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花列传》翻译与社会化趋向共性

四、翻译社会化趋向共性

翻译是一种社会性行为已经得到研究者共识，近年来，西方翻译理论界三部经典的理论研究读本都突出了这一特点。具体来看，卢特里奇出版社一共出版了三套代表性的关于翻译研究的读本性理论著作，一套是2000年由美国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主编的《翻译研究读本》（以下简称《读本》），一套是2001年出版的英国理论家杰里米·芒迪的专著《翻译学导论——理论与实践》（以下简称《导论》），第三套就是2010年出版的莫娜·贝克主编的《翻译研究批评性读本》（以下简称《批评》）。这三套丛书都突显了翻译研究的社会化趋向。

《读本》一书的特点是按照时间分期，分成五个时期：1900—1930年，1940—1950年，1960—1970年，1980年，1990年。《导论》一书也是遵循时间顺序，但是更突显结构分期，如对等和对等效应，翻译转换模式，功能翻译理论，话语分析和语域分析方法，系统论，文化研究的多样化，翻译的异质性：翻译的隐（显）形，翻译的哲学理论，跨学科的翻译学。尽管这两套书在编写体例上有很大差异，但在理论思想上有相似之处，具体体现在：第一，共同收录或者评价了一些社会学翻译理论，如本雅明的《译者的任务》，维纳和达贝尔内的《翻译方法》，雅克布森的《翻译的语言层面》，奈达的《对等原则》，卡特福德的《翻译转换》，列维的《翻译作为一个决策过程》，赖斯的《文本类型、种类与个体性》，霍姆斯的《翻译研究的名与实》，斯坦纳的《阐释性行为》，佐哈尔的《多元系统中翻译文学的地位》，图里的《翻译规范的性质与作用》，弗米尔的《翻译行为的目的与使命》，勒弗维尔的《文学理论中的文本、系统与投射》，斯皮瓦克的《翻译的政治》，哈蒂姆与梅森的《屏幕翻译的礼貌原则》，韦努蒂的《翻译，社区与乌托邦》。第二，都分析评价了2000年之前的翻译理论研究，并基本遵循语文学阶段（早期翻译理论），结构主义阶段（如语言学导向的翻译理论）和解构主义阶段（文化多样性和哲学理论）三个阶段的翻译理论发展趋势。同时，两本书所分析的理论形态以文学翻译为主，聚焦于理论文本分析。所不同的是，《读本》以收录为主，《导论》是有述有评。

与上述英美两国的翻译研究读本不同，《批评》摆脱了时间分期和结构分期两种现有的读本分类模式，而是另辟蹊径，以主题统领全书，体现出共时性特征，尤其是更加突显翻译的社会性研究。如第一部分的主题是“政治与动态表现”。第二部分的主题是“模式与策略：翻译语言”。第三部分的主题是“文本·话语·意识形态”。第四部分的主题是“权威的声音：机构背景与联盟”。第五部分的主题是“个人话语与关系结构”。第六部分的主题是“少数民族问题：文化身份与生存”。第七部分的主题是“在世界体系中翻译”。第八部分的主题是“文学生产传统”。第九部分的主题是“翻译与战争”。第十部分的主题是“改变的翻译观念”。

如果说2000年的《读本》关注的是翻译纯理论的研究，很少联系文学、哲学等领域以外的当代现实问题，那么2001年的《导论》开始有一点跨学科的性质，但是也是在学理层面的，而且所占的比例较小。而2010年的《批评》读本开始深入到翻译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真实体验，体现出当代生活中各部分的不同声音。在理论研究层面开始了翻译研究的现实转向，特别是关于翻译研究解决现实问题的新途径。例如，民族志翻译研究，限制难民叙事的注册翻译研究，医疗机构中口译员的话语角色，当代人权国家政策翻译中的国家权力和普遍权力，全球化背景下的小语种翻译，作为文学资本与积累的翻译不等值交换，战争与翻译，机器翻译与全球英语等。(www.xing528.com)

从以上的内容分析可见，翻译研究在经历了语文学阶段、语言学阶段、文化研究等几个重要的阶段之后，进一步关注社会现实，越来越突显翻译研究的社会学意义。具体到文本分析，《海上花》的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在社会学意义上显现出共性。《海上花》的语内翻译其社会背景是方言文学和国语文学之间的不等值关系，而《海上花》的语际翻译其社会背景是东方文学与西方主流社会文学之间的不等值关系。具体而言，《海上花》所代表的吴语文学在当时的中国文学传统中不是主导文学，这一方面是囿于吴语文学自身的特点，另一方面也是文学资本的积累所致。中国文学的源头是古代哲学、美学和文论，而以诗为正统的学术研究也深深影响着中国文学的精神。同时，在中国流传日久的科举考试和八股传统也在中国文学的语言导向上起到了为文言（或者官方语言）正名的作用。在主流的文学传统中，特别是在有文字记录的书面文学传统中，方言文学所占的比例很小。从方言文学本身的特点来看，多数的方言文学以各种口头流传的方式在市井民间散布、流传，苏州弹词、苏州评话就是其中讲唱文学的一种。随着出版业的不断发展，有文字记录的吴语文学也开始出现。但因其起源于民间，数量不多，题材有限，多是通俗小说作品，作品质量良莠不齐，甚至包含一些格调不高的色情文学作品，所以流传不远。《海上花》作为吴语文学的一部优秀作品，堪称方言文学的典范。译者将其翻译成国语，是扩大方言文学的社会影响、丰富文学资本的一种途径，其社会学意义要比翻译学意义更为重大。

从国际文学的角度来看，文学的语言群并非总与其所出的国家之国别文学相一致。一些比较重要的语言，如英、德、法、西班牙语的文学作品都具有超国家的特性。这些语言群图书之间的翻译趋势，可以通过对图书的数据统计来分析，这个数据往往跟翻译作品有关。国际翻译数据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二战”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重新出版了关于翻译的统计，自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了一系列统计年鉴。如果我们把国际翻译统计数据和某国国内的更为可靠的翻译统计数据以及从几个案例研究中得出的统计结果相结合，就可以建立一种属于国际翻译体系的动态结构连贯模式。约翰·海伯伦的研究表明，国际翻译体系是一个重要的层级机构，有主要的、半边缘的和边缘的语言之分。除了英语，还有三种语言也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依语言重要程度的降序排列，它们依次为法语、德语和俄语。1980年，它们中的任意一个语言的译本占到国际市场翻译总量的10%－ 12%。其他相关数据还可以推测出，包括英语在内的四种语言囊括了全世界图书翻译总量的3/4，所以，国际翻译体系在分布上是不平衡的，占主导地位的是英语。（参见Baker，2010：304）

翻译更多的是从主流语言向其他边缘化语言进行的语言转换活动，同时边缘语言之间的交流也往往以主流语言为中心。一旦某种语言在社会文化中占了主导地位，那么首先不但该种语言本身的作品和翻译后的那种语言的作品会受到作者、译者和出版商的青睐，而且用这种语言翻译的异国作品甚至会被重译成其他语言。一门语言成为主要语种，其译本的地位也会随之上升。如果一本书被译成了主流语言，并由权威的出版社出版，那么，它马上就会吸引其他国家出版商的眼球。此外，一门语言在国际翻译体系中地位的提高也伴随着被译图书种类的增多。（同上）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海上花》的语际翻译也是边缘语言的文学作品冲击国际文学世界的一种努力和尝试。在《海上花》的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过程中，我们都看到了它的社会化趋向，其共性正如海伯伦的研究表明的那样：

“翻译社会学可能成为文化社会学的一个新的分支，成为世界文化体系研究的前景广阔的领域。而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它能够引起有关文化、国际交流和全球化的社会科学研究，同时带动大量翻译研究领域作品的出版。大多数的翻译研究作品都以多元系统理论为基础，但是要理解目标语文化中的翻译作用，光靠多元系统理论是绝对不够的，因为它并不属于目标语文化中的文学体系范畴。相反，把目标语看作国际体系中的一部分，看作一个民族或超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亦或世界范围内相似语言群的一部分，这是十分重要的。”（Baker，2010：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