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整顿省财政
省财政能力是北伐、援桂能否成功的重要基础，也是省政府是否能够正常运转、社会建设事业是否能够落实、能否收效的关键所在。实际上，在龙济光和桂系统治时期，广东省政府财政能力在不断下降。返粤的军政府任命廖仲恺为财政厅长，1920年11月廖仲恺到财长任上。他认为，广东财政被桂系时期的莫荣新、杨永泰、龚政等多方罗掘，大有破产之虞，如广三路局收入、烟酒税、南番两县田赋、广州文明门外公地，财政厅某衙署等各项公产均已向台湾华南汇丰等银行押借巨款，每隔二三日即有银行前来索债，而各县租税及原令因秩序未恢复为军队截留，财政厅收入减少。中行纸币，自粤军入城后，照旧通用，但因商人任意低折，以致跌到4成。[127]廖仲恺在财政厅长位置上对广东省财政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和改革。
廖仲恺一方面先采取保守的应付办法，稳定广东财政;另一方面积极改革省财税体制，改厘税委员制为包商制。
为弥补禁赌的损失、支付庞大的军费，省财政厅在廖仲恺的主持下，一是整顿盐税收入;二是征收沙田特别军费，每亩两毫，主六佃四，以番禺、东莞、顺德、香山及新会五县为征收对象;三是整顿厘厂积弊，实行开投，订定厘金招商承办办法与章程，改厘税的委员制为包商制。其做法为:订定征收章程，核实年饷底价，公开招商投承，由认饷超过底价最高者承办，不论旺月淡月，按月匀缴饷项，承办以一年为期，期内如无欠饷违章，不得更换承商，以示信用。捐商投得承办权之后，按时将捐饷解送省库。先从省河补抽厂、广九货厘局、东税厂、西税厂入手，以次推及广州市外各厂，并招商承办省河(指珠江流经广州城区段)猪捐、省河花筵捐，拟定投承硝磺章程，均公开招商承办。1920年12月，呈请省长将全省税费招商承包、划区招投。1921年1月订立各县开投税捐章程，规定此后各县地方税捐一律招商开投，不得迳行批商承办。省政府还设立审计处以整顿财政。各机关开支都交审计处查核，务求收入增加，支出节省，以纾财力。此外还变更省财政机关统属，将矿务科文卷移交矿务处接收;裁沙田总稽核处，移交给全省沙田清理处接收。[128]
1921年初，由于海外侨胞汇款回省给亲友度年关，而比平时多出60余万元，致令金融和缓。但是广州市各行业经营情况也是喜忧掺半。[129]
廖仲恺的筹款政策，一在发行纸币，二在募集公债。1921年3月省议会议决发行地方善后公债50万，作为整理财政、收束军队之用。但是廖仲恺提出设立省银行，放弃中行，引起金融界反对，于是省政府欲向商人借贷，无人响应。而公债劝销，又无起色。纸币低折问题仍然无法解决。在1921年5月，广东省银行纸币数月以来发行市面本甚流通，但有持纸币往商店兑换者，多拒而不纳，以无现款为词。钱银店乘机垄断，以纸币换银毫每十元竟补水至二角之多。[130]廖仲恺的政策遂告失败。粤军欠饷，无力清偿，但各路军队纷纷出发，应付实难。于是财政厅长廖仲恺不得不下台。[131]
马育航继任财政厅长。廖仲恺在交卸财政厅长职务时仍开列条子，向新任厅长马育航保荐厅内各人，谓“均属民党有功人员”。马育航到任后暂仍照旧饬令任事，未更易新人，但对人讲:“据廖言，财厅各人劳绩过于本厅长。我今到任便不能更易一人，安能办事”?言下颇致悻悻。[132]1921年6月，财政厅长马育航下令，各县祠堂庵庙寺观上盖契税值百抽三，并分派委员赴县开收。[133]
马育航任财政厅长前为汕头筹饷局局长，理财颇著成绩，自上台后极欲于经济上有所发展，但财政厅权限已日渐缩小，矿务、印花及省河税捐等项均已划出给正式政府财政部或广州市政厅财政局，不归管辖，整理财政尤觉棘手。马育航打算先对金融机关进行整顿，即动员省立银行及中国银行力量，两行与省库有关，其信用对省财政有重大影响。马育航的整顿计划是:一、扩充省立银行。桂系统治广东时已定有广东省银行旧章程，定资本为500万元，由官、商合办，商股300万，官股200万。但资本未集齐而粤军回粤，只在造币厂提现金30万元，先行开业，但因原来的资本少，信用薄弱，所发行纸币无利可图。马育航拟依照旧章筹足资本500万，增加信用。官股200万已有把握，商股亦与广州、潮州等地富商接洽将有成议。二、维持中国银行。马育航认为，中国银行停业已久，以如此大型金融机构，一旦倒台，市面银根受其影响，且纸币流出数百万，而政府不复行用，致商民怨恨，不肯为政府帮忙，亦为自杀政策。马遂向陈炯明磋商办法，拟招原中行行长回省，筹议规复计划，发出纸币则由官商协力维持，十足行用，两行合作，互相照顾，金融恐慌当可稍为纾缓。[134]马育航担心在各县知事民选之后，各属财政将更多地倾向于地方留用，但“各县财政为省政府之命脉”，故此拟改革旧的财政制度，将各县财政一科脱离县知事而独立，直接由省财政厅管辖。其办事人员由财政厅委派，略为仿效民国元年财政厅派财政员办理各县财政办法，以谋财政统一及收入之确定。[135]但最终没有实行。
1921年11月马育航辞职。外界推测其辞职是“以退为进”，准备接任陈炯明省长职;也有称其因台山县长选举保荐李海云，但李海云却落选而怨恨马育航，故马育航因此“愤然辞职”。[136](www.xing528.com)
1921年11月11日，钟秀南接任财政厅长。在1922年初旧历年关呈请省署严电各县新县长赶收税款克日解署;各厘厂均加派委员坐摧勒收。而盐运使署邹鲁则向盐商借款。[137]省银行行长程天斗则多发纸币，“以济军用”。[138]
1922年4月，广东政局动荡。孙中山以伍廷芳取代陈炯明为省长，而当政的财政厅长钟秀南为陈炯明心腹，陈去钟亦必去。孙中山任省立广东银行行长程天斗接任财政厅长。[139]
程天斗上任财政厅长后主张开源节流、量入为出，提出四项整理财政办法呈请省长伍廷芳批准:一是推行新税，如通行税、营业税、清理田赋等;二是撙节糜费，所有各机关冗员均应大加裁员;三是厉行审计政策;四是维持纸币。[140]而程天斗发出“以省纸币为本金、禁用银毫，如违以军法从事的布告”后，舆论大哗，币值更跌。程天斗因而“除被廖仲恺、胡汉民等人当面申斥外，复被伍廷芳大加斥责，谓‘财政厅执行军法、将置省长于何地’”?[141]
但其时广东财政也相当艰难。一是军费浩繁，收支不能相抵。1921年援桂军兴，省库负担军饷为数甚巨，以致本省军政费被其揶移显得竭蹶。1921年份支出3，740万元，尚积欠1，000万有余。当年收入除正税外，所有一切杂税多立名目，应有尽有，已属涸泽而渔，此外官产开投净尽，继及寺产庙宇，亦逐一收回。犹复不足，各属商承厘厂，到四月期满，已先期投充，而积欠尚如是之多。1921年预算，收支相抵不敷2，000万元。以致要开征各种新税，以资弥补。交通税已由省财政厅拟就章程，呈请核办。暂用以救急的，只有铺底照费一项。大约在广州市可得数百万，其余省外各属亦为数不少。“广东财政之困状如此，长此以往，诚恐有破产之虞也”。[142]
二是广东纸币危机四伏。1922年4月份又起纸币风潮。广东省中各工团发起“尊重省币办事处”并在广西会馆议决，4月2日，该工团派出巡查队到西关十三行等处钱银找换店调查有无低折纸币情事，有十三行金行银店及惠爱路某银店被查出有据，当堂被拘出门，搭上锁链拿去。当晚银业中人集议，即席议决定3日罢市，“各伴辞职、暂停营业”。[143]4月6日，财政厅长钟秀南为消弭风潮起见，特召集全市银业中人到财政厅委婉劝谕，到会数十人。钟表示，省行纸币系广东省库所发行，商人不应低折，凡银业中人更不应发生罢业风潮。银业商人则解释，此次银业罢市是由工人干涉银号买卖所引起，商人为自卫计不得不出此策。钟秀南下令由商会联合会出面调停。[144]在商联会调停下，4月8日，银业行推举胡焯云等23人为维持银业临时委员，9日委员代表与商联会(会长刘焕、副会长胡颂棠、陈崇迈)、总工会、互助社等代表开会，达成了“广东全省商会联合会互助社广东总工会调处省立银行纸币风潮条款”，规定“凡劳工及银业行全体，应互相尊重省立银行发出纸币，与各行商一律十足行用”，“呈请官厅出示，依法保护营业，不准他人骚扰”。[145]各银店议决于4月10日上午一律复业。工界则通告将维持纸币纠察队收束，并举行工界庆祝大巡行，预约国民党员到叙，当日到会有谢良牧、冯自由等人及工人400多人。[146]但是4月中下旬广东省立银行纸币市面上仍见低折，价格大约在八成五六左右，商场购物表面上虽十足通用，暗中已将物价提高。各银店虽不敢明白自定，而暗中买卖竟视店内存银多少以定纸币高低。4月19日暗中交易尚在出门9成、入门8.8成; 4月20日竟跌至出门8.5成、入门8.3成。[147]
民国十年度(1921年7月－1922年6月)广东财政收入4，349万(其中借款1，303万);共支出4，100万，军费占了2，300万。[148]当其时，北伐、援桂两役并举，“正税已绌，又禁绝烟赌，无大宗巨款以为挹注，遂致师不宿饱”。[149]显然，广东省支撑军事征战和政府运作的财政能力已超过极限。
但是，执着于北伐的孙中山却不太注意到这种政府财政能力严重不足问题，依然调动军队一意北伐，并常责备陈炯明没有提供足够的后勤供给，在故意拉北伐的“后腿”。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部将的反叛结束了孙中山国民党人在广东统治的辉煌时期。8月，困守在珠江军舰上的孙中山等人在各方调停下离开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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