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政府内部矛盾：广东省政府的变革与激荡

(三)省政府内部矛盾——“元老派”与“太子派”之争

香港报界分析，“粤中省长问题，实为元老、太子两派势力消长之一大枢纽”。^[30]起事驱陈之初，政学系岑春煊势力通过沈鸿英插足驱陈之役，另有他图。梅光培致函孙中山，报告广东方面政学系联合桂军将领沈鸿英，图谋驱逐陈炯明，以便从中渔利，希望福建主力军回粤主持。孙中山则认为不会有此事发生，要梅光培转告各同志，“不可捕风捉影，布散流言，以免误会为好”^[31]。但是结果却发生了“江防会议”事变，沈鸿英要捕杀魏邦平，加害胡汉民等人。其中原因除有魏邦平等出言不慎引发主客军之争外，主要与政学系从中兴风作浪并以省长人选问题大作文章有关。叶夏声自称:白马会盟原定叶为省长，但孙中山信胡汉民言，改任邓泽如，“联军哗然”。^[32]徐绍桢在1923年2月22日接替胡汉民任省长，此事被看作孙科与伍学熀等拥徐上场，“即世所称‘太子派’与‘资本派’之结合。胡去后，凡有省长希望者，皆集夭于政府。胡、邹、廖、叶诸氏皆此派重要人物。仍恐势力薄弱，复拟联合武人以壮声援。此即世所称‘元老派’与‘武力派’之结合”。^[33]香港报纸将原来的革命元老，如代表性人物胡汉民及周边人员被称为“元老派”，孙中山公子孙科及广州市政府主要官员被称为“太子派”，有港澳商人背景的被称为“资本派”，而各军将领及与他们有关系的政治人物则被称为“武力派”，其后还炮制了“共产派”一词。

在广东革命政权内部(主要是大本营和省政府)，孙中山所信任的亲近同志相互之间也是关系复杂、矛盾重重。革命阵营内部同志之中并没有和衷共济、团结一致，而是“内耗”相当严重。

1923年2月10日，尚在上海准备返粤的孙中山在致胡汉民、邹鲁等人函中就曾指出:“惟屡得粤电，则吾同志之内部又呈分裂之象，今对此分裂之象，不能不有以处断之。……乃兄等不察，斤斤以省长、财政厅、盐运使为去就之争，此我大惑不解也”。孙中山向他们解释:“现在所任命之省长、财政厅、盐运使，非必以其人皆适当，亦断难保其无弊，惟其人已定于粤事未得手以前，今不妨由他一试耳。一旦有不称职，则去之可也”。^[34]孙中山在返粤前后，曾论功行赏，对在香港筹措军费、联络滇桂等军的杨西岩、梅光培、伍学熀等曾居住港澳、或为商人的“资本派”委以重任，掌握财政等实权，胡汉民等人受到冷落，引起了胡汉民、邹鲁等老资格党员的不满。1923年4月份，从北方回到广东的叶恭绰拜访了孙中山，谈话中孙提到了内部分岐的情况:“曹吴之指使各方攻我，其背后尚有主之者，而我内部派别分歧，政策之执行，固不能贯彻，即行政事务，亦互相牵制，各为其私，其何以济”?孙中山甚至还提出请叶恭绰替他主政，自己抽出身来做些“大者远者”的事情。^[35]这显露出政权内部运作存在严重缺失。5月7日省长、财政厅长和盐运使三职变动，就被视为“元老派战胜资本派”的重要体现。^[36]

外界观察，在广东革命阵营内部，同志间意气之争最为关系大局者，为“元老派”代表人物胡汉民(包括廖仲恺、邹鲁等人)与“太子党”象征人物孙科间的矛盾。当然，这些本无伤大局的革命队伍内部的矛盾争执常为香港报界所渲染、放大和扭曲，反过来又对同志之间的关系起到了消极影响，甚至以讹传讹，恶化队伍内部同志关系。(www.xing528.com)

时人特别是香港报纸所传的“元老派”与“太子派”、“资本派”(指本身原系港澳商人或与香港、澳门拥有雄厚资本的财团关系密切的政界人物，如杨西岩、李纪堂等人，故称，香港报界也将其划入“太子派”)虽不尽准确妥当，但胡汉民与孙科两人派系与背后小集团利益关系各异，政见略有不同，却是无疑的。只要看看孙中山本人在1923年6月7日于东江前线写给孙科的信，就不难看出两派之间矛盾对立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在信中，孙中山要孙科亲往挽留胡汉民，因为冤家对头的诚恳挽留更能生效。孙中山强调:“此时为危急存亡之秋，正宜开诚布公，同心协力，以共扶危局;若彼此互相猜忌，妄想附会，则愈想愈弯矣”。^[37]孙中山在信中明白无误地告诉他:“外间已有成见，你与彼(指胡汉民)成为两党，想你两人或不免有此意见”。^[38]孙科挽留无效，及拿出孙中山亲笔信示胡汉民，胡始答应共担重任。6月14日，孙中山由东江前线回广州，15日即任胡为大本营总参议，俾以重任。孙科、胡汉民两人表态要“合作”。

但是两派关系的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实际上国民党内部对胡汉民成见不少，胡汉民本身也有很多惹人怨忌之处，其“度量狭隘，言语尖刻，辞色之间往往予人以难堪”(蒋中正评价);而胡汉民的兄长胡清瑞一派人包办“粤省一切财政及官营事业”，“此辈操纵官商之间，已成积习”，更是令政界和商人怨恨。^[39]其亲戚陈融长期在法律界担任要职，且有“垄断法界资源”的趋向。这些都影响到社会评价和孙中山等人对胡汉民的态度。1924年2月，胡汉民更被派往上海国民党执行部任一虚职，离开广州。与胡关系较密的一些“元老”级人物为胡鸣不平。3月2日蒋中正在复孙中山函中为胡汉民的待遇直言。蒋函起了作用^[40]。3月15日，孙中山即致函胡汉民，促偕蒋回粤。同时，严令惩办“资本派”的禁烟督办杨西岩，宣布他“办理不善，流弊滋多，着即免职，听候查办”。^[41]孙中山作出这一姿态，是在向胡汉民的元老派表示和解，弃“资本派”而就“元老派”，“渐与彼辈绝缘”(胡汉民语)。^[42]5月中胡汉民返粤，孙中山以身体不适，大本营事务嘱胡代理。在当时的广州政界对垒中，“元老派”占了上风。1924年9月13日，孙中山出发北伐赴韶关前，亲书命令十道，重新调整了大本营、省政府和广州市政厅主要官员，胡汉民又被委以重任，廖仲恺、古应芬、李福林、李朗如、李文范等分居要职，而广州市政厅长孙科下台，往东北联络奉系，实居闲职，孙科一派的政务处长兼公安局长吴铁城随同北伐，财政厅长陈其瑗、政务厅长陈树人均告赋闲任虚职。这些任免在当时被外界认为是“元老派”胜利、“太子派”、“资本派”全部被排挤的结局:“广州国民党政府，资本派与元老派迭相争权，无容讳言。近以北伐议起，政局蜕变，两派奋斗之结果，资本派全部被挤。”^[43]

广东革命政府内部矛盾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而香港报纸也常有报道，虽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办的《广州民国日报》不断予以“辟谣”，但多数并非空穴来风。在广东革命阵营内部，不仅是俗称“元老派”与“太子派”、“资本派”有矛盾，在军队之间如滇军与湘军，即或滇军内部，粤军与“客军”，也都存在着一些尖锐的矛盾冲突，有的甚至是不可调和。其他的如一些外省藉人士也与粤省人士有些瓜葛，即便“老党员”中也互相抵牾，这些矛盾冲突比比皆是。如李烈钧之于胡汉民、汪精卫;^[44]蒋介石之于许崇智、杨蓁，以及与杨西岩、杨庶堪等人的关系也较不和。^[45]这些革命阵营中的矛盾、摩擦，均使孙中山穷于应付，费尽心血。蒋中正在1924年3月且惊呼:广东现状，不在外患而在内忧。其他的如滇桂军在广东横暴，国民党右派对党内“跨党分子”、“共产派”的无端指责，更使孙中山心烦。反对“容共”的张继在日记中记载: 1924年7月，他与谢持赴广州，与邓泽如“检举本党之共党分子”，并共至鲍罗廷家质问发难，及后“与总理谈此事，(总理)甚不悦”。^[46]由于孙中山实行了联俄容共的政策，在决策时较多地听取苏联顾问鲍罗廷和共产党人意见，一些长期追随孙中山的国民党元老派人物觉得受到冷落而心怀不满，对联俄容共主张横加指责，更使孙中山烦恼。在孙中山逝世后有评论称:“中山自身所抱主义至坚且久，惟少事务材与驾驭部下之术，左右复缺和衷共济之精神。……近年以来，中山精神消耗于党内之争讧者尤多”，“吾人论中山，但觉其可钦，其左右则独惜鲜有与中山识见相等，及能顾大局之人物”。^[47]这种观点直接反映了时人的一些看法。

商团事件之后，广东省革命政府的决策圈子仍是孙中山领导下，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及其下的政治委员会的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等“元老”为核心。身为广州市长的公子孙科影响其父孙中山的决策当是无疑。但显然已处于次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