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克登碑问题：图们江界务纠纷再起！

4.5.2　图们江界务纠纷再起

(一)关于越垦朝鲜民管辖权的交涉

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起，清廷开始招纳越垦朝鲜民，令其加入清王朝国籍。清廷按照越垦朝鲜人的聚居地设置了堡、社、甲等行政组织，将之“编甲升科”;清查朝鲜人所垦土地，发给土地执照“清票”，令其向清廷交纳租税。

光绪十七年(1891年)，吉林将军将珲春招垦总局和越垦局合并为抚垦局，并迁至南岗(今吉林省延吉市)，管理垦务工作。清王朝政府先后在图们江沿岸设立了宁远、绥远、安远、镇远四堡，下属39社124甲。至光绪末年，以上四堡的朝鲜移民达5990户，已垦耕地达25501晌有余。^[91]

清王朝政府对数以万计的朝鲜垦民实施入籍归化政策后，光绪十六年(1890年)七月，拓地无望的朝鲜王朝承认本国民的确“越寄华界”，要求清王朝政府停止收编朝鲜人的入籍政策。清廷历数自1882年朝鲜提出自行“刷还”起，先后经历了请求宽缓一年、到期后不履约却提出图们江非中朝界河的界务纷争、两次界谈中的无理强辩、1887年境界勘明之后请求清王朝政府妥善安插其流民、提出安插之请后又不付诸行动的整个图们江界务纷争过程。朝鲜的这次请求，清廷认为其仍是故伎重施，意在拖延时间，便将之拒绝。^[92]

此后的几年间，朝鲜王朝再未向清王朝提出图们江边界问题，双方交涉的重心转移到对越垦朝鲜人归属问题的讨论上。

(二)朝方再起边界争议

1894年甲午战争的爆发使清王朝遭受了沉重打击。中日《马关条约》签订之后，中朝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马关条约》第一款规定:“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废除朝鲜王朝对清王朝的一切义务;^[93]同时朝鲜在日本的胁迫下发表声明，宣布废除与清王朝签订的所有条约。甲午战争之后，清王朝与朝鲜王朝维系了二百多年的宗藩关系被完全废除，清王朝势力彻底退出朝鲜，朝鲜先后被沙俄和日本所控制。

1897年，朝鲜国王称帝，改国号为“大韩”，成为“独立自主”国家。在俄国的羽翼下，“独立”后的“大韩”对已平息下来的中朝图们江界务再度萌生幻想，全盘推翻双方经过两次正式谈判所取得的成果，彻底否定图们江为中朝界河，重新提出穆克登碑之“土门”另有所指。

1897年秋，“大韩”政府派遣咸镜道观察使赵存禹调查越垦于延边地区的朝鲜人情况和中朝图们江边界线状况。赵存禹上奏“大韩”政府的报告包括如下几个方面:^[94]

1.再度提出穆克登碑文之“土门”非图们江，而是松花江上源黄花松沟子，该所谓“土门”不与豆满江相接。

2.再次提出“分界江”问题:“土门以东、甑山以南”为朝鲜地，“北甑山下畔岭”以西有“分界江”:“数百年来，清官与商贾自钟城撤归也，货物输送，皆使我民驮至于此九十里曰:‘朝鲜地界至此而止’。”

3.将红土山水直接称为图们江:“豆满江则源出于长山岭池，而与分水岭立碑处相距为九十余里，原不接于土门江”，红土山水亦与界河“土门”无关。

4.图们江沿岸为“闲旷数百余年”之地，过去两国互相禁止，但“近来清不禁止，我亦不禁，杂处起垦”;图们江北岸“清人不满韩人百分之一也”，“薙发易服，亦不满百分之一也”，所以，在图们江北岸，朝鲜人为主，清人为客。

5.在“乙酉”、“丁亥”界谈中，朝鲜是在清方的压力下被迫承认了“土门”为图们江。

6.建议重新举行边界谈判。

不难看出，这份报告不但完全推翻了前两次界谈的成果，而且直接提出图们江北岸归属于朝鲜，其领土野心已经昭然若揭。

对于穆克登碑文之“土门”所指，前文已得出结论。

关于朝方是否被清王朝所迫才承认了“土门”即图们江，从中朝两国史料记载的谈判过程清晰可知，虽然“乙酉”界谈中朝鲜力主“土门”为松花江上源，但李重夏已知本国观点为谬误，谈判结束后便委婉向本国朝廷讲述了真实情况，所以，“土门”、图们“两江说”是朝鲜自行放弃的，而并非如赵存禹所说，是因为与清方“矛盾势殊，强弱不敌之致”。在“丁亥”界谈之后，李重夏明确揭露了“两江说”实为鱼允中之杜撰，朝鲜国王以书面形式向清王朝政府正式承认了土门即图们江。此时“大韩”又重提此说，无视历史事实。

关于“分界江”布尔哈通河问题，李重夏已在《别单》和《追后别单》中先后述清了其来历与沿革，已经论证了该“分界江”为历史称谓，与现实界河毫无关涉，在两次界谈中，“分界江”问题也从未作为谈判的内容加以商讨。此时，赵存禹无视本国此前对“分界江”的辨析，着实令人无法理解。朝鲜把没有关联的“分界江”问题和“土门”松花江上源说一并提出，可见其对二者均无把握，不知哪一种观点获胜的可能性更大。但是，无论哪一种观点可以侥幸得胜，对朝鲜来说都意味着拓疆成功，越垦于今中国吉林省延边地区的垦民将不会再被“刷还”。

在谈到图们江源头之时，赵存禹不提水流最大、最长的西豆水，不提水源较大、较长的红丹水，而是将图们江正源直接定位于红土山水——“豆满江则源出于长山岭池”，^[95]使得看上去图们江似乎只此一源。这样，即便是在即将挑起的界务纷争中朝方失败，也可以重新回到“丁亥”界谈之后的状态，朝方不会有任何损失。

至于赵存禹所提之朝方在界务交涉中“定界不得者，矛盾势殊，强弱不敌之致也”^[96]亦属无稽之谈。通过对中朝两国谈判过程的所有笔录的考察，可以清楚地知道，“乙酉”界谈时气氛始终友好，“丁亥”界谈时虽然气氛紧张，但朝方丝毫没有让步过，反而是清方由主张以红丹水分界退让为以石乙水分界。当光绪帝下旨裁定以石乙水为界后，朝鲜也没有服从，而且对清方所提出的举行第三次界谈的建议充耳不闻，以至于图们江界务遗案始终未能得以彻底解决。所以，尽管当时清王朝在国力上强于朝鲜，但从边界纷争的过程和结果上看，朝鲜并没有因此有过任何损失，反而是清方一再退让。

赵存禹在报告结尾处提出了国际上解决边界纷争的方式:“《公法会通》第二百八十三章曰:‘两国于某处荒地占居部落而辨界未定，若无江河、山岭为限，则应于居中划界。’此则土门分水之界限分明。第二百九十五章曰:‘两国以江河为界，其中洲屿若无条约明言，必归相近之国管辖;如适在水之中央，则均分为是。’”^[97]

但是，《公法会通》这两条内容适用于解决相邻国家之间主权不明确地域的领土归属。而令“大韩”垂涎的图们江北岸地区的领土主权原本就是明确的，显然均不适用于此。

赵存禹最后提出“特举一次谈办于各国公领，正其境界”的建议，^[98]意为使各国公领参与解决中朝界务问题，企图借助外国列强势力与中国争夺领土。

朝鲜高宗三十六年(1899年)四月十六日，咸镜北道钟城前五卫将吴三甲等人受政府之命，再度前往长白山调查图们江边界情况。此次勘查则先从“分界江”——布尔哈通河勘起，至穆克登碑所在处结束。勘查报告要点如下:^[99]

1.推翻了前次计划以布尔哈通河为界河的假想。因为布尔哈通河源于下畔岭，“合于小地名土门子水”，“确非原定界限土门之下流也”。

2.提出“土门”为松花江上源，“土门”的“标限如彼的确”(笔者注:指黄花松沟子处石堆、土堆情形)，何必“舍此土门之真源”而转指布尔哈通河为界河呢?

3.“碑东土门之源”流五、六百里后汇入松花江，再汇入黑龙江入海，所以“土门江之自上源，至下流入海以东，固是界限内地”。

4.图们江北岸为“大韩”之国土，本国原本由于“初虑边衅”，才将豆满江北岸之地闲置。清王朝称图们江北为清之疆域，将之先行占据，以致被俄国割让了千余里，令“大韩”深感痛惜。(www.xing528.com)

5.提出应索回“旧界”，但因“有关乎韩、清、俄三国”，建议俄国参与进来，由三国派员共勘“白山之定界碑”，自“土门”之源顺流而下，直至黑龙江入海，“公平妥决”，“则界限自可分明”。

吴三甲等另撰有《左开报告》，列出了有关图们江边界的自然情况，共六条。在以往观点的基础上，添加了两条新内容:第二条中将“豆满江”定义进行了“创新”，提出今图们江流过朝鲜稳城、钟城的下游河段方可称豆满江，“茂山、会宁、钟城三邑之江，实为鱼润江”;第三条中明确提出“分界江”布尔哈通河，不是“土门”江黄花松沟子的下游，彻底将“分界江”从图们江界务中剥离出来。^[100]

《左开报告》的第一条提到，“碑记之东为土门四字实为两国公判之符也”，因为该“土门”的最下游是黑龙江。吴三甲等人在确认穆克登碑所在处的黄花松沟子为松花江上源、松花江汇入黑龙江而入海后，竟然提出“土门江之自上源，至下流入海以东，固是界限内地”，意为从穆克登碑所在位置开始至黑龙江入海处为止的以东地界，即中国东北地区的东半部疆域均属朝鲜“内地”，建议与清方举行界谈，提出以此路线划界，实现“三国和谊之友睦”，实为“亚洲东隅之一大幸”。^[101]可见，吴三甲等人的拓土野心较此前的朝鲜王朝政府已非“膨胀”一词所能形容。

早在1887年界谈前夕，金允植就曾言及:“自前土门分界，敝邦凭穆碑为据，然其实有难处，若以碑为界限，则吉林地皆入其中，必无是理。”^[102]金允植对当时本国提出的黄花松沟子为“土门”尚担心对“皆入其境内”的吉林地区无法解释，此时吴三甲等设计的“碑、堆——黄花松沟子——松花江——黑龙江”之分界路线可谓肆无忌惮。

对于为何长期以来朝鲜对图们江北岸的其“内地”没有进行管辖，吴三甲等人解释道，“我国则初虑边衅，严禁流民，遂虚其地”，才被清方趁虚而入，“先为占居”。吴三甲等甚至抨击清王朝在与俄国的交涉中的无能，以至于图们江北岸的“归属于”“朝鲜内地”的千余里领土被俄国抢占而去。

《左开报告》第二条中，为了将图们江从“土门”中彻底剥离，吴三甲等不惜为豆满江新创内涵，称自稳城、钟城之后的图们江下游的河段才能称为“豆满江”，流经茂山、会宁、钟城的河段只能称为“于伊后江”，^[103]即鱼润江。

前文已述，图们江从长白山发源后，自西而东先后流经茂山、会宁、钟城、稳城、庆源、庆兴，而后入海。“丁亥”界谈之后，自石乙水、红土山水合流处以东的河段已经勘查清楚，已被认定为是图们江主河段，中朝双方对该处以东的地段已毫无异议。并且，早在1686年，朝鲜史料中就存在把三江口以东河段称为豆满江的记录:“(朝鲜持平李徽明禀奏肃宗王曰:)闻自茂山府西行一日许程，豆满江上流分为三派，彼此之界未知在于第几派。”^[104]史料中的从茂山府西行一日程处即指今吉林省和龙市崇善，该处可见到豆满江三条上源——西豆水、红丹水、红旗河于此交汇，因该时该处以西尚未与清王朝精确划分边界，所以李徽明提醒本国朝廷早做准备，以免日后之虑。吴三甲等提出的新豆满江说着实荒唐。

关于鱼润江，李重夏在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四月七日与清使笔谈之时，就已经阐述明确，鱼润江即西豆水。^[105]红丹水与红旗河相汇后东流，又与西豆水相汇，共同汇成图们江主河段这一情况，李重夏也向高宗作过汇报。

此时，吴三甲等人将鱼润江的流程拉长，将红丹水、西豆水、红旗河汇流后的河段定义为西豆水，企图以此彻底解除“土门”与图们江的关系。

综上所述，继1883年向清王朝首提图们江边界问题之后，“大韩帝国”于成立伊始，再度挑起图们江边界争端，并设计了“碑、堆——黄花松沟子——松花江——黑龙江”的分界线。

(三)俄、日介入后的中朝图们江界务

1900年之后，俄国与日本两国先后介入中朝图们江边界争议，“大韩帝国”视图们江北岸为本国领土，在边界地段频频制造事端，甚至在延边地区擅自设置了行政机构和官员，对越垦朝鲜人行使行政、司法权，严重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权。

1900年，俄国侵入中国东北，为“大韩”公然侵占所谓“间岛”——今中国吉林省延边地区提供支持。俄与“大韩”曾密谋夺占、瓜分延边地区，无视清王朝的领土主权，具体拟定了包含五项条款的协议，策划共同管理“间岛”，但最终未能实施。^[106]

1901年起，“大韩”军民多次闯入中国境内抢掠、杀人。^[107]1902年5月，“大韩”派李范允到延边地区调查垦民户数、人数、财产。1903年，李范允受命于驻扎延边管理“间岛”一切事宜，保护朝鲜越垦民。^[108]自此，韩方军民频繁出入于图们江北岸，侵扰清人。仅当年十月至十一月间，韩兵自上三江口、下三江口和章母德基屯对岸越江侵扰者就有500名官兵，400名炮手;仅善化、德化、崇化、上化四社居民被焚房屋就达393间，财产损失达5159.98两白银;德化社清方军队2处营房被焚，25间房屋、1所学校被毁。以上四社，清方财产总损失达白银19546.46两，许多中国居民被打伤，甚至被杀害。^[109]

1904年2月，俄国在日俄战争中战败，使“大韩帝国”失去了援手。

4月，李范允率部大举进入延边地区，被清军击败。“大韩”武力侵占中国延边地区的阴谋破产。见以武力夺取延边无望之后，“大韩”政府遂向清王朝政府“悔祸求和”。^[110]

6月15日，在韩方的提议下，中韩两国地方官在图们江北岸的中国光霁峪(今吉林省龙井市开山屯镇光昭村)举行会晤，就国界问题和中国光霁峪前的2000余亩土地的租种问题进行磋商。会谈后，双方签订《中韩边界善后章程》，第一款规定:“两国界址有白山碑记可证，仍候两国政府派员会勘。未勘以前，循旧，以间隔图们江一带水，各守汛池，均不得纵兵持械潜越兹衅”，^[111]正式明确了两国旧界确为图们江。这一章程是自1887年中朝两国对图们江为界河正式达成共识之后，对图们江为界以条约形式所作的首次确认。

日俄战争之后，失利的沙俄被迫退出朝鲜，将在中国攫取的特权和利益转让给日本。^[112]1905年11月17日，日韩缔结了《日韩协商条约》(即《乙巳保护条约》)，“大韩帝国”的外交权沦落于日本。^[113]此后，日本便以保护韩垦民为由，以图们江边界争议为契机，积极插手延边地区事务，并进一步入侵中国东北。

日本介入后的中朝图们江界务仍以“土门”、图们“两江说”为中心展开，日本绞尽脑汁，多方“论证”土门江为松花江上源，并制造了所谓的“间岛”问题，但终因难以自圆其说，最终不得不放弃。

1907年8月，日本官员进驻延吉厅六道沟(龙井村)，挂出“统监府间岛派出所”的牌子，自称拥有“一切统辖间岛假定区域内韩国人民之权”。^[114]

这一时期，清王朝政府也在加强对东北地区的管理和对延边地区的关注，并与日本政府不断交涉，积极捍卫图们江北岸的领土主权。

1908年以后，日本仍未为其谬说找到有力依据，中朝两国经“乙酉”、“丁亥”界谈后早已明确了以图们江为界的事实反而更加明晰起来，日本不得不放弃了对延边地区领土主权的争夺。^[115]后来，在清廷的力争之下，日本急于解决东三省问题，决定将“间岛”界务问题并入“东三省五案”，一并与中国进行交涉。

1909年9月4日，清王朝与日本签订《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即《间岛协约》)，规定:“以图们江为中、韩两国国界，其江源地方自定界碑起至石乙水为界”，但清方须准许韩民在图们江北岸地区继续居住，规定“中国官吏当将该韩民与中国民一律相待，所有应纳税项及一切行政上处分，亦与中国民同”等等。^[116]11月9日，韩内阁总理大臣李完用照会朝鲜统监府统监曾祢荒助，认可了此条约。^[117]

《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继《中韩边界善后章程》之后，再次规定中、韩两国以图们江为界河。“丁亥”界谈的遗留问题亦在此条约中得以解决，两国约定，红土山水和石乙水合流点以西地段，以穆克登碑所在位置和石乙水的连线来划分。

自1883年由朝鲜王朝政府提出的中朝图们江边界纠纷历经26年，以《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而终结。关于《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的法律效力，学术界一直多有争议，韩国学界普遍认为这一协约是在朝鲜丧失了外交权之后，由日本代行签订的，该条约不具有法律效力，条约中对于以图们江为界河的约定，以及对红土山水、石乙水合流点以西地段以石乙水划分的约定不能予以承认。

但是，笔者认为，无论《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的法律效力如何，中朝两国以图们江为界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中朝两国以图们江为界的边界状态自15世纪中叶起就已形成，并且图们江是清与朝鲜两国政府经过两次正式勘查与谈判之后，正式加以确认了的国界线。

即便《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无效，至多可以否认条约中对于红土山水、石乙水合流点以西地段以石乙水分界的约定，中朝图们江界务纷争的结果可以回到“丁亥”界谈后的状态。“丁亥”界谈中，已经明确了图们江界河的法律地位，界谈结束之时，朝鲜曾主动提出未决地段的划分由光绪帝裁定。当光绪帝下旨规定以石乙水分界之后，朝鲜虽仍不服从，光绪帝也未收回此令。笔者认为，在清王朝与朝鲜王朝仍维系着传统藩属关系的时代背景下，光绪帝的旨意具有法律效力。

图们江为中朝两国的界河是无法否定的，图们江北岸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是不容置疑的。即便是图们江界务问题回到“丁亥”界谈状态，即便是清方继续退让，按照朝方的主张以红土山水分界，也不影响图们江作为中朝界河的法律地位，也不影响历史上中国拥有图们江北岸领土的主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