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史迹论次，解决东胡史迹问题

第六章　史迹之论次

吾尝言之矣：事实之偶发的、孤立的、断灭的，皆非史的范围。然则凡属史的范围之事实，必其于横的方面，最少亦与他事实有若干之联带关系；于纵的方面，最少亦为前事实一部分之果，或为后事实一部分之因。是故善治史者，不徒致力于各个之事实，而最要着眼于事实与事实之间，此则论次之功也。

史迹有以数千年或数百年为起讫者。其迹每度之发生，恒在若有意识若无意识之间，并不见其有何等公共一贯之目的，及综若干年之波澜起伏而观之，则俨然若有所谓民族意力者在其背后。治史者遇此等事，宜将千百年间若断若续之迹，认为筋摇脉注之一全案，不容以枝枝节节求也。例如我族对于苗蛮族之史迹，自黄帝战蚩尤、尧舜分背三苗以来，中间经楚庄之开夜郎、汉武帝通西南夷、马援诸葛亮南征、唐之于六诏、宋之于侬智高……等事，直至清雍乾间之改土归流，咸同间之再平苗讨杜文秀，前后凡五千年，此问题殆将完全解决。对于羌回族之史迹，自成汤氐羌来享、武王征师羌髳以来，中间经晋之五凉、宋之西夏……等等，直至清乾隆间荡平准回，光绪间设新疆行省，置西陲各办事大臣，前后凡四千年，迄今尚似解决而未尽解决。对于匈奴之史迹，自黄帝伐獯鬻、殷高宗伐鬼方、周宣王伐狁以来，中间经春秋之晋，战国之秦赵，力与相持，迄汉武帝、和帝两度之大膺惩，前后经三千年，兹事乃告一段落。对于东胡之史迹，自春秋时山戎病燕以来，中间经五胡之诸鲜卑，以逮近世之契丹、女真、满珠，前后亦三千年，直至辛亥革命清廷逊荒，此问题乃完全解决。至如朝鲜问题，自箕子受封以来，历汉、隋、唐屡起屡伏，亦经三千余年，至光绪甲午，解决失败，此问题乃暂时屏出我历史圈外，而他日劳吾子孙以解决者，且未有已也。如西藏问题，自唐吐蕃时代以迄明清，始终在似解决未解决之间，千五百余年于兹矣。以上专就本族对他族关系言之，其实本族内部之事性质类此者亦正多。例如封建制度，以成周一代八百年间为起讫，既讫之后，犹二千余年时时扬其死灰，若汉之七国、晋之八王、明之靖难、清之三藩，犹其俤影也。例如佛教思想，以两晋、六朝、隋唐八百年间为起讫，而其先驱及其余烬，亦且数百年也。凡此之类，当以数百年或数千年间此部分之总史迹为一个体，而以各时代所发生此部分之分史迹为其细胞。将各细胞个个分离，行见其各为绝无意义之行动；综合观之，则所谓国民意力者乃跃如也。吾论旧史尊纪事本末体，夫纪事必如是，乃真与所谓本末者相副矣。

史之为态，若激水然，一波才动万波随。旧金山金门之午潮，与上海吴淞口之夜汐，鳞鳞相衔，如环无端也。其发动力有大小之分，则其荡激亦有远近之异。一个人方寸之动，而影响及于一国；一民族之举足左右，而影响及于世界者，比比然也。

吾无暇毛举其细者，惟略述其大者。吾今标一史题于此，曰：“刘项之争与中亚细亚及印度诸国之兴亡有关系；而影响及于希腊人之东陆领土。”闻者必疑其风马牛不相及；然吾征诸史迹而有以明其然也。寻其波澜起伏之路线，盖中国当李牧蒙恬时浪势壮阔，蹙匈奴于北，使彼“十余年不敢窥赵边”（《史记·李牧传》文），“却之七百余里”（贾谊《过秦论》文）。使中国能保持此局，匈奴当不能有所扰于世界之全局。“秦末扰乱，诸秦所徙谪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汉兵与项羽相拒，中国罢于兵革，以故冒顿得自强。……大破灭东胡，西击走月氏”（《史记·匈奴传》文）。“月氏本居敦煌祁连间，及为匈奴所败，乃远去，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史记·大宛传》文）。盖中国拒胡之高潮，一度退落，匈奴乘反动之势南下，轩然蹴起一大波，以撼我甘肃边徽山谷间之月氏；月氏为所荡激，复蹴起一大波，滔滔度葱岭以压大夏。大夏者，西史所谓柏忒里亚（Bactria），亚历山大大王之部将所建国也，实为希腊人东陆殖民地之枢都，我旧史字其人曰塞种。“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宾，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汉书·西域传》文）罽宾者，今北印度之克什米尔（《大唐西域记》之迦湿弥罗），亚历大王曾征服而旋退出者也。至是希腊人（塞王）受月氏大波所荡激，又蹴一波以撼印度矣。然月氏之波，非仅此而止，“月氏迁于大夏，分其国为五部翎侯。后百余岁，贵霜翎侯丘就却自立为王，国号贵霜。侵安息，取高附地，灭濮达罽宾”。子阎膏珍“复灭天竺”（《后汉书·西域传》文）。盖此波訇砰南驶，乃淘掠波斯（安息）、阿富汗（濮达），而淹没印度，挫希腊之锋使西转，自尔亚陆无复欧人势力矣。然则假使李牧蒙恬晚死数十年，或卫青霍去病蚤出数十年，则此一大段史迹，或全然不能发生，未可知也。

吾又标一史题于此，曰：“汉攘匈奴与西罗马之灭亡，及欧洲现代诸国家之建设有关。”闻者将益以为诞。然吾比观中西诸史，而知其因缘甚密切也。自汉武大兴膺惩之师，其后匈奴浸弱，裂为南北。南匈奴呼韩邪单于，保塞称臣，其所部杂居内地者，渐同化于华族。北匈奴郅支单于，仍倔强，屡寇边，和帝时再大举攘之：“永元元二年，连破北匈奴”（《后汉书·和帝纪》文）；三年，窦宪将兵击之于金微山，大破之，“北单于逃走，不知所之”（《后汉书》宪传文）。此西纪八十八年事也。其云“不知所之”者，盖当时汉史家实不知之；今吾侪则已从他书求得其踪迹。“彼为宪所逐，度金微山，西走康居，建设悦般国”，地方数千里，众二十余万（《魏书.西域传》悦般条文）。金微者，阿尔泰山；康居者，伊犁以西，讫于里海之一大地也。《后汉书·西域传》不复为康居立传，而于粟弋奄蔡条下皆云属康居，盖此康居即匈奴所新建之悦般，“属康居”云者，即役属于康居新主人之匈奴也。然则粟弋奄蔡又何族耶？两者皆日耳曼民族中之一支派：粟弋疑即西史中之苏维（Suevi）人；奄蔡为前汉时旧名，至是“改名阿兰聊”（《后汉书.西域传》文），即西史中之阿兰（Alan）人。此二种者，实后此东峨特（East Gothes）之主干民族也。吾国人亦统称其族为粟特。《魏书·西域传》：“粟特国，故名奄蔡，一名温那沙（疑即西史之Vandals，亦东峨特之一族也），居于大泽，在康居西北。”康居西北之大泽，决为黑海，已成学界定论；而第二三世纪时，环黑海东北部而居者，实东峨特，故知粟特即东峨特无可疑也。当此期间，欧洲史上有一大事，为稍有常识之人所同知者。即第三四世纪间，有所谓芬族（Huns or Fins）者，初居于窝瓦（Volga）河之东岸，役属东西峨特人已久。至三百七十四年（晋孝武帝宁康二年），芬族渡河西击东峨特人而夺其地。芬王曰阿提拉（Attila），其勇无敌；转战而西，入罗马，直至西班牙半岛，威震全欧。东峨特人为芬所逼，举族西迁，沿多恼河下流而进，渡来因河，与西峨特人争地；西峨特亦举族西迁，其后分建东峨特、西峨特两王国而西罗马遂亡。两峨特王国，即今德法英意诸国之前身也，而芬族亦建设匈牙利、塞尔维亚、布加利亚诸国。是为千余年来欧洲国际形势所自始，史家名之曰“民族大移转时代”。此一桩大公案，其作俑之人，不问而知为芬族也。芬族者何？即窦宪击逐西徙之匈奴余种也。《魏书·西域传》粟特条下云：“先是，匈奴杀其王而有其国，至王忽倪己，三世矣。”美国哥仑比亚大学教授夏德（Hirth）考定忽倪己，即西史之Hernae，实阿提拉之少子继立为芬王者。（忽倪己以魏文成帝时来通好，文成在位当西四五二至四五六年，Hernae即位在四五二年。）因此吾侪可知三四世纪之交，所谓东峨特役属芬族云者，其役属之峨特即《后汉书》所指役属康居之粟弋奄蔡；其役属之之芬族，则《后汉书》之康居、《魏书》之悦般，即见败于汉、度金微山而立国者也。芬王阿提拉与罗马大战于今法兰西境上，在西四五一年，当芬族渡窝瓦河击杀峨特王亥耳曼后之六十四年，故知《魏书》所谓“匈奴击杀粟特王而有其国”者，所击杀之王即亥耳曼，所有之国即东峨特。而击杀之之匈奴王即阿提拉之父而忽倪己之祖，其年为西纪三百七十四年，上距窦宪击逐时二百九十余年，而下距魏文成时通好之忽倪己，恰三世也。吾侪综合此种种资料，乃知汉永元一役，实可谓全世界史最要之关键，其在中国，结唐虞三代以来二千年獯鬻、狁之局，自此之后中国不复有匈奴寇边之祸。（刘渊等归化匈奴构乱于内地者不在此例。）班固《封燕然山铭》所谓：“摅高文之宿愤，光祖宗之玄灵；一劳而久逸，暂费而永宁。”非虚言也。然竟以此嫁祸欧洲，开彼中中古时代千年黑暗之局。直至今日，犹以匈奴遗种之两国（塞尔维与匈牙利）惹起全世界五年大战之惨剧。

人类造业，其波澜之壮阔与变态之瑰谲，其不可思议有如此。吾侪但据此两事，已可以证明人类动作息息相通，如牵发而动全身，如铜山西崩而洛钟东应。以我中国与彼西方文化中枢地相隔如彼其远，而彼我相互之影响犹且如此其巨，则国内所起之事件，其首尾连属因果复杂之情形，益可推矣。又可见不独一国之历史为“整个的”，即全人类之历史亦为“整个的”。吾中国人前此认禹域为“天下”固属褊陋，欧洲人认环地中海而居之诸国为世界，其褊陋亦正与我同。实则世界历史者，合各部分文化国之人类所积共业而成也。吾侪诚能用此种眼光以观察史迹，则如乘飞机腾空至五千尺以上，周览山川形势，历历如指掌纹，真所谓“俯仰纵宇宙，不乐复何如”矣。然若何然后能提絮纲领，用极巧妙之笔法以公此乐于大多数人，则作史者之责也。

孟子尝标举“知人论世”之义，论世者何？以今语释之，则观察时代之背景是已。人类于横的方面为社会的生活，于纵的方面为时代的生活，苟离却社会与时代，而凭空以观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人之思想动作，则必多不可了解者。未了解而轻下批评，未有不错误也。故作史如作画，必先设构背景；读史如读画，最要注察背景。

旧史中能写出背景者，则《史记·货殖列传》实其最好模范。此篇可分为四大段：篇首“《老子》曰：至治之极”起，至“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止，为第一段，略论经济原则及其与道德之关系。自“昔者越王勾践困于会稽”起，至“岂非以富耶”止，为第二段，纪汉以前货殖之人。自“汉兴海内为一”起，至“令后世得以观择焉”止，说明当时经济社会状况。自“蜀卓氏之先”起至篇末，纪当时货殖之人。即以文章结构论，已与其他列传截然不同。其全篇宗旨，盖认经济事项在人类生活中含有绝大意义，一切政教皆以此为基础。其见解颇有近于近世唯物史观之一派，在我国古代已为特别。其最精要之处，尤在第三段，彼将全国分为若干个之经济区域。每区域寻出其地理上之特色，举示其特殊物产及特殊交通状况，以规定该区域经济上之物的基件。每区域述其历史上之经过，说明其住民特殊性习之由来，以规定该区域经济上之心的基件。吾侪读此，虽生当二千年后，而于当时之经济社会，已得有颇明了之印象。其妙处乃在以全力写背景，而传中所列举之货殖家十数人，不过借作说明此背景之例证而已。此种叙述法以旧史家眼光观之，可谓奇特。各史列传更无一篇敢蹈袭此法；其表志之记事，虽间或类此，然求其能如本篇之描出活社会状况者，则竟无有也。吾侪今日治史，但能将本篇所用之方法，扩大之以应用于各方面，其殆庶几矣。

史迹复杂，苟不将其眉目理清，则叙述愈详博，而使读者愈不得要领。狄此当视作者头脑明晰之程度何如，与其文章技术之运用何如也。此类记述之最好模范，莫如《史记·西南夷列传》：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

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巂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榨都最大；自榨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冄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冄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

此对于极复杂之西南民族，就当时所有之智识范围内，以极简洁之笔法，将其脉络提清，表示其位置所在，与夫社会组织之大别，及其形势之强弱。以下方杂叙各部落之叛服等事，故不复以凌乱为病。惜后世各史之记事，能如此者绝希。例如晋代之五胡十六国、唐代之藩镇，皆史迹中之最纠纷者；吾侪无论读正史、读《通鉴》，皆苦其头绪不清。其实此类事，若用《西南夷列传》之叙述法，未尝不可使之一目了然；但旧史或用纪传体，或用编年体，以事隶人或以事隶年，其势不能于人与年之外而别有所提絜，故使学者如堕烟雾也。

自《史记》创立十表，开著作家无量法门，郑樵《图谱略》益推阐其价值。《史记》惟表年代世次而已，后人乃渐以应用于各方面。如顾栋高之《春秋大事表》，将全部《左传》事迹重新组织一过，而悉以表体行之，其便于学者滋多矣。即如五胡十六国之事，试一读齐召南之《历代帝王年表》，已觉眉目略清；若更为下列之两表，则形势若指诸掌矣。今录举以为例：

五胡十六国兴亡表第一

右第一表为东人所编中国史籍所通有，我不过略加增修而已；第二表则我所自造。吾生平读书最喜造表，顷著述中之《中国佛教史》，己造之表已二十余。我造表所用之劳费，恒倍蓰什伯于著书。窃谓凡遇复杂之史迹，以表驭之，什九皆可就范也。

天下古今，从无同铸一型的史迹，读史者于同中观异，异中观同，则往往得新理解焉。此《春秋》之教所以贵“比事”也。

同中观异者，例如周末之战国与唐末之藩镇，其四分五裂，日寻干戈也同；其仍戴一守府之天子，多历年所也同。然而有大不同者：战国蜕自封建，各有历史深厚之国家组织，其统治者确为当时之优秀阶级，各国各为充实的内部发展，其性质与近世欧洲列国近，故于历史上文化，贡献甚大；藩镇则蜕自蕃将降贼，统治者全属下流阶级，酷肖现代千夫所指之军阀，故对于文化只有破坏，更无贡献。例如中世之五胡与近世之元清，虽同为外族蹂躏中夏；然而五胡之酋，皆久已杂居内地，半同化于吾族，彼辈盖皆以一身或一家族——规模较大之家族乘时倡乱，而裹胁中国多数莠民以张其势，其性质与陈涉吴广辈相去无几；其中尤有受中国教育极深之人如刘渊苻坚等，其佐命者或为中国杰出之才士如张方王猛等，故虽云扰鼎沸，而于中国社会根本精神，不生大变动；其恶影响所及，不过等于累朝季叶之扰乱或稍加甚而已。元清等不然，彼等本为中国以外的一部落，渐次扩大，南向与中国为敌国者多年，最后乃一举而灭之，其性质纯然为外来征服的，与五胡之内乱割据的绝异。且五胡时代，中原虽沦，而江南无恙，吾族文化嫡系，迄未中断。元清不然，全中国隶彼统治之下百年或二三百年，彼熟知吾人耻愤之深，而力谋所以固位之术，故其摧残吾国民性也至阴险而狠毒；而吾族又更无与彼对立之统治机关，得以息肩而自庇，故元气所伤实多，而先民美质，日就彫落。又元清两代其相同之点既如前述，然亦自有其相异之点。蒙古人始终不肯同化于中国人，又不愿利用中国人以统治中国，故元代政治之好坏中国人几乎不能负责任。因此其控驭之术，不甚巧妙，其统治力不能持久；然因此之故，彼虽见摈出塞，犹能保持其特性，至今不灭。满洲人初时亦力求不同化，然而不能自持；其固有之民族性逐渐澌灭，至亡时殆一无复存。彼辈利用中国人统治中国之政策，始终一贯，其操术较巧妙，故其享祚较长久；然政权一坠，种性随沦，今后世界上应更无复满洲人矣。

异中观同者，例如北魏女真皆仅割据中原，满洲则统一全国，此其所异也；然皆入据后逐渐同化，驯至尽丧其民族以融入我族，此其所同也。而彼三族者皆同出东胡，吾侪因可以得一假说，谓东胡民族之被同化性，较他民族为多也。又如元代剧曲最发达，清代考证学最发达，两者之方向可谓绝异；然其对于政治问题之冷淡则同，较诸汉、唐、宋、明四代之士风截然矣。吾侪因此可得一假说，谓在异族统治之下，人民必惮谈政治也。又如儒教佛教，千余年间轧轹不绝，其教理亦确多根本不同之处。然考其学发达之顺序，则儒家当汉初，专务抱残守缺，传经典之文句而已；后汉以降，经师成一家言者渐多；六朝隋唐则义疏解释讲授之风甚盛；入宋以后，便力求刊落糟粕，建设一种内观的新哲学。佛家亦然，输入初期，专务翻译，所译率皆短篇经典；六朝隋唐，则大部经论，陆续译成，佛徒多各专一经以名家（如毗昙宗、俱舍宗、成实宗、三论宗、法华宗、涅槃宗、地论宗、摄论宗等，皆专宗一经或一论），而注疏解释讲授之风亦极盛；其后则渐渐自创新宗（如天台、贤首、慈因诸宗）；入宋以后，则不立文字之禅宗独盛，而他宗殆皆废。两家学术之发展，并不相谋，然而所历方向，乃恰如两平行线，千余年间相与骈进。吾侪必比而观之，然后所谓时代精神者乃得见。凡此皆异中观同之例也。

说明事实之原因结果，为史家诸种职责中之最重要者。近世治斯学之人多能言之；虽然，兹事未易言也。宇宙之因果律，往往为复的而非单的，为曲的而非直的，为隔的伏的而非连的显的，故得其真也甚难。自然界之现象且有然，而历史现象其尤甚也。严格论之，若欲以因果律绝对的适用于历史，或竟为不可能的，而且有害的，亦未可知。何则？历史为人类心力所造成，而人类心力之动乃极自由而不可方物；心力既非物理的或数理的因果律所能完全支配，则其所产生之历史，自亦与之同一性质。今必强悬此律以驭历史，其道将有时而穷，故曰不可能；不可能而强应用之，将反失历史之真相，故曰有害也。然则吾侪竟不谈因果可乎？曰，断断不可。不谈因果，则无量数繁赜变幻之史迹不能寻出一系统，而整理之术穷；不谈因果，则无以为鉴往知来之资，而史学之目的消灭。故吾侪常须以炯眼观察因果关系；但其所适用之因果律与自然科学之因果律不能同视耳。

请言自然科学与历史之别：

其一，自然科学的事项常为反复的完成的；历史事项反是，常为一度的、不完成的——自然科学常在必然的法则支配之下，缫演再缫演，同样条件必产同样结果，且其性质皆属于可以还原。其研究对象之原子、分子或生殖质，皆属完成的、决定的。历史不然：如吾前文所屡言，天下从无同铸一型的史迹；凡史迹皆庄子所谓“新发于硎”，未有缫演乎其旧者也。不惟极活跃之西洋史，节节翻新；即极凝滞之中国史，前后亦未尝相袭。不宁惟是，每一段史迹，殆皆在前进之半途中作若行若止之态，常将其未竟之绪之一部分贻诸方来。欲求如自然科学之截然表示一已完成之定形定态以供人研究者，殆不可得。故自然科学可以有万人公认之纯客观的因果律，而历史盖难言之矣。

其二，自然科学的事项，常为普遍的；历史事项反是，常为个性的——自然科学的事项，如二加二必为四，轻养二合必为水。数学上无不同质之“二”，化学上无不同质之“轻”与“养”；故二加二之法则，得应用于一切之四，轻养二合之法则，得应用于一切之水。历史不然，历史由人类所造。人类只有一个孔子，更无第二个孔子；只有一个基督，更无第二个基督。拿破仑虽极力摹仿该撒，然拿破仑自是拿破仑，不是该撒。吾侪不妨以明太祖比汉高祖，然不能谓吾知汉祖，同时即已知明祖。盖历史纯为个性发挥之制造品，而个性直可谓之无一从同。又不惟个人为然耳，历史上只有一个文艺复兴时代，更无绝对与彼相同之第二个时代；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华民族，更无绝对与我相同之第二个民族。凡成为历史事实之一单位者，无一不各有其个别之特性。此种个性，不惟数量上复杂不可偻指，且性质上亦幻变不可方物。而最奇异者，则合无量数互相矛盾的个性，互相分歧或反对的愿望与努力，而在若有意若无意之间，乃各率其职以共赴一鹄，以组成此极广大极复杂极致密之“史网”。人类之不可思议，莫过是矣。史家之职责，则在此种极散漫极复杂的个性中，而觑见其实体，描出其总相，然后因果之推验乃可得施。此其所以为难也。

其三，自然科学的事项，为超时间空间的；历史事项反是，恒以时间空间关系为主要基件——二加二为四，轻养二合为水，亿万年前如是，亿万年后亦有然，中国如是，他国他洲有然，乃至他星球亦有然。历史反是，某时代关系极重要之事项，移诸他时代或成为绝无意义；不宁惟是，同一事件，早一年发生与迟一年发生，乃至早一日一刻发生与迟一日一刻发生，其价值可以相去悬绝。空间方面亦复如是，甲处所发生事件，假令以同型的——其无绝对同型的不俟论——移诸乙处，其所取得历史上之意义与价值，迥乎不相侔。质而言之，史迹之为物，必与“当时”“此地”之两观念相结合，然后有评价之可言。故史学推论的方式，比诸自然科学，益复杂而难理也。

明乎此三异点，始可以语于史界之因果矣。

史界因果之劈头一大问题，则英雄造时势耶？时势造英雄耶？换言之，则所谓“历史为少数伟大人物之产儿”、“英雄传即历史”者，其说然耶否耶？罗素曾言：“一部世界史，试将其中十余人抽出，恐局面或将全变。”此论吾侪不能不认为确含一部分真理。试思中国全部历史如失一孔子，失一秦始皇，失一汉武帝……其局面当何如？佛学界失一道安，失一智，失一玄奘，失一慧能；宋明思想界失一朱熹，失一陆九渊，失一王守仁；清代思想界失一顾炎武，失一戴震：其局面又当何如？其他政治界、文学界、艺术界，盖莫不有然。此等人得名之曰“历史的人格者”。何以谓之“历史的人格者”？则以当时此地所演生之一群史实，此等人实为主动——最少亦一部分的主动——而其人面影之扩大，几于掩覆其社会也。

文化愈低度，则“历史的人格者”之位置愈为少数所垄断；愈进化则其数量愈扩大。其在古代，政治之污隆，系于一帝王，教学之兴废，系于一宗师，则常以一人为“历史的人格者”。及其渐进，而重心移于少数阶级或宗派，则常以若干人之首领为“历史的人格者”。及其益进，而重心益扩于社会之各方面，则常以大规模的团体之组织分子为“历史的人格者”。例如波斯、马基顿、罗马帝国，阿刺伯诸史之全舞台，几为各该时代二三英雄所独占；十九世纪欧洲诸国之历史，常以贵族或中等阶级各派之十数首领为主体；今后之历史，殆将以大多数之劳动者或全民为主体：此其显证也。由此言之，历史的大势，可谓为由首出的“人格者”，以递趋于群众的“人格者”。愈演进，愈成为“凡庸化”，而英雄之权威愈减杀。故“历史即英雄传”之观念，愈古代则愈适用，愈近代则愈不适用也。

虽然，有两义当注意焉：其一，所谓“首出的人格者”，表面上虽若一切史迹纯为彼一人或数人活动之结果，然不能谓无多数人的意识在其背后。实则此一人或数人之个性，渐次浸入或镌入于全社会而易其形与质，社会多数人或为积极的同感，或为消极的盲从，而个人之特性，浸假遂变为当时此地之民众特性——亦得名之曰“集团性”或“时代性”。非有集团性或时代性之根柢而能表现出一史迹，未之前闻。例如二千年来之中国，最少可谓为有一部分属于孔子个性之集团化；而战国之政治界，可谓为商鞅个性之时代化；晚明之思想界可谓为王守仁个性之时代化也。如是，故谓“首出的人格者”能离群众而存在殆不可。其二，所谓“群众的人格者”，论理上固为群中各分子各自个性发展之结果，固宜各自以平等的方式表显其个性。然实际上其所表显者，已另为一之集团性或时代性，而与各自之个性非同物。且尤必有所谓“领袖”者以指导其趋向、执行其意思，然后此群众人格乃得实现。例如吾侪既承认彼信奉共产主义之人人为一个合成的“人格者”，则同时不能不承认马克思之个人与此“人格者”之关系，又不能不承认列宁之个人与此“人格者”之关系。如是，故谓“群众的人格者”，能离首出者而存在，殆亦不可。(www.xing528.com)

吾曷为向研究历史之人哓晓陈此义耶？吾以为历史之一大秘密，乃在一个人之个性何以能扩充为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与夫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何以能寄现于一个人之个性？申言之，则有所谓民族心理或社会心理者，其物实为个人心理之扩大化合品，而复借个人之行动以为之表现。史家最要之职务，在觑出此社会心理之实体，观其若何而蕴积、若何而发动、若何而变化，而更精察夫个人心理之所以作成之表出之者，其道何由能致力于此，则史的因果之秘密藏，其可以略睹矣。

欧美自近世以来，民众意识亢进，故社会心理之表现于史者甚鲜明，而史家之觑出之也较易。虽然，亦由彼中史学革新之结果，治史者能专注重此点，其间接促起民众意识之自觉力，抑非细也。中国过去之史，无论政治界思想界，皆为独裁式，所谓积极的民众意识者甚缺乏，无庸讳言。治史者常以少数大人物为全史骨干，亦属不得已之事。但有一义须常目在之者：无论何种政治何种思想，皆建设在当时此地之社会心理的基础之上，而所谓大人物之言动，必与此社会心理发生因果关系者，始能成为史迹。大人物之言动，非以其个人的资格而有价值，乃以其为一阶级或一党派一民族之一员的资格而有价值耳。

所谓大人物者，不问其为善人恶人，其所作事业为功为罪，要之其人总为当时此地一社会——最少该社会中一有力之阶级或党派——中之最能深入社会阃奥，而与该社会中人人之心理最易互相了解者。如是，故其暗示反射之感应作用，极紧张而迅速。例如曾国藩确能深入咸同间士大夫社会之阃奥，而最适于与此辈心理起感应作用；袁世凯确能深入清季官僚武人社会之阃奥，而最适于与彼辈心理起感应作用。而其效果收获之丰啬，一方面视各该社会凭借之根柢何如，一方面又视所谓大人物者心理亢进之程度何如。据事实所昭示，则曾国藩之收获乃远不逮袁世凯。袁世凯能于革命之后，将其所属之腐恶垂死的旧社会，扩大之几于掩覆全国；曾国藩事业之范围愈大，而其所属之贤士大夫的社会，其领土乃反日蹙也。此其故，固由近六十年间之中国，其环境宜于养育袁世凯的社会，不宜于养育曾国藩的社会，两者所凭借之势，优劣悬殊；然而袁世凯执著力之强，始终以一贯精神，绝无反顾，效死以扶植其所属之恶社会，此种积极的心理，殆非曾国藩所能及也。然则岂惟如罗素言：“将历史上若干人物抽出，则局面将大变”而已，此若干人者心理之动进稍易其轨，而全部历史可以改观。恐不惟独裁式的社会为然，即德谟克拉西式的社会亦未始不然也。

社会倘永为一种势力——一种心理之所支配，则将成为静的、僵的，而无复历史之可言。然而社会断非尔尔。其一，由人类心理之本身，有突变的可能性。心理之发动，极自由不可方物。无论若何固定之社会，殊不能预料或制限其中之任何时任何人忽然起一奇异之感想；此感想一度爆发，视其人心力之强度如何，可以蔓延及于全社会。其二，由于环境之本质为蕃变的，而人类不能不求与之顺应。无论若何固定之社会，其内界之物质的基件，终不能不有所蜕变；变焉而影响遂必波及于心理。即内界不变，或所变甚微，不足以生影响；然而外来之浸迫或突袭，亦时所难免，有之，而内部之反应作用，遂不得不起。凡史迹所以日孳而日新，皆此之由。而社会组成分子较复杂，及传统的权威较脆弱者，则其突变的可能性较大；其社会内部物质的供给较艰啬，且与他社会接触之机缘较多者，则其环境之变迁较剧且繁。过去之中国史，不能如西洋史之原层叠，波澜壮阔，其所积者不同，其所受者亦不同也。

史迹所以诡异而不易测断者：其一，人类心理，时或潜伏以待再现。凡众生所造业，一如物理学上物质不灭之原则，每有所造，辄留一不可拂拭之痕迹以诒诸后。但有时为他种势力所遮抑，其迹全隐，浅见者谓为已灭；不知其乃在磅礴郁积中，一遇机缘，则勃发而不能复制。若明季排满之心理，潜伏二百余年而尽情发露，斯其显例也。其二，心的运动，其速率本非物的运动所能比拟，故人类之理想及欲望，常为自然界所制限。倘使心的经过之对于时间的关系纯与物的经过同一，则人类征服自然可纯依普通之力学法则以行之。惟其不能，故人类常感环境之变化，不能与己之性质相适应。对于环境之不满足，遂永无了期。历史长在此种心物交战的状态中，次第发展，而两力之消长，绝无必然的法则以为之支配。故历史上进步的事象，什九皆含有革命性；而革命前、革命中、革命后之史迹，皆最难律以常轨。结果与预定的计画相反者，往往而有；然不能因其相反，遂指为计画之失败。最近民国十年间之历史，即其切例也。其三，人事之关系既复杂，而人心之动发又极自由，故往往有动机极小而结果极大者，更有结果完全与动机分离而别进展于一方向者。一奥储之被刺，乃引起全世界五年之大战争，并中国而亦牵率焉，谁能料者？中世方士之点金幻想，乃能引起近世极严密的化学之进步，谁能料者？瓦特发明蒸汽，乃竟产育现代贫富阶级之斗争，谁能料者？苻坚欲勤远略，遣吕光灭龟兹，光师未班而坚已亡；然而光以鸠摩罗什至长安，中国佛教思想之确立，自兹始也。明成祖疑建文逊于南荒，遣郑和入海求之，无所得而归；然而和率闽粤子弟南征，中国人始知有南洋群岛，海外殖民，自兹始也。苻坚之动机，曷尝有丝毫为佛教？成祖之动机，曷尝有丝毫为殖民？动机极狭劣，顾乃产出与动机绝不相谋之伟大崇高的结果，可谓大奇。然而何奇之有？使六朝时之中国国民无传受佛教的可能性，明代中国国民无移殖海外的可能性，则决非一罗什、一郑和所能强致。既有可能性，则随时可以发动，而引而致之必借外缘。其可能性则史家所能逆睹，其外缘则非史家所能逆睹也。

以上所述诸义，吾认为谈历史因果者，先当注意及之。吾甚惜本讲义时间匆促，不能尽吾言；且多为片段的思想，未经整理。吾所讲姑止于此。今当概括前旨，略加补苴，示治史者研究因果之态度及其程序。

第一，当画出一“史迹集团”以为研究范围——史迹集团之名，吾所自创，与一段之“纪事本末”意义略相近。（本末仅函时间观念，集团兼函空间观念；但此名似仍未妥，容更订定。）以严格论，史迹本为不可分的、不可断的；但有时非断之分之，则研究无所得施。故当如治天体学者画出某躔度某星座，如治地理学者画出某高原某平原某流域，凡以为研究之方便而已。例如法国大革命，一集团也；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九年之世界大战，一集团也。范围广者，如全世界劳工阶级对资产阶级之斗争史可以画为一集团；范围狭者，如爱尔兰区区小岛之独立史可以画为一集团。历时久者，如二千年前中华民族对匈奴交涉始末，可以画为一集团；历时暂者，如一年间洪宪盗国始末，可以画为一集团。集团之若何区画，治史者尽可自由，但有当注意者二事：其一，每集团之函量须较广较复，分观之，最少可以觑出一时代间社会一部分之动相。其二，各集团之总和须周遍，合观之，则各时代全社会之动相皆见也。

第二，集团分子之整理与集团实体之把捉——所谓“集团分子”者，即组成此史迹集团之各种史料也。搜辑宜求备，鉴别宜求真；其方法则前章言之矣。既备且真，而或去或取，与夫叙述之详略轻重，又当注意焉；否则淆然杂陈，不能成一组织体也。所谓“集团实体”者，此一群史迹，合之成为一个生命——活的，整个的。治史者须将此“整个而活”的全体相，摄取于吾心目中；然兹事至不易：除分析研究外，盖尚有待于直觉也。

第三，常注意集团外之关系——以不可分不可断之史迹，为研究方便而强画为集团，原属不得已之事。此一群史迹不能与他群史迹脱离关系而独自存在，亦犹全社会中此一群人常与他群人相依为命也。故欲明一史迹集团之真相，不能不常运眼光于集团以外。所谓集团外者，有时间线之外：例如“五胡乱华”之一史迹集团，其时间自然当以晋代为制限；然非知有汉时之保塞匈奴，魏时之三辅徙羌，则全无由见其来历。此集团外之事也。有空间线之外：例如“辛亥革命”之一史迹集团，其空间自当以中国为制限；然非知欧美日本近数十年学说制度变迁之概略，及其所予中国人以刺激，则兹役之全相终不可得见。此又集团外之事也。其他各局部之事象，殆无不交光互影。例如政治与哲学，若甚缘远，然研究一时代之政治史，不容忘却当时此地之哲学思想；美术与经济，若甚缘远，然研究一时代之美术史，不容忘却当时此地之经济状况。此皆集团以外之事也。

第四，认取各该史迹集团之“人格者”——每一集团，必有其“人格者”以为之骨干。此“人格者”，或为一人，或为数人，或为大多数人。例如法兰西帝国时代史，则拿破仑为唯一之“人格者”。普奥普法战史，则俾斯麦等数人为其“人格者”。至如此次世界大战，则不能以“人格者”专属于某某数人，而各国之大多数国民实共为其“人格者”也。然亦自有分别：倘再将此世界战史之大集团析为若干小集团，则在德国发难史之一小集团中，可以认威廉第二为其“人格者”；在希腊参战史之一小集团中，可以认威尼柴罗为其“人格者”；在巴黎议和史一小集团中，可以认克里曼梭、劳特佐治、威尔逊为其“人格者”也。辛亥革命史以多数之革命党人立宪党人共为其“人格者”；民国十年来政治史则袁世凯殆可认为唯一之“人格者”也。凡史迹皆多数人共动之产物，固无待言；然其中要有主动被动之别。立于主动地位者，则该史迹之“人格者”也。辛亥革命，多数党人为主动，而黎元洪袁世凯不过被动，故彼二人非“人格者”；十年来之民国，袁世凯及其游魂为主动，凡多数助袁敌袁者皆被动，故袁实其“人格者”也。

第五，精研一史迹之心的基件——曷为每一史迹必须认取其“人格者”耶？凡史迹皆人类心理所构成，非深入心理之奥以洞察其动态，则真相未由见也。而每一史迹之构成心理，恒以彼之“人格者”为其聚光点，故研究彼“人格者”之素性及其临时之冲动断制，而全史迹之筋脉乃活现。此种研究法，若认定彼“人格者”为一人或数人，则宜深注意于其个人的特性。因彼之特性非惟影响于彼个人之私生活，而实影响于多数人之公生活。例如凡赛条约，论者或谓可以为将来世界再战之火种；而此条约之铸一大错，则克里曼梭、劳特佐治、威尔逊三人之性格及头脑，最少亦当为其原因之一部；故此三人特性之表现，其影响乃及于将来世界也。又如袁世凯，倘使其性格稍正直或稍庸懦，则十年来之民国局面或全异于今日，亦未可知；故袁世凯之特性，关系于其个人运命者犹小，关系于中国人运命者甚大也。史家研究此类心理，最要者为研究其吸射力之根源。其在圣贤豪杰，则观其德量之最大感化性，或其情热之最大摩荡性。其在元凶巨猾，则观其权术之最大控弄性，或观其魔恶之最大诱染性。从此处看得真切，则此一团史迹之把鼻，可以捉得矣。

其在“多数的人格者”之时，吾侪名之曰民族人格，或阶级人格、党派人格。吾侪宜将彼全民族、全阶级、全党派看作一个人，以观察其心理。此种“人格者”，以其意识之觉醒，觇其人格之存在；以其组织之确立，觇其人格之长成；以其运动之奋迅，觇其人格之扩大；以其运动之衰息，组织之涣散，意识之沉睡，觇其人格之萎病或死亡。爱尔兰人成一民族的人格，犹太人未能，犹太人民族建国的意识不一致也。欧美劳工，成一阶级的人格，中国未能，中国劳工并未有阶级意识也。中国十年来所谓政党，全不能发现其党派的人格，以其无组织，且无运动也。治西洋史者，常以研究此类集团人格的心理为第一义；其在中国，不过从半明半昧的意识中，偶睹其人格的胎影而已。

研究史之心的基件，则正负两面，皆当注意。凡“人格者”无论为个人为集团，其能演成史迹者，必其人格活动之扩大也。其所以能扩大之故，有正有负：所谓正者，活动力昂进，能使从前多数反对者或怀疑者之心理皆翕合于我心理。在欧美近代，无论政治上、宗教上、学艺上，随处皆见此力之弥满。其在中国，则六朝唐之佛教运动，最其显列。次则韩欧等之古文学运动，宋明两代之理学运动，清代之朴学运动及最近之新文化运动，皆含此意。惟政治上极阙如，清未曾国藩胡林翼等略近之，然所成就殊少；现代所谓政党，其方向则全未循此以行也。所谓负者，利用多数人消极苟安的心理，以图自己之扩大。表面上极似全国心理翕聚于此一点，实则其心理在睡眠状态中耳。中国二千年政治界之伟物，大率活动于此种心理状态之上，此实国民心理之病征也。虽然，治史者不能不深注意焉，盖中国史迹之所以成立，大半由是也。

第六，精研一史迹之物的基件——物的基件者，如吾前所言：“物的运动不能与心的运动同其速率。”倘史迹能离却物的制约而单独进行，则所谓“乌托邦”、“华藏世界”者，或当早已成立。然而在势不能尔尔。故心的进展，时或被物的势力所堵截而折回，或为所牵率而入于其所不豫期之歧路，直待渐达心物相应的境界，然后此史迹乃成熟。物者何？谓与心对待的环境。详言之，则自然界之状况以及累代遗传成为固形的之风俗、法律与夫政治现象、经济现象，乃至他社会之物的心的抵抗力，皆是也。非攻、寝兵之理想，中外贤哲倡之数千年，曷为而始终不得实现？辛亥革命本悬拟一“德谟克拉西”的政治以为鹄，曷为十年以来适得其反？欧洲之社会主义本滥觞于百年以前，曷为直至欧战前后乃始骤盛？物的基件限之也。假使今之日本移至百年以前，必能如其所欲，效满洲之入主中国；假使袁世凯生在千数百年前，必能如其所欲，效曹操司马懿之有天下；然而皆不能者，物的基件限之也。吾前屡言矣：“凡史迹皆以‘当时’、‘此地’之两观念而存在。”故同一之心的活动，易时易地而全异其价值，治史者不可不深察也。

第七，量度心物两方面可能性之极限——史之开拓，不外人类自改变其环境。质言之，则心对于物之征服也。心之征服的可能性有极限耶？物之被征服的可能性有极限耶？通无穷的宇宙为一历史，则此极限可谓之无。若立于“当时”、“此地”的观点上，则两者俱有极限明矣。在双极限之内，则以心的奋进程度与物的障碍程度强弱比较，判历史前途之歧向。例如今日中国政治，若从障碍力方面欲至于恢复帝制，此其不可能者也；若从奋进力方面欲立变为美国的德谟克拉西，亦其不可能者也。障碍力方面之极限，则可以使惰气日积，举国呻吟憔悴，历百数十年，甚者招外人之监督统治。奋进力方面之极限，则可以使社会少数优秀者觉醒，克服袁世凯之游魂，在“半保育的”政策之下，历若干年，成立多数政治。史家对于将来之豫测，可以在此两可能性之大极限中，推论其果报之极限，而予国民以一种暗示，唤醒其意识而使知所择，则良史之责也。

第八，观察所缘——有可能性谓之因，使此可能性触发者谓之缘。以世界大战之一史团而论，军国主义之猖獗、商场竞争之酷剧、外交上同盟协商之对抗……等等，皆使大战有可能性，所谓因也；奥储被刺、破坏比利时中立、潜艇无制限战略……等等，能使此可能性爆发或扩大，所谓缘也。以辛亥革命之一史团而论，国人种族观念之郁积、晚清政治之腐恶及威信之失坠、新思潮之输入……等等，皆使革命有可能性，所谓因也；铁路国有政策之高压、瑞澂之逃遁、袁世凯之起用，能使此可能性爆发或扩大，所谓缘也。因为史家所能测知者，缘为史家所不能测知者。治史者万不容误缘为因，然无缘则史迹不能现，故以观所缘终焉。

因果之义，晰言之当云因缘果报。一史迹之因缘果报，恒复杂幻变至不可思议；非深察而密勘之，则推论鲜有不谬误者。今试取义和团事件为例，供研究者参考焉。

义和团事件之起，根于历史上遗传之两种心理：其一，则排外的心理。此种心理，出于国民之自大性及自卫性，原属人类所同然。惟中国则已成为畸形的发达，千年以来科举策论家之尊王攘夷论，纯然为虚憍的、非逻辑的，故无意识且不彻底的排外，形成国民性之一部。其二，则迷信的心理。因科学思想缺乏之故，种种迷信支配民心之势力甚大；而野心家常利用之以倡乱。自汉末之五斗米道，以迄明清间白莲教匪等，其根株蟠积于愚民社会间者甚厚，乘间辄发。此两种心理，实使义和团有随时爆发的可能性，此“因”之在心的方面者也。

虽有此两种心理，其性质完全为潜伏的；苟环境不宜于彼之发育，彼亦终无由自遂。然而清季之环境，实有以滋酿之。其一，则外力之压迫。自鸦片战争以后，觏闵既多，受侮不少。其中天主教会在内地专横，尤予一般人民以莫大之积愤。其二，则政纲之废弛。自洪杨构乱以后，表面上虽大难削平，实际上仍伏莽遍地；至光绪间而老成凋谢，朝无重臣，国事既专决于一阴鸷之妇人，而更无人能匡救其失。在此两种环境之下，实使义和团有当时爆发的可能性。此“因”之在境的方面者也。

因虽夙具然非众缘凑泊，则事实不能现。所谓缘者，有亲缘（直接缘），有间缘（间接缘）。义和团之亲缘有二：其一，则社会革新运动之失败；其二，则宫廷阴谋之反拨也。此二者又各有其复杂之间缘。社会革新活动，自有其心理上之可能性，兹不多述。其所以觉醒而督促之者，则尤在外交压迫之新形势。其一，为日本新着手之大陆政策；其二，为俄国积年传来之东侵政策；其三，为德国远东发展政策。（此政策复含两种意味：一、德国自己发展；二、德国诱助俄国东侵，冀促成日俄之战或英俄之战，以减杀俄法同盟势力，缓和欧洲形势。）以此三种外缘，故甲午战败，日本据辽，三国干涉还辽，而胶州、旅顺、威海之租借随之，瓜分之局，咄咄逼人。于是变法自强之论，骤兴于民间；而其动力遂及德宗，无端与清室宫廷问题发生联带关系。宫廷问题，其间缘亦至复杂。其一，清穆宗无子，德宗以支庶入继，且有为穆宗立后之约。其二，孝钦后临朝已二十余年，新归政于德宗；德宗既非所生，而思想复与彼不相容，母子之间，猜嫌日积。如是内外新故诸缘凑合，遂有戊戌政变之役，戊戌政变为义和团之亲缘；而上列诸种事实，则其间缘也，亲缘之中，复有主缘，有助缘。戊戌政变为义和团唯一之主缘，固也。然政变之波澜，曷为一转再转以至于仇外耶？其一，因康有为梁启超等亡命外国，清廷不解国际法上保护政治犯之先例，误认维新派人以外国为后盾。其二，因政变而谋废立（立端王之子溥儁为大阿哥），外国公使纷起质问，志不得逞，积怒益深。其三，连年曹州、兖州、沂州、易州等教案，乡民与天主教徒构怨益剧。得此等助缘而义和团遂起。

因缘和合，“果”斯生焉，此一群史迹之正果，可分数段。一，山东、直隶团匪之私自组织及蠢动；二，两省长官之纵容及奖厉；三，北京王大臣之附和；四，甘军（董福祥）之加入；五，孝钦后以明谕为之主持，军匪混化对全世界宣战；六，前后戕杀教徒及外国人数千；七，戕杀德国公使及日本使馆馆员；八，毁京津铁路，围攻使馆。此一幕滑稽剧，在人类史全体中，不得不认为一种极奇特的病态，以易时易地之人观测之，几疑其现实之万不可能。然吾侪试从心境两面精密研究，则确能见其因缘所生，历历不爽。其在心的方面，苟非民族性有偏畸之点，则不能涵淹卵育此种怪思想，故对于民族性之总根柢，首当研究者一也。拳匪为发难之主体，而彼辈实为历史上之一种秘密社会，故对于此种特别社会，察其群众心理，考其何以能发生能扩大，此次当研究者二也。发难虽由拳匪，而附和之者实由当时所谓士大夫阶级；此阶级中，佥壬虽多，而贤者亦非绝无；曷为能形成一种阶级心理，在此问题之下一致行动？此次当研究者三也。孝钦后为全剧之主人翁，非深察其人之特别性格及其当时心理之特别动态，则事象之源泉不可得见，此次当研究者四也。其在境的方面，非专制政治之下，此种怪象未由发生，此数千年因袭之政体，次当研究者五也。有英明之君主或威重謇谔之大臣，则祸亦可以不起，此当时之政象，次当研究者六也。非有维新派之锐进，不能召此反动；维新派若能在社会上确占势力，则反动亦不能起；此对面抵抗力之有无强弱，次当研究者七也。非国外周遭形势如前文所云云，则亦不至煎迫以成此举，此世界政局之潮流，次当研究者八也。经过此八方面之研究，则义和团一段史迹，何故能于“当时”、“此地”发生，可以大明。

有果必有报。义和团所得业报如下：一，八国联军入京，两宫蒙尘。二，东南各督抚联约自保，宣告中立。三，俄军特别行动，占领东三省。四，缔结辛丑条约，赔款四百五十兆，且承认种种苛酷条件。五，德宗不废，但政权仍在孝钦。六，孝钦迎合潮流，举行当时所谓“新政”，如练兵兴学等事。此义和团直接业报之要点也。由直接业报复产出间接业报，以次演成今日之局。

就理论上言之，义和团所产业报有三种可能性。其一，各国瓜分中国或共同管理。其二，汉人自起革命，建设新政府。其三，清廷大觉悟，厉行改革。然事实上皆以种种条件之限制，不能办到。其第一种，以当时中国人抵抗力之缺乏，故有可能性；然各国力量不及，且意见不一致，故不可能。其第二种，以人民厌恶满洲既久，且列国渴望得一新政府与之交涉，故有可能性；然民间革命党，无组织，无势力，其有力之封疆大吏又绝无此种心理，故不可能。其第三种，因前两种既不能办到，而经此创巨痛深之后，副人民望治之心，其势甚顺，故有可能性；然孝钦及清廷诸臣皆非其人，故不可能。治史者试先立一可能性之极限，而观其所以不能之由，则于推论之术，思过半矣。

因缘生果，果复为因，此事理当然之程序也。义和团直接业报，更间接产种种之果。就对外关系论，第一，八国联军虽撤退，而东三省之俄军迁延不撤，卒因此引起日俄战争，致朝鲜完全灭亡；而日本在南满取得今日之特殊地位。第二，当匪势正炽时，日本藉端与英国深相结纳，首由英提议劝日本就近出重兵，是为英日接近之第一步。其后我国为应付俄军起见，议结所谓中俄密约者，虽卒未成立，然反因此促英日同盟之出现。而此英日同盟遂被利用于此次欧洲大战，使日本国际地位昂进；而目前关系国命之山东问题，即从此起。第三，重要之中央财源，如海关税等，悉供偿债之用。因此各外国银行，攫得我国库权之一部分，遂启后此银行团操纵全国金融之端绪。此其荦荦大者也。

就内政关系论，第一，排外的反动一变为媚外，将国民自尊自重之元气，斫丧殆尽，此为心理上所得最大之恶影响。第二，经此次剧烈的激刺，社会优秀分子渐从守旧顽梦中得解放，以次努力，求取得“世界人”、“现代人”的资格，此为心理上所得最大的良影响。此两种影响乃从国民性根柢上加以摇动，此两歧路之发展的可能性皆极大，在今日殊未能测其变化之所届。第三，东南互保，为地方对中央独立开一先例。此后封疆权力愈重，尾大不掉，故辛亥革命，起于地方，而中央瓦解，此趋势直至今日而愈演愈剧。第四，袁世凯即以东南互保中之一要人，渐取得封疆领袖的资格（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蓄养其势力，取清室而代之。第五，回銮后以媚外故，而行敷衍门面的新政。一方面自暴白其前此之愚迷及罪恶，增人轻蔑；一方面表示其无诚意的态度，令人绝望。第六，此种敷衍的新政，在清廷固无诚意；然国人观听已为之一变，就中留学生数目激增，尤为国民觉醒最有力之一媒介，海外学校遂变为革命之策源地。第七，新政之最积极进行者为练兵；而所谓新军者，遂为革命派所利用，为袁世凯所利用，卒以覆清祚。第八，以大赔款及举办新政之故，财政日益竭蹶，专谋借外债以为挹注。其后卒以铁路大借款为革命之直接导火线。右所举第三项至第八项，皆为义和团业报所演，同时即为辛亥革命之亲缘或间缘。于是而一“史迹集团”遂告终焉。

吾不惮繁重详举此例，将借一最近之史迹其资料比较的丰富且确实者，示吾侪运用思想，推求因果，所当遵之涂径为何如。此区区一史迹，其活动时间，不过半年，其活动地域不过数百里。而欲说明其因缘果报之关系，其广远复杂乃至如是。学者举一反三，则于鉴往知来之术，虽不中不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