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李国筠主政时期
接任巡按使的李国筠赴任前署安徽财政司，为李鸿章后人，“以减政得名”。李国筠到广东后即宣布实行“减政主义”。原来的广东省行政公署经费，中央核定每月准支8，000余元。自前任省行政长官归并四司实行减政后，每月支销还需12，000余元。李国筠以每月超出预算，将难以为继，遂将内务、教育、实业三司人员裁撤30余名，所有使役裁撤过半。李国筠表明其用人态度依靠“三点意见”:一为核验资格，二为考验成绩，三为破格而求，用以“考成各属知事”。
李国筠与李开侁统治方式的不同在于用人方面，前任喜欢任用湖北同乡，现任用的是思想保守的旧官僚:“昔之巡按署(指李开侁主政时期)久已成一湖北会馆，今则鄂人已渐少，而增添各省人无数”。但是李国筠为旧派官僚，思想保守，带来广东上任的人马，“装束类皆宽袍博袖长而大者，仆役之称此辈不曰大人，即曰老爷，彼固不为怪，泰然受之。或谓巡按使偕来之随员悉为旧官僚派”。[21]
1．实施“减政主义”政策。李国筠所实施的“减政政策”，主要是合并机关、裁减人员和费用。
(1)减少巡按使署人员和费用，先裁杂差、再裁杂支，减少科员薪金，把雇员数十人分为三等，定期考试以分别去留。(2)将财政厅职员裁减，余下的分等领取费用;所有税收稽征员一律裁撤，征收手续归并县知事办理，由县设财政课兼理，课员由知事荐任，职权隶属于知事。酒税业务收归官办，将总局裁撤归并财政厅，由财政厅经理。(3)减少教育费支出。教育司改为科，裁并为5人。1914年度预算草案中教育费年支出13万元，核减为7万余元。广东的高等专门学校仅有两所，即高等师范学校和高等法政学校。省政府裁减法政学校经费，由原每月准支3596元，从1914年9月起只补助2500元。高等法政学校学生8班，省当局为了“减政”，每月仅允拨500元，“大有停办之势”。其余中等以下直辖学校，亦大量裁减费用，导致“校务萧索极矣”。高等警察学校学生原属官费的改为自费;省城广州原有各初等小学校36所，每年由政府补助62000元。当局将小学人数少的班级合并，裁去十五六处，减拨3万元。[22](4)减少司法费。一是裁并琼山、新会地方审检两厅，受理诉讼、司法行政事务归并各该县知事办理。二是减少预算。高等审判厅裁去本厅推事3名、书记员5名。高等检察厅裁去书记员4名、检察官3名。地方审判厅裁去推事4名、书记员5名。地方检察厅裁去书记员4名、检察官5名。[23]李国筠还裁减厘厂办事官、广东省公报处职员，减少潮琼关费和抚恤孤、贫口粮，停开提饷轮船，裁撤交通局、将其归并到警察厅。[24]广东社会事业费用开支大幅减少，使得教育事业大受影响。
2．整饬吏治，查办知事。
二次革命失败后，广东的吏治混浊已极:“舆台皂卒皆可入官，白手上场席卷而去无所谓参革，无所谓惩戒。故舆论有所不畏，职守有所不遵”。特别是在李开侁任广东民政长时吏治腐败达到高峰。李开侁在任一年未尝查办过一个县知事，“即有秽德彰闻声名劣极者，亦仅以‘调省’二字了之。故县知事无恶不作，敢干贼民”。而李开侁在即将去任时又纷纷“牌示”，放出新知事一大帮。“县知事之通弊，大抵以包庇烟赌贿卖警缺为最多。近者兼理司法则滥用私刑者有之，贿释要犯者有之，种种怪状，难以缕指”。
李国筠抵任以后，“对于一般县知事颇用严厉主义，上任两个月撤任查办者累累如贯珠”。被查办的知事有平远县曾文健，仁化县卢拱宸，东莞县王鸿渐[25]，信宜县李天才，普宁县周奠安。这些县知事均被民众控告有劣迹、经调查属实而撤任。电白县知事曹桂林“贪劣殃民”，将其除职，“交法庭审办”。[26]还有惠来县知事吕嘉荣被控贪庸乱政，廉江县代理知事姚礼乾被控贪赃坏法，新丰县知事王某被控暗分赌规。李国筠均写有“严厉手谕”派员彻究，或者是密派军队摘印拿办。如饶平县知事李鸿恩为李开侁至亲，曾在民政长公署中任收发员，署中官员皆以“李大叔”称之，李开侁去任前委以饶平县知事，因被控“舞弊行贿”，“收受陋规、违章滥罚”等项，李国筠电饬潮循道尹拿办。署理郁南县知事韩缵贤“献狱草率、贪功捏报”，均“交付惩戒”。[27]河源县知事许家鼐为安徽省人，到任后政绩平庸，“贪名甚著”。由于河源县监所逃走犯人80余人，并将监所官关在狱中。该监所官呈诉:许知事对犯人逃走一事早闻风声，预早下乡，故意规避。而监狱定规有守狱警兵12名，经许知事吞没编制7名，只派5名看守监狱，以致事发时兵少无力制止。李国筠派员密查属实，而且还查出许家鼐有“受贿故纵”情弊，即电惠州督办隆世储“摘印拿办”。卸任连平县知事谢国平为胡汉民、陈炯明时代任命的县知事，广东连平人，在任时“大逞淫威，挟仇滥杀”，李国筠下令将谢拿获查办，由执法处枪决，“此为广东省县知事中遭正法的第一个”。[28]
1915年7月北京中央政府下令，两广巡按使对调:广西巡按使张鸣岐调任广东，广东巡按使李国筠调任广西。[29]10月，张鸣岐请假奔丧，由龙觐光暂代; 1916年1月，张鸣岐回任广东，同年7月去职。
对李国筠在广东的任职，广东报界评价不高。报道称，李国筠“与粤人恶感颇深”，并列举李国筠在广东所做的几件“劣绩”:
一是弛赌禁。“李在粤一年，其成绩无甚可记者。最不惬于人心者，则惟大弛赌禁一事”。“铺票”的弛禁虽始于李开侁，而“山票”的成饷则由于李国筠。因而广州的报纸多以“弛赌家声”嘲讽李国筠(李国筠为李鸿章后人)，旅京粤绅公呈纠举李国筠暗受30余万赌资，“虽事无佐证，然人言啧啧，中央亦令查究，实为李去任的一大原因”。李国筠在政事上无甚经验，而且“胆力尤弱”。巡按使一职原以出巡各属方足稽察民间利病，而李国筠任期内始终并未出巡，屡定出巡日期而屡不出行，深居简出，备受讥讽，“清乡军队，只足扰民;警卫森严，仅及衙署”。
二是李国筠从安徽带来了自己的警卫军队，增加了广东的军费开支。“粤省最苦军多，军费之重为各省所未有”。李国筠莅粤时为了自卫需要，带了皖军两营来粤。“此类客军既不能出防又不能清乡，惟屯驻在省公署周围，饱食徼逐而已，且安逸无事，屡滋事端，一年之中，如毁拆聚丰园点心店，毁拆诚信公司洋货店，殴打宜和居面食店，此种恶剧与粤人恶感尤深”。李国筠即将离去，这些“客军”最难安置。李国筠原拟将这两营皖军调驻遂溪，但皖军营长称军士均不想留下，遂决定离粤时将其带回安徽省。
三是大量任用安徽老乡为官。在李国筠去任时，“连带而去者实繁有徒”。水陆统巡总办吴宗禹首先提出辞职，政务厅长郑谦与李有连带关系，亦决意辞职，“厅中科长科员亦多浩然有归志”。在李国筠到广东任职时，皖、苏人士来粤谋差者不少。李国筠一调走，“无事者有九十余名，每人给船票一张随同退伍，皖军回籍另给银二十元。皖人纷纷离粤”。[30]
时论认为:“广东自光复以来，只知有都督，不知有省长;只知有军政，不知有民政。惟李国筠来粤之始，正省官制厘定之时，裁都督，设将军;易省长为巡按。陆军注重国防，则属诸将军;警卫军注重防盗，则属诸巡按。军民分治，权限厘然”。本来在行政体制、权力安排方面已为李国筠提供了充分施政的较好条件。但李国筠治理广东的做法令广东人大失所望。报界从用人、察吏、治军、防党、司法、地方治安等六方面分析了李国筠主政广东年余的种种失误。
——在用人方面，李国筠虽没有前任李开侁离职前“一日换数十知事”的做法，但他设课吏馆，不过是“为求官者暂时之调剂”，离任前同样也封了一些“学员”升官。
——在察吏方面，也未能革除旧弊。李国筠所委任的水上警察厅长蔡春恒与前省城警察厅长邓瑶光“积不相能”，互相排挤。有些县知事贿卖警察差使，明目张胆，李国筠也没有查办。吏治倒退，“二次革命”失败后，各县知事半由金钱运动而来，到任后先从出卖各区警长及招充游击队长方面收钱得到补偿，多者一二千，少者数百元，即至每名游击队亦须一二百元或三五十元承充，甚且巧立“候补游击队”名目，当一名“候补游击队员”至少亦须交一二十元不等。知事对于诉讼事由，凡递一呈案，无论民事、刑事，无论公事、私事，除征收法定各费外，均勒收4元8角茶礼。“若勒索不遂，新词则不准受理，旧案则实行搁置，多方为难，务必达其金钱目的而后已。相沿不革，几成习惯”。各县公署所属员役也敲诈勒索。“凡一案之发生，势必用票传拘两造。其案费及茶水、食宿等费本有法律之规定。乃近日各县所属各员役均视传拘票为奇货，以案件之大小、当事人之贫富，更于法定各费外别定价格。各科员则招游击队承充，游击队则向当事人诈取，所欲不遂，虽传票亦即拘禁牢中，其愿克偿虽拘票亦可逍遥法外。迨至两造到审开庭审判，除法定常礼各费外，尚多种种名目，任意敲榨。此等积弊既成普通习惯，各知事所属员役莫不视为固有之权利，公然行之，而见怪不怪。又或秘密运动受贿卖案，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而靡所不为矣”。[31]
——在治军方面，“军队横行，巡按使卫队大闹商店、大闹戏院;防党方面，防党政策之扰民，莫甚于制造乱党;吾粤制造乱党之专门家，莫过于一般之大侦探”。
——在司法方面，“司法而被监督于行政官，揆诸三权分立原则，诚非吾人所敢赞同。惟现制巡按使之有是权，则固明明受中央特别委任者也。而吾粤法界之腐败，又实以近日为极点。法官与律师之狼狈为奸无论矣，只以积案之多言之，已裁决而未执行之案，仅省城已多至千余宗。而各属之积案累累，尤无待言”。
——地方治安上，北京中央政府有《团保条例》的颁布，各属设有团保局，但团保局变成了“劣绅恶棍之窟穴”，章程中有团保之名，无团保之实。
对李国筠的执政广东，舆论评价为“今不特碌碌乏短长，甚且人言啧啧”，“上负总统之知，下失粤人之望”。[32]
总体看来，龙济光、李开侁和李国筠当政期间，适值袁世凯实行集权专制称帝时期，广东社会治安进一步恶化，社会风气衰败，元气大伤，商业凋敞，各项事业出现了停滞不前甚或倒退的现象。广东开赌禁，办“有奖义会”，始作俑于李开侁，而“山铺票”成于李国筠，于是，“军队庇赌，警官庇赌(台山一警官每日赌博规之收入有多至百十金者)，劣绅恶棍庇赌，土匪豪右庇赌。迄今珠江流域‘赌世界’之大放光明，不特无赌不开，拟亦无地不赌”。[33]官场受贿严重，社会传言:“李开侁收回纸币尝以得资数十万被人揭发，李国筠准开山铺票亦尝以受贿三十万被人揭发”。盗匪遍地，小则打家劫舍，大则掠地攻城。“营官之邀功，线人之倾陷，动辄藉乱党两字，以陷害良善，而于真正之盗匪，则转任令逍遥法外”。新实行的苛细杂捐，如“茶台捐”等，承商“以九万元之岁饷，坐收六七十万之赢利”，而百姓则叫苦连天。[34]
在教育方面的倒退更为明显。有报纸“时评”称:“吾粤自迩年以来，学务之衰业已一落千丈。二次革命消灭后，方以地方无事，从此学务，或可蒸蒸日上，当不若前时之衰败也。乃不料日复一日，而学务之衰落依然如故”。[35]
一是解散女子教育院。女子教育院原为民国元年陈景华所设立，当时宣言实行博爱、平等主义。民国刚成立时广东军政府豁解戝籍，对于粤人卖婢之风力行禁绝，并对于有钱人家蓄婢者亦将婢女强行带走送入院中，又对庵寺严行干涉，将小尼姑亦送入院中。于是女子教育院中有少女数百人，分为几班教以工艺及科学，其教授者多属教会所办的真光书院教师，只尽义务，不收薪金。开办以来学艺上颇有成绩。但李国筠为“减政”决定将其解散，而引起粤人一片惋惜声。[36]
二是广东教育出现复古倒退现象。舆论的评价是:“粤省学务颓落已极，不惟不及前清光宣时代，即比之民国元年其现象亦相去甚远”。“粤中近日事事复古，往日仇学堂据学款之顽固乡人，已握有势力，于是妄谣诼声言政治一切复旧，即学校亦将尽废。愚无知者信以为真，虽有子弟不敢令其入学。故各乡私立小学多属停闭，其官立学校虽存在者亦人数极少，殊不见其兴盛”。政治上的反复导致了教育事业发展方向的模糊，甚至于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方式均向封建传统倒退。(www.xing528.com)
三是公立学校衰疲而私塾兴盛。在广州，私塾教学极为发达，而私塾中种类不齐，所用教科书错杂不一。好一点的私塾诵读经书，研究词章，以《文选》、《六朝文洁》等为教本，自言保存国粹。但此犹属少数。处于中间的私塾则诵经读书，而佐之以《赋学》、《正鹄》、《吴顾赋稿》，或兼以《时务通考》、《西学大成》，倡言“教以根柢之学非此种书籍不可”。此类“冬烘先生”在城市乡镇中甚盛。差一点的私塾则用《状元幼学诗》、《成语考》为教本。这种类型的较多。“更有奇者，八股废久矣，而乡僻私塾竟有谓教初学者为文必须从八股入手”，“故自去年来旧学之中竟有人专卖《时艺九种》、《路润生稿》、《管缄若稿》者，此种怪象实为前三四年所无”。时人叹息:“粤东学务奄奄无气，至今日而极矣。年来疲于军务，教育一事视为无足重轻，教育会则俨然一虚设机关，而省行政公署教育科要人则鲜有资望，遇事敷衍，偶然举办一事又不免意气用事或预存私见，此所以酝酿而成私塾抗议之风潮也”。“粤省学校向称发达，自民国二年之后，政府厉行减政，学务乃一落千丈，小学校多见关闭，其尚得苟延残喘者亦黯然无色，小学衰则私塾盛”。[37]
在政治上，督军龙济光紧跟袁世凯政府专制集权称帝的步伐，限制言论自由，钳制舆论，对报界实行高压政策。1913年12月6日公告“令省城警察厅严加取缔各报馆勿任妄发狂论文”。[38]“省长李开侁命警局禁止各报再行评论灰石出口一案，嗣后关于政府之事仅准扣报照录政府公报。并命警局调查各报反对此案之主意何在、是否受有乱党之运动”。[39]1914年1月22日广东民政长李开侁又发出训令:“令省城警察厅谕饬报界公会转告各报:嗣后交涉文件未经公报宣布不得率行登载文”。[40]1914年4月2日袁世凯以“大总统令”方式公布《报纸条例》，规定“发行报纸应由发行人开具左列条款(共五条)呈请该管警察官署认可(第三条)”等款，加强对新闻媒体的控制。[41]1914年5月16日，《岭华日报》、《大公报》两报为广东警察厅勒令停版3天。警察厅长邓瑶光还传讯两报编辑人员到警厅查究此段新闻由何人录载，并由报界公会分传各报更正。[42]1914年9月22日，《时敏报》载有“日军强取驴马并不给值，华人却之遂被击毙”一段;同日广州《共和报》的“特电”也载有“日军在龙口附近之市镇杀毙居民一千五百余名，并勒缴军饷，无饷者出骡马抵偿”。日本领事向广东巡按使发出照会，称“此等记事全属子虚”，要求下令广东报界公会转致报馆予以更正。而《时敏报》因在报上发表标题为“日人破我中立警告”的文章，也引致日本领事照会。省城警察所长奉广东巡按使面谕，勒令《时敏报》停版。广东报界公会由此事致电北京“政事堂”，认为处罚应由司法官署审判执行，官厅不经司法审判而以警区命令执行，与报纸条例不合，属于滥用职权。将派员赴京公诉。[43]广东报界公会和广州各报质问省当局7点意见，如“行政处分勒令停版，有省章何条规定”?表示了强烈不满。[44]
广东省巡按公署、督(将)军府加强舆论控制、限制言论自由。“日来粤省政闻沉寂，一切事务当局坚守秘密，而报局复受非常之束缚，大抵言论不能自由，莫如今日之甚。凡登载之事须经三度检查，邮局、电局、报馆内特别检查。自分派检查员查报后，每晚检查员必到报馆监视，检查后始能发行”。[45]《华国报》登载了云南护国军讨袁檄文而检查员没有查出，次日督军府即派人到报馆请编辑林粲予前往“谈话”，欲予逮捕。但林粲予觉察后即逃往香港。
在龙济光的压制下，能够代表“民意”的报纸已是备受摧残，噤若寒蝉，民意无从舒展、传递、沟通，一片死寂。舆论监督政府更无从谈起。曾在民元、二年活跃的广东新闻界日渐凋零，“粤省报局今虽尚有二十家左右，然奄奄无气息，实处于恐怖时代矣”。[46]
由于龙济光统治时期广东省政府在政治上的贪腐和黑暗，社会教育和文化复古倒退，舆论受到钳制，民初原本活跃的民主共和氛围削弱，变得压抑起来。对民初数年的广东政治，有谓“始则值暴民之专制(指胡陈之革命党政治)，而人不聊生;继复旧官僚之淫威，而民不堪命。中间复有所谓‘众冤’之外江壮士(指外省籍军队)，万恶之‘驳脚’侦探”。
民众期许，接任的巡按使张鸣岐能够“裁减军队以纾财困、妥筹善后以救灾黎、清治盗匪以卫民生、严惩贪墨以澄吏治”。[47]但这也不过是民众的一厢情愿。如张鸣岐提出的“治盗之策”仅是“调查匪名”，即制定调查匪名表式，分发各道，确切查明，填造两分，分别存缴;仍饬各道随时督饬各县，查照匪册，严行捕缉，将来即以治盗成绩为各该长官考成。此策一出，即被外界讽为“了无实际，但托空言”。[48]张鸣岐也惩治了“贪劣不职”的开平县知事柳谦，将柳谦撤职、交法庭查办。[49]张鸣岐在广东巡按使的短暂任上基本上无所作为，政绩不大。
在财政上，龙济光所统济军到驻守广东后，广东的军费开支明显增加，财政负担骤然加重，不堪重负。1913年10月份财政决算，广东军费增至180余万元，比7、8月间增加过半。[50]“粤省财政至今危险已极矣。财政支出以军费为最大宗，月支军警费须二百余万元，而全省收入不过一百六十余万元，故终无挪补之法”。[51]也正是从此时起，广东财政更趋恶化而且相当长时间内无法恢复元气。省政府功能严重削弱，变成主要是为军事目的服务，而政府能力不断下降，政府资源日趋衰竭。
1．财政支出特别是军费开支大幅度增加。济军到广东后，每月支军警费200余万元，军费加增比照前清一倍有余。[52]除龙济光所统陆军之外，还有滇军，“游击队”，以及招抚绿林分驻各属之所谓警备队，一年的军饷占预算十分之七八。[53]政府人员开支上升。广东都督府自1913年7月取消独立时，各部门职员纷纷散避，到了龙济光接任后稍作部署，都是随时委用，并无划一编制，至1913年12月始将都督府内人员造一清册，比大总统公布的《现行都督组织令》增多四分之三，共202员。[54]原有财政补贴实业与教育的经费，自1913年7月二次革命后，一概停发。
2．广东省军政府时期发行的纸币严重贬值，屡屡酿成风潮。纸币风潮以1913年12月29日为最剧烈，早市六点一成，午市六成，晚市跌到五点八成。由于陈炯明时期广东军政府发行的中华民国新纸币没有实在基金为基础，加上发行过巨及外地假币混入，风潮迭起。其时有风传盐税不收纸币的说法，币价愈是低落。粤省库空如洗，自中国银行停兑以来，纸币低折，商民受损失甚大。纸币风潮愈演愈烈。省当局与荷兰人保文订约借款300万，一切手续均已议妥，不料事忽中变，借款不成，又引发了纸币新一轮低折。由于纸币日益低落，导致全省各地向商户、百姓征收税捐出现诸多窒碍，一些地方政府拒绝商民用纸币缴交税捐。“日来各县人民控告各县知事者源源不断”，如顺德、罗定县均被告拒收纸币，而三水尤甚。侨商梁星墀等函告省长谓三水县知事莫国钧违抗命令征收钱粮契税勒收银毫。各税关中拒收纸币也不少。纸币信用大大下降。[55]
3．财政严重亏空，入不敷出。在纸币低折的影响下，“官吏请加薪，银行筹救济，莠民请开赌(粤民梅经武条陈开赌藉以维持纸币，曾经都督批斥在案，复陈开赌其利有八)，鱼贩酝风潮(以纸币低折太甚，要求以银毫交易，以致酿成罢市风潮)”。[56]粤省财政枯竭，纸币低折，难以维持，各行业普遍实行以银毫为本位。鱼行曾罢市数天;巡警则因发给人工银纸太低而逃走。厘金收入短缺，田赋收无起色，“公私交困，实以今日为甚”。[57]
在1914年2月13日和14日，纸币低至5成。[58]都督龙济光、民政长李开侁布告广东纸币不得低折。2月21日，警察厅禁止“淡友”操纵纸币; 3月30日，龙济光限制银业公所开市，但都不能挽回纸币低折的势头。5月，中央政府派中行行长王璟芳到粤，与都督、省长、四司司长与国税厅等会商办法，提出以中央拨款1.000万，加上广东公产500万共1，500万组成中国银行广东分行，由善后大借款整顿盐务项下拨用的英镑100万组织之;发行所带来的中央新纸币1500万元，将此项新纸币照5成时价换收旧币，即可吸收旧币3，000万，新币随时可交换现银，另给5成公债票便成十足。这项公债票以六厘行息用新税作抵。换入的旧币即时焚烧。[59]中央政府既已拨款收回广东纸币，即将粤中一切官产收归国有变卖，作为补偿，“广东财政遂归中央掌握”。[60]
1913年10月，广东奉中央政府命令，划分国、省两税，设立国税厅，以管理国税事务，仍以财政司管理省税，任命严家炽为财政司长，宋寿徵为国税厅长。1914年3月，宋寿徵去职，严家炽以司长兼国税厅长。1914年5月30日，将造币厂收归财政部管辖，改称为“财政部广东造币分厂”。1914年7月10日，国税厅、财政司同时裁撤，改设广东财政厅。中央政府任命严家炽为厅长。1915年2月，蒋继伊继任; 1915年5月12日，由刘庆鏜继任。所有省财政、税务主官(厅长、司长)按例皆由中央政府任命。其后，由于袁世凯密谋称帝，南方依靠龙济光为之主持筹划，龙的权力大增。1915年10月由都督龙济光任命蒋继伊代理财政厅长，1916年4月又以汪度继任。[61]
龙济光据粤期间，即1913年8月19日起至1914年1月底止的5个月12天，总共实支银8，616，520元。[62]龙济光致电北京表示广东军费不能裁减，非但不减，还要添招新军，其原因第一点即为布置严密军力“防范乱党”。[63]为了支撑日益庞大的军费开销和维持政权的运转，从龙济光(都督兼民政长)到李开侁、李国筠，都在想方设法开征名目繁多的税捐费，增加了人民的负担;或以公产抵押，向外举债，引起商民强烈反对。
在龙济光统治时期，广东省政府采取各式各样的筹款办法来支撑军费开支和政权运转。
一是全省各地陆续开征名目花样层出不穷的捐项。如品茗捐。由商人谢逢春、陈廷光、王少华认捐银84，000承办省城河南佛山各地品茗捐;此外还新开征横水渡捐、缸瓦捐、窑捐[64]、巫戏捐、牛皮捐、石捐、草鞋捐等。[65]一些捐、税、费因受到反对而取消或停办。如珍珠税，办民团抽收的田亩捐、果船捐。[66]各地民众起而抗捐抗税，迫使省政府将印花税佣费取消。1915年6月3日，番禺高塘酒税公所因办理不善，激犯众怒，险遭毁拆。合浦县珠江团白龙城酒户陈鸿儒等鼓众抗捐，联安团酒户撕毁告示殴打巡丁。[67]
征收牌捐和茶捐，受到商家和群众反对。省财政厅长根据商人张有成、黄尚文等禀请承办补助缉捕经费，承办麻雀捐每年缴饷40万元，凡茶楼、酒馆、妓馆皆须纳捐，即便在家消遣亦须领牌。龙济光核明“各节尚属可行”，只是将“缉捕费”名义改名“牌捐”。由北京中央政府核准，自1916年1月1日起饷。[68]1915年5月1日为品茗捐开办日，当日省城茶楼、酒馆一律停止卖茶。以示抗议。“品茗捐”(茶捐)章程规定，凡每盅茶四厘以上，即须起抽。茶店既担饷即须加价，实际上是加重贫苦百姓负担，贫民计较锱铢，对饮茶加价极易滋事。[69]蒋继伊在财政厅长任内曾经批准麦季莹等承办品茗捐，后因茶楼罢市而由巡按使批令缓办。在蒋继伊再任财长后麦又再禀请开办，蒋批示“凡茶居、酒楼生意尚非冷淡，自应照常开抽”。[70]品茗捐、牌捐成为广东两大苛政。舆论认为，“牌捐承办者势力极大，不仅各县四乡开办，省城中亦公然开办。初承办时巧立名目，则以麻雀牌为影射，其他皆番摊和牛牌馆。此前只番摊一项已承饷数百万，现在番摊外兼及牛牌其他赌具承饷四十万。外省人蔡某承搅创立东成公司，开设牌馆十家，公司门口有军人站岗。有谓系警界中人所办”。[71]1916年12月，开投广东全省花筵捐，要求每年正饷银80万元，一次过报效银40万元，分3年匀缴;又一次过增加报效银20万元，投得后先缴。[72]
二是开赌禁筹款。在前清，官府办事向来徒恃陋规，“善后局”即为藏垢之地，大宗收入即赌饷。[73]李开侁在广东时，因纸币低折，借维持纸币为名而开赌禁。广东发生水灾，于是又假筹赈之名开赌，其初以三月为期。三月期满后，接任的巡按使李国筠不顾舆论反对，批准其正式开办，以办理水灾善后为名，在全省招商承充开赌“广东善后有奖义会”，开办“十字会票”及“十五字会票”，承办期限由1916年12月起至1917年12月底止，最高底价为“省城河南十字义会”，为150万元。[74]广东开放赌禁，引起各方强烈不满。粤中报界虽频加攻击，旅沪广肇公所和广东士绅也致电请北京政事堂收回成命，均无效果。
在开赌背后有复杂的利益关系，特别是赌博公司与广东政府高层相互勾结利用，谋取私利。“今日政界重要人员，多前年慝居港澳清代之旧官僚，作寓公时与前清赌商多有来往”。澳门为赌局渊薮，前时承充赌博要人如卢、苏、李、易等人皆居于此。报界披露:卢九是前清赌博公司首脑，其子为澳门赌商，广于结纳，1913年7月广东宣布独立时，又曾组织机关侦探胡、陈举动，对龙济光来说不可谓无功。故广东军界、政界要人皆多熟识。“此次广利公司之成功，实以此人之力居多”。承办开赌的广利公司为首者是麦源深，是以前卢九承办赌博公司的司理人，即广府前探杏馆笔店东家，广利公司运动承赌，其总公司在澳门集合多数曾经办赌的赌徒，而在省城办事则以探杏馆笔店为机关，以麦及省财政厅雇员陆某为主任。在澳门与卢某共充赌商的苏大阔(秉枢)也参与其中。在一个月中，赌商具禀争承赌博、请取消广利公司承赌权者共有40余起。麦源深则具禀将军、巡按使请遵加报效。省署批复:“该商认饷请承广东善后有奖义会，现因有人争承该商情愿于原认报效一百二十万元外，每年加缴报效一十万元，三年共缴三十万，自可照准”。于是监督及督催委员等由财政厅派出，督催委员4名，分催委员4名，监视委员4名，薪金每月由100至300元，“均甚优异”。[75]广利公司最后奉北京袁世凯政府批准开办山铺票。[76]
可以说，赌博集团与广东政界形成了一种利益关系，赌商通过公开的缴纳承饷、报效费而得到专营权，暗地里却是向官员行贿，压低报价独享专利;省政府派出的监督、督催委员与赌商沆脏一气，构成了“利益共同体”。各级财政依靠赌商承饷、报效来维持。广东省城乡普遍存在的赌博现象，成为政府、社会躯体上的恶瘤。
三是五花八门的筹饷手段。包括发行救国储金、印花、“国民验契费”等手段，在全国印花推销中以粤省成绩为最高，但商民积怨已甚。原因是财政厅长蒋继伊规定当年6月1日为检查日期，饬令各县严厉进行，但省城警察厅在5月时已先检查，实行处罚，使得商人畏惧，尽早交纳。[77]
广东财政支出浩繁，占最大比例的是军费。“此前主军政者只有将军府。自巡按使李国筠莅粤自行带来卫队，则巡按使亦有军费，李去而张鸣岐来，又自桂省调来卫队，军费未能稍减”。各省军政、民政两署办公费以广东为最多。其他省份的巡按使经费视督军署减十之六七，而广东一省仅是巡按使署一年办公经费即为26万，与将军公署相等。“广东一年支出六百数十万之饷银，养一万余名之济军，其中一半系空额。发饷均则龙济光一人经手，凡统领营长等官，均不干预饷事。因而三年来龙氏侵吞军饷有千万之多。警卫军岁支五百数十万，空额亦在不少”，“该军之弊在巡按与各统领。济军之弊在龙济光一人”。广东一年收入供军饷者须去其十分之六，军火尚不在内。此外行政、警察、教育等费及解交财政部岁认之四百数十万，“皆仰给于此四成之款，广东财政安得不困难”。[78]
广东省财政官员更换频繁。财政厅长严家炽公开反对开放赌禁，因此而受到巡按使李国筠的排挤。时人评论“自入民国以来，粤省官吏倏忽更变，宛如奕棋，其居位者大率操守难信，罕足系人民之去思。然皆浊独清之中尚有差强人意者，惟财政厅长严家炽一人”。自严家炽解职令下，港中绅商刘铸伯、陈廉伯等致电北京挽留，又由旅京粤绅在京陈述其政绩，但都无法留住严家炽。解职原因表面上是由于李国筠的参劾，谓其“经验尚富，才欠开展”。据舆论分析，李国筠与严家炽关系恶化的原因有二:一是由于有前曾代理财政厅长的某顾问，觊觎此职，所欲不遂，故从而中伤;二则由于粤中方大弛赌禁，而严家炽反对，有点“不合时宜”。严家炽对于筹款事，不敢过事峻削，“虽无特别事绩，惟知服从舆论”，不合李国筠心意，因而被解职。广州绅界在获知严家炽被解职后，在状元坊店中定制顾绣横衽等物，剌以全粤绅界名字，致送财政厅以为纪念。发起者为前清巡抚邓华熙。[79]继严家炽担任财政厅长的粤海道道尹蒋继伊署理财政厅长仅两月，而粤中舆论哗然。两月中，弛赌禁之声惹起京、沪等地粤人纷纷来电诘问。而为舆论攻击者尤以“品茗捐”及酒税二事为最。“两种捐务不取明投而暗为说合，人言啧啧，均谓此中有暧昧情事”。[80]蒋继伊也去职。1915年5月，刘庆镗继任财政厅长。10月，刘庆镗以广东水灾之后元气大伤，各项税款绝无把握，虽欲极力张罗而官民交困，实在棘手，致电北京中央政府辞职。
在龙济光统治广东时期，民国二年度(1913年7月至1914年6月)省财政支出2，700余万，军费支出1，900余万，占70.1%;而收入只有2，000万，内有公债217，000元。民国三年度(1914年7月至1915年6月)支出2，200万元，军费占了1，200万，占54.4%;解中央款项200余万;收入仅2，000万元，内有公债20余万元。民国四年度(1915年7月至1916年6月)支出总额2，400余万元，军费为1，100万元，占46.9%;解中央款项有74万余元，收入不敷，借有公债53万元，借款350余万元。[81]广东财政能力的严重削弱，导致了政府功能的萎缩，社会事业的举办也无从谈起。实业、教育两个部门没有什么事业经费，无事可办，仅是挂了招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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