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1 勘查前之交涉
(一)界谈立场的分歧
四月七日，李重夏照会清方，表明朝方立场:[14]
1.解释朝方自1883年起提出图们江界务问题之目的，并非“展土”，而在于“安民”。
2.正式承认中朝两国确以图们江为界河:“图们、豆满乃是一水，而图们天限载在图典”。
3.图们江界河水流明晰之处——自朝鲜茂山府以东，会宁、钟城、稳城、庆源、庆兴五府，东至鹿屯岛入海口的图们江主河段地区不必再行考察，以图们江为自然标限;只需考察茂山以西至石碑当前所在处之间的地段即可。
4.在图们江正源的考证上，朝方惟求“碑、堆之与图们相照应”，即按照石碑以及石堆、土堆来确定图们江正源;指责清方提出的以红丹水为图们江正源的观点是“梦外之言也”，因为“红丹水在小白山以南，原属敝邦内地”，如以红丹水分界，长坡将被划在朝鲜界外，故此应“以分水岭穆克登勒石立碑之地卞晰考证之意”。
5.由于图、籍载明“皆以长白山发源为图们”，所以应在白头山上查找图们江正源，而不是小白山。
6.朝方认为西豆、红丹二水并非图们江正源。理由是，图籍载有“大、小图们江”，而将西豆水记为“鱼润河”、将红丹水记为“红丹水，则舆图中注明红丹河三池者也”，因为西豆水和红丹水已在地图上有明确标示，所以此二水不应当是作为图们江正源的“大图们江”。
十一日，清方对李重夏的照会做出了答复。清方历数朝方之妄说及多变的观点，明确指出朝鲜制造“两江说”的目的即为拓地，对朝方照会中清方不能认可之处一一进行了辩驳:[15]
1.本次勘界、定界之根本在于寻找图们江之源，但寻源的原则是按照江河寻找江源，而不是先定下江源再依据此上源来确定江河。
2.朝方观点屡变，先指海兰河为土门江，继而又将松花江源定义为“土门”，始终不能自圆其说。本次界谈中，朝方又从未勘时所称之水流相接，到实地勘查时所见的从红土山至董维窝棚处均无水流，转而又强辩为无水处是红土山水的“伏流四十里”，屡屡“墨迹未干，又生词辨”、“几视勘界之事如同儿戏”，清方难以再信任朝方。并且，朝方于照会中时而称碑下至红土山水之间为伏流，时而又以红土山水为图们江正源，是“故智复萌”，与此前杜撰“两江说”事同一例。
3.“红丹小水”作为图们江源，亦可以“红丹水”之称标示于地图之上，正如鸭绿江源也不称为鸭绿江，而是以“建川沟”为记。
4.指出穆克登查边是“查我边境，与彼国无涉”，同时此查边立碑之举并非定界，“穆克登所立之碑，其为查边之碑、非分界之碑无疑”，故此“当日立碑之处，未必即当日分界之处”。
5.舆图中所记的大、小图们江需进一步考证和确认。作为图们江最大源头的西豆水，必须列在勘查范围之内。作为图们江源的河流未必一定要以“图们江”为记，正如建川沟，作为鸭绿江的上源也未使用“鸭绿”字样。同理，无论是西豆水还是红丹水都有被标示为“大图们江”的可能。
最后，清使敦促朝方尽快确定人员，“因流溯源，随处测量，计明里数，沿途指证”，双方会同，需沿图们江各源溯流而上，仔细勘查明白。
尽管在此次谈判前，清方进行了较为周密的准备，对朝方的立场也予以了严正驳斥，但清使依然有失虑之处:既然欲考察以图们江何源分界，就应从穆克登所定之图们江正源究起;既然对穆克登碑现址存在怀疑，就应当从穆克登查边过程着手探查当年的实际情况，找到穆克登所定之江源，据此考证石碑原址之所在。但遗憾的是，清使仅仅提出“当日立碑之处，未必即当日分界之处”，却没有从穆克登查边的实质上深入考量，令人遗憾。
(二)“大图们江”之争
十三日，李重夏再次照会清方，针对清方提出的“两江说”尴尬旧事，进行了一番苍白的辩解;强调穆克登“查边立石”即为定界，但承认“此碑在于鸭绿、松花两源之间实为不合”。同时不接受清方所提出的穆克登当年立碑之分水岭位于小白山上的观点，提出:“茂山、长坡等地，有民众仓库、祠庙焉，考之官籍民簿，明明是朝鲜地方”，如若以红丹水分界则长坡置于红丹水之外，所以不可以把红丹水作为图们江正源，并以之分界。继而该照会提出，红土山水为“大图们江”，坚持以红土山水分界，“谨按《皇朝一统地图》中，鸭绿、图们之界点划标识十分明白，红土水之为大图们江，确切注明，其南另有小白山、三池、红丹河等地注明字样，此非的确可据耶?”[16]
如上所述，朝方坚称红土山水为“大图们江”并主张以之分界，并且在本次照会中直接以“图们”称呼红土山水，并把清王朝《盛京通志》(成书于乾隆年间，约修成于1784年)所记之“长白以南朝鲜界”的“长白”认定为长白山主峰，把《钦定通典》(指《皇朝通典》，成书于乾隆年间，1785年左右著成)中所说的“朝鲜以图们江为界”中的“图们江”直接指为红土山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朝鲜在此偷换了“长白”和“图们江”的概念。
史料中的“长白”本为泛指，是广义上的长白山诸峰。众所周知，长白山脉山峰众多，绵亘相接，各山峰并未一一命名。在穆克登查边之时，连今朝鲜境内的小白山都没有单独的名称。长白山诸峰在史料中均以“白山”、“长白”等笼统称呼。
而史料中的“图们江”所指则更加含糊。1712年之后至中朝图们江界争发生之前，清廷再未对长白山地区进行过踏查，更没有考察过图们江各源头。穆克登查边时，所勘各水源中只有红丹水和西豆水有定称，可见此二水之外的其他水流都较小，尚未引起人们的注意，而且穆克登也从未定义过“大图们江”和“小图们江”。朝方将水势很小的红土山水定义为“大图们江”并不恰当。
十四日，清方做出答复，拒绝接受穆克登查边是划界、定界的观点，指出“须细较江之水源”，“应须考证穆克登之碑应立何处”，并提出“顺图们江流而寻江源以定界址”[17]的建议。(www.xing528.com)
此后，双方反复照会，均坚持各自的立场，互不让步。经过七天的往来交涉，朝方只同意“茂山以西，上距分水岭穆克登勒石立碑之地”为需勘查的地段，仍拒绝勘查红丹水和西豆水。但清方认为，既然“土门”为图们江这一事实已经明了，那么就要对图们江各源头加以考察，而没有必要勘查松花江的源头。
朝方在本次勘界中一再列举清王朝之“舆图”(指《皇朝一统舆地全图》)并以此为据，后世在讨论图们江界务问题时也一再提及该舆图。由于该图中的鸭绿江和图们江二水之间标划有点、线，朝方认为该点、线标示出的是鸭、图两江源头。笔者认为，在此有必要对清代舆图的形成过程进行考察，以便对“舆图”的认识更加全面和准确。
1683年，清王朝收复台湾，实现国家统一;1689年，中俄两国签订《尼布楚边界条约》，实现中俄睦邻友好;1697年，清王朝平定噶尔丹，安定了西北边疆。此后，康熙帝采取了整顿行政、掌握国家连行机制的各项政策，国内呈现政通人和、平稳发展的大好局面。此时，入清传教的耶稣传教士法国人巴多明向康熙帝提出了测绘清王朝全图的建议。1708年，康熙帝下旨，命法国人白晋、雷孝思、杜德美在中国官员的带领下分赴各地进行测绘地图工作。至1716年，先后绘成了十五省的分省图和各项专门地图，最后由杜德美集成全国总图，进行了首次木刻。1719年完成手绘图22幅，1720年完成第二次木刻，定名为《皇舆全览图》。此图完成后，参加绘制的传教士将地图寄回法国，1733年，法国地理学家丹维将之译为法文，流传于欧洲。乾隆朝时，扩大了测绘范围，补测了西北地区康熙朝未及实测的地方。乾隆帝于1755年、1759年先后两次派遣官员带领外国传教士和西藏喇嘛前往新疆准噶尔诸部、回部等地区测绘舆图，将天山南北两路补绘齐全。至此，中国疆域版图完成了大一统之格局。1929年，此图在沈阳故宫被发现，题名为《清内府一统舆地秘图》。[18]
康熙朝，雷孝思等前往中朝边境绘测与朝鲜交界的地段时遇到了阻碍，朝鲜拒绝外国传教士入境。雷孝思等外国人便无法进入朝鲜境内测绘，于是与朝鲜交界处的测量工作便由清朝官员代为执行:“因此，这部分工作是由一个满大人执行的。他有意地接受了传教士的指导，然后以使者身份被派到那边。即使这样，他们(指朝鲜官员)也无时无刻不在严密监视着他，他身边的陪员从未离开过他，记录下他的所有言行，以至于这位满大人不可能独立地采取任何行动。这样，由于不能用绳索测量经度，他只能按时计算里数……通过使他们(指朝鲜)相信他所使用的仪器是日冕，为了确定时间而停下来看看它，他能做到的仅是获悉了太阳的高度。”[19]类似的测量方法康熙帝也曾提到过:“朕前特差能算善画之人，将东北一带山川地理，俱照天上度数推算，详加绘图。”[20]
所以，与朝鲜交界处的舆图，并非雷孝思经过亲自测算绘出。而且，代为执行该测量任务的清吏也没有像绘测其他地区的传教士一样以绳索为工具进行测量，而仅仅是将太阳的高度记录了下来，然后据此推算了距离。所以，清代舆图中，长白山上鸭绿江和图们江的源头地带是雷孝思等绘图者使用清吏记录的太阳高度之类的第二手数据绘制而成的。可以说，清代舆图中对于长白山的标画并不精确。
那么，该舆图上在鸭绿江和图们江二水之间标划的点、线的含义及其精确度如何呢?
朝方在本次界谈中提出，舆图中“长白山前鸭绿、图们两间无水处有点画标识界限”，该“点画”就是与红土山水所谓“相接”的黄花松沟子处之石堆、土堆，就是用来表示界限的。但是朝方对这一观点并不能提供相应的史料来加以说明。那么，体积不大的石堆、土堆被绘入如此大规模的舆图中的可能性有多大呢?在实际勘查和界谈过程中，连“大图们江”、“小图们江”都无法认定的情况下，舆图中对石堆、土堆做出精确标画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三)第三阶段交涉
十五日至二十日，双方于茂山展开了第三阶段交涉。
朝方重申此前的观点:[21]
1.穆克登查边的性质为定界，所以该碑是“定界碑”，朝鲜有“承文院定界故实”为证。
2.坚持将史书中之“长白山”定位为长白山主峰。
3.石碑当前所在处即穆克登立碑原址，正是由于立碑处距红土山水“尚百里许”，才“设堆栅而限之”。
4.为论证红土山水为穆克登所定的图们江正源，彻底否定本国的“土门”黄花松沟子说，朝方重新树立了新观点:“松花江之源只是干川，原无点水，自碑界以东，则泼泼之水，惟红土山水而已”;同时推翻此前引以为有力证据的设于黄花松沟子沿岸的石堆、土堆的作用:“此堆为松花之源而设，则论其界限事不近理”，改称“此堆之设，舍红土而更指何源乎?”
5.强调“封堆之不接于红土之水”当属正常，“若现接于红土之水，则向岂有江源之误乎?”
6.将红土山水定义为“大图们江”，将红旗河定义为“小图们江”。再次强调舆图中之“洪丹河”即红丹水，“鱼润河”即西豆水。其理由是图中有注:“小白、三池、红丹之北有水，注明曰‘大图们江’”，朝方判定只有红土山水堪称“大图们江”。
7.发源于小白山南的虚项岭下之红丹水，“与朝鲜甲山地方接界，洪丹、红土之间，茂山之长坡等村在焉”，属朝鲜内地，不可以红丹水为界。
8.结尾处提出，由于石碑、石堆、土堆和红土山水都不能相接，需要在红土山水发源处增立一块石碑，用来“申明边限”，以便提示穆克登碑的存在及其“定界”的意义。
简而言之，朝方将红土山水定为图们江正源的心情极为迫切，主要论据是将红土山水指为“大图们江”。
但是，在“乙酉”界谈之时，水势甚小的红土山水尚无称谓，只因其水发源于红土山，故从1885年起才开始以“红土山水”命名之。此外，朝方为使“小图们江”有对应之水，便将红旗河强行指定为“小图们江”。而事实上，红旗河的流量远大于红土山水，河面宽度约为其五、六倍左右。流量存在如此悬殊的两条水流却被相反地做出了“大、小”的定义，这显然是不合常理的。正是基于这一考量，清方对朝鲜反复提出的以上各项提议置之不理，坚持先勘界方可定界的原则。[22]
如此几经交涉，在清方的一再坚持下，朝方虽然仍继续强调以红土山水为界，但还是勉强同意了清方会勘江源的主张。最终，双方定于二十二日从会宁出发，前往长白山再度勘测图们江各源头。[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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