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实施劳工政策
广东省政府支持民众运动，实行劳工“保育主义”政策，协调劳资关系。广州的“中华民国正式政府”和省政府均注意提高工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同情并支持工人提出的增加工资、缩短劳动时间的合理要求，并颁布、推行了一系列保障人民权利的法令的措施，如《广东省劳工条例》等，劳动者有集会、结社、罢工的权利，形势上有利于广东工人运动的开展。广东省政府自1921年至1922年上半年，就批准成立新工会达200余个。除华侨工业联合总会在1919年经内务部批准成立外，最先组织的是1920年12月成立的茶居工会，会员人数为最多，将近万人。最大的是总工会，入会的有80余工团。[56]最先罢工的是1921年5月26日开始的机器工人，此后建筑、茶居、棚业、油业、缝业、理发等30余工团相继罢工。广东工人罢工得到了省政府的理解同情和帮助。省政府也协调劳资双方，动员资本家尽可能满足罢工工人的合理要求。
处理规模较大的广州机器工人罢工行动体现省当局调和双方矛盾、解决问题的态度。广州机器工人于1920年6月筹划向资方提出的增加工资、缩短工时实行星期例假制等要求，资方向桂系军阀求助，派军警到厂监视工人，罢工因而未能举行，加资要求没有达到。1921年5月，广东机器维持会以广东机器、铸造、打铁等科全体工人临时维持会名义，向资方机器商务联益公会发出请愿书，要求增加工资、缩短工时、规定休假时间。广东省政府对广州机器工人的罢工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并出面调停，召集劳资双方在省长公署谈判，以省长训令形式达成协议8条，由省长指令，省辖公用局厂及机器商务联益公会和内外各县商厂在当年6月9日开始实行。广州机器工人罢工要求得到了解决，工人罢工取得了胜利。
1921年8月，茶居工人举行罢工，市长孙科到茶居工会演说，忠告工人处于罢工期内须静候解决，遵守文明规则，将来自可达到胜利目的。工人表示同意。广州有建筑工人二万余人，8月10日，土木建筑总工会集合五市十堂工人讨论该行工人生活问题，经全体决议，要求照原价工值加五以济急，如果东主方面无完满答复，则全体罢工。要求13号答复并派代表10人与东主接洽。[57]12月27日，广州市茶叶西家行集成堂1500多人到省长公署请愿，提出该行已罢工三个月，经省长调停照原值加四，双方均已承认，后有“行虫”(指本行业有影响力的行为不端者)竟再鼓动工人罢工意思绝工人生计，请省长公署解决。粪业工会500多人则要求设立工会，但省长以市政厅不准设立而不答应。广州酒楼茶室工会800余人，以酒家聘用女招待影响就业为由，要求店主停止聘用女招待。[58]广州市印刷工人罢工要求增加百分之五十工资，造成广州三日无报，劳资双方谈判结果，工人工资增加百分之四十。
在1921年间，广州工人要求资方增加工资、缩小劳动时间、改善劳动条件等一些合理要求在政府的协调下得到解决，备受全国关注。省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引起人们思考。“无论何种商业均不免罢工之发现，而其胜利均属诸工人方面。当罢工之时虽有种种性质激烈之宣传运动，但均安全经过，未尝发生骚乱之事。且每次罢工，工人均有正当之理由。近年以来，生活程度大增，但工人工资工资从来未有增加，故此时工人方面之权利自应与以承认也”。“去年罢工之数较历年为多”、“工人之要求雇主类皆承认”，“粤政府方面，现则与工人表示同情，每次罢工风潮之中，当事者若请政府出而公断，则其结果，政府莫不将工人要求略加变更，而与以承诺”。[59]据曾到过广东、了解广东劳工运动的高语罕估计，当时广州各行业工人约在30万人以上，他们基本上以行业为单位组织工会。从1921年初到1922年的一年时间里，广州大约成立130个工会。其中获准登记注册的有80多个工会，有27个工会先后举行过要求加薪的罢工，其中21个工会的要求得到圆满解决。[60]时人也称:“中山近年从事于劳工运动，粤东本为工人最多之省，故颇著功效。日来罢工之事日益扩大，孙之势力渐形活跃”。[61](www.xing528.com)
1922年3月，广州国会议员提出废止新刑律第224条惩罚罢工条文。新刑律第224条惩罚罢工条文的内容即:从事同一业务之工人同盟罢工者，首谋处四等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0元以下罚金，余人处拘役或30元以下罚金。3月14日大会通过:在中华民国刑律未制定以前，所有暂行新刑律第224条应行废止。[62]1922年4月15日，广州互助社各工团、总工会各工团及女界联合会所属各团体数万人集会，并派代表到国会请愿要求普选，男女平等参政，修改省议会选举法，改用普选法，给予男女平等选举权。
但是陈炯明对于劳工运动的想法，与孙中山有明显不同。孙中山试图将劳工运动纳入其政治运作轨道上;而陈炯明的想法则是:“现阶段中国劳工运动只宜作劳工教育运动，最不好是拿劳工做政治本钱”。他所着意的是调节劳资关系，改善劳工工作、生活条件，让劳工与政治保持距离，而不要参与政治，导致政府失控，引起政治社会生活的混乱。[63]
总体看来，由陈炯明省长主持、孙中山大总统支持的广东建设事业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在当时就已受到舆论的一致肯定。发表在上海《民国日报》的《投资家信任新政府》报道下分小标题“巩固政府之试验”、“广州投资大发达”、“去年出口货百数百万元”、“省银行存款四百五十万元”、“当局优惠劳动界之目光”，并借世界新闻社译美国人奥灵开斯(Orrinkelth)文述:“自陈炯明将军率师回粤，孙中山博士被举为南方政府总统后，一般情形顿为大变。资本陡然恢复其勇气，其匿居于香港上海之广州商民陆续回粤，携带资金同归，购买地产，兴造工厂楼房商店，各种新工业到处勃兴，省城地价遽比上年增高一倍”，“省银行之存户，现已有一千余人，比广州最大之外国银行约多两倍，此等存户，半为本地商人。存款额已逾四百五十万元，全省各小城陆续添设分行，营业日见兴盛，其钞票有充足之准备金作担保，市上均十足通用”。[64]报纸所渲染的广州，到处是一片繁荣景象。
1922年4月，孙中山免去陈炯明的省长职务，任伍廷芳兼署广东省长。[65]伍廷芳表示，自己的行政方针“以陈前省长规律为主旨”:一是维持民选制，二是严禁烟赌，三是恢复地方行政会议，四是财政方面采取开源节流、量入为出政策，并拟暂行停止开办各种新税，以休养民力。[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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