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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政府的社会改造及实业发展:民国初期变革与激荡

时间:2023-11-2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三)发展实业和进行社会改造陈炯明注重振兴实业,也推行了一些发展实业的措施。3.大力发展交通事业。重视发展工商业和矿业。广东社会赌性严重,赌风盛行,赌博成为一种社会公害。赌博业形成了官商结合的一个利益群体,吞噬社会财富,成为社会恶瘤,危害经济发展和社会风气。但在广州市则尚未实行。

广东省政府的社会改造及实业发展:民国初期变革与激荡

(三)发展实业和进行社会改造

陈炯明注重振兴实业,也推行了一些发展实业的措施。

1.1922年3月,由广东省政府举办了广东第二届农品展览会。陈炯明任会长,并在农品展览会上致开幕词,阐明举办展览会的意义在“聚万物于一堂,供各界之参考”。省政府还决定在1922年冬间开劝业展览会,预定花费40万元,规模务极宏大,以期国内工商业的改良及发展。[41]

2.通过了推行广东省兴办林业章程(1920年7月颁布)。1921年1月,陈炯明令各县知事成立林业事务所;将全省划分九个区,每区派出林务专员常驻该县管理林业,各区建苗圃场。1922年3月在省署设立林务处管理林业事务,并规定3月15日为植树节

3.大力发展交通事业。规复1913年成立的全省公路处,任陈达生为处长,制订了一些规划与章程,如《罗浮山公路局组织章程》、《广州市开辟马路收用民业章程》、《广州市开辟马路征费章程》、《市内交通规则修正案》、《建筑公路收用土地暂行章程》等;开筑广增公路、罗浮山公路等。规划全省铁路路线,统筹兼顾,详细规划,由政府拟订具体计划公布讨论。1921年1月,省公署核准由绅商马伯陶等集股1100万元建设番(禺)平(开平)铁路案。陈炯明还打算将各县办理修筑公路及推广教育两事列入县长办事成绩,首要考核。[42]

4。重视发展工商业和矿业。1921年4月,在军政府内务部设立矿务局,在省署设立矿务处。1921年6月,陈炯明拟在广州设立证券物品交易所,由陈廉伯等广州、香港上海若干大商人主持,初定资本一千万元,并于9月14日发出省长公署第83号布告予以说明。[43]同年,广州有橡胶工厂20多家。[44](www.xing528.com)

广东省政府改造社会的首要任务是禁赌。广东社会赌性严重,赌风盛行,赌博成为一种社会公害。上海《民国日报》1922年1月22日发行的增刊《新建设的中国》一文开头则称:“广东以前是个赌国,中国所有的赌具赌法,广东没一件没有,广东所有的赌具赌法,中国却未必有。因此,中国人所受的赌毒,广东人都受过,广东人所受的赌毒,中国人却未必都受过,可惊骇的一个浸透了赌毒的广东呀”!“广东的赌捐,一年是八百万。官吏的中饱,至少有两倍,就是一千六百万,合算就是二千四百万,赌馆的收入,至少以五倍计,就是一亿二千万;合算就是一亿四千四百万,这一亿四千四百万,就是人民所受有形的损失。至于无形的损失,如因此荒废的事业,紊乱的秩序,破坏的道德,总要比有形的损失加到十倍”。[45]1914年龙济光招商承饷开办山票、铺票,重新开赌。在桂系统治时期,桂军横行,赌馆林立,桂系军阀靠抽取赌捐以充军费或中饱私囊。政府从中抽取赌捐,或是将赌捐交由某一公司承投经营,公开设赌,将赌博予以合法化。赌博业形成了官商结合的一个利益群体,吞噬社会财富,成为社会恶瘤,危害经济发展和社会风气

禁赌是广东有识之士发出的强有力的呼声。1920年11月粤军回广州,陈炯明又酝酿颁例禁赌。孙中山支持广东省政府禁赌,1920年11月25日他在与《字林西报》记者的谈话讲到:“禁赌为第一要务”。[46]

1921年12月1日,陈炯明布告各界实行禁赌,同时颁布《广东赌博治罪暂行章程》9条及《施行细则》3条、《县知事实施禁赌办法》7条,严厉处罚:“以赌博为常业者”、“聚赌开设赌场以营利者”和“包庇开设赌场以营利者”都“处死刑、无期徒刑或一等有期徒刑”。[47]下令从1921年12月1日起厉行禁赌,所有公开的番摊、牌九、麻雀、扑克及一切杂赌,全部禁绝;由军政府外交部和葡萄牙交涉,要求澳门禁赌,以免广东禁赌后,广东的赌徒涌到澳门赌博。12月20日,军政府颁布军政人员任职宣誓条例,规定军政人员就职时都要宣誓奉公守法,不取贿赂,否则严惩,并宣布禁止军政人员吸食鸦片、嫖妓宿娼。省长公署和粤军司令部训令各善后处和各县县长,责成各区保卫团及乡约村长出具禁赌切结后,如有赌案发生,酌处百元以下罚金,“其有确系包庇开赌以营利者,一经讯明属实,即援引原定章程治罪”。[48]在基层狠抓禁赌,以期收到明显作用。

省政府还推行了其他社会改造的措施,如实施禁烟,废除娼妓;派军队“清乡”,扫荡“匪盗”,把广东全省分为12个区,每区的团练警察统归一个机构节制,稳定社会秩序。这些做法都得到了民众的拥护和支持。1921年9月,青年会人士发起“贞洁运动”。各县议会也纷纷提出废娼议案。但在广州市则尚未实行。1922年3月15日,“贞洁大运动会”召集内部会议,决定4月1日举行全市各界公民大巡游,齐赴省署、市厅请愿,务求迅即下令禁绝。据统计,其时广州有娼寮199家,公娼1938人。[49]4月1日,广州举行各界请愿废娼大巡行,参加者有医界、学界、社团等,游行队伍先到市政厅,市长孙科接见。孙科向游行群众提出:废娼后占市政收入四分之一的花筵税年收入六七十万将失去,如何筹集补充缺口,公娼、私娼如何安置等问题。并未敢断然废娼。[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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