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方情况及中朝图们江界河争议结论

4.3.2　朝方情况

五月二十八日，李重夏向朝鲜承政院呈上奏折，汇报勘界和谈判的过程。内容如下:^[47]

1.碑文之“土门”与豆满江确系一江。

2.“大图们江”为两国茂山以西地段的分界线，“大图们江”是红土山水，应以红土山水分界。

3.石乙水“源出自小白山东南麓三十里许，即小水，而其流则稍长于红土水”;清方力主以石乙水分界的目的，“意在于舍碑，惟而定界”。

4.经过此次勘界，“长白岭西红土水、石乙水合流处”已经逐段考证清楚。

从朝方勘界使的奏折中可以看出，至此次谈判结束，中朝图们江界河争议已基本上有了结论。两国均认可以图们江为界，并且，从茂山府沿江西去，到长白山中长山岭以西的红土山水与石乙水的合流处已经考证清楚，双方均无疑义，未决地段仅为红土、石乙合流处以上直至二水源头之间的地带。双方对此争执不下，便将该情况“绘呈总署，以待请旨酌夺立界”。^[48]

李重夏针对界谈前清方提出的需辨析和考证的八个问题另行作出总结:^[49]

1.对于“土门”、图们问题，承认此前以“土岸如门”之形来定义界河“土门”的确是错误的。土门、豆满、图们三者为一江，今后“惟拟恪守旧界……土门一案无容更卞”。

2.对于图们江北岸朝鲜垦民所垦之地的归属问题，承认朝鲜人到图们江北岸垦种确属违法越垦。朝鲜北边土地贫瘠，边民迫于生计，故“稍稍占垦于土门江对岸”。

3.对于清方提出的“大、小图们江”问题，认为蒲潭山即宝髢山;西豆水即舆图所列之鱼润河;红丹河“即大图们之南一派水……出于宝髢山北麓，初非长白之水”;红土山水为“大图们”。

4.清王朝之《皇朝一统舆地全图》中，“鸭绿、土门二江之间无水处，有点划标识，即碑、堆界限也”。

5.对于清方对穆克登碑现址的质疑，提出石碑从未被挪移过，“现此碑在长白山南麓，惟此处可与鸭绿、土门之最头源相照应”，石碑当前所在处即立碑原址;

6.园池水和红土山水是“图们江之最头源”。

7.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反驳清方提出的穆克登碑的作用仅在于审视、“为记”的观点，朝方一反坚持“两江说”时之态度，认同了穆克登查边之前两国已“原有定限”，承认了以图们江为界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无需再特意指出，故此穆克登才仅仅“立石以标之”，碑文中才“无分界字样”。

8.不同意清方提出的“红丹水亦可称为图们江源，红丹水亦可如建川沟为鸭绿江源一样，作为图们江源出现于舆图之上”的观点。

可见，经过此次谈判之后，两国的观点已经趋于一致。之前分歧最大的问题——“土门”、图们“两江说”和图们江北岸领土之归属均已经得出结论，朝鲜承认了此前的错误，承认图们江北岸均属中国领土。唯留的问题是对“大图们江”的认定，即以红丹、石乙、红土三者中之何水为“大图们江”、为图们江正源的问题。(www.xing528.com)

此外，李重夏还撰有《追后别单》，追述朝鲜王朝于世宗时期开拓六镇，方“始以豆满江为界”，再次肯定了中朝两国一直以图们江为界;对1883年钟城府使提出的所谓“分界江”^[50](笔者注:指布尔哈通河)问题做出进一步阐述:“分界江”是朝鲜高丽朝时的称谓，与现实的界河无关，“高丽睿宗动十七万众，使侍中尹瓘开拓豆满江北，至七百里，竖碑于先春岭，旋失于女真”，故此“珲春、吉林等地往往有高丽境地名，分界江亦伊时之遗称”;对于穆克登查边立碑的相关情况，为何石碑、土堆等标示物不与图们江源相接等情况作出推测:“穆克登但认以碑东沟道是豆满上源，而立碑而刻之，曰东为土门，故我国于穆克登入去之后数年为后，自碑东设土、石堆，东至豆江源，而豆江之源本不接于此沟，故平坡则设木栅以接于碑东之沟，而遂称之以土门江源矣”，因年代久远，木栅已经腐烂，本次勘界时，李重夏见到“果有旧日标址，尚隐隐于丛林之间”。^[51]

分析以上李重夏对土、石堆接于黄花松沟子，而不接于豆满江上源所做的判断，大意如下:穆克登误以为黄花松沟子是图们江的上源，所以将石碑立于黄花松沟子处。但朝方知晓此节，所以在之后的数年间，于碑东设置了土堆、石堆，意在将石碑东连到豆满江源。但此沟不但不与“豆满江源”(笔者注:李重夏指红土山水)相接，而且相距十分遥远，朝鲜为了使碑、堆能与“图们江”(笔者注:仍指红土山水)相接，便以木栅强行将黄花松沟子的下游(或者说堆的尽处)与红土山水连接起来，这样就做到了“东为土门”，强行附和了穆克登碑所接之水为“土门江源”的条件。

由于距穆克登查边时已经170余年，木栅大都已经腐烂，加之山上杂木丛生，难以辨认。在1885年勘界之时，李重夏见到丛林中有木栅遗迹，便以为是“旧日标址”。这一状况清使没有发现，李重夏感到庆幸。首次界谈之时，朝鲜欲求以松花江上流黄花松沟子来分界，所以尽管李重夏看到了树丛中腐烂的木栅，但有意不向清方提及。

李重夏还撰有《别单草》，更加清楚地记录了他的真实想法:“土门、图们之为一江，屡载于中国图志，至今通称”;承认“自堆尾至红土水源横距四十里之间无所标识，则在今日所见界限，诚不分明”，但是，只有坚持以红土山水为界才能与碑、堆的现状相照应。^[52]

就李重夏以上言行与感受，笔者分析:

第一，李重夏向朝鲜国王说明，根据清总署奏议，按照中国图志，红土山水即大图们江已经是明确无疑的。那么，是否如同李重夏所言，如此便可得出“红土水即大图们江”的结论呢?

本次界谈中屡屡被李重夏引以为据的《总署奏议》中对大、小图们江的叙述如下:“……至吉林将军来咨，谓‘红丹水即小图们江，西豆水即大图们江，蒲潭山即费德里山’，此则未能确凿，尚待恭求。盖《皇朝一统舆图》所列，红丹水即红丹河，在茂山之南，其与茂山迤北之小图们江无涉可知;西豆水既在红丹之南，且发源于彼国吉州内地之鹤项岭，其非大图们江可知;费德里山在黑山之南，图们江之北，其非西豆水西源之蒲潭山可知。……《会典》所载之‘小图们江在大图们江内地之北’，自不必言;至云‘大图们江出长白山东麓，二水合流’，所谓二水，必有指名。按之方言，审其准望，是否即系红丹上游之二源，抑或别有名字……”^[53]

从引文中可知清方观点:红丹水不是小图们江，西豆水不是大图们江;小图们江位于大图们江之北;大图们江在长白山东麓流出，由二水汇流而成，总署推测——合成为大图们江的二水是否就是红丹水上游的两个源头呢?换句话说，红丹水是否应为大图们江呢?笔者认为，从《总署奏议》中，无法得出“红土山水即为大图们江”的结论，李重夏的判断有误。

第二，朝方认为，虽然碑、堆不与朝方所认定的“大图们江”——红土山水相接，但是，李重夏提出“至于大图们之源头，则红土水一派的确无疑”，“必以红土水为然，后碑、堆自可照应”，^[54]即为了照应碑、堆的位置，朝方必须坚持以红土山水为“大图们江”、为图们江正源。

这一结论的得出，论证逻辑存在错误。从穆克登查边立碑的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穆克登等先找到“土门”源头之后，才立碑以为标识;而不是先立碑来确定分界的位置，再人为地用石堆、土堆和木栅将碑、水强行连接起来，更何况碑、堆与红土山水发源地相距达40里之遥，不但称其为“相接”太过勉强，与穆克登立碑过程亦完全不符。

第三，红土山水距离堆之尽处尚“横距四十里”，^[55]在此40里之间没有任何标识，虽然朝方强称此40里为红土山水的伏流，但根据穆克登的指示，朝鲜应当在无水伏流之地树立边界标识，“使众人知有边界”，可是，为何该40里之间没有发现任何标示物?对于这一疑点，李重夏解释为“年久栅朽”，所以“自堆尾至红土水源横距四十里之间无所标识”，意为木栅已因腐烂而消失。而在《追后别单》中，李重夏却称他在丛林之中曾见过该木栅的遗迹:“则果有旧日标址，尚隐隐于丛林之间”，^[56]那么为何在此次勘界中李重夏不将此遗迹公诸于众?

对于李重夏称其所见之木栅遗迹，笔者有如下疑问。

首先，从1712年设置标示物的实际路线来看，没有关于在土、石堆尽处与红土山水之间竖有木栅的记录:“自立碑，下二十五里，则或木栅或累石，其下水出处五里及干川二十余里，则山高谷深，川痕分明之故，不为设标;又于其下至涌出处四十余里，皆为设栅，而其间五、六里则既无木石，土品且强，故只设土墩。”^[57]考察碑、堆以及红土山水发源处三者的位置，红土山水距石碑一百多里，设栅地段为从黄花松沟子干沟到水“涌出处”的40里之间地区，“涌出处”不是指红土山水的涌出处，而是指黄花松沟子水。史料有记载的土堆、石堆施工时间，唯有穆克登查边当年，此后朝鲜再未增设分界标示物。李重夏虽推测该“年久栅朽”已难觅踪迹的木栅是朝鲜在穆克登查边数年之后竖立的，但为何时、何人所置，李重夏却没有合理的解释，没有文献依据。

其次，如果李重夏确认自己亲眼见到了木栅遗迹，而且该木栅接于红土山水，那么，在1887年勘界之时，完全可以引导清使到该遗址查看。如果能够确认该腐烂的木迹的确是朝鲜当年所立之木栅，那么即可证实穆克登当年所确定的图们江正源即为红土山水。这对坚执“以穆克登当年确定的图们江正源——红土山水为界”观点的朝方，无疑是一个最为有力的证据，但是李重夏不但没有引此为证，还隐瞒不报。他在《别单草》中记载:“而现在形址，则堆在于松花江源，而距红土水甚远，木栅则并无形址，故我虽苦口指证，而彼则冷笑不信，每归之可疑，是为难明之案是白齐。”^[58]在无法说服清使的情况下，李重夏都不说出所见之遗迹，其用意可想而知。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李重夏所谓“尚隐隐于丛林之间”的木栅存在两种可能:一，李重夏没有见过木栅，或者说对所见之“木栅”不能肯定;二，李重夏见到了木栅遗迹，但是该遗迹并非位于红土山水和堆尽处之间，从李重夏暗自庆幸该遗迹“幸不绽露于彼眼”^[59]分析，其所在位置一定对清方有利。

如上，李重夏继两年前“乙酉”勘界后所撰之《别单》中提出的禁止本国国民越过图们江边界、防止民众流失以致边境空虚之后，^[60]再次强调，今后本国关于中朝界务的工作重点应是严禁本国边民继续犯越到中国，而不是争夺图们江以北之地。若本国民众继续越垦被清王朝招纳、入籍，将会对朝鲜的经济、政治等造成不利。并且，由于“近年以来，我民恣意越去，至于耕其土而居其地”，清人也有偶尔违法入朝鲜境内作案之事，只有“申明旧禁，严束我民，再不得越江一步”，才“可以实彼之来”。^[61]李重夏一并谴责了鱼允中挑起朝中图们江边界纠纷的行为，^[62]觉得本国对清王朝提出图们江边界争议颇不光彩，实属不当，在《别单草》结尾处特意指出:“本事里许，不敢登诸别单者，恐挂华人之眼是白齐。”^[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