鼎文——的纪载，天子赐钟鼎给公卿诸侯，往往派史官做代表，去行给奖礼。周公时代的史佚见于钟鼎文就不下数十次，可见他的地位很高。他一人如此，可见他那时和他以前，史官已不是轻微的官了。殷墟甲骨文，时代在史佚之前，已有许多史官名字，可知殷代初有文字，已有史官，《尚书》的《王命》、《顾命》两篇，有史官的事实，这是见于书籍的纪元。《左传》记载晋董狐、齐北史氏的直笔，称道史官的遗烈，可见在孔子以前，列国都有史官，不独天子。孟子说：“晋之《乘》、楚之《祷杌》、鲁之《春秋》，其实一也。”墨子说曾见百国《春秋》。《左传》记晋韩宣子聘鲁，观书于太史氏，得鲁《易象》与《春秋》，可见春秋战国时代，列国都有《春秋》一体的史书，而且都是史官记的，所以后来司马迁叫他“诸侯史记”。晋太康三年，汲郡发掘晋襄王冢，得到的许多书中，有一部似《春秋》，纪载黄帝以来的事实，自晋未列为诸侯以前，以周纪年；自魏未为诸侯以前，以晋纪年；自魏为诸侯以迄襄王，以魏纪年，而且称襄王为今王。这部书，当时人叫他《竹书纪年》，后来佚了，现在通行的是假书，王静安先生所辑的略为可靠。据《晋书》所载《竹书纪年》的体裁，《竹书纪年》当然是魏史官所记，和鲁史记的《春秋》一例。其余各国史官所记，给秦火焚毁了，想来大概都是《竹书纪年》一体，而且各国都有史官职掌这事的。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竹书纪年》的纪载从黄帝、尧、舜一直到战国，虽未必全真，由后人追述的也有，但亦必有所本，不能凭空杜撰。其中所载和儒家传说矛盾的，如启杀伯益，伊尹杀太甲，夏年多于殷，亦必别有所本。他又并不瞎造谣言，有许多记载已给甲骨文、钟鼎文证明是事实。这可见魏史官以前有晋史官，晋史官以前有周史官，周史官以前有殷史官……一代根据一代，所以才能把远古史事留传下来。虽然所记不必全真全精，即此粗忽的记载，在未能证明其为全伪以前，可以断定中国史官的设置是很早很早的。最低限度，周初是确无可疑的已有史官了。稍为放松一点，夏、商就有，亦可以说。中国史学之所以发达，史官设置之早是一个主要原因。

其次，史官地位的尊严，也是一个主要原因。现在人喜欢讲司法独立，从前人喜欢讲史官独立。《左传》里有好几处纪载史官独立的实迹。如晋董狐在晋灵公被杀以后，书“赵盾弑君”，赵盾不服，跟他辩，他说，你逃不出境，入不讨贼，君不是你弑的是谁？赵盾心虚，只好让他记在史册。又如崔杼杀齐庄公，北史氏要书“崔杼弑君”，崔杼把他杀了，他的二弟又要书，崔杼把他的二弟杀了，他的三弟不怕死，又跑去要书，崔杼短气，不敢再杀，只好让他。同时，南史氏听见崔杼杀了几个史官，赶紧跑去要书，看见北史氏的三弟已经成功了，才回去。这种史官是何等精神！不怕你奸臣炙手可热，他单要捋虎须。这自然是国家法律尊重史官独立，或社会意识维持史官尊严，所以好的政治家不愿侵犯，坏的政治家不敢侵犯，侵犯也侵犯不了。这种好制度不知从何时起，但从《春秋》以后，一般人暗中都很尊重这无形的纪律，历代史官都主张直笔，史书做成也不让皇帝看。固然，甚么制度，行与不行，都存乎其人，况且史官独立半是无形的法典？譬如从前的御史，本来也是独立，但是每到末世，就变皇帝大臣的走狗。又如民国国会的猪仔，只晓得要钱，那懂得维持立法独立？就是司法独立也不过名义上的，实际上还不是给军阀阔人支配？但是只要有这种史官独立的精神，遇有好史官便可以行其志，别人把他没有法子，差不多的史官也不敢恣意曲笔。

除了这点独立精神以外，史官地位的高贵也很有关系。一直到清代，国史馆的纂修官一定由翰林院的编修兼任。翰林院是极清贵的地方，人才也极精华之选。平常人称翰林为太史，一面尊敬，一面也就表示这种关系。一个国家，以如此地位，妙选人才以充其选，其尊贵为外国所无。科举为人才唯一出身之途，科举中最清贵的是太史，可以说以全国第一等人才做史官了。

史官在法律上有独立的资格，地位又极尊严，而且有很好的人才充任，这是中国史学所以发达的第二原因。但是到民国以后就糟了！自史佚以来未曾中断的机关，到现在却没有了！袁世凯做总统的时候以国史馆总裁位置王壬秋，其实并不曾开馆。后来就让北京大学吞并了一次，最近又附属于国务院，改名国史编纂处。独立精神到现在消灭，是不应当的。几千年的机关，总算保存了几千年的史迹，虽人才有好坏，而纪载无间缺。民国以来怎么样？单是十六年的史迹，就没有法子详明的知道。其故，只因为没有专司其责的国史馆。

私人作野史，固可以补史官的不及。但如明末野史很发达，而万季野主张仍以实录为主。史官所记固或有曲笔，私人所记又何尝没有曲笔？报纸在今日是史料的渊丛了，但昨天的新闻和今日矛盾，在甲军阀势力下的报纸和在乙军阀势力下的参差，你究竟相信谁来？——所以做史学史到叙述史官最末一段，可以讲讲国史馆的设立，和史官独立的精神与史官地位的尊严之必要。

史学史的第二部分要叙述史家。最初，史官就是史家，不能分开；到后来，仍旧多以史官兼史家。但做史学史，在史官以外，应从史家兼史官的或史家不是史官的看他史学的发展。这部分资料，历代都很少。以一种专门学问自成一家，比较的要在文化程度很高以后。所以《春秋》以前不会有史家，历史学者假如要开会馆找祖师，或者可用孔子，因《春秋》和孔子有密切的关系。孔子虽根据鲁史记作《春秋》，但参杂了很多个人意见。《春秋》若即以史为目的，固然可叫做史。即使在史以外，另有目的，亦可以叫做史。本来，纪载甚么东西，总有目的。凡作史总有目的；没有无目的的历史。孔子无论为哲学上、政治上，有其他目的，我们亦不能不承认他是史家。即使他以纪载体裁发表政见，《春秋》仍不失为史学著作的一种。其后最昭明较著的史家，当然是《国语》、《左传》的作者，无论他姓甚名谁，大概推定其年代不出孔子死后百年之内。这个史家是否晋史官，我们也不敢断定。据我看，做《左氏春秋》的人不见得是史官，因史官是国家所设，比较的保守性多，创作性少；但也不敢确定。若是一个史官，则实是一个最革命的史官了。鲁《春秋》和《竹书纪年》大概是同一体裁，都是史官所记，和《左氏春秋》不同。《左氏春秋》的范围很广，文章自出心裁，描写史迹，带有很浓厚的文学性质。真的史家开山祖，当然要推崇这个作者了。这作者的姓名事迹虽待考订，而这部书的价值应该抬高。因为自这部书出现以后，史学的门径才渐渐打开了。《史记》称孔子《春秋》以后，有《左氏春秋》、《虞氏春秋》、《吕氏春秋》、《铎氏微》，都是承风后起的。现在只有《吕氏》、《左氏》二种，余皆不存。那些若和《吕氏》一样，不能说；若和《左氏》一样，应属史家之类。汉初有一位史家，名叫陆贾，著了一部《楚汉春秋》。可惜那书不传，不知内容怎样？——以上诸家，都脱不了《春秋》的窠臼。

以下就是司马迁作《史记》，史学因之转变方向。《史记》这书的记载并不十分真确，南宋以后，有许多人加以攻击；但是无论如何，不能不承认是一种创作。他的价值全在体裁的更新，舍编年而作纪、传、书、表；至于事迹的择别，年代的安排，他是没有工夫顾到的。自司马迁以后，一直到现在快出版的《清史》，都用《史记》这种体裁，通称正史。自《隋志》一直到最近的各种《艺文志》和藏书目，史部头一种就是正史，正史头一部就是《史记》。虽说编年体发达在先，但纪传体包括较广，所以唐人称为正史。普通人以为纪传体专以人为主，其实不然。《史记》除纪、传以外，还有书、表。表是旁行斜上，仿自《周谱》；但《周谱》只有谱，《史记》则合本纪、列传、书、表在一起，而以表为全书纲领，年代远则用世表，年代近则用年表、月表。或年经国纬，或国经年纬，体例很复杂。本纪是编年体，保存史官纪载那部分。书八篇是否司马迁原文，做得好不好，另一问题；但书的内容，乃是文化史，不是单讲个人。《史记》八书所范围的东西已很复杂，后来各史的书志，发展得很厉害。如《汉书》的《艺文志》，《隋书》的《经籍志》，《魏书》的《释道志》，多么宝贵。所以纪传体的体裁，合各部在一起，记载平均，包罗万象，表以收复杂事项，志以述制度风俗，本纪以记大事，列传以传人事，伸缩自如，实在可供我们的研究。我们不能因近人不看志、表，也骂纪传体专替古人做墓志铭，专替帝王做家谱。我们尽可依各人性之所近去研究正史。如《晋书》好叙琐碎事，滑稽语；《元史》多白话公文；这都保存了当时原形，这都因体裁的可伸可缩，没有拘束。所以司马迁创作这种体裁，实在是史学的功臣。就是现在做《清史》，若依他的体裁，也未尝不可做好，不过须有史学专家，不能单靠文人。自从他这个大师打开一条大路以后，风起云涌，续《史记》者有十八人；其书虽不传，但可见这派学风在西汉已很发达了。

司马迁以后，带了创作性的史家是班固，他做的《汉书》，内容比较《史记》还好；体裁半是创作，就在断代成书这点。后来郑樵骂他毁灭司马迁的成法，到底历史应否断代还有辩论的余地，但断代体创自班固则不可诬。从此以后，断代的纪传体，历代不绝，竟留下了二十余部。称中国历史，必曰“二十四史”。“二十四史”除《史记》外，都是断代的纪传体。谈起这体的开山祖，必曰班固。所以班固须占史家史的一段。

再次是荀悦，即《汉纪》的作者。史的发达，编年在先，纪传在后。司马迁以前，全是编年；以后，纪传较盛，但仍感有编年的必要。《汉纪》即编年体，荀悦的地位同于班固。班固变通代的纪传体为断代的，荀悦也变通代的编年为断代的。所以荀悦也须一叙，以表示这种趋势。

第一期的史家有这么多，也有一等二等之分。经过这一期以后，“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的，史家多极了。据刘知几的计算，自东汉到唐初不下百余家，这是史学极盛时期。单是《晋书》就有十八家做过，自唐代官修《晋书》出而十八家全废。此外宋、齐、梁、陈、北魏、北周、北齐以及稍前的五胡十六国，或编年，或纪传，无不有史，即无不有史家。但那时著作，多半因袭，没有创作。自唐初以前，作者或兼史官，或以私人作史而后来得国家的帮助，国家把他当史官看待，或竟用私人力量著成一书，这都受司马迁、班固的影响。这些人和唐以后不同，都是一个人独立做史，或父子相传，或兄弟姊妹同作。他们的成功与否，成功的大小，另是一问题；但都想自成一家之言，不愿参杂别人的见解，和唐后官修史书完全异致。

唐以后，史学衰歇，私人发宏愿做史家的很少。国家始设立馆局，招致人才，共同修史。这种制度，前代也许有，但都是暂时的；到唐代才立为法制，但有很多毛病，当时刘知几已太息痛恨，而终不能改。刘知几是史官中出类拔群的，孤掌难鸣，想恢复班固的地位而不可能，只好闷烦郁结，著成一部讲求史法的《史通》。他虽没有作史的成绩，而史学之有人研究，从他始。这好像在阴霾的天气中打了一个大雷，惊醒了多少迷梦，开了后来许多法门。这可以让第三部分讲。

宋朝有好几部创作：（1）欧阳修的《新五代史记》，好不好，另一问题；但在史家的发达变迁上，不能不推为一个复古的创作者。他在隋唐、五代空气沉闷以后，能够有自觉心，能够自成一家之言，不惟想做司马迁，而且要做孔子，这种精神是很可嘉尚的。他在《新五代史记》以外，还和宋祁同修了《唐书》。《唐书》的志这部分是他做的，很好，只有《明史》的志可和他相比。表这部分，如《宰相世系表》也算创作。所以，欧阳修所著的书，不管他好不好，而他本人总不失为“发愤为雄”的史家。（2）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价值不在《史记》之下。他的贡献，全在体裁的创作。自荀悦作《汉纪》以后，袁宏作《后汉纪》，干宝作《晋纪》，都是断代的编年体。到《资治通鉴》才通各代成一史，由许多史家分担一部，由司马光综合起来。简繁得宜，很有分寸；文章技术，不在司马迁之下。先头作了《长编》，比定本多好几倍；后来又另作《考异》，说明去取的来由；作《目录》，提挈全书的纲领：体例极完备，《考异》的体例尤其可贵。我们学古人著书，应学他的方法，不应学他的结果。固然考异的方法，司马光也运用得不曾圆满，我们还可纠正；但不相干，只要他能够创作这种方法，就已有莫大的功劳。自有此法以后，一部史书著成，读者能知道他去取的原因，根据的所在。所以司马光在史学的地位，和司马迁差不多相等。（3）司马光附属的第二流史家是朱子，朱子就《资治通鉴》，编成《通鉴纲目》，虽没有做好，自不失为小小的创作。他改直叙的编年体为和《春秋》、《左氏传》一样的纲目体，高一格为纲，低一格为目。其注重点在纲，借纲的书法来发挥他的政治理想，寓褒贬之意。他最得意的地方，如三国的正统改魏为蜀等，其实没有多大关系；其好处在创造纲目体，使读者一看纲就明白一个史事的大概。这种体裁还可运用到编年以外的体裁，纪传可用，书志也可用。如后来钱子文《补汉兵志》，钱德洪作《王阳明年谱》，就用这体。这体的好处，文章干净，叙述自由，看读方便。但创造这体的人是谁，还有问题。《元经》若是王通或阮逸所作，则这体是他们所创，但不可靠。无论如何，用纲目体来做史，自朱子起，则可无疑，所以朱子可称史家。（4）朱子前一点，最伟大的是郑樵。他以为历史如一个河流，我们若想抽刀断水，是不可能的，所以以一姓兴亡为史的起讫，是最不好的。因此，创作一部《通志》，上自极古，下至唐初。这种工作，梁武帝和他的臣子也曾做过，《隋志》载他们做的《通史》有四百八十卷，可惜不传，不知其内容怎样。郑樵在史学界，理论上很有成绩，实际上的工作如做《通志》可谓大失败。《通志》的运气好，至今仍保存。后来史学家批评他，纪传一大堆尽可焚毁，因为全抄各史，毫无新例，只有《二十略》可看。他所以不致失传，也许因为有《二十略》的成功。《二十略》贯通各史书志，扩充文物范围，发明新颖方法，在史学界很占着地位，足令郑樵不朽。（5）此外为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这书就《资治通鉴》的史事，摘要归类，各标一题，自为起讫。论他纪事，大小轻重，颇觉不伦；论他体例，在纪传、编年之外，以事的集团为本位，开了新史的路径，总不愧为新史的开山。（6）还有苏辙、吕祖谦一派的史论家，对于史事下批评。此种史论，《隋志》已载有《三国志评论》等书，惜已失传，不知其是评史事是评史书。从前纪传体每篇末尾必有几句短评，但没有专门评论的。宋朝有许多专门作史评家的，在史学界有相当的地位。（7）还有罗泌做《路史》；叙先秦以前，选择资料最不精严，但用的方法很多，有许多前人所不注意的史迹他也注意到，在史学界也有点价值。（8）吴缜作《新唐书纠缪》、《新五代史记纠缪》，虽专用以攻击欧阳修，但间接促起史家对于史事要审查真伪的注意，开后来考证史事一派，关系比前二种重要得多。——人们只说宋朝理学发达，不知史学也很发达。

一到元、明，简直没有史家，史官修的《宋史》、《元史》都很糟。中间只有金遗民元好问专门收罗文献，以史为业，可谓有志之士。明朝有许多野史，却没有一个真的著作家。清朝的史学，各种都勃兴，但大体的趋向和从前不同，留在第四部分讲近代史学界趋势时讲。史家的叙述就此停止。

第三部分讲史学之成立及其发展。凡一种学问，要成为科学的，总要先有相当的发展，然后归纳所研究的成绩才成专门。先头是很自由的发展，茫无条理；后来把过去的成绩整理，建设科学：没有一种科学不是如此成立的。所以一个民族研究某种学问的人多，那种学问成立也更早；若研究的人少，发达也更迟。自成为科学以后，又发现许多原则，则该科学更格外发展。先有经验，才可发现原则；有了原则，学问越加进步。无论那门学问，其发达程序皆如此。史学在中国发达得最厉害，所以成立得也最早，这也是和各科学发达程序相同。

又从旁一方面看。凡一种学问，当其未成立为科学以前，范围一定很广，和旁的学问分不清；初成科学时，一定想兼并旁的学问。因为学问总是有相互的关系，无论何学皆不能单独成立，所以四方八面都收纳起来。后来旁的学问也渐渐成为科学，各有领土，分野愈分愈细。结果，要想做好一种学问，与其采帝国主义，不如用门罗主义：把旁的部分委给旁的学问，缩小领土，在小范围内，尽力量，越窄越深。——全世界学问进化分化的原则如此。中国人喜欢笼统的整个的研究，科学的分类很少。这也不能说不好，不见得要分才是好。现在德国人做学问，分得很细；英国人则带海洋性，甚么都含混点：两方面各有好坏。但为研究学问的便利起见，分得精细也有好处。因为要想科学格外发展，还是范围缩小，格外经济。中国史学成立以后的最大趋势就如此。最初很宽，以后愈趋愈细。从前广大的分野，只能认为有关系的部分；把范围缩小，到自己所研究那一点。

中国史学的成立与发展，最有关系的有三个人：一、刘知几；二、郑樵；三、章学诚。此外很多史家，如上文所讲在史学方面，零零碎碎，都讲了些原理原则，把史学的范围意义及方法，都各各论定了。但在许多人里边，要找出几个代表时代特色而且催促史学变化与发展的人，就只有这三个。他们都各有专著讨论史学。刘知几有《史通》；郑樵有《通志总序》及《二十略序》；章学诚有《文史通义》及《湖北通志》、《永清志》、《毫州志》、《和州志》各序例。此三人要把史学成为科学，那些著作有很多重要见解。我们要研究中国史学的发展和成立，不能不研究此三人。此三人的见解，无论谁都值得我们专门研究。现在只能简单的讲些他们的特点何在。

先讲刘知几。刘知几的特点，把历史各种体裁分析得很精细；那种最好，某种如何做法，都讲得很详明。他的见解虽不见得全对，但他所批评的有很大的价值。（1）史学体裁，那时虽未备，而他考释得很完全；每种如何做法，都引出个端绪，这是他的功劳。（2）他当代和以前，史的著作偏于官修，由许多人合作，他感觉这很不行，应该由一个专家拿自己的眼光成一家之言。他自己做了几十年的史官，身受官修合作不能成功的痛苦，所以对于这点发挥得很透彻。（3）史料的审查，他最注重。他觉得作史的人，不单靠搜集史料而已，史料靠得住靠不住，要经过很精严的审查才可用。他胆子很大，前人所不敢怀疑的他敢怀疑。自《论语》、《孟子》及诸子，他都指出不可信的证据来。但他不过举例而已，未及作专书辨伪；而且他的怀疑，也许有错误处。不过他明白告诉我们，史事不可轻信，史料不可轻用。这是刘知几所开最正当的路。其他工作还很多，举其著者，有此三条。

郑樵成绩最大的：（1）告诉我们，历史是整个的，分不开。因此，反对断代的史，主张做通史，打破历史跟著皇帝的观念。历史跟著皇帝，是不妥当的。历史如长江、大河，截不断，要看全部。郑樵主要工作在做《通志》，虽未成功，或者也可以说是已失败，但为后学开一门径，也是好的。（2）他把历史的范围放大了许多。我们打开《二十略》一看，如六书、七音、氏族、校雠、图谱，从来未收入史部的，他都包揽在史学范围以内。（3）他很注重图谱，说治史非多创图表不可。他自己做的书表很多，表式也很有新创，图虽没有做多少，但提倡得很用力。——这三点是郑樵的贡献。

章学诚，可以说，截至现在，只有他配说是集史学之大成的人。以后，也许有比他更大的发展。但有系统的著作，仍以《文史通义》为最后的一部。他的特色：（1）他主张史学要分科。以为要做一国史尤其如中国之大，决不能单讲中央政治，要以地方史作基础。所以他对于古代历史的发展，不单看重中央的左史右史，还看重地方的小史。史的基本资料，要从各种方志打底子。从前做史专注意中央政治的变迁，中央政府的人物，中央制度的沿革。章学诚把历史中心分散，注重一个一个地方的历史；须合起各地方志，才可成为真有价值的历史。史官做史，须往各地搜罗文献；即自己非史官，也应各把地方文献搜罗：方志与历史，价值是相当的。（2）他不注意史料的审查和别择，因为前人已讲得很清楚；他专提倡保存史料的方法。他以为史部的范围很广——如“六经”皆史——什么地方都是史料，可惜极易散失。所以主张中央和地方都应有保存史料的机关，中央揽总，府、州、县，各设专员。关于这种制度和方法，他讲得很精密。关于史料的总类，也有条理的驾驭。他所作的方志，常分志、掌故、文征三部：志是正式的史书；掌故及文征，保存原始史料。倘使各家方志都依他的方法，历代史料必不致缺乏。他以为保存史料的机关，须用有史学常识的人，随时搜集史料，随时加以审查而保存之，以供史家的探讨。至于如何别择，如何叙述，各家有各家的做法，和保存史料的机关不相干。关于这一点可以说是章学诚的重要主张。在中国一直到现在，还没有这种机关，从前有所谓皇史宬，实录馆，虽也可说是保存史料用的，章学诚以为不行，因为那只能保存中央这一部分的史料。至于正史以外，各行政官都有机关，范围又很大，不单保存政治史料，各种都保存，实在是章学诚的重要发明。这种办法，在中国不过一种理想，未能实行；在外国也做不到，只由博物院及图书馆负了一部分责任而已。章学诚把他看做地方行政的一种，一层一层的上去，最高有总机关管理，各地方分科，中央分部，繁重的很。要把这种画一的章程通行起来，过去的事迹一定可以保存很多。但他的办法也未完备，所保存的只是纸片，没有一点实物，方法也不精密，我们尽可补充改正。（3）他主张，史家的著作，应令自成一家之言；什么学问都要纳到历史方面去；做史家的人要在历史上有特别见解，有他自己的道术，拿来表现到历史上：必如此，才可称为史家，所作的史才有永久的价值。所以关于史学意义及范围的见解都和前人没有相同的地方；他做史也不单叙事，而须表现他的道术。我们看《文史通义》有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是讲哲学的，此则所谓历史哲学，为刘知几、郑樵所无，章学诚所独有，即以世界眼光去看，也有价值。最近德国才有几个人讲历史哲学；若问世界上谁最先讲历史哲学，恐怕要算章学诚了。

以上把三个人重要之点略讲了讲，还有中国普通相传下来的历史观念，三个人都有相当的贡献。第一点，史与道的关系。第二点，史与文的关系。

中国史家向来都以史为一种表现道的工具。孔子以前，不知如何。《春秋》即已讲微言大义，董仲舒说：“《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司马迁《史记·自序》和《报任安书》都说：“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此种明道的观念，几千年来，无论或大或小，或清楚，或模糊，没有一家没有。所以很值得我们注意。明道的观念，可分两种：一、明治道；二、明人道。明治道是借历史事实说明政治应该如何，讲出历代的兴衰成败治乱的原因，令后人去学样。明人道，若从窄的解释，是对于一个人的批评，褒贬，表彰好的令人学，指摘坏的令人戒。若从广的解释，是把史实罗列起来，看古人如何应付事物，如何成功，如何失败，指出如何才合理，如何便不合理。这种若给他一个新名词，可以叫做“事理学”。西洋人注重人同物的关系，所以物理学很发达；中国人注重人同人的关系，所以事理学很发达。《资治通鉴》便是事理学的代表，善言人情事理，所以向来称赞他“读之可以益人神智”。《续资治通鉴》就够不上。关于这一点，现在比从前一天一天的少有适用，但仍有效力。从前自秦始皇到清宣统，政治环境及行为，没有多大变迁，所以把历史事实作为标准，相差不远。司马光做《资治通鉴》，所求得的事理标准，所以可供后人资鉴，就因这个缘故。现在虽不能说此种标准已无效，也不能说与从前一样有效，只可以说效力减了许多。各门的条文许多还可应用。如何才可富国，如何才可利民，水利如何兴，田赋如何定，至今仍不失其为标准。至于应用政治的方法，对付外交的手段，从前虽很有标准，现在因环境变迁，政体改易，就无效力；纵使有，也很少了：治道方面如此。人道方面，到现在，到将来，从前的事理标准仍很有效。这点注重明道的精神是中国人的素秉，我们不能放松的。至于窄义的人道方面，褒贬善恶，从前的史家看得很重，而刘知几、郑樵、章学诚看得很轻。前述的纪载史事以为后人处事接物的方法，则各派史家皆如此。

简单说，这种态度，就是把历史当做“学做人”的教科书。刘、郑、章三人对此点很注重。其余各人对此也很注重，即非史家亦很注重。譬如曾国藩、胡林翼的功业伟大。若依外国史家的眼光，只注重洪、杨之乱如何起，曾、胡如何去平定他。其实我们读历史，要看他们人格如何，每事如何对付，遇困难如何打破，未做之前如何准备，这一点比知道当时呆板的事实还要重要。洪、杨之起灭及曾、胡之成功，已成过去，知道又有何用处？我们读史，看曾、胡如何以天下为己任，如何磨练人才，改革风气，经万难而不退转，领一群书呆子，自己组织了无形的团体，抗起大事来做，各省不帮他而反加以掣肘，他们以一群师友感激义愤，竟然成功：此种局面，在中国史上是创见。我们要问为什么能如此，此即人道学、事理学的研究。看历史的目的各有不同：若为了解洪、杨之乱，当然注重战争的真相和结果；若为应付世事，修养人格，结交朋友的关系，则不可不注重人与人相与的方面。

中国史注重人的关系，尤其是纪传体。近来的人以为这种专为死人做传记，毫无益处。其实中国史确不如此，做传乃是教人以应世接物之法。诚然，有许多事实含了时代性，可以省略；但大部分不含时代性。所以中国史家对于列传的好不好，与将来有没有利益，很有斟酌，不肯轻懈。一个人所做的事，若含时代性，则可以省略；若不含时代性，在社会上常有，则不能不注重。这要看史家眼光和手腕如何，史书的价值也随之而定。——总说一句：这种以史明道的学术之发达及变迁，为研究中国史学史所不可不注重之点，在外国是没有的。

其次，史与文的关系。中国文看得很重，孔子已说：“文胜质则史。”史体与文有重要的关系。全书如何组织，才算适当，刘、郑、章三家讲得很多，旁人亦讲得不少。一篇文章如何组织，刘、郑、章三家讲得很多，韩愈、柳宗元一般文人也讲得不少。章学诚做《文史通义》，文和史在一块儿讲。关于史的文如何做法，章氏有许多特别见地。虽其所讲方法所作体例，我们看去似系他自创，他却说都有所本，实则一部分自前人，一部分还是他自创。如讲叙事方法，从前做传专叙个人，他可常常以一事做传名。如《湖北通志检存稿》，非人的传有许多，把人的事合在一起。又或传中有表，也是前人文里所不敢参杂的。诸如此类，对于文的史，史的文，发挥得很透彻。这种讲史与文的关系，往后很发展，但可以以章学诚为一结束。——以上讲第三部分——中国史学之成立及其发展——完。

第四部分应该讲最近中国史学的趋势，有许多好的地方，有许多不好的地方。最近几年来时髦的史学，一般所注重的是别择资料。这是自刘知几以来的普通现象，入清而甚盛，至今仍不衰。发现前人的错误而去校正他，自然是很好的工作。但其流弊乃专在琐碎的地方努力，专向可疑的史料注意，忘了还有许多许多的真史料不去整理。如清代乾嘉学者，对于有错字的书有许多人研究，对于无错字的书无人研究。《荀子》有错字，研究的有好几家，成绩也很好。《孟子》无错字，研究的便很少。此可以说是走捷径，并非大道。其实读《孟子》、《荀子》的目的在了解孟子、荀子的学术，以备后来拿来应用。若专事校勘考证，放着现成的书不读，那就不是本来的目的了。

还有一种史料钩沉的风气。自清中叶到现在，治蒙古史很时髦。因《元史》太简陋，大家都想方法，搜出一条史料也很宝贵。近来造陇海铁路，发现了北魏元氏百余种墓志铭，好写字的人很高兴，治史的人也高兴。因为《魏书·宗室传》缺了一卷，治史的人便根据那些墓志铭来补起来。其实《魏书》纵不缺略，大家也没有这么好的精神去看《宗室传》。近来史学家反都喜欢往这条补残钩沉的路走，倒忘了还有更大工作。

还有一种，研究上古史，打笔墨官司。自从唐人刘知几疑古惑经以后，很少人敢附和，现在可附和他了不得。这种并不是不好，其实和校勘、辑佚无异。譬如郑玄笺注的《毛诗》、《三礼》已够研究了，反从《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去辑郑注《尚书》和《易经》，以为了不得。乾、嘉以来的经学家便是这样风气。其实经学不止辑佚，史学不止考古。

推求以上诸风气，或者因受科学的影响。科学家对于某种科学特别喜欢，弄得窄，有似显微镜看原始动物。欧洲方面应该如此，因为大题目让前人做完了，后学只好找小题目以求新发明，原不问其重要与否。这种风气输入中国很利害。一般学者为成小小的名誉的方便起见，大家都往这方面发展。这固然比没有人研究好，但老是往这条捷径走，史学永无发展。我们不能够从千真万确的方面发展，去整理史事，自成一家之言，给我们自己和社会为人处事作资治的通鉴；反从小方面发展，去做第二步的事，真是可惜。不过这种大规模做史的工作很难，因为尽管史料现存而且正确，要拉拢组织，并不容易。一般作小的考证和钩沉、辑佚、考古，就是避难趋易，想侥幸成名，我认为病的形态。真想治中国史，应该大刀阔斧，跟着从前大史家的作法，用心做出大部的整个的历史来，才可使中国史学有光明，发展的希望。我从前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不免看重了史料的搜辑和别择，以致有许多人跟着往捷径去，我很忏悔。现在讲《广中国历史研究法》，特别注重大规模的做史，就是想挽救已弊的风气之意。这点我希望大家明白。

寅　社会科学史的做法（略）

卯　自然科学史的做法（略）

己　文学史（略）

庚　美术史（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