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陷入困境的省财政
广东省是中国南部最富庶的省分。清代常以盈余协济其他省。“自龙莫柄政以后已为之罗掘一空，日形窘穷矣。”民国初期的一二十年代，连年的战乱和军阀们的搜括，使广东财政出现持续性危机。民初以来广东财政整体的能力在削弱、下降之中。由于连年用兵，战乱不断，广东经济处于一种停滞不前甚至是倒退趋势。“自陈炯明漳州返粤，原拟从事整理裁兵减政，以图补救，而中间援桂、北伐诸役，复有桂林回师之举，粤之财政遂捉襟见肘之势”。[74]经济发展方面，民间举办实业意愿大减，部分资金流向赌场、赌摊消耗掉，基本上没有开办工厂的资本投资，而由政府力量举办实业几乎不可能。在广东省政府机构中实业厅、建设厅经费匮乏，基本上没有什么建设事业。
驱陈入粤的孙(中山)系联军在1923年1月进入广州。陈炯明所部退至东江一带，叶举占据惠州，林虎、洪兆麟据有潮汕、梅州地区;在南路，反对孙中山的邓本殷、申葆藩所部军队分据高雷钦廉琼崖一带。孙系讨陈联军所能够控制的地区，局限于以广州为中心，并主要包括佛山、江门、韶关、肇庆数城连成的地带。梁鸿楷、李济深等部粤籍军人分驻西江、五邑，沈鸿英部驻防北江，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分驻广州各属，其后又有由福建回粤的许崇智所部粤军，李福林部福军，由湘赣来的谭延部湘军、朱培德部滇军、樊钟秀豫军。[75]这样，不到广东四分之一的地区就不得不承受供养10万左右军队的负担。“军队之多几倍于前，而各属之税饷又悉被截留，致省库毫无收入，几于不名一文。财政当局仰屋兴叹、一筹莫展，仅藉借债以度日。非不知借债不可以长恃，特非此又无以济目前之急”。财政收入除省内各机关及香山、顺德、南海、番禺各县略有解缴外，其余各属俱为军队截留。[76]这就是1923年春广东财政状况概括。
“粤省财政，纷如乱丝。始则各军占收，继则财政机关与军政机关争管，浸假而军队与军队争收，民政机关与民政机关争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77]为10余万军队筹饷并维持大元帅府和省政府运转，广东省政府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压力。从某种程度上讲，省政府的主要功能变成了为军队服务的筹款机器。但是军队截留税收;财政系统混乱，财政不统一，财力空虚。除黄埔学生军不据防地及豫军请缨单独北伐外，大量军队涌入广州及周围地区而又不服从大元帅府指挥调动，占据防地(湘军入粤迟，未单独占据整片防地)，霸占税收。滇桂联军抵粤之初纷纷占据财税征收机关，沈鸿英桂军占盐运署及造币厂，滇军占补抽厂、东西税厂、烟酒税、沙田清理、官产等各机关。但由于其时秩序紊乱，交通梗塞，盐税绝无起色，造币厂又因缺乏资本，无从规复鼓铸。结果桂军所占据者大而无当，“收入几于不能维持军食”，于是起而包开杂赌，继而保护开设番摊。滇军踵起，“至是杂赌之场，遍布广州市”。[78]各军均就地筹饷，财政链条断裂。
1923年1月孙中山任命杨西岩为广东省政府财政厅长，财政厅筹饷大部仰给盐税，而缉私舰又被军队占用，缉私队又给军队缴枪，4月，财政厅不得已分请各军协助缉私。算是“收回盐政”。沈鸿英部被逐到粤北后，造币厂归广东省财政厅，但广三铁路为滇军蒋光亮部所据。6月孙中山任命邹鲁接杨西岩为财长。在廖仲恺、邹鲁继任省长、财政厅厅长后，才收回沙田、官产征收权。12月孙中山命李济深将西江财政交回财政厅接管。西江、佛山、三水、高要、罗定、英清连、惠州、南韶连等处财政整理处相继成立。但各地厘税机关为军队所盘踞，原属广东省财政厅征收的钱、粮、厘、税饷捐，多由各军就地拨留充饷，以致省库收入日形短绌。他们还另立名目开征捐、税、费，招人投承，甚至包揽苛捐杂税，向来往车、船、客商征收保护费。如滇军在东江设检查所，来往船只收费后发给凭证，始得通行。军队各据防地霸占税收，严重破坏了广东财政统一，影响了资源的正常调拨和政权的运转，降低政府的管治公信力，又妨碍了广东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1923年12月邹鲁卸任，由梅光培接事，两月后，梅又辞职。1924年2月由大本营财政部次长郑洪年兼任财政厅长。6月31日，郑又辞去财政厅长职，由陈其瑗继任。9月21日陈不堪军人的催逼，也只好辞职。省长廖仲恺委任王棠继任，但是还不到一个月，10月4日王棠受不了重负，也只好卸责。孙大元帅任命大本营财政部长古应芬兼财政厅长。
各军除了向大本营和省政府索饷，还就地开赌充饷，如烟赌、番摊、牌九、色宝、花会等赌博形式，花样繁多。广东城乡社会因为遍地烟赌而乌烟瘴气。先是沈鸿英桂军与滇军合作开赌，招商承饷;其后湘、滇军为争赌饷，冲突时有发生。后来由孙中山用盐税供湘军，滇军范石生以6万元送湘军，始告和缓。烟捐每月可得90万，范石生为禁烟会办，权在滇军手中。据估计，从1923年4月至1925年6月，滇桂军在广州分得烟、赌费，每月所得以8万元算，总共190多万元(硬币)。[79]军队与军队之间互争税捐、赌饷。特别是慢到广东的湘军对滇军意见最大，争赌饷最甚。湘军也大开杂赌，与滇桂军“争食”。各军各据防地，划地为营，不准外军侵入。“且军饷之丰绌，既视防地为准，各军皆不愿出征，攻城得地，则纵敌不追，从事聚敛。友军奉调，常阻止不使入境，入则冲突:如黄明堂、卓仁机之在新宁，朱卓文、李安邦、陈策之在香山，刘震寰、卢师谛之在宝安，梁振楷、李云海之在台山，以及陈天太之缴械于都城，李福林之被拒于顺德，樊钟秀之中止于江门，许崇智之坐困于五邑，皆各军争防之结果也”。[80]还有谭启秀与梁若谷互攻于三罗，滇湘军冲突于韶关，“何莫非因收入所在，互争防地，而以兵戎相见耶”?[81]
广东的财政税收机关繁杂而混乱。除了大本营财政部、广东省财政厅、广州市财政局这样的政府常设机关外，各军都自设未经大本营许可的征收机构。湘、桂、滇等军均设立“临时军需筹备处”，不受大本营或省、市财政机关管辖。同时，各军还占据地方征税机关，收得钱款后缴交军队。其他大本营、广东省署设立的筹饷局、烟酒专卖处、全省沙田登记处、盐运司、全省田土业佃保护局、广东省立银行清理处等机关，则都带有强征性质，另派专员负责，也不完全隶属于大本营财政部或广东省财政厅，以致财政税收征收系统紊乱。
由于连年征战，以有限财力充填近十万军队的无限欲壑，各地防军自由筹饷，“遂至一物数抽，无所不抽，无事不抽”，“军兴以还，支出益增，不敷更巨，所有各属正杂税捐，复为驻防各军就近截留几尽，批解寥寥，遂致库空如洗，罗掘俱穷”。[82]政府一切开支几乎全靠广州一隅，仅就房租捐而言，“三、四年间，广州市征借房捐，已预征至二十余月。全市一百二十余万人口，其负担之重可想”。[83]对广东革命政府颇有敌意的香港报界也作了很有倾向性的批评性报道:“查孙政府自卖产搜刮尽净后，再无大宗特别收入以填欲壑。其始思大发纸币，乃因手票酿出风潮，此策不行;其次思举行全省验契，乃办理广州民产保证数月，殊无起色，其策又不行;再思举行四五六七八月租捐，乃迩来市民交捐者，难于牵牛上树，以致警察催科，亦为之暗中叫苦，其策又不行;左右无法可想，乃将卖产花样略微一变，想出推翻业权铺底之法，于其中取利二成。广州铺面价值不知其几千万，此项大收入抵得别项百倍千倍有余，无异开了一个无底古井，大掘特掘，喜得政府中人不亦乐乎。而且最近东江军事全无进步，纯由一饷字不能大解大决。故前方催饷之电有如雪片飞来。于是政府视此为无上妙策，宁死不肯牺牲，无论如何阻力，势必实行”。[84]
广东省财政厅和广州市财政局均以筹款应付军需为主要任务。由于同处广州一市，省市两库收入又无明确界限，两厅局之间也为财政的管辖征收范围而进行争夺，也常因人而变。如梅光培任财政厅长，即将官产处裁撤，归并财政厅，设第四科管理。梅去而郑洪年来，财政局长陈其瑗因与郑争财政厅长失败，乃谋取财政厅辖下收入置诸财政局范围。由于得到孙科支持，因而市内、南番两县契税，广州市内官产、猪捐、牛捐、牛皮捐等项一律由市财政局收取。[85]
当时，广东的财政收入有关税、盐税、烟酒、印花、沙田、田赋、厘捐、公债、借款、税收收入等项。关税方面，海关征税解交北京用于支付赔款，常关之中，琼海、潮海、北海关不受控制，仅只粤海、江门关两处，收入不多。盐税由中央银行承包，每日应缴盐税12，000元，但由于战乱，盐运梗塞，盐工不时罢工，每日税收实收只三四千元。田赋，民国八年财政年度(1919年7月至1920年6月)达415万元，而民国十二年财政年度(1923年7月—1924年6月)全省收入却只有163万元，民国十三年财政年度(1924年7月—1925年6月)仅151万元。[86]为了支撑革命政府的各项费用，筹备款项供应军需，广东省、广州市财税征收机关不得不在印花税、厘捐、借款、税外收入等项设法增加收入。
广州市财政是革命政府主要的经费来源，而广州市财政局则是主要的筹款机构。但是广州市的情况也好不到那里，1922年市库各项收入合计约为310万元，其大宗是房警捐、各种房地价、花筵捐、车捐等项，而支出合计共约299万元，大宗支出为公安局、教育局、卫生局等经费。1923年市库收入合计为921万元，支出合计为910万元。[87]在年底，“广州市内财源已竭，近日各机关之收入，已不如昔。而军政部每月军队之给养，需款约三万元，近日各机关之解交者，仅万余元。其积欠之巨大，为日愈久，则积欠愈多”。[88]时为市长的孙科为筹款费尽心机。如变卖市产，大元帅令广州市筹措军饷，不得已而变卖市产，前后共得产价600余万元。前后解交大本营而归入财政厅的借款，截至1923年底共约490万元。[89]
广东省税捐较大项的有: 1．印花税。原有普通印花税、烟酒印花税每月约共6万元。1924年9月开征爆竹印花税(每月约收入2万元)、奥加可(酒精)印花税(每月约5千元)和奢侈品印花税; 1925年8月开征煤油印花税(每月约5万元)。[90]2．厘捐。1923年8月征收筵席捐，以充教育经费。开征旅馆捐，按住客房租缴纳加二用于军费。1923年10月征收商业牌照费，商户按资本额缴交八分之一，但因商户大都抵制，匿报者多，至1926年8月结束征收时止，只征得70万元。1924年6月征收糖类捐，本年收入为264，000元; 1925年因受制糖业厂家抵制，仅收得288，000多元。其他如石类入口税、南番顺晒茛捐(为滇军非法并征，后为廖仲恺取消)、南雄冬草菇腊鸭捐(滇军私自征收)也在这期间开征。就厘捐种类而言，1924至1925年间，除了上面提及者外，还有厘金、各府商税、房捐、营业税、典税、保险税、契税、屠税、牛皮捐、舶来皮革税、屠捐、猪捐、船税、舶来士敏土附加大学经费、罗定桂税、矿类特税、洋纸专税、洋布匹头捐、丝类专捐、戏捐、码头捐、花捐等等。捐税种类五花八门，几至无物不征。《广东扣械潮》记载“细杂科捐有百四十余种之多”;[91]时人有称广东政府“坐养十几万军队，八十几种苛捐杂税”[92]。
省财政厅因各家厘厂窳败、厘厂职员贪赃中饱，故除常关及以征收盐税的盐运使为常设机关外，其余各项捐税大都采用招商承投方法。由于军需急如星火，招商承投，可以解决目前困难，即可先收二、三个月预饷以应急需，而按月收饷，入库亦有把握，且可避免监督的劳累，财政机关无膨胀之虞。这是自清朝末年以来实行的有效办法。但由于军队占据厘厂，在当时也难于全面推行。
为了广辟财源，藉供军需及应付行政费用，广东省政府还曾就某些专项设立新的征收机关。一是于1924年1月成立禁烟督办署，贩卖鸦片烟及抽取鸦片烟税，“寓禁于征”，其实禁烟收入多为军阀截收，毫无缴款;二是同年3月设广东全省官产清理处、广州市民产保证局，清理官产、公产，投变旗产，处理市产，开投寺庙庵观[93]，结束时实际收入共得300余万元。[94]但其办理过程极其随意、很不规范，经办人员中饱渔利，搞得怨声载道，市民特别是商人与政府离心离德。其它非常规的筹款方法还包括:
1．增收附加。如1923年6月，因军用紧急，广东省署规定番禺、东莞、香山、顺德、新会五属沙田，每亩征收特别费二毫，限本年早造一次缴清。1923年9月，又征烟酒附加二成以充养路费、教育费用。
2．争取外援、借款和收回关余。此时期华侨捐款较前锐减。据称与陈炯明在海外散布谣言破坏孙中山形象，使致公党同孙中山的关系发生变化有关。[95]而苏联对广东财政的援助主要是，当时派来中国的苏联顾问人员，包括在华雇佣翻译、秘书及其他工作人员，均由苏联支付工薪;黄埔的建校建军、中央银行的建立、革命政府的财政规划等也都得到苏联的支持，广东财政还特别聘有苏联顾问。[96]1923年12月，由于军需孔亟，筹借维艰，大元帅府决定采取强硬措施，截留原由北方军阀所得而用以反对南方政府的关余。[97]向外国银行、商行借款是广东财政重要来源之一。[98]
3．发行债券。1924年1月，大本营财政部发行有息支付券总额300百万，6月由广州市政厅发行市库券20万元。大本营财政委员会议决由财政部发行总额24万元的短期军需库券。[99]后来又发行150万元的有价证券，用于还欠。(www.xing528.com)
4．大本营与省政府各行政机关减支、减薪，以应军需。因财政困难而拖欠职员、教员薪水，已是常事。为了筹集军费，大本营机关减员减薪，如禁烟督办费月支经费已减至2万元，仍令其以1万为限，不得稍有超越。[100]
5．由私人筹款。据曾任大本营兵站总监的罗翼群回忆: 1923年11月间陈炯明叛军大举向广州进犯，滇桂粤各军前线失利，孙中山、廖仲恺命他星夜向各方亲友筹借港币二万元，交大本营会计司以应前方急需。[101]
在民国十二年度(1923年7月至1924年6月)的收入中，占第一位(29.1%)是厘捐483万元;第二位(26.8%)是杂项收入436.1万元;第三位是借款(16.8%) 278.5万元，总收入只有1660.3万元。支出占第一位的是军费(52.7%)，881.5万，平均每月73.5万元;第二位还欠(17.8%)，298万元。而全年教育费支出仅31.9万，占1.9%;实业费的全年支出则只有可怜的2.1万，仅占0.1%。全年总支出是1672.4万元。民国十三年财政年度(1924年7月－1925年6月)广东财政收入则只有1208万，支出为1219万，其中军费是620万，占50%。[102]广东财政收入大半用于支付军费。军队和机关的常年费用，已足使省政府为难。连年征战，每次开战各军都索要“开拔费”、犒劳费等等，更是头痛。如: 1923年9月，接济留闽东路军饷糈;[103]1924年3月，由盐运署拨充湘军总部114，000元; 3月10日再拨20万元; 6月发给湘军第6军蔡钜猷部10万元，为东江作战军费; 9月筹集北伐军费30万元(由各机关、各县分担和个人输助)。[104]
由下表可见，1923年和1924年财政年度是自1912年至1925年间广东财政收入最少的两个年份，而在1925年解决滇桂军问题、统一广东财政后，财政收入大幅增长。[105]可以推断，“客军”各占防地、截留款项及其胡作非为影响广东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是广东省财政收入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
省财政厅还得千方百计筹措款项应付其他要紧事项，包括:(1)筹款赈灾。1923年7、8月间，北江、西江流域的清远、高要、四会等县发生水灾; 1924年夏季，东莞、增城等县也发生水灾，围堤决裂，灾情严重，仅四会县上报损失即在30万元以上。广东省署多次发出函电督促有关部门开展救灾工作，所需经费由财政厅会同在省善团集议筹款补助。1924年7月又拨款1万元赈灾。[106](2)筹集教育经费。1923年8月，广东省长廖仲恺批准广东全省教育委员会呈请增加“花捐”附加，以充教育经费。9月又准省财政厅举办筵席捐，指定拨充教育经费。广东大学于1924年开办，除原定教育经费外，9月广东省署又将洋布匹头厘费拨为广东大学常年经费。此外，又规定烟酒两类版照附加二成税费中的一成即一半以及省财政厅附设的验契局收入税契附加费拨办教育。(3)支持黄埔军校费用。1924年黄埔军校开办时经费很困难，除争取苏联援助外，还要由廖仲恺临时设法筹集，并没有固定来源。据何香凝回忆:“他(指廖仲恺)常常夜里要到杨希闵吸食鸦片烟的床旁边去等杨希闵签字，然后才能领到款来，送去黄埔军校，黄埔军校几百学生的学费、宿费、伙食费、甚至连服装费、书籍文具费用，都是政府供给，而这些钱就是这样辛苦筹来的”。[107]当时各军曾分别以1万至2、3万元相助，广东筹饷局也给过每月5千元的帮助。后来，由廖仲恺令财政厅征收所有南海、三水、佛山附近一带正项粮饷厘税厂收入解为“党军”(由黄埔军校学生军扩充)经费。[108]
广东财政统一的各项措施没能得到执行，政府的权威受到挑战，社会稳定也受到威胁。1924年旧历年关，广东省财政厅库空如洗，无法应付军政费开支，为巩固军心，稳定地方，廖仲恺(大本营财政部长)、郑洪年(省财政厅长)等人与各善堂院商定后，由各善堂院提出产业价值100余万元，发行善后短期手票50万元，发给军队度岁。其做法是:“临时用普通白纸写上五元毫券字样，加盖公安局及商会印信，即作为现钞行使，担保此票可作抵缴房捐警费之用……幸而以此勉度年关，否则军队无饷可发，必更‘穷’‘凶’”。[109]这项临时应急白纸盖章当钱用的做法，引起商家的不满，并由此产生冲突，有一名滇军排长和一名士兵因用这种“短期手票”强买而被商团军打死。[110]军队和地方商民的关系恶化。
面对这种局面，孙中山忧心如焚。他在一次有各军将领参加的会上提出:“现在广东的军队，都是各军占驻一两县，卖烟开赌，搜括钱财，以饱私囊。我以为这样不过是眼前的行动，马上当要改良的。……如果这些军队都想霸占几县，各自图谋，广东的局面是不能长久的。我们要想把这个用铁血换来的局面永久保存，作革命的策源地，便不能不把前途想清楚”。[111]1924年1月4日，孙中山在大本营军政会议上提出了统一广东财政的问题，他谈到:“西南自护法以来，一切军民政费，几全部仰给于广东。查广东每年收入约三千余万元，合以现在种种新增税项，可得五六千万元，以云应付军民政费未尝不足。顾年来各征收机关更为各军截收，以致征额反不如原有，只得二千万元。度其中千余万元均取诸广州市一隅，广州市民已不胜重负矣”。他要求，各军长官应将所属占领的征收机关于一月内交回主管财政机关接管。[112]然而各军应者寥寥，依然我行我素。孙中山对滇、桂等军在广东的胡作非为非常震怒，但也无计可施、无可奈何。[113]
收回军队占据的财税机关，统一广东财政，以维护革命政府在人民中的威信，也是为了革命事业的顺利发展，在所必行。担任过广东省长、财政厅长等职的廖仲恺对广东的财政状况有较明晰的认识，他算过全省财政收支总账:“广肇罗、南韶连防务费一项，岁收可及千万;禁烟收入，约得二百万;粮税厘捐盐饷，共得二千万;合计当在三千万以上。现在各军有枪之兵，不过八万人，以每月饷八元计，月需仅六十四万元;官兵夫役补充兵以及服装各费，按照惯例，应值兵饷三分之一，即从宽计算，亦不过一倍而已。合计月需至多不过一百二十八万元，年需仅一千五百三十六万元而已。以三千万收入，支一千五百余万之军费所余正多，何至匮乏若此”。广东财政出现困难的原因，“毋亦财政分裂，军饷虚糜，有以致之”。[114]统一广东财政，是政府官员共识。大元帅府和省政府均颁发命令采取一些统一财政的措施:
一是成立统一机构负责供给军需。规定军费一概由大本营军政部发给。为此而成立了大本营兵部军需部，专门供给各军饷项;同时又成立大本营筹饷局，统一经管军费的征收筹措。1923年7月，成立统一的广东财政委员会，由廖仲恺、叶恭绰任主席委员。1924年3月，成立税捐整理处。同月，成立中央军需处，要求各军饷粮悉数拨归该处。但其每月收入不过一万元左右，而支出却达三万元，无法起到统一供给各军饷粮的作用。
二是编制预算。1923年7月，省政府要求各机关编造年度岁出预算书，制订审核制度。8月，大本营财政部又组成预算委员会专门负责此事，严格控制行政机关的支出。统一西江财政。在平定沈鸿英叛乱的西江战事结束后，1923年9月，孙中山下令撤去大本营驻江门办事处、西江筹饷局，设立西江善后督办处、西江财政整理处，由广东省政府派员督办。并下令所有驻西江一带海陆军，由西江善后督办处核定人数，呈大本营军政部认定饷项，由西江财政整理处按额支付。各军不得征收占据截留防地内所有正杂税项、厘捐防务各项收入，征收机关由省财政厅直接管理。[115]
三是禁止商人承办、招揽军队占据的税收。当局判断，各军之所以截留税捐，部分原因“缘于一般承捐奸商之教导”。商人承办捐税解交军队，可从中得到回扣，此为统一财政的障碍。故省政府屡次下令禁止承办商招揽军队批准承投的税收，“奸商承办军队所准税捐者，应从重治罪”[116]。
四是整顿广东金融。在陈炯明统治广州时，市面上使用广东银行纸币。陈炯明部属退出广州后，广东银行停止兑换纸币。后来又由于发行过滥，币价低折。省政府决定，由政府负责收回部分纸币，并整理纸币、公债及一切外债，救活市面。1924年8月，成立中央银行，作为统一金融的机关。同时又命令所有广东省署辖属各机关出纳，纯用银行纸币，收支存款均应转存中央银行，并以广东盐税收入保持中央银行信用。[117]
五是明令禁止军队擅抽杂捐。军队擅抽杂捐、保护费，破坏财政统一，加重人民负担，常引起一些行业商人罢市，也使人民对军队产生了很大反感。1924年3月，孙中山下令各军不得擅抽杂捐、承办苛细杂税，交出捐税机关，并解散省河(即珠江广州段)勒收保护费机关和“护商队”。[118]同月，财政委员会议决取消戏班捐、三鸟捐。4月，大本营财政委员会撤消由滇军赵成梁批准鸿源公司承投的粪溺出口捐，以及滇军蒋光亮核准由福利公司承收的筵席捐，同时声明:军队不应截留税饷，承搅地方税收及招商投承。9月，孙中山下令:“财政委员会将从前所有征收各项税捐，及附加军费逐案核议，其涉于苛细者均一律蠲免，由广东省长转饬各主管征收机关实力举行，以示体恤而慰民望”。大元帅令一下，“一般市民莫不欢呼雀跃，称道政府关怀民生，非彼军阀所能望其项背”。[119]实际上，在军队特别是滇桂“客军”的掣肘下，广东省政府也无能蠲免驻防军管辖区内各军征收的捐税杂费。
军事强权的介入严重干扰了政府的公信力，损害了政府的权威，影响政府执政能力和各项决策的施行。军队强征暴敛、截收税饷和强拉民夫的种种行径，商民怨声载道，也使政府失去对社会有效的管制。大本营和省政府虽采取各项统一财政的措施，却因各军不听从命令而收效不大。广东财政收入继续滑落，严重的入不敷出，有限的财政收入也多数用于军费开支，教育等社会事业支出少得可怜。[120]由于财政困顿，统一财政的种种举措未能得到落实，省政府声誉受到严重影响。即便是老国民党人也将财政厅长视为畏途，仅在1924年就有梅光培、郑洪年、陈其瑗、王棠和古应芬五人更替其位，其中王棠上任仅15天便仓皇去职。[121]
地方上，各种税捐费也非常严重，军队也常常向地方勒索军饷。如1925年2月，驻防开平的梁鸿楷着开平长沙商会急筹军饷5，000元。仅是开平一县，“军兴以来，商民送故迎新，疲于供给，杂税尤多。如往年所原有者烟丝捐局、印花局、硝磺局、酒捐局、砖窑捐局、屠捐局、花捐局、牛皮捐局、花筵捐局等，近年所新设者铺底登记局、酒菜捐局、营医牌照局、查验枪炮局、上盖税局、山坟登记局、清佃局、业主牌照局、民产保证局、祠堂捐局、沙坦补价局、官产登记局、禁烟检查局、防务经费局、船捐局、业佃保证局、侨务局、团枪检验局等。增加且未有已矣”。[122]开平仅是一个缩影。
沉重的税捐加重了商民的负担，阻滞了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