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5 对石碑位置变化的考察
综合上文，将上文论证的穆克登碑初立位置与后世四次所见之情形列表总结如下:
1885、1887与1908年所见之石碑位置和标示物情况基本吻合，笔者认为是同一位置，故用一个序号标出。
将后世四次所见的石碑所在处的情形加以比较，可得如下结论:
1.1776年时，碑所在处的情况与1712年时不同，碑东的水源和木栅、石堆、土堆等标示物的设置均不相符。
2.中朝界谈时的情形又与1776年时不符。虽然均记载石碑位于长白山南十里左右，但石碑东、西两侧的情形却不相同。1776年木栅直接与石碑相接，没有见到石堆和土堆;而1885年时碑东直接可以看到石堆，然后是土堆，却没有发现丝毫木栅的遗迹。并且，1885年之石堆、土堆状况与1712年所设之标示物的记载亦不相符。
3.1908年刘建封所见的石碑位置及石堆、土堆情况基本和中朝界谈时的情况相似，可认为是同一位置。
史料中对朝方于1885年命名的“土门”江——黄花松沟子(松花江上源之一，朝方称“伊戛利盖”)[215]的位置鲜有记载。将1885年与1908年穆克登碑所在处的情形加以对比，结合黑石沟北行入黄花松甸后“即平衍无踪”[216]的情形，推测:黄花松沟子应当就是位于天池东南约8.5公里处、20余公里长、向东北进入今中国境内的黑石沟。或者说，黑石沟应该是黄花松沟子的上游。
4.从黑石沟沟长(46里)和走向(向东北，入中国境内)考察，结合沟南岸存留的石堆、土堆情况，当年八月许樑、朴道常所考察的北流三十余里后进入中国境内之水应为此沟。
5.1931年与1908年所见的石堆、土堆情形虽甚为相似，但石碑位置稍有不同，如果笔者的换算成立，二者距天池的距离约有五里之差，1931年时的位置更加接近天池。
6.1885年、1908年、1931年所见石碑之所在均非初立位置。
据前文论述，穆克登将碑立于图们江次派发源处之下约十里处，但指示朝方从指定的初派发源处开始设置标示物。立碑处与穆克登所见的鸭绿江第二个源头，即穆克登所绘地图中的鸭绿江南源相对;该鸭绿江南源以北，还有鸭绿江的另一条西北源，与此南源相隔一座山峰。图们江“次派”与“初派”上游(规定的设标处起点)相距甚远。(www.xing528.com)
假设1885年、1908年所见的穆克登位置为初立位置，那么，与石碑相对的鸭绿江源为南源，与此南源隔有一座山的西北源为何水?
如果1931年石碑所在处为初立位置，那么与石碑相接的图们江“次派”源头为何水?如果说石碑可与图们江源相接，碑东只能是穆克登因五月时水量过少、发源处水东流而误认为图们江源的“初派”上半段A1，而绝无可能是“次派”。如果是“次派”，不但“初派”上游无处可寻，朴权、蔡震龟所提出的尚位于穆克登确定的图们江源以北的“真豆江”亦无处可觅。
7.据以上情况分析，穆克登碑自初立至失踪，至少应该被挪移了两次(或三次)。
第一次:由初立处——小白山分水岭，被挪移到1766年所见的长白山顶峰之南十余里处。本次挪移极有可能是许樑、朴道常二人所为。
许、朴二人查得穆克登所定图们江正源北流入中国界后，擅改施工路线，以第二派发源处为起点开始设立木栅。但其上级洪致中认为，既然是穆克登指定之江源，无论其下游入于何处，上流均须按照穆克登所定路线进行施工，更何况许、朴施工路线会使本国国土缩减十余里。在洪致中指挥下重新进行的工事，即后人所见的黑石沟(黄花松沟子)南岸的土堆、石堆。但是，穆克登并未将碑立于其指定的最北处小流“初派”上半段，即黑石沟沟口，而是将碑立于“次派”发源处以下十里处，即“初派”下游汇入“次派”处的汊水中间——因为该处水势明显，且与鸭绿江南源隔岗相望，堪称分水岭。穆克登指示的设标起点和立碑处不是一个位置。如果洪致中完全依照穆克登的指示施工，那么可以断定，洪致中指挥下的设标处原本没有石碑，设标处距石碑初立处约25里，即朝方是从石碑以北25里处开始设置标示物。
许樑和朴道常于本国所认为的图们江正源——“次派”发源处起设标时只植有木栅，旋即被制止。1766年石碑附近情形为:“列植木册(栅)，延十数步，颠倒剥缺，存者无几”，[217]未见石堆、土堆，也不见鸭绿江源。该处似乎应为许、朴二人擅自施工列植木栅处。因为穆克登命名的分水岭在第二派源头之下约十几里处，许樑施工的起点在第二派水源头处，当然就不能见到鸭绿江源。[218]二人为使自己的施工合理化，有可能将石碑向西北移至了施工处，即1766年所见的穆克登碑所在位置。
第二次:从1766年所在处移至1885年之天池南麓十里许。依据现有资料，无法考证清楚挪移者与原因，但从挪移的方向为向北来考察，挪移应该不会是中方所为，推测是朝方为使所筑标示物与碑文相吻合而为之。
可能存在的第三次挪移:从1885年、1908年所见天池以南十几里处移至1931年所见的天池东南麓约八、九华里处。笔者对以上两个位置是否不同尚不能肯定。从距离上考察，十几里和八、九里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从石碑所在处的石堆、土堆的特征考察，二者似乎又是一处。这一问题有待于继续发掘史料，进一步详加考证。
1931年，穆克登碑失踪。当时朝鲜(大韩帝国)的外交权已经由日本代为行使，日本积极干涉中国图们江北岸地区事务，企图以此为入侵中国东北的手段之一。穆克登碑失踪两个多月后，即爆发了“九·一八”事变，所以篠田治策认为穆克登碑的失踪是有组织的军事行动。故此推测，穆克登碑的失踪可能是7月27日登长白山的日军蓄意而为。
综观穆克登碑的几次位移，虽然被挪移的原因、时间以及实施挪移者难以考证，但可以看出，石碑屡次被移动均是由南向北、向中国方向移动，直至失踪前所见的位于天池以南约一日本里处。从中我们不难发现，穆克登碑与边界领土的关系是如此密切，它由最初作为中朝两国分界的标志，沦为后世中国领土不断向内退缩的象征，其中有太多的历史令人深思。
作为引发19世纪末中朝图们江边界争议的导火索与核心问题之一，对于穆克登碑问题的研究有待于进一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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