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长问题引发政治风潮：民国初期广东省政府研究

(四)广东省长问题引发政治风潮

广东民众厌恶桂系军阀的倒行逆施，逐渐认识到军阀统治的危害，因而积极主张废除督军制，他们也参与反桂系军阀的游行示威，与全国范围开展的“废督运动”相呼应。民选省长的风潮，说明了广东民众对政治的关心和民主意识的重新觉醒。一是对民主政治的追求，要求民选各级行政首长特别是省长，由民意代表组成的省议会来投票选举省长;二是对桂系军阀高压统治广东所引起的不满情绪，从而产生反抗举动;三是国民党人的策动，通过或明或暗的政治斗争策略，利用“民意”，采用较为平和的手段争取权力;四是广东地方主义潜意识因素在起作用。广东民众民主意识重新觉醒，喊出了“省长民选”的呼声，反对桂系军阀的统治，也反对政学系助纣为虐。^[92]

松散的国民党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动员，组织力量向军政府请愿，要求由伍廷芳担任广东省长。1919年6月19日，广州各界团体在东园集会，公举广济医院李芝畦、国会议员谢英伯为主席，商议后当场宣布:“昨日开会讨论省长问题，经一致表决推举伍廷芳并分谒各总裁请愿。但据闻今日为军政府政务会议之会期，于省长问题最有关系。请诸君研究之”。邹鲁提出，省长为地方重要关系，请伍廷芳当省长。谢英伯也附和。“大多数民意所属则以伍总裁为最”，学生联合会、华侨工业会也表示赞同。全体赞成赴军政府请愿，由伍廷芳担任广东省长。李根源则在通电中推荐陈炯明为广东省长。^[93]

1919年6月21日，军政府特别会议主要讨论了广东省长问题，显示出军政府内部对省长一职不同意见的争持。与会者先是传阅“各界请愿书”，内中各团体举伍廷芳任省长者“独多”。而军界另有打算。桂军代表沈鸿英、陈坤培发言:“代表等议决，请以莫督军兼任省长”。滇军代表二人则表示“代表等议决，主张请愿军府特任李烈钧为广东省长”。这样各派就推出了三个省长人选:伍廷芳，莫荣新，李烈钧。而广东公民代表则提出:现在全省各团体一致议决，请愿军政府特任伍总裁屈就省长，维持治安。督军莫荣新的代表表示反对，“近因省长问题，人心惊忧。莫督拟以道尹张锦芳护理，莫即担任维持现状之责，若任别人，对于治安便不负责”。李烈钧认为:“宜从民意为公正，钧素无省长督军之志，维持大局及地方安宁愿负责任，军府若以省长加于本身，亦愿出任，若任命别人亦极尊崇”。魏子浩转述了林葆怿的意见:“广东为护法策源地，若因省长问题牵及地方治安问题，海军惟有单独行动，不随政潮起落”，“至以莫督兼广东省长余亦赞成，但林总裁意省长一席，须各方均能满意，乃能不生他项枝节”。冷遹则表示:“广东省长问题，各方均有所拥护，而民意又不能不尊重，似不能单纯认为一省长关系，实关于护法前途”。伍廷芳表态:“省长问题系属一省内部之问题，认为西南护法问题窃所未解，我本不愿担任此事。惟地方人民公意之所在，责以大义，我又无辞以对，实是困难。顷督军主张以张道尹护理，否则地方治安不敢负责，是否军府任命其他人员，军人即有轨外行动。我在北京即以武人当家之故，因而来此护法，莫督军深明大义，似不应有此语，是否代表误传。我素志淡泊，惟共和国家以民意为本，今民意如此，惟有请诸君决定，总之民意不可违反，须请注意”。谢持提出:“伍总裁兼任广东省长理由:(一)军民分治;(二)省长宜用文人;(三)本省人办本省行政，以副自治精神。以上三义系西南各要人及人民素所主张，伍总裁系广东文人，又负重望，加以各界请愿者众，故提出请公决”。赵藩则认为:“广东省长问题虽属一方内部之事，然军府所在地，即在广东若因省长而牵及地方治安，即影响及于军府，当然为西南大局关系之问题。现在各处所推之伍总裁、李部长、莫督军、岑总裁皆系内部之人，须内部互相商量妥协，再开会议决定”。^[94]6月25日，林森、邹鲁、谢英伯等数十人发表通电，要求军政府“本军民分治，军人不干与政治，本省人办理本省行政事宜”等原则，由伍廷芳兼任广东省长。^[95]

1919年7月上旬，各社团代表七次联赴军政府请愿，要求伍廷芳兼任省长，但未有结果。7月11日，政务会议决定将此案由各总裁先开谈话会商定后再提出政务表决任命。广东民众都意识到，桂系必不肯将省长一职放手。伍廷芳表态愿意出任省长，“以粤人坚意请愿至再至三，若经政务会议正式通过，我亦无所不可”。广东省长问题久未解决，广州民众以7次请愿仍无结果，“愤恨益甚，恐将迫而出于罢市之一举也”。^[96]7月13日，电灯局及各机器厂工人罢工，工商学界数千人前往省议会请愿，莫荣新派军警数百人到场镇压，伤十数人。7月15日，各界数千人在东园开国民大会，又被军警捕去机器总会会长黄焕廷等多人。7月16日，学生上街演讲，再被捕去300多人。

在上海的孙中山急电广东省长公署和军政府，要求释放被捕的群众，并指出:“若专恃武力，横事摧残，不惟为粤人之所公愤，亦即全国之所不容也”。^[97]对于军政府的种种倒行逆施，孙中山决心与之决裂。8月7日，孙中山致电广州国会声明辞去军政府总裁一职，“以后关于军政府之行动，概不负责”。^[98]广州国会议员数十人亦联名向军政府、督军署、警察厅提出书面质问，要求迅速制止军警滥捕民众并释放被捕学生群众。广州国民大会在通电中称:“不意护法省份，所有段祺瑞不敢为者、不忍为者，一一出以桂系之军人而不顾。粤民今日惟有痛心疾首以对全国人民之公断”。省当局迫于舆论压力，将被捕群众释放。

虽然有粤籍国会议员邹鲁等人、省议会议员钟声等人、广州各界团体以及孙中山、陈炯明等重要政治人物的支持，伍廷芳还是被桂系摒除在省长人选之外。广东省长一职仍在桂系操控之下，督军莫荣新发话:“维持现状”，^[99]仍以张锦芳“护理”。^[100](www.xing528.com)

1920年5月，军政府任命与桂系关系密切的杨永泰为省长。

广东省长问题引发了数次政治风波和社会噪动，国民党人(旧中华革命党)与桂系军阀及依附于桂系军阀的政学系人物进行角力但居于下风。而在广州国会的“制宪会议”上，有关“省制问题”的制订也不顺利。国会议员们希望从根本上改变地方政治体制，在宪法中明确写上省长民选的条文。他们所集中讨论乃至争论的焦点就是省制问题尤其是省长地位、省长如何选出等问题。其争论内容还包括在省长由中央任命还是由参事领袖兼任，也即省长在参事会之外还是在参事会之中。^[101]制订地方制度的争议、讨论花费了广州国会议员的大部分精力，但在政学系政客的阻挠下进展并不顺利，以致功败垂成，制宪会议解散。宪法无从产生，省制问题还是一片空白。

从实际统治权力情况上看，在广东真正发号施令的是督军署，也即桂系军阀的威权人物、军事强人，先是广东督军陆荣廷，再是继任者谭浩明、陈炳焜、莫荣新等督军、桂系军事首领。而任省长一职的朱庆澜、陈炳焜(督军兼任)、李耀汉、翟汪(代省长)、张锦芳(护理省长)和杨永泰，或为军事集团首长，或依附于军事集团，没有军事集团为背景的则被轻易赶下台。广东省政府在不到4年间，就换了6位省行政长官。省长的上台与下台取决于督军的态度，北京中央政府只不过是按督军意见行文。其后成立于广州的护法军政府则基本上掌握在军事强人及其政治代言人政学系政客手中，广东省政府成了一个弱势的“傀儡”政府。行政首长主导变为军事长官主导，使得广东政治出现了某些军阀政治的特征。

正是民国初年以来中央与地方关系失衡引起了“南北相争”、“南北对峙”问题;地方军阀左右地方政治，操纵地方官员任免，引发了“废督裁兵”、“省长民选”的呼声。一些政治人物、学者企图改变这种局面，有所匡正，主张省长民选，即由省议会选举或者干脆就是省议员直选，而不是完全由中央政府任命，或者是由地方军阀——督军圈点，由此产生省制问题的争论。学者提出的“联省自治”主张得到了一些政客的附和。^[102]在广东还出现学生、市民上街游行，要求民选省长、省长由本省人担任，他们再次发出“广东人之广东”的呼喊。1919年11月的港报发表纪念广东独立的文章讲到:“自龙济光入粤，而广东变为大云南主义之广东;自陆荣廷入粤，而广东又变为大广西主义之广东”。他们怀念起民元胡汉民、陈炯明执政的日子，“迄今回首民国初年所谓暴民专制之时代，已若黄农虞夏之不可复睹”。^[103]

由省长问题造成的广东省政局多次波动，说明了则则起步、极其不成熟的地方政治制度存在的种种缺陷:一省行政长官特别是省长由中央政府——先是北京中央政府、其后是护法军政府——直接任命，地方民众没有自己的选择;军事力量决定政治格局，督军凌驾于省长之上，产生了一省政治由督军说了算的“督军统治”这一极不正常政治局面。^[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