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丁亥”界谈得失考辨
通过“丁亥”界谈，中朝图们江界河争议取得了很大成果。朝鲜正式承认了土门、豆满、图们三者确为一江，中、朝两国是以今图们江为界河，承认了之前杜撰“两江说”的错误。经谈判，双方认为红土山水和石乙水合流点以东地段的边界线可以定论，以此合流水为界，悬而未决的问题是该合流点以西地段究竟以二者之何水来划分。朝方始终主张红土山水;清方则一再退让，由西豆水退让为红丹水，再退让至以石乙水分界，但仍未被朝方接受。
清方的一再退让，与其诸多不周之举有关。
首先，在清方分别力主以西豆水、红丹水分界之时，看到长坡地区(西豆水西岸)“居民繁众，坟墓久远”。[66]在李重夏提出西豆水、红丹水都是发源于朝鲜内地，若“以西豆水为界，则茂山半境属之中国;洪丹水为界，则茂山之长坡一面亦属中国，惟红土山水实是旧界”[67]之后，清方便放弃了以红丹水为界的观点。经查，“及查阅茂山府志，载明设立长坡社仓系在乙巳年(1785年)，当年已有七十二户，于戊申年(1788年)又增五十三户，以时考之，似非道光年间之乙巳(1845年)，百年之说亦非无凭。”[68]
笔者认为，1887年时，朝鲜人多地少的局面已经十分久远，该时长坡地区人多屋多当属可能。自穆克登查边后，两国再未确认过国界，清王朝政府继续对长白山地区保持着严格封禁，但朝鲜王朝政府却没有严格控制本国民众北迁，例如穆克登查边之前，就有蔡震龟等率众越垦于穆克登所确定的图们江正源以北地区，朝鲜人还擅自耕种图们江中小岛上的土地。[69]
前文已经论证，穆克登确定的图们江正源为小红丹水。可以说，朝鲜人在长坡垦居已为犯越，并且在穆克登立碑之后，朝鲜仍在向北方拓地。而这一动向并未引起清廷的警觉。
其次，清方没有坚持原则，战略上以及策略上均欠周详，而在以何水分界的问题上立场尤其不坚定。
本次界谈的中心是确定以图们江的哪一个源头划界，而穆克登当年立碑之时即已解决了这一问题。正如朝方在闰四月十六日的长坡会谈时所称，本次两国勘界的主旨为“指证旧界”，即以穆克登当年所确定的图们江正源分界即可，而无需另寻水源、以之重新划界。[70]双方应当考证穆克登所确定的图们江正源为何水，然后按照该水划界，而不应根据1887年时的状况重新去确定图们江正源。
前文叙述了蔡震龟当年越垦于穆克登确定的图们江正源以北地区(长坡一带)，被治以犯越罪，[71]由此可知，1712年时，长坡一带人烟稀少。但由于此后清王朝再未涉足于此，朝鲜人又从未间断过北迁，170余年的时间，完全可以形成“居民繁众，坟墓久远”的聚居状。但清方对此不加考察，只见长坡朝鲜人多屋老便放弃了以红丹水为界的主张。
“丁亥”界谈中，清使未能从根本上考虑问题，未考证穆克登查边史实，没有提出强有力的论据强化己方立场，使得己方在以何水分界这一关键问题上一再退让。如果清方能够细致分析朝方所提供的穆克登查边史料，认真探究穆克登所确定的图们江江源，进一步确认当年立碑之分水岭，界谈结果应当大为不同。(www.xing528.com)
此外，笔者认为，在本次界谈中，有如下两点尚需深入探究。
首先，关于清王朝《皇朝一统舆图》之“大图们江”问题。笔者认为，将红土山水认作“大图们江”不恰当。
双方都认可舆图中之“大图们江”是图们江的正源，认为应当以此水划分茂山以西的边界。但是何水为“大图们江”，从舆图中却无法明确认定。朝方执红土山水说，清方则认为是红丹水。
然而，穆克登查边时，从未提到过“大图们江”这一称谓，所勘之江源也仅以“初派”、“次派”等称之，不但从未将任何水流命名为“大图们江”，甚至未曾对“初派”、“次派”等加以命名，所以该“大图们江”绝非穆克登所命名的称谓。此后，清王朝再没有对这一带进行过详细考察。在此期间，清廷置水量远远大于红土山水的西豆水、红丹水、红旗河而不顾，将1885年才勘出的水流较小的、从未载之以史料之中的红土山水定名为“大图们江”的可能性不大。况且，如果红土山水为“大图们江”，那么其北的“小图们江”必然指红旗河，红旗河与红土山水孰大孰小一目了然，从这一角度考察，红土山水也不堪称“大”。
其次，李重夏称穆克登查边是按照清王朝的图志来进行的，与事实相悖。李重夏曰:“穆克登立碑时亦按志查界，长白以南本属朝鲜，图们一水之原定界限自是昭然，则莫重，奉旨竖立，何可舍长白而立于小白，舍图们而立于红丹，以违图志之限界乎?今考立碑旧迹，则穆克登自义州沿江查界，登白山观大池，立碑于鸭绿江第一源，而东边则距图们(笔者注:该“图们”指红土山水)尚百里许。”[72]
但据前文记载，穆克登查边时并未携带清王朝的任何图志，唯一持有的是朝鲜北兵使张汉相提前勘查后所绘制的地图。[73]
李重夏所说的“志”只能是指《钦定通典》、《盛京通志》以及《皇朝一统舆全图》。《盛京通志》成书于乾隆年间(1736—1796年)，《钦定通典》即《皇朝通典》，亦成书于乾隆年间。而《皇朝一统舆全图》的情况则恰与李重夏所言相反，正是由于绘制舆图的需要，康熙帝才命穆克登查明鸭、图两界河之间的无水陆地部分来报，所以，穆克登不能持以上图志，将水流最小的红土山水定为图们江正源，定为“大图们江”。另外，如果穆克登定下红土山水为图们江正源，又怎会将碑远立于距此水120里开外的黄花松沟子处?并且，当时图们江各上源支流大都没有名字。如若依照李重夏的说法，红土山水自古就被朝鲜称为“大图们江”，那么查边当时这条水源不会不被朝鲜向导提出。退一步说，如果当时已定义了红土山水是“大图们江”，那么茂山以西、鸭绿江发源地以东的中朝界限就应该是明确的了，何需穆克登再去勘查和划分?
遗憾的是，在“丁亥”界谈中，清使没有提出以上疑问，也未着力论证所主张的红丹水为图们江正源的观点。甚至在朝方同样拿不出有力证据来论证红土山水为界的情况之下，还在谈判中主动让步，提出了以石乙水分界的折衷方案，令人遗憾。
石乙水与红土山水相差不远，以石乙水分界和红土山水分界，双方领土的得失不会相差太多。在清方一再让步之后，朝方仍然不同意以石乙水分界，将红土山水为界的主张坚持到底，致使本次界谈仍然未能彻底解决图们江界河争议。这一后患，在俄国与日本先后介入之后，为俄、日进一步侵略中国提供了契机，使得基本上已经得以解决了的中朝图们江界务纷争更加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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