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花列传》的翻译研究：文化资本的共性

三、文化资本运作共性

当代法国文化理论家布迪厄热衷于对“文化实践”理论的探索，写出了《实践理论纲要》和《实践的逻辑》两部专著。其中比较突出的概念是“文化再生”理论。在借助政治经济学概念阐述“文化再生”时，布迪厄又提出了“文化资本”的概念：“在社会空间中，弥漫着一种文化资本，它通过继承来转让，投入这种资本是为了使之生成。”（王治河，2004：53）布迪厄的“文化资本”论包括三个形态：第一是身体化形态，这是文化资本的内核，与人对世界的文化体验直接相关，指人通过家庭环境及学校教育所获得的知识、教养、技能、趣味及感性等文化产物。也有研究者称这一层为“体化形态”或者“体化资本”，是指：“一套内化的语言、技能情趣、行为和知识系统，通过生物体本身表现出来，如知识、技能、语言、情趣等惯习。”（刘永兵，2011：123）换言之，这一形态表明了人对世界的互动式体验，并且由于传统的力量而内化为习惯。第二个形态是客观形态，是指文化资本在物质层面的具体体现。研究者也将其称为“物化状态”，即“可传递的、以实物形式体现的文化资本，如图书、各类媒介”（刘永兵，2011：123）。第三个形态是指制度形态，“是一种将个体层面的身体化文化资本转换成集体层面的客观形态文化资本的方式”（朱伟玉，2005：119）。这三种形态实际上是布迪厄将资本概念与文化（或语言）符号相结合的一种尝试，突出了资本作为积累的声望（不论在经济上，社会上还是文化上）。对资本的这种非经济学解读促进了翻译中文化资本运作的研究。例如，杨柳研究了文化资本与翻译话语权利之间的关系，“以皮埃尔·布迪厄的文化生产场理论，分析了翻译文化生产场内资本的占有与翻译的话语权力建构的关系，并对中国翻译如何在世界文化生产场内获取文化资本、建立独特的话语结构提出了个人见解”（2003：8）。曾文雄还研究了文化资本运作与语境干涉之间的关系，指出“翻译文化资本的运作与读者需求、赞助人、原语和译语的文化与语言的声望等语境干涉相互文，以翻译选择、教育作为其运作的基本保障且体现浓厚的民族性”（2012：83）。卡萨诺瓦和海伯伦也研究了翻译过程中文学资本的尊崇与积累，以实现翻译在文学领域和政治领域内争取合法地位。

就《海上花》的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来看，翻译的文化资本在读者需求方面体现出共性。国语版《海上花》的读者群主要集中在文学研究领域，以读者学术研究兴趣为主导。主要研究选题集中在译者主体性、女性主义翻译、语内翻译和翻译策略等几个方面，对其方言翻译有肯定也有批评，既指出有些地方译文流失了原文的神韵，也指出方言翻译本身的困难和问题。英语版《海上花》的读者群也以文学研究者（或爱好者）为主。杨雪曾做过当代英语读者对张爱玲译作认同度的实证调查，表明：“张爱玲的翻译作品得到了大多数当代读者的认可，基本上与对霍克斯和杨宪益夫妇的评价持平，三者的平均分分别为78.75 、78.73和80.75，非常接近，但是读者对张爱玲的评价波动范围较大。这极可能与张爱玲的翻译策略有关。为了更好地传译文化特点和文学创作手法上的特点，译者对异化策略的使用略占上风，因此造成英语读者态度的明显分化：一、那些对中国文化持有特别开放的心态的读者，容易接受和欣赏张爱玲的翻译风格，并且，熟悉中国文学作品的读者倾向于欣赏张爱玲译文，例如，在读过10本以上汉译英文学作品的7位读者中，除1人未回答外，有4位表示了对张爱玲译文的喜爱；二、一般读者觉得张爱玲的译文相当流畅，描写细致，但是某些地方又难于理解。这些地方应该与一些中国文化特点或独特文学创作手法的移译有关，其中异化策略使用较多；三、还有一部分读者由于不了解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基本情况，没有相关知识结构，对来自中国文化的异质成分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张爱玲的译文在很大程度上挑战着他们的阅读习惯，因此他们给出的评价也会比较低。这一事实再次证明，如果异化翻译引起了理解上的困难，或者使用过多，容易遭到读者的排斥。这也正是本次调查中张爱玲的译作不被部分读者接受的原因。”（2007：116）

就文学资本积累的声望来看，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也体现出共性。“在世界文学领域内翻译是使文学获得合理地位的主要武器，也是尊崇作者与作品的权威。翻译的意义不仅取决于译出语与译入语的地位，也取决于被翻译作品的作者在本民族和世界文学领域里的地位。”（Baker，2010：304）韩邦庆的《海上花》在中文世界里一直处于边缘地位，无法与经典的古典小说如《红楼梦》想比肩，其理由正如张爱玲在《海上花》译后记中分析的那样：“百廿回‘红楼’对小说的影响大到无法估计。等到十九世纪末《海上花》出版的时候，阅读趣味早已形成了。惟一的标准是传奇化的情节，写实的细节。上世纪末叶就是这样了。微妙的平淡无奇的《海上花》自然使人嘴里淡出鸟来。它第二次出现，正当五四运动进入高潮。认真爱好文艺的人拿它跟西方名著一比，南辕北辙，《海上花》把传统发展到极端，比任何古典小说都更不像西方长篇小说——更散漫，更简略，只有个姓名的人物更多。而通俗小说读者看惯了《九尾龟》与后来无数的连载妓院小说，觉得《海上花》挂羊头卖狗肉，也有受骗的感觉。因此高不成低不就。当然，许多人第一先看不懂吴语对白。”（2003：308）而《海上花》在英语世界里同样处于边缘化的地位。海外汉学研究者研究中国文学沿袭了“经、史、子、集”的主导文学传统，中国古典诗歌也得到研究者的关注，但是像《海上花》这样的通俗古典小说在世界文学传统中的影响几乎是微乎其微的，连《红楼梦》这样的经典古典文学名著的译本都被部分英语读者理解成“表哥爱表妹”这样的俗套故事，《海上花》就更无法进入到主导文学领域。虽然韩南研究过《海上花》的叙事者声音，这样的研究还是很少。

就文化资本的物化形态来看，《海上花》的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都以书籍全集的形式出版。国语本《海上花》出版17年之后，电影《海上花》推上了市场，又过了9年，英语版《海上花》全集出版。《海上花》翻译过程中的一个难点就是其语言资本的问题。全书人物对白全部用苏白，还有个别方言以音记字。不论在语内翻译中将苏白翻译成国语，还是在语际翻译中将苏白翻译成英语，方言本身的音乐性特征都受到不可避免的损失。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方言作为一种文化资本消解了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的界限。(www.xing528.com)

方言所具有的这种音义的两重性在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中都有专门的论述。索绪尔认为：“人类语言具有上层和底层双重结构，底层结构是上层结构的组成成分，每层都有自身的组合规则。底层的语音单位（音位）总会组成上层较大的有意义的单位，例如词和句子。语言符号不是事物与名称的联系，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的联系。语言符号依据结合、联想而定，此联想由两种截然不同的事物连接起来的心智所引致，但两者都具有精神性，且都居于主体内——听觉印象与概念相连接。换言之，和概念一样，音响印象实际上也只是‘整个精神现象的特征’，是听话者接受这个声音的心理印迹，两者都是心理实体。”（李恒，2011：5—6）认知语言学家Langacker进一步从广义和狭义上解释了这种音义二极性。Langacker认为，音系极包括了所有能表达语言的方式，除了可以通过语音表达的之外，手势语也可以包括其中，体现了语言可感知的、物质性的一面；而语义极在广义上不仅指语言本身的意义，还包括说话人的百科知识等。具体又可分为：（1）仅仅拥有音系极（如音素）；（2）仅仅拥有语义极（如手语）； （3）既有音系极又有语义极的“象征单位”。他指出这三种基本单位是语言得以完成语言象征功能（即一定的形式代表一定的意义）的最低要求，一种语言可以通过对语音结构、语义结构及其两者之间的象征联系，实现充分描写。在狭义上，音系极特指语音这一表达方式，语义极则单指“概念化的特定渠道”。和索绪尔一样，Langacker通过对音义二极性的说明，推导出了语言的能产性。（参见李恒，2011：6—7）

翻译的过程是从上层结构开始，也就是从语义极开始，在两种语言的概念域之间进行转化，对音响形象以及听觉意象的表现方式并不突显。在深层的语义结构和语法结构中，都能看到原文和译文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在文化资本的流动模式中也能看出原文和译文语言及文化声望的相互影响，这在《海上花》的语内和语际翻译中表现出共性。

如果把译者本人也看作是翻译过程中的文化资本，即“身体化资本”，则基于译者张爱玲的文化资本在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中就更加表现出一致性。《海上花》对张爱玲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海上花》所描述的那个古典文学的小说世界她也非常熟悉，不仅因为她本人熟读此类文学作品，还因为她的家世背景里有这样的影子。可以说，在翻译过程中，一套内化的语言、技能情趣、行为和知识系统，通过译者这个生物体本身表现出来，不论是在语内翻译还是语际翻译中，都有着相似的结构形态。而作家张爱玲1956年到了美国之后，无法打开美国的写作市场，转而从事与文学作品阅读有关的文学翻译，首先选择自己喜爱的作品进行翻译，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选择。先把语内翻译做完，这是对作品的内化体验更加细化的表现，是一种纵向的体验，然后再进行语际翻译，这是一种横向的体验。译者在纵横交错中完成了作为文化资本的使命。