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政府官员更换频繁：民国初期研究结果

(二)省政府官员的频繁更换

广东省长及省政府主要官员的任免均由孙中山决定，但在桂滇联军到粤初期一月中任三省长(邓泽如、胡汉民、徐绍桢)，受到舆论讥笑。“初孙中山拟定委任徐绍桢，惟徐现在京公干未回，不能久候，故电委邓泽如先行代理，而邓以此时粤局初定，军事尚待统一，民政机关应付不易，遂电请辞去，而以胡汉民荐。中山徇其请，遂复电委胡”。初任省长的胡汉民则主张对于广州市政厅六局及各民政机关长官，其于前任因孙中山下野时而离职者，一律加委复任，对于民选各县长亦一律加委，其因孙中山下野连带而离职各民选知事亦一律加任复任。^[13]但是在北江一带，沈荣光军队进驻并分兵防守，将所有各该县县长一律更换，均由沈荣光委出。^[14]

广东省政府机构大体上沿袭了以往建置。也有因政治上、财政上的需要而新设置一些机构(包括临时性的);或以某种名义委派一些阶段性的办事人员。

在大元帅府层面，这些机构或委派者主要有(不完全统计，不计党务系统):工兵局筹办委员(1923年7月);办理和平统一事宜全权代表;边防督办:闽赣边防督办(李烈钧，1923年3月)，粤赣湘边防督办(1923年7月)，粤赣边防督办(谢国光，1924年12月)，粤桂边防督办(林俊廷，1925年1月)等。而与广东省政府行政有关的官方或半官方组织则有:统一广东财政委员会(1923年7月)^[15]、广东善后委员会(1923年10月)^[16]、广东全省船民自治联防督办(1923年11月─1924年4月，伍学熀)。其他如绥靖处、招抚使更是临时设置、委派，数量也不少。

在增设的机构中，由大本营直接任命与广东财政相关的征收机关方面所占比例较大，如八邑筹饷督办(古应芬，1923年3月)，全省经界总局(邹琳，1923年8月─1924年9月，后裁撤)、东江商运局(王棠，1923年9月─1924年3月，后裁撤)和北江商运局、大本营筹饷局(1923年10月─1924年2月，后改为广东筹饷总局，范石生为局长)、广东田土业佃保证局(1923年11月)、禁烟督办、盐务督办等。

大元帅府各机构首长也是经常变动，没有一个部门的行政首长能在一个位置上做满两年。两年间，其变动频率约为2—3次/单位，其中财政部长(廖仲恺，1923年3月2日——均为任职时间，下同;叶恭绰，1923年5月17日;廖仲恺，1924年9月12日;古应芬，1924年9月22日)、参谋长(蒋中正，1923年3月17日;张开儒，1923年4月10日;李烈钧，1923年10月28日;方声涛，1924年10月4日代理)和中央军需总监(依次为罗翼群、蒋尊簋、廖仲恺、古应芬、胡谦)三职变动为多。禁烟督办一职的任免也甚为复杂。因财政支绌，大元帅府只好开烟禁敛财，名义上是“寓禁于征”，实际上是抽取饷银。先于1923年12月任杨西岩为禁烟督办，1924年3月因蒋中正的指控，撤杨查办，代之以邓泽如，未到一旬，邓泽如辞职不干，改任湘军军长鲁涤平(1924年3月25日);继鲁涤平的也是湘军军长谢国光(1924年8月30日任)。1924年12月大元帅府明令“裁撤”。^[17]两广盐运使一职换人也多，从伍学熀(1923年1月17日)、邓泽如(1923年5月7日)、伍汝康(1923年10月27日)、赵士觐，又到邓泽如(1924年4月18日)，每任时间数月。

广东省政府机构虽依其旧，但各机关首长变动频繁，其中以广东省长、政务厅长、财政厅长等职换人最多。2年多时间里，省长7任，政务厅长5任，财政厅长7任。没有一任超过一年，最短的省长任期几天(邓泽如)，财政厅长任期半月(王棠)。^[18]

这些变动主要是由孙中山及聚集在其周围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要员作出决定，但其中的因素，也有论功行赏及各小派别的利益分配在内，并非全是事业需要或因才施用。在人事任命上与大元帅府、广东省政府和广州市政厅职位相关的变动主要有几次大的动作:

1．在1923年1月联军占领广州后，孙中山任命了广东省长、财政厅长、盐运使等职位。这几个职位主要是安排与港澳商人关系密切的人物，如徐绍桢，而杨西岩、伍学熀本身就曾侧身于香港商界，为俗称“财团”人物。(www.xing528.com)

2．1923年3月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成立时，又将“中央机关”即大本营(大元帅府)和地方机关广东省政府、广州市政厅两级的行政首长作了大的调整。

3．1923年5月，因为旧交通系干将叶恭绰、郑洪年的加盟，广东政权又作了一次变动。^[19]孙中山对叶、郑两人赴粤参政、整理财政寄以厚望而俾以重任，特意任命叶恭绰担任大本营财政部长、筹饷局总办、中央军需总监、财政委员会主席委员等职务，郑洪年为广东省财政厅长。

4．1924年9月，孙中山宣布北伐，设大元帅府于韶关，又对人事进行调整:命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并兼广东省长，以巩固后方;委任廖仲恺为财政部长兼广东省财政厅长、中央军需总监;随后廖仲恺宣布辞职，由古应芬顶替。

5．1924年11月上旬，孙中山决定离粤北上，再对人事安排稍作调整，由大本营总参议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

在人事安排中，大本营的主要干部仍然是跟随孙中山革命多年的老党员，将在上海的国民党中央党部重要成员调来广东，如胡汉民、廖仲恺、邓泽如等人，广东省政府和广州市政厅的主要官员初期则是一直在港澳活动、联系驱逐陈炯明部属的围绕在孙科周围的港澳商人，以及一些原在外地谋职的粤人，大多数是广东籍人士。在当时，对广东革命政权从支持拥护走向疑惑不安、最后是敌对仇视的香港报界猜测认为，具体在广东省政府和广州市政厅中起主导作用的小团体，先是在香港筹备驱陈的“太子派”(孙科、吴铁城系)出资出力的商界或与其接近人物(“资本派”，如杨西岩、伍学熀等)，再是“元老派”(胡汉民、廖仲恺等人)。^[20]

在广东革命阵营内部，广东省长一职颇受各方关注，非议也多。对于广东省长这一重要职位的频繁更换、反复不定，严重影响了政局的稳定。对于孙中山回粤之初任用邓泽如为省长，叶夏声、邹鲁等都曾表反对;其后任命徐绍桢和四川人杨庶堪任省长，也有不少反对意见。

徐绍桢当省长时在行政、用人上均受到掣肘，如任潘元耀为电话局总办，任李芝畦为番禺县长，及多聘港商充任顾问，“颇招急激派之反对，多以党义相诘责”。如委李芝畦为番禺县长，“党中人极端反对”，任伍岳为高级审判厅厅长，“孙中山既准之，又忽改委陈融。此中均有暗潮”。^[21]原因在陈融长期在法界工作，与胡汉民又是亲戚。徐绍桢曾以“办事棘手”为由，向孙中山提出辞职。港报报道，“徐本主张稳健，对各方皆诚意联络，用人尤欲取开放主义”，如任潘元耀为电话局总办、李芝畦为番禺县长及多聘港商充当顾问，“然因此颇招急激派之反对，多以党义相诘责”，“一方则谋事之人太多，荐书、名条积案盈尺，类皆指定要索某职某缺，且皆有大有力者为之后盾。恒有一缺而垂涎者多至十数人”，“则其困难可知”。^[22]徐绍桢的用人行政都要听命于大元帅府、听命于孙中山。但是“中山脑筋本富于冲动性，朝令夕改更在所不免，应付已感困难，而三四等伟人政客复日日纠缠之、包围之，徐因是态度益形消极”。如对琼山县长王鸿鉴的任命，本由孙中山条谕，后来因陈策致函徐绍桢力诋王鸿鉴的为人，“请勿任用”。徐绍桢已将此事搁置。但王鸿鉴“复向邹鲁运动”，邹鲁为王鸿鉴致函促孙中山，孙中山遂要求省署发表，故而有王鸿鉴的任命。外间传言，胡汉民、邹鲁、叶夏声为徐绍桢的政敌，当非空穴来风。在胡汉民等人的活动下，孙中山撤换徐绍桢，委任廖仲恺为广东省长。^[23]

但才过了几个月，廖仲恺也因为统一广东民政、财政难有作为，主动辞去省长职位。在当时引起了外界对廖仲恺辞职原因、接任省长人选等问题的不少猜测。接任的杨庶堪“为帅座最所倚重，且与湘滇各军感情极洽”，孙中山希望杨庶堪任广东省长后，能够利用杨与湘滇等军关系密切的优势，“俾便统一粤省民政、财政之进行”。^[24]实际上杨的背后是湘军的支持。有称杨庶堪获任省长命令发表之初，内部本有问题，滇杨桂刘俱持异议，认为“粤人治粤之惯例若打破，怀抱野心者将群起而活动，则应付愈觉困难，政局之纠纷，将愈演而愈烈”。“特以当时湘军气焰方张，谭延闿力为杨氏作声援，且财政问题尤对滇军让步，是以滇杨态度渐趋缓和，杨庶堪之省长乃得安然就职”。^[25]但“杨任省长以来，无大发展。彼是四川省人，广东情形，自多隔阂。且杨亦保守派之稳健者，既受元老派之牵制，大有‘废物省长’之叹。杨亦已屡次辞职”。^[26]自1924年5月许崇智在回粤就任粤军总司令后，“即高唱民政、财政应归粤人自理”。杨庶堪自知省长职位不稳，故以母亲有病为由辞职。^[27]蒋中正还通电讥讽杨杨庶堪离开省长职位为“自去”。^[28]由谁接任杨庶堪的广东省长一职，又在当时引起不少猜测，有一接近市公安局的通信社，还登出胡汉民任省长的消息。短时间内报纸上传闻的省长人选就有胡汉民、许崇智、廖仲恺、邓泽如、林森、谢持等六人。^[29]最后还是由廖仲恺重新接任，但廖只当了三个月省长又以无法统一广东财政而再次宣布辞职，遗缺由胡汉民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