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职业农民培育经验借鉴及对策研究

第三节　国外对职业农民培育的经验借鉴

一、国外教育培训理论研究

马克思认为，劳动是创造社会则富的主要源泉，人类的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商品的价值，他把可以提高人的智力和劳动技巧的科学技术以及教育看成是生产力的重要来源。威廉·配第(Petty)(1662)提出“土地是择富之母，劳动则是择富之父和能动要素”的著名命题，他认为由于人的素质不同，所以才使劳动能力有所不同。亚当·斯密(Smith)(1776)提出了劳动技巧的熟练程度和判断能力的强弱要制约人的劳动能力与水平，而劳动技巧的熟练水平要经过教育培训才能提高，教育培训则是要花时间和付出学费的。他认为“学习一种才能，须受教育……所费不少……但这种费用，可以得到偿还，赚取利润”，这可认为是人力资本投资的萌芽思想。

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Maxieer)明确指出:“所有的投资中，最有价值的是对人本身的投资”。他把对人的投资看作是在学校教育和家庭培养上的总投资，把对孩子的抚养和早期教育看作是父母的投资，认为这类投资具有经济效应。马歇尔强调人力资本投资的性质和家庭、政府在人力资本投资中的作用，他假定个人投资与其他投资决定一样，是由追求利益的动机所激励的。他认为:“追求利益动机引发个人及其父亲投资于教育和努力读书，以准备未来工作。这就类似于资本投资于建设工厂或商业组织。在每一个投资家都期望其收获超过投资花费。”马歇尔指出，教育投资不足的问题无法由市场单独解决，必须依靠政府投入保证教育投资，进而影响经济增长、提高工资水平和促进职业技术结构的转变。Nelson，R＆Phelps(1996)认为，在现代社会，不但阻碍人们取得平等社会地位的因素被取消，而且人们平等的社会地位和平等权利通过社会流动机制来实现。这为农民转业以及政府保障农民转业后的职业培训提供了理论依据。

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Schultz)在长期的农业经济研究中发现，从20世纪初到50年代，促使美国农业生产量迅速增加和农业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原因已不是土地、劳动力数量或资本存量的增加，而是人的知识、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受过教育的农民更有可能采用新技术，其产出和收入要比没受过教育的农民高许多;成人的健康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更直接，生病和残疾会影响工作量，身体不健康的农民其单位时间的劳动生产率显然要低。所以他认为人力的教育和健康水平与劳动生产率密切相关，人力资本是农业增长的主要源泉，人力资本理论是改造传统农业的关键。

二、国外职业农民培训实践研究

国外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经过多年的发展，建立了适合自己国情的农民教育培训模式。美国根据1862年莫里尔法成立了全国56个州立农学院，以1914史密斯—利费农业推广法(Smith and Lever Act)和1917年以鼓励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史密斯—休斯法为依据，结合1962年的《人力开发和培训法》和1964年的《经济机会法》建立和完善了一个相当完整而庞大的包括农业教育、研究与推广体的农民教育科教体系。除各州农学院、实验站和推广站以外，美国农业部下设农业生产局、处(如植物生产局、昆虫局、土壤局等)，以特定生产内容为中心组织农业科研。通过不同法案先后建立的农学院、农业试验站与农业推广站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由农学院统管全州的农业教育、农业科研和推广工作。(www.xing528.com)

法国的农民教育培训可分为中等农业职业技术教育、高等农业教育和农民职业培训三个部分，形成较为完善的教育培训体系。除正规教育外，法国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成人培训，法国农业高等教育、技术教育、职业教育具有各自不同的培养目标，各级学校教育分工明确，从农业工人、技术员到工程师及科研人员的培养都有相应的教育机构承担。法国农业教育培训的办学机制相当灵活，国家和私人一齐办学，职业培训深入到田间地头、落实到农民家庭。更新提供教育的模式也是培训改革的一个重要挑战，农村培训提供者在这个领域有长期的经验。农村地区的交替培训教学法诞生在1937年的法国，他们创立了“农村家庭旅馆协会”(简称MFC)，实际上是一个农村培训组织，对农村年青人进行培训，使他们留在农村并继续在其家庭农田工作。参加该协会的成员一段时期在家庭农场工作，一段时期在乡村家庭旅馆学习，他们发明了一种今天众所周知教育方法，交替培训制度和课堂教学和实践结合的培训课程。它是一个联系紧密个性化的组织，协会成员可以互相沟通，形成一种团结的家庭。法国的交替培训方法是寻求学习与实践两者的积极互动。多年来，许多国家也试验了这个方法，试图在农业工作和培训之间建立联系，通过包括学徒制在内的各种模式，现在把培训与工作实践联系起来已超过农业领域，它是多数职业教育改革的主要组成部分。

德国在普及成人职业教育及儿童的义务教育方面都展现出了自己的特色，是非常成功的国家之一:转移到城市中的大量农村劳动力，由于贫困，受的教育少，所以他们的文化水平和职业技能素质很难适应现代工业生产和服务业的需要。法律规定，6～14岁的青少年必须接受最基本的义务教育，然后才能进工厂就业。相关主体创办职业学校，发展职业教育。由企业和学校共同开发课程，学校主要负责理论课程的教学与考核，企业主要负责实践技能和实际操作能力的教学，并根据职业岗位要求标准进行考核。在教学过程中不仅注重综合职业能力的培训，而且还特别强调关键能力的训练。德国高度重视少年儿童的基础义务教育和普及成人教育，重视成人职业培训，对提高全民科学技术和文化水平产生重大作用。

英国在工业化以前教会是英国农村教育最重要的承担者，实行免费教育，教会学校和由教会控制的各类教学组织形式是农村居民获取知识的最主要的场所和来源。学校对于任何普通农民均是开放的，农民有充分接受教育的机会。由于受到了教育，农民的文化水平和智力水平得到了发展，逐渐展示出新的精神风貌和品质。当工业化来临时，农民凭其固有的勤劳、节俭的美德，加上拥有了一定的文化水准、新的精神风貌和观念而更富远见和创造力，从而成为了推动工业化发展的积极力量。

澳大利亚为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制定了一系列促进农业技术创新、推动农业和乡村地区经济发展的措施，各级政府投入大量的资金用于发展农民职业教育和远程教育，同时鉴于妇女为农村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制订了农村妇女发展计划，该计划主要向农村妇女提供支持，帮助她们提高文化水平。

日本大力发展农村教育，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培养非农产业能够接受的合格人才。1947年日本政府颁布了《基本教育法和学校教育法》，规定将所有适龄人口的义务教育从6年延长到9年，随后，日本政府不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20世纪80年代普及了高中教育，建立了全国性的农业教育、农业科研和农业实验网络，全国有农业大学60多所，中等农业技术学校600多所，农村40%的适龄青年进入大学校园，同时日本政府还在农村推行了一套农民职业训练制度，与此相适应，国家也鼓励各企业、社会团体积极开展各种岗前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和适应能力，为农村求职者提供各种学习机会，使其获得各种劳动技能。

韩国建立的农民培训的方式方法上多种多样:长短期结合、脱产与半脱产结合。如农协开展的培训，有3～5天的短期培训，也有长期的正规学历教育;有不脱产、半脱产培训，也有全脱产培训、多层次、多形式、多辅导的农民培训;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以现场参观、实习体验和讨论等贯穿于整个培训的始终，同时加强培训基地建设;利用各种媒介加强对农民的培训。韩国各培训机构利用中央与地方研修院等设施，通过农业专业教育、冬季农民培训、专业技术员巡回教育、KBS广播电台的开放式讲座等形式，开展对农民的专业技术、农业经营和农政等方面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