茂山谈判与相关交涉：穆克登碑问题研究成果

3.3.2　茂山谈判及相关交涉

三组人员勘查结束后，返回茂山，绘出地图草本，于十一月二十七日进入新一轮谈判。^[68]

(一)茂山谈判

谈判仍胶着于此前的分歧。朝方坚决主张松花江之源黄花松沟子为穆克登所定之土门界河;清方认为，按照土门即图们的历史事实，从“土门”即指界河本身图们江出发，提出碑址与碑文主旨不符，主张石碑原址应为小白山分水岭，当前石碑所在位置与图们江江源不符，怀疑碑曾被迁移。^[69]

清方提出如下意见:

1.怀疑石碑并非穆克登所立，因为“今此碑无一满字，可疑者一。再，此碑文，年限至今已将二百年，其风雨摧残，字画不能无一残缺，今则端然完好，可疑者二也。”;

2.石碑所在处“西边之水入鸭绿江，东边之水入松花江”，与“东为土门西为鸭绿”之实际内涵不符;

3.按照“东为土门西为鸭绿”，鸭、图二江分水岭应为小白山南之虚项岭，该处应是石碑原立位置;

4.距碑、堆最近的图们江源为红土山水，碑不与红土山水相接，该水也不与碑西所对之鸭绿江源相对。

朝方答曰:

1.穆克登立碑确有其事，朝鲜有“穆克登奏文誊抄”为证。

2.小白山分水岭上东、西之水相距75里，“何可曰分水岭乎?”碑所在处才“可谓一大分水处也”。

3.勘界目的在于安置越垦民:“此次为勘定边界，非办疑碑之案，只需公商以何水为图们江正源，以何水为小图们江，能与总署原奏相符便可定议。然后再为流民设法，恳求我大皇帝如何格外施恩。”^[70]

双方各自强调本国立场，二十七日谈判依然毫无进展，朝方继续照会清方，除反复重复之前的观点外，又进一步强调本国越垦民之疾苦，恳请清王朝政府悯念朝鲜流民的“号呼之情”。^[71]清方认为双方各自观点在前日谈判中已经表述清楚，既然不能达成一致，应各自向本国朝廷汇报，而不必再论，便将其“原照发回”。^[72]中朝第一次勘界与谈判至此无果而终。

从上述会谈情况分析，清方对穆克登查边、石碑真实性的怀疑、对碑文中没有满文文字的怀疑，以及经历了近二百年后碑文字划却无一残缺等质疑的理由缺乏足够的依据。虽然清方未找到相关档案记载，但朝鲜提供的当年文献记录亦可为据。至于碑文不规范且无满文，应从清王朝政府派穆克登前往查边的原意去考察。清方认为，康熙帝原本令穆克登将边界状况查明后汇报给朝廷，^[73]并非令其会同朝鲜定界。单就这一点来考察，穆克登碑不应为“定界碑”;从碑文内容来看，立碑是穆克登自行、临时决定的，碑文不规范当属正常。而朝方一味强调“土门”的字面含义，仅依据石碑90里外有一条干沟，其两侧有对立如门形状的土岸，就将之定义为“土门”，在没有任何史料支撑的情况下，仍坚称该所谓“土门”是朝鲜自古以来就有的称谓，^[74]显然不具有说服力。

就交涉过程来看，双方争执不下的根本问题和出发点是对“土门”的认定。分析起来:

首先，依前文所述，碑文之“土门”、“鸭绿”均指界江本身是毋庸置疑的，当时找到的图们江与鸭绿江各源头基本上都没有明确的命名，所以以“第一派”、“第二派”等笼统地称呼图们江源，以“南源”、“西北源”记载鸭绿江源。

按照朝方的主张，碑文中以“鸭绿”表示界江，却以“土门”表示界河之源，显然不合理。据史料:“则鸭绿江源果出于山腰南边……而土门江源，则白山东边最下处，有一派东流，总管指此为豆江之源”，^[75]写明了穆克登等在查找土门江源。碑文之“土门”绝非界河上源，而是界河本身。

朝方承认“碑东土门以下之流，果东流北折入于松花江”，^[76]即是说，朝方所谓的作为中朝界河的“土门”只是自长白山发源处起、至水涌出处的一百多里的干沟，加上水涌出后至汇入松花江之前的短短一段水流。

其次，该沟呈现“土岸如门”之状处距石碑已近90里。据前文内容可知，穆克登查找江源绝对不是从长白山顶峰而下90里之后，见到土岸如门之形，才将该沟命名为“土门”，而后将碑立于该处的。^[77]

再次，存在另一种可能:穆克登查找土门江源时，错将黄花松沟子认作图们江“初派”的上游。但即便错认，中朝界河为图们江也是不争的事实。查边时，穆克登按照清方的称谓，以“土门”二字表示图们江，而非将一条河流新定义为“土门”。穆克登之误，仅仅在于找错了图们江源，而非错定界河。无论穆克登误定的图们江上源为何水，图们江为界河这一查边的前提是无法改变的，碑文之“土门”即图们江这一事实是无法否定的。

并且，根据前文论证，穆克登将石碑立于距图们江次派发源地约十里处，而绝非初派源头。所以，即便是穆克登错将黄花松沟子定为初派上游，当年也未将石碑立于此地，故此朝方称穆克登碑原本就立于黄花松沟子，与史实相差甚远。

第四，朝方声明，本国并不欲与中国以所谓“土门”的下游主干——松花江为界河，只求清王朝政府不再“刷还”朝鲜垦民，能够求得图们江对岸“五里，或十里，远不过二十里地”的一席生存之地即可。^[78]这一声明亦表白了朝鲜杜撰“两江说”的真实目的。

在接下来的交涉中，清方将西豆水和红丹水分别作为《皇朝舆图》中所绘之大、小图们江，提出石碑原本立于小白山三汲泡(三池渊)的红丹水发源处，但是表示可以向朝方稍作让步，可以以红土山水和红丹水之间的“红土水之一枝小派，名之以石乙水”来与朝鲜分界。^[79]石乙水“乃长白山东南三十余里，发源潺潺，细沟初无名称，乙酉勘界时亦不举论者也，距红土水界不过数十里远近。”^[80]

但朝方仍坚持“土门”非图们江，同时认为以石乙水划界不合理之处有三:“溯流而上，舍大源而寻小流，一也;与皇朝舆图注明大图们江之界不合，二也;不以长白山东麓之水而别求小白山东南麓之水，三也。”^[81]同时申明，本次勘界的任务只在于申明“土门”旧界，而不在于定立新的国界线。

(二)界谈后情况(www.xing528.com)

十一月二十九日，中朝第一次界谈结束。三十日，双方从会宁各自返程。^[82]

1.各自归报

十二月十六日，清方代表德玉、秦令瑛等将本次勘界及谈判情况咨报吉林将军;吉林将军于次年一月七日向总署呈上奏文，向朝廷详细转奏了勘界及谈判的过程。奏文内容包括西豆水、红丹水从发源到分流的具体流向，黄花松沟子附近以及鹤项岭、小白山的地理状况。^[83]汇报的要点如下:

第一，两国之界河“土门”即是图们江;

第二，朝方所指之“土门”即松花江上流，朝鲜呼为“伊戛力盖”，清方称为“黄花松沟子”;

第三，穆克登当年立碑的位置非现今所在位置，按照“西为鸭绿东为土门”八字之所指，石碑应立于小白山东南的三汲泡所在之分水岭上，穆克登所定的土门江源为红丹水;

第四，西豆水是清王朝舆图之“大图们江”，红丹水为“直省舆地全图”中所绘之“小图们江”;

第五，朝方言词不确定，观点多变，先将海兰河指为土门江，又改称黄花松沟子两岸有土如门、故为“土门”，不足以信，石碑可能是朝鲜人从三汲泡之分水岭上移至现址。^[84]

十二月六日，李重夏向朝鲜国王呈上题为《土门勘界事实》的状启，汇报了勘界与会谈的基本内容，与前文所记相符，不赘述。

但是，李重夏以《别单》另行列出了他对于“边界形便，闻见事实”的见解和真实想法，^[85]与谈判中所持的观点完全相反，可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李重夏明确“土门”即图们江:“豆满江之名，自古不一，中国去来公文，或称土门江，或称图们江”。尽管如此，因为身负国家重任，谈判中还是以“因为过去与清不曾有边界争执的问题，故此通称”为借口竭力维护本国观点。在《别单》中，李重夏没有对本国在谈判中所列举的依据加以阐述，相反，却用更多的文字叙述了清方论证“土门即图们江”所提出的证据。李重夏虽认同“土门即图们”的观点，但此奏文中尚未敢直接提出。

第二，李重夏对于接下来如何将黄花松沟子为“土门”的观点继续坚持下去深感为难。提出本国所持“土门”说的唯一依据是碑东之土沟，但该沟延伸到后半部才可见两岸如门的形状，且其下游不但没有任何标识，后又流入于松花江，最终汇入黑龙江，继续将此说坚持下去“将何以为据”?

第三，关于各水源情况。石碑所在处距西豆水源约为四、五百里之间，距红丹水源为130里，距红土山水源为100多里，石碑和土堆等标示物都不与以上图们江各源头相接。沿此沟而下，“终之于松花江”，距“豆满下流相距为千余里”，宁古塔和吉林等地都包括在了此沟之内。如果按照朝方观点划界，那么宁古塔和吉林地区应为朝鲜之地。但李重夏对中朝两国“将”以此“土门”分界不但不感到兴奋，反而甚为忧虑。

第四，李重夏阐述了本国所谓“分界江”的由来:长山岭与北甑山连亘，北甑山清方称为秫秸垛，再东走为下盘岭，出于下盘岭之水为今延边之布尔哈通河，即朝鲜人当时所提之“分界江”。李重夏认为，“以上四、五百里，现无以山定界之旧案”，所以“事实莫晓”，即自分界江以上四、五百里之间，中朝两国并不存在以山定界的约定，所以本国虽名之为“分界江”，但事实并非如此。(李重夏在后来所撰的《追后别单》中对此“分界江”的来历又作了补充说明——这一称谓初始于高丽睿宗时期(1106—1122年)，至穆克登查边时已达700年之久，与穆克登查边的“分界”以及界河“土门”毫不相关。)^[86]

第五，介绍了所谓“间岛”的来历。“间岛”原本指朝鲜钟城和稳城之间、由图们江一条支流分开的一块面积不大的区域。朝鲜民将此地开垦，称之为“间岛”，但后来越来越多的钟城、会宁、茂山、稳城的居民蜂拥而至，继续开垦了此“间岛”以外之地——“沿江遍野，无处不垦”，并将之统称为“间岛”，“间岛”的范围就此被扩大化。

第六，明确提出图们江自古以来就是中朝界河:“豆满一江，自古邦禁至严，有越必诛”。自19世纪中后期，朝鲜连年遭受自然灾害之后，潜越的朝鲜人越来越多，却无法将之“刷还”，而且大量朝鲜人仍不断地通过中国珲春边境逃往俄罗斯的海参崴等地谋生。民众的逃亡使得朝鲜北部边境空虚，如此下去“北边列邑将空虚乃已”。李重夏为此深感忧虑:即便本国通过杜撰“两江说”，能够向清王朝索得“间岛”之地，但最终可能会得不偿失，“空此充彼，决非国家之利也”。

最后，李重夏建议本国政府严申边禁，重新严守豆满江国界，禁止朝鲜人随意越过豆满江一步，^[87]以使本国边境地区重新充实起来，并提出禁边的具体意见，控制边民流失。

李重夏的《别单》，全面反映了朝鲜导演这场“两江说”闹剧的真实面目。

2.两国的后续交涉

界谈结束后，十二月二日，李重夏以私人身份致函秦瑛、德玉等清使，将越垦于图们江北岸的茂山、会宁、钟城、稳城四地民众的名册、所垦土地状况汇成四册文件，报于清廷。^[88]

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三月六日，吉林将军将此事上奏清廷，分析了李重夏的用意:其一，公事故意不使用“公牍”，而是以书信为形式;其二，信中不谈界务，只叙“别后怀思之语”;其三，信中使用“越垦”二字，但是在四册文件中却不用“越垦”字样，而是以“起垦”代之，绝非笔误;其四，以上之举意在表明朝鲜民所垦土地均为朝鲜国土，朝方将继续坚持“两江说”，不承认图们江为中朝界河。^[89]

界谈结束后，双方继续就此进行了交涉。

十二月四日，清总署移咨朝鲜议政府。^[90]十五日，朝鲜议政府领议政沈舜泽复照督办朝鲜商务道员袁世凯，再次重申本国立场;次年一月十一日，朝鲜高宗王照会李鸿章，仍重复“土门”为黄花松沟子、图们江北岸为朝鲜之地、越垦朝鲜人不该被“刷还”等主张，但没有提出任何新论据来佐证观点。^[91]

此后近两年间，中朝图们江边界争议一直处于胶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