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年谱的体例及其应用范围

乙　年谱的体例

接著的便是年谱的体例问题，我们须得讲个清楚，使学者知道年谱怎样做法。

（一）关于记载时事——谱主的背景

世上没有遗世独立的人，也就没有不记时事的年谱。伟大的人，常常创造大事业，事业影响到当时人生，当然不能不记在那人的年谱上。就是活动力很小的人，不能创造大事业，而别人新创造的事业，常常影响到他身上，那么，时事也应占他年谱的一部分。不过谱主的趋向既各不同，年谱记载时事，自然也跟着有详有简。详简的标准，我们须得说一说：

譬如陈白沙是荒僻小县的学者（我的乡先辈），不曾做过教学以外的事业；生平足迹，只到过广州一次，北京两次；生的时世又很太平：简直可以说他和时事没有直接的关系。倘使替他做年谱，时事当然少记。又如钱竹汀的科名虽然不小，但只做了几年闲散的京官，并没有建设什么功业，到了中年，便致仕回里，教书至死，生的时世也很太平。我们要想把时事多记些上他的年谱，也苦于无法安插。又如白香山的诗，虽很有些记载社会状况的，生的时世虽很纷乱，但他不曾跑进政局，和时事还没有直接关系，不过总算受了时事的影响。倘使我们替他做年谱，时事自然可以记载些。像这类纯粹的学者、文人，和时代的关系比较的少，替他们做年谱，要纪载时事，应该很简切，假使看见旁人的年谱记时事很详，也跟样，那可错了。

反面说，学者，文人，也有根本拿时代做立脚点的。例如顾亭林，虽然少做政治活动，而他的生涯完全受政治的影响，他的一言一动几乎都和时代有关系。假使他的年谱不记时事，不但不能了解他的全人格和学问，而且不能知道他说的话是什么意义。从晚明流寇纷起，满洲人入关得国，到明六王次第灭亡，事事都激动他的心灵，终究成就了他的学问。像这类人虽然没有做政治活动，他的年谱也应该记载时事，而且须记详细些。若谱主正是政治家、当轴者，那更不用说，无论是由他创造的事业，或是有影响于他身上的时事，都应该很详细的记入他的年谱。

有一种文人，和当时的政事有密切关系。假使他的年谱不记时事，我们竟无法看懂他的著作，认识他的价值，而时事亦即因此湮没不少。例如一般人称杜甫的诗为诗史，常常以史注诗，而不知诗里便有许多史册未记的事。又如顾亭林的诗，影射时事的也不少，其中有一首，记郑成功、张煌言北伐至南京的一事，说张煌言曾与李定国定期出兵，因路远失期，以致败走。假使《顾亭林年谱》不记时事，怎么知道这诗所说何事？即使知道了郑、张北伐的事，不端详诗句的隐义，也会湮没了张、李相约的轶闻。所以谱主的著作，和年谱对看，常有相资相益之处；而年谱记载时事，也因此益觉重要。

大概替一人做年谱，先须细察其人，受了时事的影响多大？其人创造或参与的时事有几？标准定了，然后记载才可适宜。

曾国藩是咸丰、同治间政局唯一的中心人物，他的年谱记载时事应该很详细。除了谱主直接做的事情以外，清廷的措施，偏将的胜负，敌方的因应，民心的向背，在在都和谱主有密切的关系，如不一一搜罗叙述，何以见得谱主立功的困难和原因？我们看李瀚章做的《曾文正公年谱》，实在不能满足我们这种欲望。因为他只叙谱主本身的命令举动，只叙清廷指挥擢黜谕旨，其余一切，只有带叙，从不专提。使得我们看了，好像从墙隙中观墙外的争斗，不知他们为什么有胜有负！虽然篇幅有十二卷之多，实际上还不够用。倘然有人高兴改做，倒是很好的事情；但千万别忘记旧谱的短处，最要详尽的搜辑太平天国的一切大事，同时要人的相互关系，把当时的背景写个明白，才了解曾国藩的全体如何。

假如要做李鸿章的年谱，尤其要紧的是要把背景的范围扩大到世界各强国。因为李鸿章最初立功，就因利用外交，得了外国的帮助，才和曾国藩打平太平天国。假使不明白各国对太平天国的态度，如何知道他们成功的原因。后来他当了外交的要冲，经过几次的国际战争，缔结几次的国际条约，声名达于世界。他诚然不善于外交，丧失了国家许多权利；但我们要了解他为什么失败？为什么事事受制于人？除了明白中国的积弱情形以外，尤其需要明白世界的大势。因为十九世纪之末，自然科学发达的结果，生产过剩，欧洲各国都拼命往东方找殖民地和市场，非、澳二洲和亚洲南西北三部，都入了白人的掌握，所以各国的眼光，都集中到中国。那时世界又刚好出了几个怪杰，德国的俾斯麦，俄国的亚历山大，日本的明治帝，一个个都运用他们的巨腕，和中国交涉，而首当其冲者是李鸿章。假使世界大势不是如此，李鸿章也许可以做个安分守己的大臣。所以我们要了解李鸿章的全体，非明白他的背景不可；而且背景非扩充到世界不可。这种责任，不是专传的责任，非年谱出来担负不可。

实际的政治家，在政治上做了许多事业，是功是罪，后人自有种种不同的批评。我们史家不必问他的功罪，只须把他活动的经历，设施的实况，很详细而具体的记载下来，便已是尽了我们的责任。譬如王安石变法，同时许多人都攻他的新法要不得，我们不必问谁是谁非，但把新法的内容，和行新法以后的影响，并把王安石用意的诚挚和用人的茫昧，一一翔实的叙述，读者自然能明白王安石和新法的好坏，不致附和别人的批评。最可笑的是《宋史·王安石传》：他不能写出王安石和新法的真相，只记述些新法的恶果和反对的呼声，使得后人个个都说王安石的不好。最可嘉的是蔡上翔《王荆公年谱》：他虽然为的是要替王安石辩护，却不是专拿空话奉承王安石。他只把从前旧法的种种条文，新法的种种条文，一款一款的分列，使得读者有个比较。他只把王安石所用的人的行为，攻击王安石的人的言论，一件一件的分列，使得读者明白不是变法的不好，乃是用人的不好。像这样，才是史家的态度。做政治家的年谱，对于时事的叙述，便应该这样才对。

上面几段讲的是纯粹政治家的年谱做法，此外还有一种政治兼学问，学问兼政治的人，我们若替他做年谱，对于时事的记载，或许可以简略点，但须斟酌。譬如王阳明是一个大学者，和时事的关系也不浅。但因为他的学问的光芒太大，直把功业盖住了，所以时事较不为做他的年谱者所重。其实我们为了解他成功的原因起见，固然不能不说明白他的学问；为了解他治学的方法起见，也不能不记清楚他的功业。因为他的学问就是从功业中得来，而他的功业也从他的学问做出，二者有相互的关系。所以他的年谱，对于当时大事和他自己做出的事业，都得斟酌著录。

《钱竹汀年谱》，颇能令人满意。因为钱竹汀和时事没有多大关系，所以年谱记时事很简，自然没有什么不对。王懋竑的《朱子年谱》记时事却太详细了。朱子虽然做了许多官，但除了弹劾韩侂胄一事之外，没有做出什么大事，也没有受时事的大影响。所以有许多奏疏也实在不必枉费笔墨记载上去，因为大半是照例，和时局无关系。这种介在可详可略之间，最须费斟酌；稍为失中，便不对。

文学家和时势的关系，有浓有淡。须要依照浓淡来定记时事的详略，这是年谱学的原则。但有时不依原则，也有别的用处。譬如凌廷堪、张穆的《元遗山年谱》，记载时事很详，其实元遗山和时事并没有多大关系，本来不必这样详；凌、张以为读元遗山的诗和读杜甫的诗一样，非了解时事则不能了解诗，其实错了。但从别一方面看，金、元之间，正史简陋的很，凌、张以元遗山做中心，从诗句里钩出许多湮沉的史料，放在年谱内，虽然不合原则，倒也有一种好处。

不善体会上面说的详略原则，有时会生出过详过略的毛病。譬如张尔田的《玉谿生年谱笺注》记载时事极为详尽，只因他的看法不同。他以为李义山做诗全有寄托，都不是无所为而为，这实不能得我们的赞成。诚然，人们生于乱世，免不了有些身世之感，张氏的看法，也有相当的价值。但是我们细看李义山的诗，实在有许多是纯文学的作品，并非有所感触，有所寄托。张氏的笺注时事，不免有许多穿凿附会的地方。

我们应该观察谱主是怎样的人？和时事有何等的关系？才可以定年谱里时事的成分和种类。不但须注意多少详略的调剂，而且须注意大小轻重的叙述。总期恰乎其当，使读者不嫌繁赘而又无遗憾，那就好了。

（二）关于记载当时的人

个人是全社会的一员；个人的行动，不能离社会而独立。我们要看一个人的价值，不能不注意和他有关系的人。年谱由家谱变成，一般人做年谱，也很注意谱主的家族。家族以外，师友、生徒、亲故都不为做年谱的人所注意。这实在是一般年谱的缺点。比较最好的是冯辰的《李恕谷年谱》。因为他根据的是李恕谷的《日谱》，所以对于李恕谷所交往的人都有记载。我们看了，一面可以知道李恕谷成就学问的原因，一面可以知道颜、李学派发展的状况，实在令人满意。《曾文正公年谱》可不行。因为曾国藩的关系人太多，作者的眼光只知集中到直接有关系的人，自然不足以见曾国藩的伟大。

翻回来，再看《王阳明年谱》。我们因为王阳明的学问和他的朋友门生有分不开的关系，所以很想知道那些朋友门生某年生，某年才见王阳明，往后成就如何。钱德洪等做年谱，只把所闻所知的记了一点，却忽略了大多数，实在令我们失望。王懋竑的《朱子年谱》也是一样。朱熹到底有多少门生？他所造就的人才后来如何？我们全不能在上面知道。像朱、王这类以造就人才为事业的人，我们替他们做年谱，对于他们的门生、属吏、友朋、亲故，应该特别注意；记载那些人的事迹，愈详愈好。

寻常的年谱，记载别人的事迹，总是以其与谱主有直接的关系为主（如诗文的赠答，会面的酬酢）；若无直接的关系，人事虽大，也不入格：其实不对。例如《朱子年谱》记了吕伯恭、张南轩、陆梭山的死，只因朱子做了祭文祭他们。陆象山死在何年，上面便查不出，只因朱子不曾做祭文祭他。作者的观念以为和谱主没有直接的关系，便不应该记；其实年谱的体裁并不应该这样拘束。张、吕、二陆都是当时讲学的大师，说起和朱子的关系，最密切的还是陆象山。但我们竟不能在《朱子年谱》看到陆象山的死年，这是何等的遗憾！

从年谱的历史看，明朝以前，记时人较略；清中叶以后渐渐较详了。张穆的《顾亭林年谱》便是一个例证。王文诰的《苏东坡年谱》又更好一点，凡苏诗苏文所提到的人都有，而且略有考证。近时胡适的《章实斋年谱》，记事固然有些错误，记人却还好。他除了零碎的记了谱主师友的事迹以外，单提出戴震、袁枚、汪中三个可以代表当时思想家的人，来和谱主比较；就在各人卒年，摘述谱主批评各人的话，而再加以批评。批评虽不是年谱的正轨，但可旁衬出谱主在当时的地位，总算年谱的新法门。

老实说，从前做年谱，太过拘束了。谱主文集没有提起的人，虽曾和谱主交往而不知年分的人，都不曾占得年谱的篇幅。我们现在尽可用三种体裁来调剂：和谱主关系最密切的，可以替他做一篇小传；和谱主有关系而事迹不多的，可各随他的性质，汇集分类，做一种人名别录；姓名可考，事迹无闻，而曾和谱主交际的，可以分别做人名索引。凡是替大学者大政治家做年谱，非有这三种体裁附在后面不可。

好像《史记》做了《孔子世家》之后又做《仲尼弟子列传》，列传后面有许多人都只有姓名而无事迹，但司马迁不因他们无事迹而灭其姓名。朱熹、王守仁的弟子可考的尚不少，我们从各文集和史书学案里常常有所发现，若抄辑下来，用上面三种体裁做好，附在他们年谱后面，也可以弥补缺憾不少。

我自己做《朱舜水年谱》，把和朱舜水交往的人都记得很详细。那些人名，日本人听得烂熟，中国却很面生。因为朱舜水是开创日本近二百年文化的人，当时就已造就人才不少。我们要了解他的影响的大，须看他的朋友弟子跟著他活动的情形。虽然那些人的史料很缺乏，但我仍很想努力搜求，预备替他们做些小传。像朱舜水一类的人，专以造就人才为目的，虽然所造就的是外国人，但和我们仍有密切的关系，在他年谱记当时人，当然愈详愈好。

（三）关于记载文章

记载谱主文章的标准，要看年谱体裁是独立的，还是附见的。附见文集的年谱，不应载文章。独立成书的年谱，非载重要的文章不可。重要不重要之间，又很成问题。

《王阳明年谱》关于这点，比较的令人满意。因为他虽在文集中而已预备独立。有关功业的奏疏，发挥学术的信札，很扼要的采入各年。独立的年谱很可拿此谱做记载文章的标准。

王懋竑的《朱子年谱》不录正式的著作，而录了许多奏疏、序跋、书札。政治非朱子所长，政治的文章却太多；学术是朱子所重，学术的文章却太少。在王懋竑的意思，以为把学术的文章放在年谱后的《论学切要语》中便已够了，不必多录。《论学切要语》的编法，固然不错，但没有注清楚做文的年分，使得读者不知孰先孰后，看不出思想迁流的状态，不如把论学的文章放入年谱还更好。《性理大全》、《朱子全集》都依文章的性质分类，没有先后的次序。王阳明编《朱子晚年定论》，说朱子晚年的见解和陆子一致，已开出以年分的先后看思想的迁流一条大路来。虽然王阳明所认为朱子晚年的作品，也有些不是晚年的，但大致尚不差。王懋竑攻击王阳明的不是，却不曾拿出健全的反证来。《朱子年谱》载的文章虽不少，但还不能详尽，总算一件缺憾。

记载文章的体例，《顾亭林年谱》最好。整篇的文章并没有采录多少，却在每年叙事既完之后，附载那年所做诗文的篇目。文集没有，别处已见的遗篇逸文，知道是那一年的，也记录出来。文体既很简洁，又使读者得依目录而知文章的先后，看文集时，有莫大的方便。这种方法，很可仿用。篇目太多，不能分列，各年之下，可另作一表，附在年谱后。(www.xing528.com)

文学家的方面不止一种，作品也不一律，替文学家做年谱的人不应偏取一方面的作品。像《苏东坡年谱》只载诗文的篇目，没有一语提到词，便是不对。作者以为词是小道，不应入年谱。其实苏东坡的作品，词占第一位，诗文还比不上。即使说词不如诗文，也应该平等的纪载篇目，或摘录佳篇。现行的苏东坡年谱不纪及词，实在是一大缺点。

曾国藩是事业家，但他的文章也很好。即便他没有事业，单有文章，也可以入文苑传。我们很希望他的年谱，纪载他的文章诗句，或诗文的篇目。现行的《曾文正公年谱》，我嫌他载官样的文章太多，载信札和别的文章太少。好文章尽多著，如《李恕谷墓志铭》、《昭忠词记》等，应该多录，却未注意。

纯文学家的年谱只能录作品的目录，不能详录作品，最多也只能摘最好的作品记载一二。若录多了就变成集子，不是年谱的体裁了。《玉谿生年谱笺注》录了许多诗篇，作者以为那些诗都和谱主的生活有关，不能不录全文。结果，名为年谱，实际成了编年体的诗注。就算做得很好，也只是年谱的别裁，不是年谱的正格。有志做年谱的人们，还是审慎点好。

（四）关于考证

当然有许多年谱不必要考证，或是子孙替父祖做，或是门生替师长做，亲见亲闻的事原无多大的疑误。如王阳明、颜习斋、李恕谷等年谱都属此类。不过常常有作者和谱主相差的时代太久，不能不费考证的工夫的；又有因前人做的年谱错了而改做的，也不能不有考证的明文。

考证的工夫本来是任何年谱所不免的，但有的可以不必写出考证的明文，只写出考证的结果便已足。若为使人明白所以然起见，却很有写出考证的明文的必要。所以明文应该摆在什么地方，很值得我们考虑。

据王懋竑《朱子年谱》的办法，在年谱之外另做一部《考异》，说明白某事为什么摆在某年，两种传说，那种是真。年谱的正文，并不隔杂一句题外的话，看起来倒很方便。还有一种很普通的办法，把考证的话附在正文中，或用夹注，或低二格。另有一种办法，把前人做的年谱原文照抄，遇有错误处则加按语说明，好像札记体一样。张穆对于《元遗山年谱》便是用的第三种。

前面三种办法，各有好处。第一种，因为考证之文太多，令人看去，觉得厌倦，所以另成一书，既可备参考，又可省读年谱者的精神。第二种，可使读者当时即知某事的异说和去取的由来，免得另看《考异》的麻烦。两种都可用。大概考证多的，可另作《考异》，不十分多的，可用夹注，或低格的附文。但其中也有点例外。有些年谱，根本就靠考证才成立，无论是创作或改作，他的考证虽很繁杂，也不能不分列在年谱各年之下。如作《孟子年谱》，年代便很难确定。如果要定某事在某年，便不能离本文而另作考异，必同时写出考证的明文，说明为什么如此叙述，才不惹人疑惑。而后本文才可成立。假如孟子先到齐或先到梁的问题，没有解决，许多事情便不能安插，全部组织便无从成立。经过了考证，把问题解决了，若不把考证随写在下，便不能得读者的信仰。又如我做陶渊明的年谱，把他的年纪缩短，生年移后，和历来的说法都不同。假使不是考证清楚了，何必要改作？考证清楚了，若不开头说个明白，读者谁不丢开不看？像这类自然不能另作考异，亦不能作夹注，只好低二格附在各年本文之后。至于第三种也有他的好处，因为前人做的不十分错，原无改作的必要，为省麻烦起见，随时发现错误，随时考证一番，加上按语，那便够了。

大概考证的工夫，年代愈古愈重要。替近代人如曾国藩之类做年谱，用不着多少考证，乃至替清初人如顾炎武之类做年谱，亦不要多有考证，但随事说明几句便是。或详或略之间，随作者针对事实之大小而决定，本来不拘一格的。

（五）关于批评

本来做历史的正则，无论那一门，都应据事直书，不必多下批评；一定要下批评，已是第二流的脚色。譬如做传，但描写这个人的真相，不下一句断语，而能令读者自然了解这个人地位或价值，那才算是史才。

做传如此，做年谱也如此。真是著述名家，都应守此正则。有时为读者的方便起见，或对于谱主有特别的看法，批评几句也不要紧。但一般人每乱用批评，在年谱家比较的还少。现在拿两部有批评的年谱来讲，一是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一是胡适之的《章实斋年谱》。

与其用自己的批评，不如用前人的批评。年谱家常常如此，但亦不能严守此例。蔡上翔引人的话很多，用自己的话尤其多。胡适之有好几处对旧说下批评。固然各人有各人的见解，但我总觉得不对，而且不是做年谱的正轨。蔡上翔为的是打官司，替王安石辩护，要驳正旧说的诬蔑，也许可邀我们的原谅。但批评的字句应该和本文分开，不该插入纪事的中间。蔡、胡都没有顾及这点，以文章的结构论，很不纯粹。如果他们把自己的见解，做成叙文，或做附录，专门批评谱主的一切，那么，纵使篇幅多到和年谱相等，也不相妨了。

蔡上翔替王安石辩护的意思固然很好，但是他的作品却不大高明。他把别人骂王安石的文章录上了，随即便大发议论，说别人的不对，这实在不是方法。我以为最好是详尽的叙述新法的内容，某年行某法，某年发生什么影响，某年惹起某人的攻击，便够了。自己对于攻击者的反驳，尽可作为附录，不可插入本文。凡是替大学者政治家做年谱，认为有做批评的必要时，都应该遵守这个原则。

（六）关于附录

上面讲的考证和批评，我都主张放在附录里面。其实附录不止这两种，凡是不能放进年谱正文的资料，都可占附录的一部分。

要知道谱主的全体，单从生年叙到死年还不够。他生前的家况，先世的系统，父母兄弟的行事……与其旁文斜出，分在各年下，不如在正谱之前，作一个世谱。《王阳明年谱》的《世德纪》便是世谱的一种格式。因为王阳明的父祖都是有名的学者，做官也做到很大，年寿又高，并不是死在王阳明的生前。假使把他们的行事，插入年谱，一定觉得累赘。所以作者抄录别人替他们做的传和墓志铭在一处，作为年谱的附录。虽然《世德纪》里面，载了不少非世德的文章，有点名不副实；但这种不把附录当正文的方法，总是可取。譬如陆象山几兄弟都是大学者，互相师友。假使我们做陆象山的年谱，其关于他的兄弟行事，与其插入正文，不如另做小传放在前面。这种世谱和小传之类我们也可叫做“谱前”。

谱主死后，一般的年谱，多半就没有记载了，其实不对。固然有些人死后绝无影响，但无影响的人，我们何必给他做年谱呢？即使说没有影响吧，也总有门生子侄之类后来做了什么事，那也总不能摆在年谱正文中。若谱主是政治家，他的政治影响一定不致跟他的生命而停止。若谱主是大学者，他的学风一定不致跟他的生命而衰歇。还有一种人，生前偏和时势没有关系，死后若干年却发生何等的影响。所以如果年谱自谱主死后便无什么记载，一定看不出谱主的全体，因而贬损年谱本身的价值。钱德洪等似乎很明白这点，他们的《王阳明年谱》在谱主死后还有二卷之多。阳明学派的盛行，全是阳明弟子的努力。阳明的得谥和从祀孔庙，也靠许多友生的恳求。假使年谱不载阳明死后事，如何见得阳明的伟大？《阳明年谱》能称佳作，这也是一个原因。但他不应仍称死后事为年谱，应该称做“谱后”，做为附录的一种才对。

我们根据这点去看王懋竑的《朱子年谱》，便很不满意；因为他叙到朱子死年，便停止了；我们要想知道朱子学派的发达，学术的影响，是不可能的。同一理由，假使我们做《释伽牟尼年谱》，尤其要很用心的做谱后。凡是佛教各派的分化，传播，变迁，反响，都不妨择要叙入；不必年年有，不必怕篇幅多，甚至记载到最近，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在上面的原则中也似乎有例外。譬如《曾文正年谱》没有谱后便没有什么要紧，因为他的事业，生前都做完了，政治上的设施也没有极大的影响。纵使有谱后，也不妨简略些。若做《胡文忠年谱》便不然。因为他和曾文正联结许多同志，想灭亡太平天国，没有成功就死了。后来那些同志卒能成他之志。同志的成功，也就是他的成功。所以他的年谱谱后至少要记到克复江宁。

我做《朱舜水年谱》，在他死后还记了若干条，那是万不可少的。他是明朝的遗臣，一心想驱逐满清，后半世寄住日本，死在日本。他曾数说过，满人不出关，他的灵柩不愿回中国。他自己制好耐久不朽的灵柩，预备将来可以搬回中国。果然那灵柩的生命比满清还长，至今尚在日本，假使我们要去搬回来，也算偿了他的志愿哩！我看清了这点，所以在年谱后，记了太平天国的起灭，和辛亥革命，宣统帝逊位。因为到了清朝覆灭，朱舜水的志愿才算偿了。假如这年谱在清朝做，是做不完的。假如年谱没有谱后，是不能成佳作的。

此外有一种附录可以称做“杂事”的，是刘伯绳著《刘蕺山年谱》所创造的，后来焦廷琥的《焦理堂年谱》也仿做。刘伯绳因为谱主有许多事迹不能以年分，或不知在那一年，如普通有规则的行事，琐屑而足显真性的言论等，都汇辑做附录。邵廷采批评他，拿本文纪大德敦化的事，附录纪小德川流的事，真是毫无遗憾。从前的年谱遇著无年可归的事，不是丢开不录，便是勉强纳在某年。结果，不是隐没谱主的真相，便是不合年谱的体裁。刘伯绳却能打破这种毛病，注意前人所不注意的地方，创造新法来容纳谱主的杂事，使得读者既明白谱主的大体，又了解谱主的小节。这种体裁，无论何人的年谱都可适用。

其次，谱主的文章和嘉言懿行也可作附录。文章言论很简单的，可以分列各年；很繁多的，可以抄辑做附录，大学者的文章言论，常常不是年谱所能尽载的，为求年谱的简明起见，非别作附录不可。所以王懋竑在《朱子年谱》之后附了《朱子论学切要语》，这种方法可以通用。

张穆做《顾亭林年谱》虽然很好，我们却看不出顾亭林和旁人不同之处何在，只因他要读者先看了本集再看年谱，所以没有附录谱主的重要文章和言论。其实读者那能都看本集，或许时间不够，或许财力不足，若能单看年谱便了解谱主生平，岂不更好？所以为便利读者起见，作年谱必附录谱主的主要文章和言论，尤其是学者的年谱。

批评方面的话，或入本文，或附谱末，均无不可。但为年谱的简明起见，自然以作附录为好。伟大的人物，每惹起后人的批评，或褒或贬，愈伟大的愈多，如王安石、王守仁死了千数百年，至今还有人批评他们的好歹。倘使批评者确有特殊的见解，或能代表一部分人的意思，我们非附录他的话不可。因为若不附录批评，不但不能看出后人对谱主的感想，而且不足以见谱主的伟大。但有一点不可不注意，千万不要偏重一方面的批评，单录褒或单录贬。

以上讲的种种附录，当然不能说详尽。作者若明白年谱可多作附录的原则，尽可创造新的体裁。附录愈多，年谱愈干净。

从前作年谱太呆，单靠本文，想包括一切。前清中叶以后，著述的技术渐渐进步，关于上文讲的六种——纪载的时事，时人，文章，和考证，批评，附录——都有新的发明。我们参合前人的发明，再加研究，还可以创造种种的新体例，新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