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成果

第二　历史里头是否有因果律

这条和前条，只是一个问题，应该一贯的解决。原来，因果律是自然科学的命脉，从前只有自然科学得称为科学，所以治科学离不开因果律，几成为天经地义。谈学问者往往以“能否从该门学问中求出所含因果公例”为“该门学问能否成为科学”之标准。史学向来并没有被认为科学，于是治史学的人因为想令自己所爱的学问取得科学资格，便努力要发明史中因果，我就是这里头的一个人。我去年著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内中所下历史定义便有“求得其因果关系”一语，我近来细读立卡儿特著作，加以自己深入反覆研究，已经发觉这句话完全错了！我前回说过：“宇宙事物，可中分为自然、文化两系，自然系是因果律的领土，文化系是自由意志的领土。”（看《什么是文化》）两系现象，各有所依，正如鳞潜羽藏，不能相易，亦不必相羡。历史为文化现象复写品，何必把自然科学所用的工具扯来装自己门面？非惟不必，抑且不可，因为如此便是自乱法相，必至进退失据。当我著《历史研究法》时，为这个问题着实恼乱我的头脑。我对于史的因果很怀疑，我又不敢拨弃他，所以那书里头有一段说道：

若欲以因果律绝对的适用于历史，或竟为不可能的，而且有害的，亦未可知。何则？历史为人类心力所造成，而人类心力之动，乃极自由而不可方物；心力既非物理的或数理的因果律所能完全支配，则其所产生之历史，自亦与之同一性质。今必强悬此律以驭历史，其道将有时而穷，故曰不可能；不可能而强应用之，将反失历史之真相，故曰有害也。然则吾侪竟不谈因果可乎！曰：断断不可！……（原著一七六叶）

我现在回看这篇旧著，觉得有点可笑。既说“以因果律驭历史不可能而且有害”，何以又说“不谈因果断断不可”？我那时候的病根，因为认定因果律是科学万不容缺的属性，不敢碰他，所以有这种矛盾不彻底的见解；当时又因为调和这种见解，所以另外举出历史因果律，与自然科学因果律不同的三点（原著一七七至一七九叶），其实照那三点说来，是否还可以名之为因果律，已成疑问了。我现在要把前说修正，发表目前所见如下：

因果是什么？“有甲必有乙，必有甲才能有乙，于是命甲为乙之因，命乙为甲之果”。所以因果律也叫做“必然的法则”（科学上还有所谓“盖然的法则”，不过“必然性”稍弱耳，本质仍相同）。“必然”与“自由”是两极端，既必然便没有自由，既自由便没有必然；我们既承认历史为人类自由意志的创造品，当然不能又认他受因果必然法则的支配，其理甚明。(www.xing528.com)

再检查一检查事实，更易证明。距今二千五百年前，我们人类里头产出一位最伟大的人物名曰佛陀。为什么那个时候会产生佛陀？试拿这问题来考试一切史家，限他说出那“必然”的原因，恐怕无论什么人都要交白卷。这还罢了，佛陀本是一位太子，物质上快乐尽够享用，原可以不出家。为什么他要出家？出家成道后，本来可以立刻“般涅槃”，享他的精神快乐，为什么他不肯如彼，偏要说四十九年的法？须知倘使佛陀不出家，或者成道后不肯说法，那么世界上便没有佛教，我们文化史上便缺短了这一件大遗产。试问有什么必然的因果法则支配佛陀令其必出家、必说法？一点儿也没有，只是赤裸裸的凭佛陀本人的意志自由创造。须知，不但佛陀和佛教如此，世界上大大小小的文化现象，没有一件不是如此。欲应用自然科学上因果律求出他“必然的因”，可是白费心了。

“果”的方面也是如此。该撒之北征雅里亚（今法兰西一带地），本来为对付内部绷标一派的阴谋，结果倒成了罗马统一欧洲之大业的发轫；明成祖派郑和入海，他正目的不过想访拿建文，最多也不过为好大喜功之一念所冲动，然而结果会生出闽粤人殖民南洋的事业。历史上无论大大小小都是如此，从没有一件可以预先算准那“必然之果”。为什么呢？因为人类自由意志最是不可捉摸的。他正从这方向创造，说不定一会又移到那方向创造去，而且一个创造又常常引起（或不引起）第二、第三……个创造。你想拿玻璃管里加减原素那种顽意来测量历史上必然之果，岂不是痴人说梦吗？

所以历史现象，最多只能说是“互缘”，不能说是因果。互缘怎么解呢？谓互相为缘。佛典上常说的譬喻，“相待如交芦”，这件事和那件事有不断的联带关系，你靠我、我靠你才能成立，就在这种关系状态之下，前波后波衔接动荡，便成一个广大渊深的文化史海。我们做史学的人，只要专从这方面看出历史的“动相”和“不共相”，倘若拿“静”的“共”的因果律来凿四方眼，那可糟了。

然则全部历史里头，竟自连一点因果律都不能存在吗？是又不然。我前回说过，文化总量中含有文化种、文化果两大部门。文化种是创造活力，纯属自由意志的领域，当然一点也不受因果律束缚。文化果是创造力的结晶，换句话说，是过去的“心能”，现在变为“环境化”。成了环境化之后，便和自然系事物同类，入到因果律的领域了，这部分史料我们尽可以拿因果律驾驭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