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激荡：广东省政府与县地方关系研究

(四)结集、重用革命力量，调适省政府与县地方关系。

在执掌了广东省政府之后，胡汉民即指派同盟会骨干蒋尊簋、陈景华、邓慕韩等人组织中国同盟会广东支部，自任支部长，警察厅长陈景华和邓慕韩为副支部长，办有《民谊》杂志，以团结、联络、集合革命党人力量，协助军政府实施对广东的有效管治。与当时其他党派相比，国民党拥有较为充足的政治资源。革命党人组织的同盟会及由其改组而来的国民党在广东政治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成为众目注视的焦点。1913年1月26日，中国同盟会广东支部又改名为国民党广东支部^[115]，胡汉民任支部长，各县同盟会支分会改名为国民党分部。分部下面设立评议部、财务部等机关，广泛吸纳党员，成为活跃的政治力量。

与其他省份不同，组成广东省政府主要统治力量的多是旧革命党人、留学生、归侨，而不是旧官僚、旧军官。

华侨是支持参与辛亥革命的重要力量，也是广东革命党人的骨干分子。粤省光复后，不少参与过孙中山所领导革命运动的华侨回广东参加革命政府，且迭任要职，在广东政坛扮演重要角色。美洲的华侨如黄芸苏、梅乔林、李绮庵、陈永惠、王棠、卢信(参议员)、赵昱(省议员)、温雄飞，南洋的华侨如陈景华、张永福，港澳商人李煜堂，留学生王宠惠等，均在民国初年广东政权中担任重要职位。这意味着华侨、留学生和港澳商贾在民国政治起重要作用的时期已经开始。他们加入广东省政府(省议会)，增加了新鲜血液，注入了新生革命力量，带来了朝气，改变了政府官员的成份构成。这种政府官员组成有别于仍以旧官僚为主的其他省份，可说是民初广东军政府的一大特色。财政司公开考选属员，提出“非得学识素具之人，不足以图治理;非有品行端方之士，不足以管度支”，其条件要求“高等专门毕业各生，凡于经济财政科学卒业者”，均可以报名听候定期考试。^[116]可以说，民国初年的广东省政府对于官员的素质要求与晚清炯然相异。

广东独立之后，地方各属旧官吏多半逃走。在一些州县，“其强有力者号召党羽，雄据一方。有自称军政分府者，有自称县长者”。由于大局未定，广东军政府亦不得不先曲为迁就，承认既定事实。“然此辈多富政治阅历，地方不靖，攻讦纷起，派员更换，动辄抗拒。加以库款支绌，各属行政经费就地筹措”。军政府既不能有效统一全省的财政权，统一各地民政权亦只能放弃。^[117]在军政府成立初期，虽然省政权掌握在革命党人手中，但是还缺乏足够的权威和力量管辖到全省各地，对地方官员的任免制度还未能有效建立并统一起来，其号令尚未能达到全省各地，不少地方还各行其政，处于“半自治”状态。在一些乡镇，执政的革命党人“将原有之乡团局绅、水军船只、汛防武弁、缉捕行营，凡寄耳目以为保良攻匪之机关，尽行裁撤”。^[118]旧的政权基础虽然部分被打破，但是新的体制又没有完全建立。县对省的支持只在一些革命党人掌权的县才能出现。在一些地方，背景各异的各派军事力量在革命后旧政权倒台、新政权未及建立的政权相对真空期为争夺地方控制权而展开搏杀，它既非革命和反革命、清朝统治势力残余与革命党人之间的对抗，亦非正义与反动、孙中山系与袁世凯系两种势力的斗争，而是不同武装集团或利益群体之间为了私利进行角逐的表露。

在广东的一些地方，政治斗争的纷乱和局势的复杂多变，超出了省政府的控制之中。粤东重镇汕头，是辛亥革命后广东不同政治派系、地方派系争斗混战的重灾区。(www.xing528.com)

1911年11月10日，响应反清起义的汕头革命党人推举张醁村为第四军司令，孙丹崖为副司令，紧接着，“内外党人纷沓而至，各树一帜。有如张立村、孙丹崖、梁金鏊、何子因、陈芸生、许雪秋、陈涌波、刘任臣、方云藻、萧公溥、萧敏吾、辛子基、张玉堂等(或谓无张玉堂，而有余阮成或方次石)，俗所称‘十三司令’是也。此起彼落，状如雨后春笋，随处筹饷，搜罗枪枝，旗帜臂章，光怪陆离，触人耳目，难以认识，其紊乱程度，实非常理可喻”。^[119]以致孙中山误解为同盟会员和光复会员在粤东发生“误会”导致争杀，而致电广东军政府要求调解制止两方冲突。实际上这一问题并不存在。潮汕地区流血事件之所以发生的关键在于没有能具号召的革命党领袖人物在粤东出现，协调各方，起兵各方本身又不相统属，各式各样的地方武装力量，有本地冒出来的，有客家地区的惠州、嘉应过来的，又有省城广州的广东军政府陈炯明派来的，相互间为了利益、为了地盘而撕斗起来。

1912年1月10日，先是本地潮汕人陈宏萼居统领地位，得到地方人士支持，组成独立的军事政权，陈宏萼任治安局长，四天后成立正式立法机构自治会。但因拒绝省里委任官员，截留税饷未交省，引起陈炯明不满，而由客籍人士林激真部恃其有陈炯明支持而率部抵潮汕。林激真被委为惠潮梅镇守使，但遭到英国“守门神号”鱼雷驱逐舰的阻挡，英国领事告知“除非林激真与治安局长陈宏萼之间达成某种协议，否则林的军舰不得进港”。3月8日，林激真部由碣石进军潮阳，15日击败陈宏萼部，攻占汕头，纵兵抢掠，“林激真入汕后，竟对潮汕人民肆意欺压，引起人民反感，加以林为嘉应州人，潮人对之更有地方主义之见。于是潮汕各属团体及海外华侨、会馆、学校等均函电纷驰，声讨林激真盘距潮汕、违法乱纪种种罪恶”。^[120]3月底，陈炯明将林激真部调省，改委吴祥达到汕头，4月初，吴祥达部二千五百多人到汕头; 5月6日，林激真率部一千二百余人撤离潮汕，登轮赴广州。吴祥达在汕头解散民军，并捕杀了许雪秋、陈芸生、陈涌波等人。高压之下，汕头的局势才平静下来。有学者认为:“潮汕地区与其它地方一样，一直谋求更有地方自治权的政府。新掌权的商人既未捞到大笔钱财，又不指望建立一个新的中央官僚机构。君主专制政体消失了，而共和政体也迟迟未能建立”。^[121]

潮汕政局的混乱，也正可以看出广东新政府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不足，对社会控制还没有足够力量，省政府对县政权以至县以下的基层政权控制力不足。这场革命在组织上缺陷明显，它没有严密组织、互相统属，在府县也没有一些能力突出、足资号召的革命干才在指挥协调形成网络，而是群雄并起、群龙无首，各行其是，呈现出变革时代政局纷争无序的局面。地方上的一些政治波动并不完全是由于革命或进步、拥护君主立宪或民主共和之争。有如外国学者所分析，革命派和商人们“都没有足够的力量压服对方，因而都转向民众并争取民众。地方团体多如牛毛，但没有一个大的集市网或切身利益，把它们连接起来。感情的力量爆发了，实质上的种族隔阂、派别斗争和民族成见，都成为政治分裂和政治残杀的基因”。^[122]广东革命党人对建立新秩序显得准备不足、省政府在某些方面也是无能为力或是能力不足。对于省内各属地方政局，省政府无法全面控制。但是在解决了广州的“民军”问题后，广东军政府(及其后改名的都督府)依托于设立各地的绥靖处，逐步树立了权威，而随着全国政局的基本稳定，由省政府任免各县知事也得到普遍接受。

旧革命党人在民国初年广东社会变动中本身也起了较明显的变化。在辛亥革命运动时期，同盟会组织本身就很涣散，“一切革命活动可以说全靠党人意气相号召，而无纪律相约束，其参加与否，依其本人自觉自愿决定”，结果使领导人很难有效组织起自己革命队伍的力量。在反清独立(“光复”)后这一涣散的趋势更加明显，党人纪律松散，原有同盟会的组织力量削弱。革命党人对于革命意义的认识也很肤浅，认为推翻了满清统治，便算达到了革命目的，可以万事大吉了。^[123]对此胡汉民后来也很有感慨:“党人本多浪漫，又侈言平等自由，纪律服从非所重视，只求大节不逾，不容一一规以绳墨”。^[124]当时的革命党人中，有一部分以为革命成功因而脱离政治转而从事实业，也有的是“由于同盟会对于党人没有怎样关怀，于是他们就各自寻求出路去了”，如梅州革命党人有的出洋谋生，有的回到教育岗位，另有一部分青年学生如廖叔唐、温翀远等20人，就由广东公费遣送到日本、欧美留学。当时广东选送去日本学习的党人有48人，去欧美的20人，嘉属地区占了30%。^[125]胡汉民将革命阵营的渐变分解归结为:“然当革命之际，仅为少数人之努力，而不能表示为一致的党之行动，此则平时组织与训练上有阙，又非徒党员之过矣”。^[126]缺乏同志关爱的革命党人退出革命组织或省政权出洋留学，或谋生做生意，而善于钻营的旧官僚倒又回流到政府中来，影响到新政权的运作，民众对一些县政府知事表示失望，“吾粤自反正后，各县知事其惬人意者十不得一”。^[127]“近日人民控告知事之案，层出迭见。昨丰顺县知事张万青，又被杨剑生控其贪殘肆毒，封川卸任知事黄元熙又被吴敷时控其庇赌殃民。均经内务司批饬查复，再行核办”。^[128]军政府在剪除腐败、惩治贪污方面倒不手软，有些地方官员也意识到使用旧差役的弊病，因而考虑改进。如“南雄自反正后，所用承发吏均以旧时差役充当，以故种种恶习，时有所闻。现专审员以承发吏人格本高，若有不妥招合格人员充当，不足以辅助司法之进行，而收保护人民之效果”。^[129]

胡汉民后来回忆，广东当时90多个县，每县一年平均更换县长3次，但县政全无起色。^[130]有论者认为，这是“由一群缺乏行政经验、素质参差的革命党人，统率清朝的旧吏役，基本按清朝的办法治理各个县”，不可能将广东治理成共和民主的模范省。^[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