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政府运作困扰，客军问题成障碍

二、“客军”问题阻滞省政府运作

由于广东革命政府时刻面临着东江陈炯明军队反攻的威胁，孙中山需要依赖军事力量支撑局面。大敌当前，军事为重。以军事力量为支撑、而不是宪政法理，成为现实政治中政权存在的根基。因而实力较强的滇军和桂军在广东政治社会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有时滇、桂军指挥官的意愿变成了政府的号令。地方政府的运作要服务于军事目的，时而还不得不听从军事首领的指挥。影响广东省政务决策的权威是大元帅府和军事人物，其后才是省政府的行政长官。

广东革命政府的军事力量基础是1923年春季入粤的驱陈讨贼联军，号称“7省11军”，但是番号多而人数少，合计在10万左右。^[58]也有称“各路客军兵力号称十余万，其实数亦仅四万余人耳”。^[59]其中，粤军约25，000人，许崇智部大部分在东江前线，小部分驻广州;梁鸿楷部等大部分在西江四邑及南路，小部分在东江;李福林大部在广州河南，小部在东江。滇军约25000人，一部分在东江对付陈炯明叛军，一部分驻北江及广韶铁路沿线防御北洋军，另一部分留守广州及广三沿线。桂军刘震寰部约12，000人，大部在东江，小部在广州;刘玉山部3千人在东江前线。湘军约12，000人，大部在东江，后调北江准备北伐。豫军约4千人，初在东江，后北伐经赣、鄂回豫。朱培德军约4千人，初在东江，后奉调加入北伐。黄埔学生军约5千人驻广州黄埔。此外，在粤的还有陕军路孝忱部和赣军李明扬部、卓仁机部。^[60]海军尚有永丰及江防各舰，约在10艘以内。这些军队，真正听命于孙中山革命政府的，有粤军及李福林部、滇军朱培德部，及其后成立的“党军”，其他军队则是“有奶便是娘”，军饷足才肯卖命，特别以蒋光亮部滇军为甚，而该部恰又是战斗力最强的，是抵御惠州陈炯明军的主要力量。^[61]

按照孙中山的设想，联军赶走占据广州的陈炯明军后，随着肃清退守东江的陈军，建立起革命政府;然后是分助桂军回桂、滇军回滇、湘军回湘，“以符自治之旨”;而粤军则编成地方部队，然后徐图统一。^[62]按理回粤后的孙中山所要做的工作是改编、移防、裁遣，实践他所提出的裁兵、化兵为工计划，为此还曾筹备过“工兵局”。但形势的发展并没有按他的设想进展:桂军沈鸿英部谋叛，粤军在潮汕受阻无法返广州;充任讨陈主力的滇桂军无法指挥，10万军队对3万陈炯明军队一筹莫展，东江久攻不下;“客军”各据防地，与财团相勾结，把持税饷、烟、赌。陈炯明军队又不时反扑，时时牵制着联军;军队聚集广州及其周围，胡作非为，搞得一片乌烟瘴气。孙中山的裁兵计划根本无法进行，为了维持现状不得不筹集军饷，筹款的办法除开赌开烟禁、标卖公产官产、借款外，别无他法。“借款一层，因抵押琼州的风说，惹起各方剧烈的反对，而标卖公产也不为省民所赞同”。^[63]

孙中山曾作了几次努力，试图通过划一各军名称、编造名册裁汰劣弱等做法来加强其对军队的指挥系统，设法控制各军，但收效甚微。1923年3月底4月初，陆海军大本营下令解散广州市内挂牌的各路司令、支队60余处。将各军改为“中央直辖讨贼军”，只是换了个名称而已。到了7月，孙中山以滇军内讧为由，下令改组，废总司令，分任杨希闵、范石生、蒋光亮、朱培德为第一、二、三、四军军长。1924年2月又再整编，命令未经核准的各种武装如游击、别动、挺进、梯团、支队及各路司令一并裁汰，枪枝数目归并到有正式编制的军队。至1924年10月，又将“讨贼”各军改为“建国联军”，并以湘军为主力进行北伐，而滇桂军应者寥寥，并不积极。滇桂军并不因为名称的改变而变动其内部的指挥系统，也不会交出指挥权，听从孙中山的指挥。他们依然各据防地，把持税收，与孙中山的党政指挥系统若即若离。

屯集广东的各路军队尤其是“客军”对广东省政府运作、政局变幻影响甚大，严重阻滞了省政府的正常运作。

1．军队尤其是“客军”的内讧磨擦、或叛变投向陈炯明军或北方军阀，削弱了广东革命政府的军事能力。如1923年1月，粤军第四师吕春荣部士兵经过肇庆，与桂军张希栻旅冲突;^[64]5月，海军准备叛变响应陈炯明军，孙中山免去海军司令温树德职，由大元帅直接管辖。但温树德最终还是投向北方; 10月，海军同安等四舰赴汕头投附温树德，这对准备北伐的孙中山不啻是一大打击。粤军黄大伟部又投向陈炯明军; 9月，粤军吕春荣部叛变。1924年1月，滇军第三军内讧，蒋光亮部王秉钧一师被陈炯明诱去; 3月底，高凤桂旅被诱北归，赵成梁部滇军也被北方军阀诱去两团;滇军师长杨池生、杨如轩部以“通北方罪”被拘，所部被监视; 8月，孙中山以蒋光亮通敌，撤职查办，所属师长胡思舜为滇军第三军军长。

各军间的冲突也屡有发生，“客军”与“客军”、“客军”与粤军都发生过冲突，如英德滇军蒋光亮部与宋世贵部互相攻击; 1923年7月，滇军与周之贞部冲突; 1924年1月，香山陈策所部海防陆战队与朱卓文部下大王彰所部冲突，祸及孙中山乡里，陈策被免去海军司令一职。^[65]台山卓仁机旅进攻黄明堂部。1924年3月底，粤军将桂军陈天太部缴械遣散。这些军事冲突削弱了革命队伍力量，且为害地方百姓，破坏社会秩序，使大元帅府、广东省政府穷于招架，也有损政府管治威信、影响孙中山的权威和革命政权形象。(www.xing528.com)

2．军队将领干预地方官员任免的事件不断发生，阻隔了省政府与县政权的有机联系。报载“迩来省委县长，不能接事者，不知凡几。虽遭遇各有不同，然为防军所拒则一”，“最近尚有鹤山、增城、开平三县县长，亦以不见容于防军，致不能接事者”。^[66]军队特别是滇、桂系“客军”企图控制地方政府，军政合一，占据防地，以便长期占地为王，鱼肉百姓。军事将领直接委任县长，控制地方税源，以供军需，事例层出不穷。如1924年12月联军第十二旅长卓仁机咨饬赤溪县长吴明楷准备米粮、毫银等送到卓军行营以备军用，但吴恐难于交付故此离职逃走。卓遂委该旅部书记长徐间泾为赤溪县长。但徐因县贫匪多也不肯上任。^[67]这种事例不断发生，使省政府应有的任免县长权力受到严重削弱，“政令不能出广州”。

3．各地驻军与地方民众、民间武装组织发生冲突，地方秩序混乱。各军为争夺地方财富，发生了不少强收税收、勒索地方、庇护赌博等事，而与地方发生冲突。如1923年9月，香山、顺德的滇军与当地民军争夺防地，滇军被周之贞、陈策所部击溃，后由孙中山下令撤出。1923年底，新会驻军与当地乡团因收摊馆赌规而发生冲突。^[68]1924年7月南海九江滇军因违法收取苛捐，扰商病民，庇护杂赌，勒收蚕丝捐及水陆保护费等，以致“激动公愤”，九江商民罢市，商团、民团与滇军保荣光旅发生冲突。后经胡汉民调解，该军撤出南海九江移到三水，始告平息。滇军蒋光亮部因争广三铁路及佛山财政而与杨希闵部冲突，蒋离职赴香港。清远民团也与朱世贵部对抗。^[69]军队在地方上为所欲为、为非作歹，大失民心，又使地方政府穷于应付，消耗政府资源。

蒋中正曾对这种局面发表议论:“大元帅回粤于兹年半。中央直辖之各军不下十万，而陈逆负隅如故，粤民凋残日甚。以堂堂十万之义师，而不能扫灭三万少数之叛军，岂诚我友军疲弱之故，实由于内部互相猜忌，精神不能统一，以致动作参差、进退失据，军队无统一之精神”，其中原因，“不外乎各军内部溃烂，滇与滇启衅，桂与桂构兵，而粤军亦无不然”。^[70]曾跟随孙中山东征、并在大本营迭任要职的古应芬在后来回忆:当时能用命者，惟有粤军，次则朱培德部;而范石生部虽骁悍，破敌不穷追，“使人不解其旨”;刘震寰部屯守惠州城外飞鹅岭，爆破惠州城墙的地雷爆炸超过两小时，还不敢冲进，使敌人得以从容填塞，“其怯弱可哂”;蒋光亮部则屡次抗命，在当时已有通敌形迹。至如刘玉山、卢师谛两部，“则等于儿戏”，“刘(玉山部)之残毁博城，不独先总理深以为憾，人民今日犹痛恨之”。^[71]

孙中山的广东革命政府严重受阻于军事:桂军沈鸿英部叛乱，东江陈炯明军顽固抵抗，惠州久攻不下;高雷琼州为邓本殷部所据，反抗孙中山;大本营名下的滇桂军跋扈不听指挥。他们依附在孙中山的名下，挂着革命军的旗号，大多是想做割地为王、独霸一方的“土皇帝”，并不真正拥护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有如当时的滇军总司令杨希闵后来在回忆文章《回忆与反省》文中所说:叫我真心真意接受三大政策是办不到的，依附孙中山还是未脱“挟天子以令诸侯”那种封建野心家的窠臼。^[72]这些来自贫瘠地区的客军，追求金钱的欲望胜于追求主义，占据富庶的防地，截收税饷，扰害地方，为粤中殷商所怨限，也使广东财政陷于困境。

广东省政府也只能向商人们挤榨，筹措费用，勉强维持着军队和政权的基本运转。军队的扰乱严重威胁到商人们的利益、财产及其自身安全，军队和政府的“敛财”更使他们愤恨。罢业罢市风潮时有发生。1923年10月《广州民国日报》所登《本市罢业潮汇志》上即列有(海关)报税行、筵席行、炮竹行、泥水行等的罢业行动; 1924年5月，广州市政厅财政局布告开收特种药品捐、珠宝玉石捐、仪仗捐，及“关系市面重大”的铺底捐，商人反对颇力，而市政厅坚持不为所动，商人乃联络全市商团与附近乡团于26日和28日商议七十二行商人总罢市，后由徐绍桢等调停，取消各捐，风潮平息。^[73]但商团自此与行政当局不洽。军队和政府的横征暴敛引起的“罢业潮”实际上是1924年的8至10月间商团事件的伏笔和积怨。

广东省政府处在军队与民众的夹缝中，艰难地周旋其间，既要直面商人，向他们征税募款养活军队和政府人员，又要对民众负责，做安抚工作，充当“和事佬”。在军队和民众中间劝解、疏导、调停，以免“官逼民反”、“兵逼民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