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试行“以党治省”
“以党治国”、“以党治省”是孙中山思考已久的政治模式。1923年1月，孙中山在由沪返粤给广州同志信中就已提到成立一“五权政府”的打算，返粤后因军事倥偬，忙于抵御东江陈炯明军的进攻，一直以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名义号令南粤。1924年1月4日，在大本营军政会议上，孙中山提出建立国民政府的议案，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赞同，但是这一方案却遭到了结盟方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反对而告搁置。在25条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中，孙中山的设计要点是:“本革命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建设中华民国”;规定“建设之首要在民生”，其次在民权，其三为民族;重点阐述“建设程序”三时期即军政、训政、宪政时期的各项进行要点;强调了训政时期县自治的做法、宪政时期“五院制”的设置。[147]
孙中山希望广东省成为其政治理想和政治模式的试验场。在1923年春再回广东之后，他曾表示:“余亦希望广东将来成为一桃源洞，政治改良，凡政治范围内诸大端，如教育、实业、交通等，亦从而振起之”，希望各位同志要“群策群力，负此责任做去，自不难成为一繁华安乐之广东”。[148]1923年10月15日，他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上演说:“现在得到广东这片干净土做我们的策源地，可算是一个小小的成功”，“我们现在要保守这个地盘，便要得广东的人心”。为了经营好革命党这个来之不易的“策源地”、“根据地”，孙中山设计了种种方案，如要求党员做好宣传工作，在广东施行“良政治”，“到了广东的人心有一半归化本党，本党便可实行以党治粤”。[149]后来他又在广州欢迎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上发表演说:“广东十几年来，总是受一般武人官僚的专制，不能施行民治。我们要打破他，所以连年用兵，因此人民便连年受兵灾的痛苦，不能建设，对于政府便生出极怨恨的心理。我们想求真正民治，一劳永逸，故不得不让人民暂时受这种痛苦”。[150]孙中山曾经勉励青年会代表:“诸君想救国，拿很小的地方来施行良政治，广东很可以给你们几县做试验品”。[151]
孙中山亟力在广东推行其“以党治国”、“以党治省”的政治部署，并有了一个雏形。
1．决策在党，形成国民党中央决策机制。
孙中山成立了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大元帅府)这一军政合一的机关来指挥广东的政治军事斗争。在广东革命政府政治决策中，孙中山开始重视发挥国民党组织机构的作用，而政务指挥系统则是由大元帅府各部充当、执行，已类于决策在党、执行由政的体制。值得注意的是，在孙中山心目中，传统政治的三权分立理论及相应统治系统，并没有在广东施行，部分已被他摈弃;二十年代以来他所津津乐道的苏联党治、军队和纪律，已开始进入尝试实施时期。而在多次演讲中，自己所创立的五权宪法、地方自治、革命程序三时期等理论经常得到强调，不遗余力地宣传。
此时，孙中山对传统的三权分立制度和实施已经没有了兴趣。国会(议会)，这一传统民主政治(代议制)的象征，已被他所抛弃不用。经过一年多的变故，特别是曹锟贿选之后，孙中山对国会很是厌恶。《广州民国日报》曾报道:国会自经历次政变后，其始终坚持正义者固不乏人，然欲借国会为升官发财者，亦所在多有，换言之，国会实已成一废疾，不足起国人之信仰。孙中山表示，欢迎国会议员中的纯洁分子前来参加革命，至于集会，则广东尚处在军事时期，难于另筹款充国会经费，即使是粤局定下之后是否开国会于广东还须考虑。[152]1924年1月4日，孙中山在大本营军政会议上明确表示:“北京国会恢复之后，议员丑态贻笑中外，实违反全国民意。今日不当拥护猪仔议会”。[153]可以说，孙中山的“议会政治”意识已经非常淡薄，而代之以“革命党政治”，进入了“军政时期”思想状态，即使是苏联的“议行合一”体制也未能在这一时期实施。在政治、外交等决策上，他倚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其后成立的政治委员会，将决策与执行一体化，体现了某些“独裁”的特征。
1924年1月，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由孙中山指定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互选常务委员3人组织秘书处，并成立了辖下各部，有组织、青年、工人、农民、妇女、海外、商民、宣传等部。7月11日，又成立了政治委员会，孙中山自任主席，指派胡汉民、汪兆铭、廖仲恺、谭平山(谭辞，代之以瞿秋白)、伍朝枢、邵元冲6人为委员，聘鲍罗廷为高等顾问(无表决权)。政治委员会成立后，胡汉民曾在7月14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第43次会议上提出“政治委员会对中央执行委员会之权限案”，说明其职责在处理政治外交事务，关于党务或决策方面，必须由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政治委员会的性质，如汪兆铭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发言称:政治委员会是一个政治指导机关，“辅助总理计划政治的方针”，它只是建议机关，不是执行机关。[154]1925年2月，孙中山在北京病重时，加委于右任、吴敬恒、李大钊、李石曾、陈友仁为政治委员。[155]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除设立政治委员会外，还有早于1923年2月由原国民党本部第一次干部会议议决成立的军事委员会，委员共11人。1924年7月，又由政治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议决，许崇智、杨希闵、刘震寰、谭延闿、樊钟秀、胡汉民、廖仲恺、蒋中正、伍朝枢9人为军事委员，苏联人高和罗夫为顾问。1924年10月，由于广州、佛山等地商团的异动，商团中上层人物由一般性的反对政府苛征、军队横暴的泄愤性行动发展到有政治野心的图谋颠覆政府的叛乱，为应付万一，孙中山成立革命委员会，亲任会长，特派许崇智、蒋中正、陈友仁、谭平山为革命委员会全权委员，要求胡汉民“将政府全权付托于革命委员会，以对付此非常之变，由之便宜行事以戡乱”。[156]“革命委员会”的地位陡然居于政府之上。其后即在“革命委员会”蒋中正等人指挥下削平商团叛乱。这反映了孙中山政治思维的新格式，即由临时指派的专任机构来处理突发事件而无需经法律授权。(www.xing528.com)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广东政治制度转轨时期，在政治理论、制度建设和实际操作上，孙中山均是有意识地将民初以来传统“议会政治”向“党国政治”──即“以党建国”、“以党治国”过渡。“代议政治”被遗忘、被放弃。一方面，他建立了国民党中央集权制度，逐渐地将权力收拢到一个比一个小的圈子中，再集中到自己手里。另一方面，又要求国民党组织及其党员在社会生活各方面更多地起主导作用。在1923年12月，孙中山下令将原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党务处、宣传局裁撤，“所有原日各该机关办理之事务嗣后统行归并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办理”，将宣传任务归由国民党办理。[157]由老国民党员担任政府重要职务，同时也有不少广东政府官员加入国民党，接受国民党组织的指挥领导。
2．否决“司法不党”，政府官员加入国民党。
广东省政府通令所属各机关职员加入国民党，“如不加盟入党，即予撤差”。并要求以工资收入按一定比例纳所得税缴党费。当中也有些机构反应不大积极，如司法界即持“不党主义”，“大理院长赵士北，辄持法界不入党之说，对于国民党主义，不能切实奉行，对于该院内党员，应纳所得捐，亦不照办”。[158]但孙中山要求司法机关听命于党的指挥，不容许有独立于党之外的所谓“司法独立”、“司法无党”。为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8次会议专门讨论此事，议决:“以党治国，党政府之下，除特别专门技术外，无论何种官吏，皆须入党，然后可以受党之指挥，而实行党纲”，赵士北“既不明此义，决难望其遵守本党之政纲以行事”。故而免去其大理院长兼管司法行政事务职，任命吕志伊为大理院长兼管司法行政事务。[159]广东高等审判厅厅长陈融虽已入党，而厅中庭长、推事入党者仅有杨宗炯、沈澡修等数人。故大本营法制委员会初时亦无陈融名字，后始加入。财政厅职员入党者亦甚少，“几与司法界相同。缘厅长郑洪年乃交通系而非国民党”。[160]在国民党中央的关注下，这两个部门的情况都得到了改变，职员入党增多。广东的“党治”色彩已相当浓烈。
国民党认识到在教育界中进行革命动员的重要性。“迩来孙文以教育界实具有一种潜势力，间接影响于政局者甚大，非取而署诸该党支配之下不可。于是决定进行步骤，第一期伸张势力于省立各校，第二期伸张势力于市立各校”。其入手办法，则利用社会主义青年团中人与学生接近，运动学生入党，俾将国民党种子播撒于各校学生中，使其届相当时机出为该党助。数月来此种运动已颇成功。[161]
在财政艰难的状况下，广东省政府还是尽可能地将部分资源投向教育。1923年11月27日，孙中山下令将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改为国立高等师范学校，同时任命邹鲁兼任校长。1924年2月4日，孙中山颁布创建国立广东大学令，决定将国立高等师范学校、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广东公立法科大学合并为国立广东大学;任命邹鲁为广东大学筹备主任;指定广州石牌为广东大学新校址。6月5日，孙中山命令广东大学定下学期招收新生; 6月7日，令广东省长通令各县按照所指派经费数目依限筹足解缴。6月21日，广东大学校长邹鲁行就职礼，同时广东大学名下的师范、法学、农学三院合开毕业典礼，孙中山派总参议胡汉民代表致词。“三院能于广东最艰难困苦之际合组大学，实由大元帅注重教育所致”。[162]孙中山又下令指拨番禺学宫堂屋为广东大学学生宿舍，所驻军队迁出。11月11日，广东大学举行成立典礼，孙中山亲笔题写校训:“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数校合并，原广州中上各校中的农专、法政两校无形取消。广东大学权力掌握在校长邹鲁手中。教育厅虽为教育最高行政机关，亦不得过问;教育经费权在中上各校经费管理委员会，邹又兼任该会主席。筵席捐又归该会管理，“至是教育厅遂成为一守府之教育厅而已”。省教育厅长许崇清与邹鲁之间产生矛盾。[163]
经费方面，三所高校合计不过50余万，维持现状已感困难。孙中山先后指拨税契、省外筵席捐、田税附加、士敏土厂舶来士敏土捐、疋头厘、盐税附加等项为广东大学经费。1924年7月16日，令大本营财政部将士敏土厂收归省政府管理，以所得余利连同以前拨给的北江各处石矿收入全数拨充广东大学经费。广东大学的办学经费明显增加，条件得到改善。
广东大学成立后，一是注重教师的素质，多聘请有专门研究的学者;二是扩充教材和设备。邹鲁特派易培基长驻北京延聘北方著名学者来校任教，并就近采购教材。广东大学本部分为两级，即预科和本科，本科分文、理、法、农和工五科。后来又将广州公医学校合并，增设医科，另附设两处医院。大学下面，又有附属师范、附属中学、附属小学和附属幼稚园。此外，还有专设的海外部，主持选派学生到国外留学事宜。全国各省多有学生前来就读，而对于安南、台湾、朝鲜和国内的黎苗学生由学校供给一切费用。[164]邹鲁回忆:总理(指孙中山)命我创办国立广东大学，不仅是要为国家培植专门人才，更要为党训练革命人才;所以本校实负有双重使命，一是西南的最高学府，一是本党革命人才的大本营。因此总理对于广东大学，非常注意。[165]广东大学成立并经整顿后，到1924年底共有教职员工330余人，学生总数为2500余人，“尤为全国不可多得之大学，而该校学生亦多已加入国民党，为主义上奋斗，其前途尤未可量”。[166]广东大学为革命培养了一大批人才，成为广东教育的一面旗帜，也是广东学术界、思想界的大本营。显然孙中山是把教育界纳入他的革命体系中，大学教育要为其培养革命人才，为革命事业输送新鲜血液。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