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研究：《海上花列传》今译的传承与超越

三、语内与语际翻译的传承与超越

如果我们把语内翻译看作语言的历时性转换关系，语际翻译看作语言的共时性转换关系（当然，语际翻译中也包含语言的历时性转化关系），那么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呈现出从翻译本体论的角度横向与纵向交叉的整合研究态势。在纵横交错的梳理过程中，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尤为显著：

1.内环与外环的研究地位

如果把原文看作第一文本，那么语内翻译研究和语际翻译研究可以看作围绕翻译本体的环形运动。原文居于内核，语内翻译与原文同处于一个语境，其中涉及的诸多问题如文学性、文化场、语言的基本语法形态等密切相关，构成翻译研究的内环。这一环与原文有相同的地方，但也有相异之处。总体来看，译文与原文的偏离不会过大，而其中与原文发生偏离和变异的地方是研究中值得特别关注的部分。译者在此处的解读程度高低将影响语内翻译的质量。在此内环之外，就是翻译研究的外环——语际翻译。语际翻译是在两种或多种不同的语言之间进行的，因此，不同语境中的语言相互碰撞、挤压与融合的过程更为复杂与丰富。语际翻译跨越了不同的语境，从解读空间来看，是对语内翻译的传承与超越。例如，对中国文学经典的翻译，无论是《诗经》、《楚辞》还是唐诗宋词，如果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首先做好语内翻译的解读，语际翻译过程中的误读将是很难避免的。现阶段我们古典文学的今译本日趋多样化，这是语内翻译的繁荣景象。新的考证、新的发现、新的阐释角度无不丰富和扩大了对古典文学的现代诠释。这一内环的工作做得越充分，为外环的语际翻译提供的平台越大、越好。然而，由于学科日益专业化、精细化，语内翻译似乎落入了研究的缝隙里，既进入不了文学理论为研究主线的中文系的研究领域，也不能成为研究双语或多语转换为契机的翻译学的核心研究课题。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忽略语内翻译的重要性。在我们对古典文学所作的各种译注过程中，我们自觉不自觉地在做着语内翻译的工作。译者注释之详尽、解读之精当、论据之充分无论对语内翻译还是对语际翻译都是相当关键的。在此基础上，语际翻译吸收了大量语内翻译的营养成分，在翻译过程中更有底气，经得起不同文化、不同语言的碰撞而不至于失去自身的特点。宇文所安翻译的中国古典文论就很能说明问题。当然，在面对具体的语言操作层面时，语际翻译所面临的情况要比语内翻译复杂得多，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策略。

2.自律与他律的研究模式(www.xing528.com)

现代翻译理论对翻译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讨论已经形成系统的理论形态。翻译的规律性可以从两个大的方面来考察：自律模式和他律模式。这两个模式是借鉴于文学史的研究模式，他们对于翻译研究的作用也具有一定的普适性。首先，语言的共时性和历时性特征使得语言既受到自身系统演变规律的规约又受到一定历史文化社会语境的影响。其次，译文文本与原文文本之间存在着继承与转化的内部系统关系，同时译文本在译入语文化中的文本交际功能的实现也涉及文本互渗、文化互参等多方面的因素。从语内翻译的情况来看，译文与原文文本之间呈现出在同一语境内文学系统内部的继承关系。文学史及文学理论形态演变的内部规律影响着语内翻译的诸多范畴。“每个文学时代、每个文学流派都有一套特有的手段作为其特征，这些手段体现了文学体裁或者潮流的风格。”“文学史模式的变化就是昔日的文学与今日的文学之间的对立运动。”（王谨，2005：85）因此，语内翻译就成为连接古今文学运动的桥梁，它既传承文学传统又受到文学史模式变化的规约。如果我们把语内翻译的规约形式称为自律模式，那么语际翻译则既呈现自律模式又呈现他律模式。以文学翻译为例，翻译要尊重并保留原作本身的文学性特征，特别要注意制约文学文体的特殊情境、对象、目的及与之相应的特殊表达等因素。如果我们把上述诸因素称为自律因素，那么翻译过程中为适应不同语境而发生的文体功能变异则是受到他律因素的制约。文学翻译是一种以文学语言与读者交流的活动。译者首先在原语的语境里以读者的身份与作者交流，然后以作者的（或共作者）的身份在译入语语境内以原作为依据进行有目的的转化性创作活动。译者的双重身份本身就具有自律和他律的性质。面对译文读者，面对译入语语境的各种不同的参照系数，译文的文本交际功能发生相应的变化，就如同交际的对象、场合、目的发生变化，交际策略也要产生相应的变化一样。正是外部的他律因素的调节与制约，才使得文学翻译在异域社会语境中的接受成为可能。

3.文本生产与接受的研究侧重

西方的互文性理论使得研究者更为关注作者意图与文本意图的区分，文本与作品的区分。克里斯蒂娃对可读性文本与可写性文本的划分是提出文本的生产理论和接受理论的基础。语内翻译的文本呈现出可读性文本的特征，在同一语境内部追求阐释与解读的扩大值。由生产理论的角度来看，语内翻译是在原有的文学文本的基础上精细化、现代化、大众化的过程。文本的概念是在修辞学的范围之内确定的，即使不是语义意义上的实体，也是有意义的、有线索可以追索的。文本体现了以意义为核心记录现实事件的形式意义，而形式本身既有稳定性也可以变化。语内翻译在思想内容上对原文的变化不大，它的创新体现在形式上。新形式和旧形式是可以沟通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语内翻译延长了原文的生产过程。相比之下，语际翻译的情况要复杂得多。首先，语际翻译的语言有些在实际转换过程中会出现缺乏规范性和创造性的情况，而汉语作者抽象的习惯的写作方式也不等于给不同语系的自由解释以一定的依据。其次，语际翻译所涉及的心理的、民俗的、行为方式的、思维的等诸多方面的差异也给文本的线性再现过程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在语际翻译里遵循的是语义优先而不是形式优先的原则，译文的生产过程相对于原文来说总是不足的、不完全的。不考虑上述因素，片面抬高或贬低语际翻译的作用都是不客观的。再者，语际翻译中创造律的递减并不能说明翻译活动的不可能性，而文学性也不能简单的等同于语言的艺术性。如果我们用可写文本来描述语际翻译的文本性质，那么它不但是通向作品、作者意图的线索，更是等待读者因素参与的接受文本。语际翻译不仅要注意原文的生产更要关注生产之后的接受，不仅要照顾当下的读者，而且不能忽略未来的读者。

语内翻译研究是现阶段翻译理论研究较为薄弱的一环。语内翻译有其自身的特点和局限性，但其对于语际翻译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重新认识语内翻译，客观评价其作用，并提出操作性较强的语内翻译批评标准是丰富和发展语内翻译理论的可行思路之一。重估语内翻译与语际翻译的理论逻辑关系，深入研究语内翻译与语际翻译的理论形态，揭示两者之间的理论继承关系，对翻译理论的进一步完善有着重要意义。后续研究的理论空间很大，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